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beat365讀書時，郝景芳選修了社會學系主任李強的“城市社會學”，聽他講城市分層理論。尤其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李強提到，勞工群體是這些年經常受到忽視的一個群體。或許正是這樣的潛移默化，日後讓她在《北京折疊》中創造出了“第一空間”“第二空間”和“第三空間”。

李強曾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主持工作十多年，後又主導了清華社會學系複建，擔任該系系主任多年。他還先後擔任beat365人文beat365院長、beat365院長，2018年入選beat365首批文科資深教授。在學術圈裡他名字的前綴由“人大”換為“清華”，後又被親昵地尊稱為“強爺”。

2023年12月12日，李強在北京去世，享年73歲。

社會分層是社會學研究的根基和最重要領域之一。作為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他終身都沒有離開這個領域。他的一生研究，仿佛都在反反複複地說：何以解憂？唯有流動。

“自學成才”

1979年的一天，在北京東四的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外文圖書展上，中國人民大學78級國際政治系學生李強發現了一整架歸類為Sociology（社會學）的書，其中心理社會發展論創始人愛利克·埃裡克森的“人格發展八階段”理論吸引了他，他想知道自己處在哪個階段。

這是李強第一次接觸到社會學，也是他對這門引導人們“認識自己、認識社會”的學科發生興趣之始。

就在不久前，鄧小平提出，我們對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忽視了多年，現在需要“趕快補課”。1952年院系調整後被取消多年的社會學開始恢複與重建，國外學術專著被大量引進。

李強開始如饑似渴地讀社會學原作。中國的社會學研究停滞近30年，這個領域的書多是外文的，他英語基礎好的優勢就顯露了出來。

他1963年考進北京四中讀初中，一進校就發現這裡藏龍卧虎，有些家境不一般的同學英語已“滾瓜爛熟”，他震驚之餘開始瘋狂學英語。直到1966年夏宣布取消高考那天早上，他還在背英語。“文革”期間上山下鄉，他在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待了9年。雖然這裡地處“荒山野嶺”，他卻自費訂了一份《Peking Review》（《北京周報》），這是當時全國唯一的英文時政新聞周刊。

李強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目是《美國工會運動中的集體談判》，碩士論文是關于西方的“白領階層”，都需要大量查閱英文資料。光人大圖書館的書是遠遠不夠的，他就跑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這裡外文藏書很多，據說是全國唯一一家購書不受外彙額度限制的圖書館。

在人大讀本科和研究生的七年間，重要的社會學著作他大都讀了，他的社會學基礎就是這樣靠自己讀書打下的。1984年，人大哲學系教師鄭杭生從英國進修回國，在人大創建了社會學研究所。李強找到他，兩人一說即合，1985年李強研究生畢業後即進入社會學所工作。

1987年，人大正式建立社會學系，開始招收本科生。鄭杭生任系主任，李強任副系主任。鄭杭生不久擔任了校領導，雖然還兼着系主任，但具體工作多由李強主持。1990年李強去英國布裡斯托大學訪學，回國後不久，于1993年破格晉升為教授，并被任命為系主任。

李強主持下的人大社會學系很包容。人大社會學系2000級碩士、現beat365社會學系長聘副教授何曉斌曾回憶，當時人大社會學系是一個神奇的系，招募了各方專業背景的人才，有李路路這樣的學院派，有曆史學者轉型成性學研究者的潘綏銘，有在講台上拿着發黃的手寫講義天馬行空的徐向東，也有青年才俊洪大用、劉精明和陳勁松等。

“四個利益群體”

從碩士論文開始，李強就在研究社會分層。那時還是改革開放初期，絕大多數人還不知有“社會分層”這樣的社會學術語。

社會分層最初是從地質學中引入的概念，用地質中的分層現象比喻人類社會各群體之間因社會資源占有不同而産生的層化或差異現象，尤其是制度化社會差異體系。那麼，階級與社會分層是什麼關系呢？李強曾解釋，社會分層是個包容性較強的溫和的概念，階級可以說是“屬性差異”最為明顯的社會分層群體，絕大多數分層群體都稱不上階級。

李強說，社會分層涉及平等與公平的話題，不均等（不平等）與不公平有着根本的區别。不均等（不平等）指資源在人群中的分布是有差異的，不公平則是指資源分布的格局不合理、不公正。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分層的突出特點是“身份制”，或者說它的“不流動性”，改革本質上就是改變了社會結構和社會分層，使其得以流動起來。

