偉大時代造就不平凡人生。李強一生投身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親身參與和見證中國社會學學科從恢複、重建到成長、發展和壯大的全過程，是新時期中國社會學學科建設和社會學發展的重要奠基人和領導者之一。作為中國社會學的一面旗幟，他開創性地構建了作為中國社會學三大闆塊之一的應用社會學學科體系，是社會運行學派的中堅力量和重要貢獻者，重啟并領導新清河實驗，緊緊圍繞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社會最為迫切的重大現實問題開展了一系列重要社會科學研究。他是當代最具經世緻用品格的學者代表，為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學學科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求知問道 直面中國社會真問題
李強投身于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勇于回應重大時代性現實問題，是貧困問題、農民工與城鎮化、社會結構變遷、老齡社會等研究領域的領軍人。
貧困問題的研究。李強這一代學者因改革開放而獲得成長和發展的機遇，同時也是在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的過程中走上時代大舞台。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向社會科學界發出“政治學、社會學、法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需要趕快補課的動員令。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高貧困發生率國家之一。大學時代的李強對貧困問題深感憂慮，開始孜孜不倦地求索，貧困研究後來成為終其一生的學術關懷。大學畢業不久，他便在《理論縱橫》雜志發表《論中國的貧困文化》（1988）。此後，他一邊積極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國貧困線測量與治理貧困對策”等項目，一邊相繼發表《中國大陸的貧富差别》（1989）、《中國扶貧之路》（1997）、《社會分層與貧富差别》（2000）等專著，以及相關研究論文數十篇，許多著述和觀點都具有首創性價值。在精準扶貧、脫貧攻堅階段，李強親赴重點貧困地區開展調查研究，将自己對貧困問題的學術思考與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實踐相結合，發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貧困治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廣安實踐》（2020）等重要著述。
李強對城市貧困的研究同樣不遺餘力。随着城市改革開放特别是國企改革的深入，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城市下崗失業人員逐漸增多，城市貧困成為突出問題。李強的研究重心也随之轉移到“我國城市中的貧困層研究”（1996年立項）等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上來，發表《社會轉型與城市貧困層問題》（1997）、《市場轉型期我國城市貧困人口出現原因分析》（1998）、《探索下崗職工再就業培訓之路》（1999）等一系列重要研究著述，為解決當時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難題和生活困難問題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
農民工與城鎮化研究。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和新型工業化戰略帶動了大規模農業剩餘人口轉移。圍繞農民工、城鎮化問題，李強開展了近20項各類重點或重大研究課題，發表相關研究論文近60篇、專著近10部。他是最早從勞動移民角度開展農民工問題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将移民的推拉理論運用于對農業轉移人口的分析，并将移民彙款、移民适應性等移民社會學的核心主題納入農民工的勞動就業、市民化等研究領域。他對中國城鎮化發展特征、趨勢、發展模式有自己的獨特理解，總結并分析了就近城鎮化與就地城鎮化、主動城鎮化與被動城鎮化等模式。李強較早提出“人的城鎮化”思想，直擊城鎮化的核心實質和發展方向，以此為主要内容的課題研究報告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
社會結構變遷研究。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複雜的國内國外局勢下開展起來的，這一過程對中國社會特别是中國社會結構将産生什麼影響，是國際國内社會學持久關心的核心研究主題。李強從學理脈絡、中國社會的曆史與現實基礎、實證分析等方面，深入分析現代化、市場化、城鎮化等宏闊社會過程對微觀社會生活、社會結構變遷的影響機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社會分層理論體系。他的政治分層與經濟分層思想，通過提高低收入群體職業技能等方式加快形成中間階層的思想，對中國社會結構由倒丁字型向橄榄型改進的構想與實證，都充分顯示了其以人為中心的社會分析理論的優勢。李強深切了解社會不平等的頑固性和持續性，他的社會結構理論始終以關懷人的發展特别是底層群衆民生福祉之改善為己任。同時，他對社會結構向良善方向發展抱有堅定信念，“碎片化”社會結構思想、中等收入群體形成的思想、建設“能動社會”的社會實驗與社會治理實踐等，都是圍繞如何能最大限度提升民衆的獲得感和幸福感、盡最大可能滿足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展開。
