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社會公正 情歸水木清華——緬懷導師李強教授

肖林

（beat365社會學系2001級（碩）、2004級（博），現就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北大醫院病床前，隔着層流床罩我對導師說：“您一直是學生們的榜樣，即便在生病的時候也是。工作上的事情不要惦記，有鄭路老師他們會幫着處理。您一定會好起來的！李老師，加油！......”老師睜開眼睛看着我，他能感受得到或許也想說些什麼。我默默地站在他身旁，隻想此刻能給他傳遞力量——傳遞他曾給予我的那種力量。

大雪紛飛之際，先生駕鶴西去。對于這位著作等身的傑出社會學家而言，73歲或許正是他最睿智最成熟的年紀。半年多前，李老師曾為在《社會學研究》網上投稿系統遇到的技術問題專門來電咨詢；兩個多月前在治療期間他又給我電話，談及的依然是正在修改的投稿論文，沒想到這竟成為他生命的遺篇。我驚訝更欽佩老師對學術近乎忘我的勤奮，蓬勃而堅韌的熱情！即使重病纏身也筆耕不辍，我想這應該是他内在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然。老師去世當晚，我寫了副挽聯懷念他——“訪民生求真理心系社會公正，咨國是育桃李情歸水木清華”。

尊重科學和求真務實是李強老師最濃郁的學術底色。他聲名聞達于海内外學界的代表作正是對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和社會分層與流動的出色實證研究。李老師早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帶領學生爬山涉水也要完成對偏遠地區樣本訪問的事迹為衆人所樂道。但鮮為人知的是，他也是國内最先探索以居住點地圖繪制和完全列舉（enumeration）方法來改進既有抽樣框、提高樣本代表性的學者。

社會學定量研究範式的科學方法基礎是抽樣調查和統計推斷。中國快速城市化和超大規模人口流動導緻僅依靠原有戶籍或常住人口官方登記數據作為抽樣框會出現系統偏差，抽樣代表性和數據準确性也難以保證。2002年到2004年間，李強老師與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著名社會學家Don Treiman和統計學家William (Bill) Mason兩位學者共同開展了一項國際合作研究“中國城鄉居民生命史調查”。此項研究的艱難之處不僅在于要完成曆經無數輪修改、動辄個把小時甚至更久的詳盡問卷訪問，更痛苦的是首先要實地測繪居住點地圖并制作抽樣框。為此，當時我們幾個研究生（曉斌、振華、吳春、海輝、鵬飛、李洋、劍波）轉戰于南北東西四個城市（特别是在城鄉結合部和城中村），手持GPS定位設備将所有可能住人的居住點（公寓、宿舍、工地、飯館、商店、臨時窩棚，甚至流浪露宿的街頭、橋下）悉數繪制成地圖冊并編碼，再以地毯式訪問列舉出全部成年居住人數彙總形成抽樣框，最後才進行随機抽樣和問卷訪問。

2004年課題組在北京（左）和蘇州（右）城鄉結合部用GPS繪制的居住點概略圖

李強老師那時院系領導事務日益繁重，但隻要一有時間就和我們一起深入田野。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有一次在昌平某村調查時正值大雨滂沱，各家各戶院落積水很深無從下腳。正當我猶豫該如何是好之際，李老師已敏捷地彎下身撿起地上幾塊磚頭一塊接着一塊地放到水中，臨時鋪就了一條通往前方的“小路”，我趕忙跟上了他的腳步......或許這是他們這代人閱盡人生風雨後才有的毫不遲疑。無論是流動人口研究還是曆史文化保護研究，李老師都帶領我們在問卷設計—試調查—修改—再調查—再修改的反複過程中不斷精雕細琢，他言傳身教的嚴謹态度多年後亦不敢忘。我想，人們在博物館欣賞曆代藝術珍品時大概很少會想到考古挖掘工作日複一日的平凡、瑣碎和辛苦。在一個精緻利己、沽名釣譽者衆的浮躁年代，李老師甘為學術研究的基礎性工作下不為外人所見之苦功夫，源于他堅持以科學求真的态度格物緻知，一如清華老校歌所唱——“服膺守善心無違”。