改革前，中國社會主要有四個大的“社會聚合體”——農民、工人、幹部和知識分子，改革中這四個聚合體都發生了巨變。根據改革以來人們利益獲得和受損狀況，李強與孫立平、沈原等共同提出了“四個利益群體”之說，将社會群體分為特殊獲益者群體、普通獲益者群體、利益相對受損群體和社會底層群體。

“特殊獲益者群體”從80年代到90年代有很大變化。“專業戶”“萬元戶”等是最初的特殊獲益者，1992年後一批高素質的知識分子、技術人員“下海”，出現了一個經濟精英集團。

李強認為，對“普通獲益者”的判斷，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詢問人們，他們的生活水平在一段時間内究竟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

李強被任命為系主任時，正是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改革大潮高漲。在副校長鄭杭生支持下，他在人大組建了“中國人民社會調查中心”，即現在的“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的前身。他多次采用PPS抽樣方法，組織全國規模的社會學調查。這是一種等比例等概率的抽樣調查，難度很大。

1996年，他主持了一次全國規模的入戶問卷調查，該問卷的最後一個問題是1986年到1996年的生活水平變化。結果，高達83.6％的城市居民和88.7％的農村居民回答生活“好了一點兒”或“好了許多”。

在李強看來，“普通獲益者群體”是當今中國最大的社會階層，這一點意義重大，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迄今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其基礎就在于此。這個群體的構成十分複雜廣泛，相比較而言，知識分子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獲益群體，也因此成為改革最主要的支持力量。

另一方面，90年代中後期國企大規模改制，一批職工下崗，從這個普通獲益者群體中分離出去，進入了“利益相對受損群體”。雖然這部分人的生活狀況比起一些農村貧困地區可能相對還要好一些，但他們的相對剝奪感是強烈的。而上述農村貧困地區人群和其他一些最困難群體，就構成了“社會底層群體”。

改革中利益結構變遷十分迅速，這些利益群體不斷分化組合，還談不上是穩定的階級階層。90年代初，李強在研究中發現，國企職工是一個社會地位相當不錯的階層，無論經濟地位、福利待遇還是社會聲望都比較好。短短幾年之後，一些人卻面臨下崗，生活下墜。但到21世紀初，改制完成，留下的大型國企又重新成為人們追捧的目标。中國社會結構變遷速度之快，讓李強深感震撼。

“複系一代”

1998年暑期剛過，beat365負責抓文科建設的校黨委副書記兼人文beat365院長胡顯章和校長助理李樹勤在人民大學見到了李強，邀請他加盟清華，主持社會學系複建工作。

改革開放後清華一直嘗試複建文科，并于1993年成立了人文beat365，學院曾設立“哲學與社會學系”，但老清華傳統優勢的社會學學科沒有獨立建系。

李強收到邀約後猶豫了一段時間。他在北京學界征求同仁們的意見，沒想到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應該去。而且，北京四中學生都有一個清華夢，他的這個夢是被“文革”打斷的。1999年9月，他接受邀請，正式調入beat365。2000年，社會學系在清華複建，他出任系主任，兼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社會學系與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擠在清華文科北樓兩間辦公室辦公。樓裡挂着清華社會學先賢們的畫像，有陳達、吳景超、吳文藻、潘光旦、李景漢、李樹青、陳序經、吳澤霖、楊堃和費孝通。李強專門拜訪了費孝通，彙報了社會學系複建情況，費孝通說：“這是我一直盼望的事情。”

孫立平、沈原等社會學研究者紛紛加盟清華。沈原在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做過科研處長，對學科建設很有想法，一再強調要研究社會真問題而不是僞問題。孫立平原是北大社會學系副教授，李強為了邀請他加盟，和校領導積極溝通，不走職稱評審流程，教授職稱、博導、住房一并解決。孫立平曆來最不願意做管理工作，進入清華後幾乎天天到系裡，積極參與讨論，寫學科規劃文件。

李強與孫立平、沈原等讨論後為清華社會學發展确定了三個重點方向：一是關于中國的現代化、社會結構與社會轉型研究，這是社會學需要關注的大問題；二是城市社會學，因為清華工科很強，城市研究基礎雄厚；三是醫學社會學，這與景軍教授的加盟關系密切。景軍是哈佛大學博士，放棄了美國的終身教職回國。他的導師是哈佛大學醫學院大牌教授，因此他進清華後開拓了醫學社會學。