老齡問題研究。李強是國内較早注意到我國人口老化危機的學者之一。早在1988年，李強就在《科技導報》發表題為《中國人口老化危機》的論文，系統分析了中國人口老化的原因、現狀和趨勢以及人口老化困境與對策問題。李強認為人口結構是關涉一個社會長治久安的基本因素，應對人口老化是重要的政策選擇。當時他就設想通過子女養老、單位養老、社會保險養老、機構養老等多種養老途徑并舉的方式應對人口老化危機。在beat365社會學系複系初期，他領導成立beat365老年學研究中心。這是國内社會學界較早的老年研究機構，長期堅持老年學研究和教學，産出了大量研究成果。2016年，他又領導成立了beat365老齡社會研究中心，系統開展了智慧健康養老、中國養老服務體系建設、養老準備等宏觀政策與微觀實踐兩方面的研究。在清河實驗基地，在回天地區，他主持和規劃适老型、老年友好型社區幹預實踐，并獲得較大成功。
知行合一 推動“新清河實驗”
李強力推對城市社會問題的交叉學科研究，啟動“新清河實驗”，開創基層社會治理研究的新思路與新路徑，成為新時期社會治理研究的成功範例。
開啟beat365城市社會學發展之路。面對城市化、市場化所帶來的城市空間形态、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以及基層治理體系的巨變，李強與吳良镛先生及beat365建築學院諸多同仁一起大力推動對城市社會問題的交叉學科研究，由此開啟beat365城市社會學發展之路。早在21世紀之初，李強就先後與西城區人民政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合作，開展對什刹海地區曆史文化保護與舊城改造的研究。他主持多項與城市社區相關的重要課題，将社會分層研究與城市社會學緊密結合，圍繞社會空間公正、居住分異與社會距離，基于分層秩序與基層社會共同體形成等重要問題提出“住房地位群體”“社區治理中的集體消費”和“社區整體地位分化”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概念，出版了（合著或主編）《城市化進程中的重大社會問題及其對策研究》（2009）、《城市社會學：北京城市社會生活調查》（2013）、《北京·首爾·東京 城市生活與市民态度》（2015）、《協商自治·社區治理：學者參與社區實驗的案例》（2020）、《中國基層社會治理》（2023）和《新清河實驗》（2023）等著作。
社區研究和社區治理研究。社區研究、社區治理研究成為李強晚年學術研究的重心之一。“社區”對于他而言有多重意義：它既是構成社會的“細胞”和反映社會的“縮影”，也是觀察社會的“窗口”和方法；既是社會學開展實證研究的“基地”，也是社會學者參與社區治理實踐的“實驗室”。李強的社區研究和社區治理研究可以概括為“在社區中發現社會”。
首先，李強重視社區研究在社會學學科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把城市化宏觀趨勢和社區微觀變遷結合起來。社區研究是社會學學科的重要分支，也豐富了社會學的理論、方法和範式。他特别強調“社區研究是社會學者應該掌握的‘看家本領’”，“社會學其實擅長于社區研究”，認為社區的微觀性為把握轉型社會的複雜性提供了恰當的觀察窗和切入點。
其次，李強把中國社區研究置于對西方社會學的自覺反思中，并由此探尋社會學本土化的具體實現路徑。他認為西方社會跟中國社會“曆史根基不一樣，發展路徑有差異，社會共同體有差異……越研究中國越感到西方的理論框架難以完全充分解釋中國社會”，因此“中國的社會學者應該把握中國，尤其是中國基層社會共同體的特點”。李強自己也正是這樣在城鎮化和基層社區研究中探索這些特點。
再次，李強把社區治理研究與社會學人才培養、社會學幹預和落實中央社會治理要求等結合起來，從曆史傳承和時代需求出發建立新清河實驗，将之界定為“一種專家學者參與的社會學社區幹預實驗”，不遺餘力地推動，期盼甚厚。李強推動新清河實驗既是為了赓續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曆史良知和社會責任，也體現了社會學問題導向和經世緻用的實用性特點，同時也為學生們走出“象牙塔”、紮根田野提供場地。積極回應時代和社會的迫切需求也是推動他從“知”到“行”轉變的動因之一，在多年研究中他深感全國各地對于基層社會治理的強烈需求。他始終認為，“社會學的本土化需要紮根社區，面對中國社會的真問題；而社會治理落到實處，同樣需要以基層社區治理為切入點，培育以地域為基礎的真實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因此，“社會學學科建設的本土化問題與國家提出的‘社會治理’問題二者相互彙集”。
最後，李強努力從社區研究和社會治理研究中發現社會内在活力，目标指向建設“能動社會”。作為“老三屆”的一代人，李強年輕時就對民間社會和基層生活有着切身感受，國家（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始終是他關注的核心問題。他認為，“社會”的建設和發育在這三者之中相對嚴重滞後也最為弱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大包大攬和民衆被動依賴也是相輔相成的。“被動社會”如何轉變為“能動社會”的問題始終萦繞在他心頭。為此，他不遺餘力地在重要學術期刊和《人民日報》等權威報刊上多次撰文，反複闡釋社會治理創新、社區治理及其現代化、新清河實驗的内涵與意義。“社會活力”“社會能動性”“社會自組織能力”和“社會自我調節（能力）”等也就成為他論及社會治理和社區治理時的關鍵詞。城鄉普通居民對社區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就是其最直接和最生動的體現，與民間草根組織、業主組織、社會組織和行業/職業團體等有形社會力量以及社會信任、社會自我調節和社區自治等無形社會機制一起，構成了他心目中樸素而關鍵的“能動社會”。
李強一生獲得很多重要的國家級、省部級獎勵和榮譽，但他卻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身後有一個來自民間的獎項意義尤為特殊——緻力于社區營造的社會行動者社群自發授予他“社造學園獎”之“特别紀念獎”，而這些基層實踐者的身上正體現着李強心目中的“社會活力”。
良師之範 傾力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