2004年李強老師帶領研究生在海澱區徐各莊村調研

李強老師社會學量化研究的背後始終充滿了濃郁的人文關懷。他用“國際經濟社會指标”（IESI）分析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後發現，21世紀初的中國社會結構呈現出“倒丁字型”顯著特點。這一精準刻畫社會分層的重要發現産生了廣泛的學術和社會影響，繼而他又用六普數據揭示出社會結構向“土字型”演變的發展趨勢。幾十年來李老師念茲在茲的核心關懷就是如何促進社會底層向上流動、不斷擴大中産階層，從而使中國社會結構從“倒丁字型”和“土字型”逐步邁向更為公平合理的現代“橄榄型”。追憶二十多年來跟随李老師求學和研究生涯，我的腦海浮現出不同調研場景下一張張具體的面孔：偏遠山村裡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農、“城中村”陋棚趴在地上無人照看的幼兒、初中辍學走出深山千裡之外打工的小姑娘、七八個人睡在縫紉機頂的架空木闆上的制衣工、三代同堂蝸居一室對舊城改造既盼又怕的大雜院居民、當年單位榮光不再卻不斷咀嚼回味的國企下崗職工......他們是抽樣調查的樣本和田野訪談的對象，也是中國社會結構中龐大底層的代表，更是努力改變自身命運的普通中國人。青年時代的李強老師亦身處其中，他把在北大荒幹農活做木匠的親身經曆和參與式觀察的生活感悟轉化成為底層民衆發聲的文字。用李老師自己的話一言以蔽之——“給每一個人上升流動的機會”！

2016年李強老師在“人文清華”講壇做題為《中國離橄榄型社會還有多遠》的演講

2004年課題組在成都金牛區洞子口鄉的制衣手工作坊調研

在與學生日常讨論聊天時，李老師經常把深刻的學術洞見寓含在通俗易懂的生活實例和樸實無華的言語之中。他用在人民大學時期的高考招生故事讓我們深感教育公平和機會平等的彌足珍貴；他以百年老字号傳人的家庭變遷讓我們理解建國後的社會分層機制不僅是經濟的更是政治的；他舉例出訪考察的大都會中尋常小店街邊随處可見讓我們明白市民之城不在于壯觀富麗堂皇而在于其細微之社會肌理；他不無得意地向我們說起上山下鄉時自己木工手藝很不錯會打不少家具，緊接着又憂心忡忡地指出許多農民工已具有高水平技能卻并沒有被納入正式職業技能等級評定也沒有獲得相應的社會聲望，制度性社會認可的缺失嚴重阻礙了其地位上升。後來他将此觀點寫成文章，針對農民工群體“有技術無地位”的長期困境提出恢複“八級工制度”的政策建議。多年以後，我随王春光老師赴江蘇太倉做調研。在當地一所中德合作辦學的職業技術學院座談時，了解到其獨特教育方式所培養的技工在衆多企業中很是搶手，不僅收入可觀而且社會聲望也不亞于公司白領，名副其實地邁入中産階層行列。我不由地感佩李老師的遠見卓識，也更理解了他為“農民工”轉變成“大國工匠”不斷鼓與呼的深意。

正如在滿院積水中鋪就的那條“小路”，李強老師直面真問題、勇拓新領域，俯首為後學成長架橋開路，亦為學術普惠公衆不惜餘力。他對複建清華社會學和發展清華社會科學貢獻更是開拓性和巨大的。建系伊始，李強老師與沈原老師、孫立平老師等齊心協力為師資引進、課程開設、教材建設、前沿探索、學術交流而殚精竭慮，使清華社會學複系後的十年成為聲譽日隆、影響廣泛的黃金時期。特别是他們苦心邀請了多位海外頂尖華人社會學家來清華開課授業，清華、北大和人大三校社會學學生與年輕教師共聚一堂求知若渴，一時傳為學界佳話。繼而又編輯出版了惠及廣大莘莘學子的“清華社會學講義”系列教材（周雪光老師的《組織社會學十講》、趙鼎新老師的《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羅家德老師的《社會網分析講義》和李強老師的《社會分層十講》等），為國内相關領域研究開啟新格局奠定了重要的學科基礎。在互聯網和網絡教育資源遠不如現在普及發達的二十多年前，李強老師和李楯老師等幾位友人一起攜手首都圖書館（後更名為“國家圖書館”）精心策劃舉辦了面向社會、頗有影響的學術名家系列講座，推動學術研究走入大衆成為社會“公器”，系裡的研究生都曾參與講座錄音的文字整理工作。

2005年李強老師課後被求知若渴的同學們“圍堵追問”

2007年清華社會學系的老師們在新春聯歡會上集體表演節目

2004年李強老師邀請美國著名社會學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來清華社會學系做講座并聘其為客座教授

2005年李強老師聘請著名華人社會學家周雪光為清華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清華社會學講義”系列出版物