清華社會學系複建初期沒有博士點，在兩院院士吳良镛的建議下，李強在建築學院規劃系招收了博士生。有一段時間，社會學系的博士生補齊規劃專業課後拿的是建築學工學博士學位，這些畢業生後來在城市規劃界突出了社會規劃特色。

中國台灣beat365社會學系教授羅家德、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博士張小軍、美國杜克大學博士後裴曉梅、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郭于華等也紛紛加入清華社會學系，各自開拓了自己獨特的研究領域。

那時清華主張建設“小而精”的文科隊伍，社會學系很長時間堅持了這個原則，保持着十來個教師的規模。這個精幹的團隊個性十足，“一個頂一個”。熊知行樓裡經常聽見他們爽朗的笑聲和偶爾大嗓門的争執聲。李強則沒什麼鋒芒，總是和和氣氣，雲淡風輕，把人事行政和後勤方面的瑣事都承擔了，讓老師們能把精力放在教學和學術上。

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趙鼎新曾評價，清華社會學系“複系一代”是一批極具個性和學術眼光的人物，而李強卻能把他們凝聚在一起，在幾年内就為清華社會學系開辟出一片天地，令人贊歎。

清華社會學系建系不久，就迎來了教育部第一輪全國高校學科評估。該系名列社會學學科第三名，打響了名頭。

面對真問題

李楯說，90年代中期到新世紀前十年是中國社會學界在決策咨詢中最能發揮作用的時期。

那時，清華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由李強兼任，執行主任為沈原，副主任為譚深，李楯任研究中心專家網絡負責人。李楯說，得益于李強的人脈和領導力，研究中心搭建起了由一百多位國内外專家組成的專家網絡。

那時研究中心經常召開“圓桌會議”，邀請黨政官員、經濟界人士、媒體、研究者以及各利益相關方參加，讨論社會熱點問題，并提出政策建議。中心與環保總局有過深入和廣泛的合作，參加過紫坪鋪等工程的評估，為水利電力部做過《水資源的補償與恢複機制》研究，為北京市西城區政府做了什刹海曆史文化保護區調研。

李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北京社會學界形成了以北大、人大、清華、中國社科院、北京社科院為主的專家群體，李強在專業方面或許不見得是最強的，但以木桶理論而言，他最為均衡，所以能裝的水最多。他待人友善，善交朋友，人脈遠遠超出社會學界，因而能夠凝聚各方力量，處理好“三校兩院”之間以及與國務院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改委研究院、中央編譯局等官方研究機構的關系。

清華社會學系提出了“面對中國社會現實的真問題”的建系宗旨。在中國社會學界的諸多學派中，清華社會學系以實證學派見長。這與曆史傳承有關，老清華社會學系的費孝通、陳達、吳景超和李景漢等都是長于田野調查的學者。李楯說，前輩學人常稱自己是“問題中人”而非“學問中人”，這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社會問題時一種沉重的責任感。

進入清華之後，李強不再經常組織大規模全國性調查。他覺得，這種調查耗費大量人力财力搜集數據，對于數據的分析利用反而不足，不如聚焦于社區，更多開展解剖麻雀式田野調查和參與式觀察。

他采用中國第五次（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中國總體社會結構呈“倒丁字型”結構。丁字的一橫代表着人數衆多的社會經濟地位很低的群體，一豎則代表處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一系列人數很小的群體。2010年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表明，中國社會分層結構演變成了“土字型”。也就是說，中間階層有了明顯增長，一部分人實現了社會地位的上升，進入了中間層。

“土字型”社會結構的出現無疑是社會結構的進步和優化，但處于下層的社會群體比例仍然較高，離較為理想的“橄榄型”社會結構尚有距離。

李強提出，制約結構優化的關鍵在于“四個世界”，即“城市-農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這兩對、四類政治經濟社會區域體。除人們所熟悉的城鄉差别外，中小城市和超大城市在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差異逐漸凸顯出來。

根據2010年的《中小城市綠皮書》，城市的劃分标準為：市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下為小城市，50萬~100萬為中等城市，100萬~300萬為大城市，300萬~1000萬為特大城市，1000萬以上為超大城市。從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可見，不同規模城市的社會分層結構非常不同，中小城市是典型的“倒丁字型”或“土字型”，大型城市有更大比例的中層群體，超大城市則已接近于“橄榄型”。