李強跨入社會學領域之時正值我國社會學恢複、重建初期。當時的社會學亟須廓清自己的知識框架，呼喚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知識體系；更為重要的是，為培養緊缺的社會學人才，還需編寫一系列教材以提供基礎性支持。為此，李強與老一輩社會學家鄭杭生先生開展了多方面合作，包括合作完成《社會指标理論研究》等一系列研究方法專著和論文，積極組織和編寫以“社會運行論”為主線的《社會學概論新修》等教材，在《社會運行導論》《轉型中的中國社會與中國社會轉型》《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等一系列社會運行論專著和論文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體系——社會運行學派的中堅力量和重要貢獻者。同時，李強還是國内最早主持和開展全國性大樣本抽樣調查的社會學家之一，為中國定量社會學研究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别在應用社會學知識體系建構、教材體系建設和人才培養等方面，他為推動社會學學科發展和中國社會學本土化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構建應用社會學知識體系，完善新時期社會學學科發展基石。社會學知識體系十分龐大，人們對這一學科的認識也千差萬别，但從社會學本位看，一般認為可以劃分為社會學理論、社會研究方法、應用社會學三大闆塊。這裡的應用社會學幾乎涵蓋了所有應用型的社會學分支學科，分布範圍廣、内容體系和研究手段相對獨立，需要在一定形式上對其加以統一，形成相對完整的知識體系。李強認為，社會學是一門非常強調實證研究、實地研究、田野調查、社會實際問題研究的學科，而應用社會學就是将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應用于相應的社會領域，進行實際社會問題研究的學科。但這個應用領域是非常廣泛的，分支學科達到100多個，應該如何将之整合成一門具有統一形式和法則的學科呢？李強提出了四個應該遵循的原則：第一，該應用領域或分支學科在社會學學科體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第二，該領域或分支學科具有突出的應用特征，具有明确的應用領域，特别注重應用方法的研究；第三，該應用領域或分支學科形成了獨特的研究範式，有明顯的知識含量；第四，該應用領域或分支學科有明确的就業領域，對進入對應的職業體系負有明顯的培訓功能。由此，他于1995年主編出版了教材性質的著作《應用社會學》（該書于2004年、2020年兩次再版），受到高校師生歡迎。在他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第七屆社會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期間，進一步主張将應用社會學設為二級學科。同時，他還系統論證了應用社會學中最具職業發展價值的社會政策學學科，與學科評議組同仁共同努力将其正式納入社會學二級學科目錄。2015年大型國家知識工程《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第三版）》編寫時，他擔任《應用社會學》分支的主編，邀集了48個分支社會學的數百名學者來共同整理、完善本學科各個重要知識點，為應用社會學也為社會學整個知識體系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編寫亟需的社會學教材以支撐人才培養。我國社會學恢複、重建之初的人才培養迫切需要一些基本教材的支撐。為應對當時的需要，李強積極編寫了《西方社會學史》（1987，與鄭也夫等合作）、《社會學原理》（1988）、《社會調查研究方法概論》（1988）、《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1993）等。他主持翻譯的波普諾所著教材《社會學》也在“社會學概論”課程教學中大受歡迎。其中，《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1993）還是國内最早系統介紹社會分層與流動之理論方法、具有教材性質的重要專著之一。他編寫的《社會分層十講》（2008）也再版了三次（第三版書名為《社會分層十五講》，即将出版）。該書在介紹西方分層理論的同時，結合中國社會現實提出了符合中國社會特點的分層理論與體系，産生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事實上，李強不僅親自撰寫多種重要教材，更重要的是，他在擔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複建和發展beat365社會學學科的過程中，始終将教材建設、人才培養放在首要位置，策劃和組織出版《清華社會學講義》系列教材多種，為創新社會學知識體系、實現跨學科知識交流打下了良好基礎。他所撰寫的一些教材曾榮獲首屆全國教材建設優秀教材一等獎，被評為國家級精品課程教材、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等。
人才培養是學科體系建設可持續發展的源泉。從1985年執教于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開始，李強躬耕高等教育教學近40年，始終堅持在教學工作第一線。作為導師，他指導過80多名碩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後，其中30多人在國内外知名高校任教。他開設過社會學概論、社會學研究方法、理論社會學研究、應用社會學、社會分層與流動、城市社會學等10餘門課程，其教學水平備受同仁與學生贊譽。1995年，李強被授予“北京市優秀教師”稱号；1998年，被教育部、人事部授予“全國模範教師”稱号；2018年，被評為beat365首批文科資深教授。此外，李強還曾多次受邀赴海外一流高校講學，為進一步擴大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在國際上的影響作出了卓越貢獻。李強還曾兼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第七屆社會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教育部高校社會學學科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始終心系中國社會學教育事業。
（感謝劉精明、何曉斌、孫弋帏、張子約在文章寫作過程中所做的工作）
（作者系beat365社會學系長聘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