作為早年入學清華的強門弟子倍感幸運和珍貴的是，能夠近距離領略李老師“談笑有鴻儒”的朋友圈風采。無論是在課堂、講座、會議還是飯桌上，我們都耳濡目染地受到諸多海内外傑出學者（丁學良、鄭也夫、趙鼎新、周雪光、邊燕傑、楊大力、陳光興等）的無形熏陶，聆聽他們的真知灼見、感悟他們的家國情懷。回想起當年李老師與群賢暢議家國天下，他時而溫和堅定、時而激情飛揚、時而娓娓道來的畫面又浮現于眼前。留給我最多記憶的是李老師的笑容，無論是和藹的、開懷的、淡淡的，還是天真如孩子般的......我戲稱兩位高大威武的師弟站在他身旁像護法門神，他笑；我在讨論中自以為是而忘乎所以，他也笑；我憤憤于别人對他的怠慢與不敬，他還是笑......疫情期間一次與老師偶爾電話長聊，我聽到的卻隻有他深深的憂慮和難言的沉重。

清華城市社會學的開拓發展更體現了李強老師秉持“開放社會科學”的視野和胸襟。在吳良镛先生的關懷支持下，李強老師和沈原老師與清華建築學院多位老師深入探讨共商，攜手開展什刹海曆史文化保護與舊城改造等研究。李老師帶領我們與對曆史文化保護如拳拳赤子的建築學院老師（秦佑國老師、左川老師、毛其智老師、邊蘭春老師、張傑老師等）和博士碩士研究生（邵磊、焦怡雪、王亮、井忠傑、張旸等）在會議室裡熱烈讨論、鐘鼓樓下走街串巷的場景時隔多年仍曆曆在目。清華、人大社會學系學生與清華建築學院學生從社會--空間的雙重視角、攜手入戶調查家庭和居住狀況（問卷+繪圖）的“1+1”方式至今在國内也是獨樹一幟。他重視學科交叉融合所培養的學生中既有從城市規劃和建築學“皈依”社會學專業，也有從社會學跨界投身到城市規劃領域。李老師始終關注物質空間背後蘊含的文化意義及其社會生産，他在多年研究中結合中國實際帶領學生提出“住房地位群體”概念，總結中國城鎮化的不同“推進模式”，更倡導“人的城鎮化”核心理念——這又何嘗不是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呼籲“對城市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的時代回聲？當年我的博士論文選題側重于對舊城改造政治經濟學邏輯及其社會後果的分析，為了讓我更好地獲得指導，李老師特意邀請了國内城市社會學造詣很深的陳映芳老師和鄭也夫老師等來參加論文開題，答辯時又專門邀請了社區研究頗有建樹的王穎老師和夏建中老師等參加。後來無論他讓我去不同場合講住房問題、社區治理還是基層協商民主，無論面對面交流的是清華本科生、中規院大腕還是卸任高層領導，這對我而言既是信任更是鍛煉。李老師甘為人梯提攜後學的例子在同門、同系和同行中更俯仰皆是。

2004年李強老師帶法國、意大利學者在什刹海白米斜街調研

2009年李強老師與筆者在博士論文答辯會後合影留念

晚年的李強老師更加注重曆史脈絡、本土經驗和基層實踐。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燕京大學楊開道、許世廉先生等社會學家心系凋敝農村、投身社會改革開創了“清河社會試驗”，倡導“中國社會學者必得認識本國社會，方能産生本國社會學”。李強老師重啟“新清河實驗”對之寄于高度期待更傾注了大量心血，即便疫情期間仍深入社區調研。“新清河實驗”不僅是為了赓續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曆史良知和社會責任，促使社會學專業學生走出“象牙塔”紮根田野、更好地認識社會和參與實踐，同時也反映出李老師晚年學術思想和研究風格的重要轉變（從西方理論到中國邏輯、從宏觀數據到微觀田野、從知識生産到實踐參與）——繼承發揚中國社會學自吳文藻、費孝通先生以來見微知著的社區研究傳統和看家本領，高度重視從“基層社會共同體”中去發現中國社會區别于西方的獨特邏輯和自身脈絡。三年前李老師囑咐我寫一篇對實驗的階段總結文章，我也向他訴說了在實踐中時常有如“西西弗斯”（Sisyphus）般的無力感與苦悶。在老師的鼓勵和建議下，我重讀了費老的《中國紳士》、《皇權與紳權》和《基層行政的僵化》等經典作品，進而提出“社會學的行動力”并從學者與權力的關系角度分析“社會學幹預的中介效應”的特點與局限。我想，把該文最後一段話獻給以躬行求真知的李強老師是很恰當的：“其實，無論是寫作發表、公開言說還是實際參與，都是廣義行動的一部分。面對巨變，學者作為社會的一分子無法置身事外。畢竟，學者所要尋找或培育的‘社會’從來也不在我們身外。相反，我們自身正應是社會中‘有機’的一部分。”

“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當年陳寅恪為紀念王國維先生寫下了這段銘刻于碑不會湮滅的文字，紀念碑在清華一教北側日夜矗立無言而又時刻啟示着一代又一代薪火相傳的新老學人。先生已去，思念不止。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惟此科學求真之精神、公平正義之思想、厚德載物之風範、知行合一之品質，不滅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