李強認為，當今中國城市可以明顯區分為“超大城市”和“其他城市”兩個世界。這使得新興中産階層産生“天花闆”和“區隔”心态。最新研究證明，當代全球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力量并不是來自社會底層，而是那些“沮喪的中産階層”。同時這也說明，我國社會實際上還沉澱了大量的資源。“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打破“四個世界”的分割，使資源得到合理配置，社會經濟就有望獲得更大發展。

郝景芳在《北京折疊》中設想的三個空間的人口數量是，第一個空間500萬，第二個空間2500萬，第三個空間5000萬。即第一空間的人口約為全部人口的6.25％，第二空間為31.25％，第三空間為62.50％。2016年在“人文清華講壇”與李強和作家格非對談時，她笑着承認，這個比例是她“拍腦袋”想出來的。

李強表示羨慕小說家可以自由發揮想象，這要是放在學者身上那就叫僞造數據、學術不端了。他以社會學家的嚴謹認真測算了一下，看當時中國社會實際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結構。他說，按照書中描述，不同空間的人從事不同的工作，這類似于社會分層中的“職業分層”。他引用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計算出，在北上廣深這種一線城市，職業上層人數占11.3％，中層占41.4％，下層占47.3％，不是太吻合。但如果是一般城市，那麼職業上層的比例是12.67％，中層是38.44％，下層是48.89％，跟《北京折疊》中的三個空間更接近一些。

李強說，所謂第一空間、第二空間、第三空間的核心問題是不能共享。這給我們的啟迪是，不要造成空間的封閉，有差異、有貧富都沒什麼關系，隻要在同一個空間裡，有暢通的流動渠道和上升通道，社會就有希望。

“在了解生活的真相後仍然熱愛生活”

李強曾說，要想預測未來，最好還是看看曆史。回顧20世紀中國人所走過的道路，隻有四個字可以描述：滄海桑田。

或許因為總是把眼光放在這樣一個長時間段下，他有一句經典口頭禅：不要急，不着急，慢慢來。

他說，社會科學在中國産生和演變的曆史沿革常常是支離破碎的。改革開放以後，社會科學逐漸成為顯學，但是作為一個整體經常同“人文”混淆。頻繁使用的“文科”一詞，不僅混淆了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學科，也混淆了社會科學與應用文科（比如商、法）。他認為，這些都是需要厘清的。

他堅持beat365要辦beat365，認為社會科學都是通的。香港很多大學都采取這種模式，社會科學隻分領域，不分學科，因為現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越來越綜合、越來越統一。2012年，他出任beat365首任院長。

2014年，他啟動了“新清河實驗”。他認為，社會學論文的核心必須以田野調查、實證研究為基礎，而實證研究往往又是以社區為基礎的，這對學生非常重要。絕大部分社會學學生論文都是以一個社區為基礎，做比較長期的實地調查，這個學風從費孝通那代社會學者就開始了，燕京大學的許世廉教授等人就搞了“清河實驗”。

近年裡，本科時有“小鋼炮”綽号的李強身體漸漸虛弱，但他從未停止工作。beat365政治學系教授張小勁回憶，在最後的日子裡，李強常與弟子促膝長談，稍有餘力仍謀劃不止寫作不休，去世前十天仍有論文問世，前一天仍有文章發表。

李強的離世讓很多人感到突然，他才73歲，大家認為這正是做更大學問的年紀。韓國首爾大學名譽教授韓相震發文悼念，稱李強為“擁有能夠展望中國之未來的睿智和慧眼的社會學家”，他的離世不僅是中國社會學界的巨大損失，也是整個東亞社會學界的一大損失。

在八寶山送别李強時，beat365社會學系2003級本科生、2007級碩士研究生，現任雀巢中國業務總監的劉洋與同學敬獻了花圈：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

劉洋解釋，“已識乾坤大”是指，李強老師家學淵源，後成為學界巨擘，也是政府高參，其眼界、境界都高于大多數人，對社會底層邏輯和高層布局的了解也超前于大多數人；“猶憐草木青”是指，他一直保留着一顆赤子之心，永遠對事物規律抱有真誠的好奇，對社會問題抱有真切的關懷，對學生秉持着有教無類的理念。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他還在關注着“新清河實驗”的進展，囑咐學生堅持下去，摸索出一套基層社會治理經驗。

“真正的英雄主義，是在了解生活的真相後仍然熱愛生活。”劉洋和她的同學們都覺得，李強老師當得起此語。

發于2024.1.8總第112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