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我永遠的導師李強先生

何曉斌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2000級碩士，目前為beat365社會學系長聘副教授）

在李老師病重和去世的這一個月以來，自己的心情一直處于陰霾之中，久久不能散去，不想做事，不想思考。在12月12日李老師永遠離開我們前的最後兩周，我跟鄭路老師、劉精明老師幾乎每天都去醫院看李老師，每天都在琢磨是否還能找到治療突破的辦法，希望真的有奇迹發生。但李老師終究還是沒能醒來。那一日回家途中因為心情不佳跟出租司機師傅口角了幾句，回到家中想到這麼多年從來沒有看到李老師發過任何一點脾氣，自己竟學不到李老師萬分之一卻再也沒有機會聆聽恩師的教誨，我放聲痛哭，無法自抑……

當思緒回歸正常時，我開始努力回憶跟恩師相處的點點滴滴，希望通過回憶能夠把恩師的思想、品德和故事記錄一部分下來，盡管這種回憶和懷念還帶着痛……

一、李老師領導的人大社會學系：一個神奇的系

我于1996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從小在小地方長大的我其實對于社會學這個專業并不熟悉，當初填寫這個專業（我填的是第二志願）是因為招生簡章上寫着這個專業學習的内容特别廣，有經濟社會學，社會分層與流動，家庭婚姻社會學等。我當時想進入大學就該多學點東西。還有，這個專業當時某官方的排名是全國第一。事實上，當年進入人大社會學系的同學分數都挺高的，不少（包括我）都是本市本縣的狀元，而且上了北大的錄取分數線（當時清華文科類專業極少）。人大社會學系當年是文理兼招的，最神奇的是招到了當年浙江省理科全省第六名，甯波市理科狀元胡松華，這家夥的第一志願居然是社會學，而當年我們本科錄取的29名學生當中，隻有4人是第一志願填寫社會學的。

當時李強老師是社會學系的系主任，學術上已經鼎鼎大名，特别是在社會分層和農民工群體的研究方面。當時的人大社會學系也是一個神奇的系，招募了各方專業背景的人才，有李強、李路路老師這樣的學院派，有中學理科老師出身，觀點新奇，語速極快，口若懸河的人大“四大名嘴”之一ZXZ，有曆史學轉型成中國性學第一人的潘綏銘，還有在講台上拿着發黃的手寫講義上課不知所雲的徐向東，更有當時剛剛做老師的青年才俊洪大用、劉精明和陳勁松老師。在這樣一個自由包容的學習環境中，學生對于這個世界的認知是多維和開放的。而且當時的人大學生，不但學習專業知識，不少也投身正在興起的“市場經濟”，兼職家教，編書賺錢（包括本人），真的是一個國退民進的時代啊。而且李老師領導的人大社會學系，師生關系融洽良好，當時的社會學系辦公室主任徐思蓮老師還是95級本科生的班主任，她不僅僅花了很多心思像媽媽一樣關心照顧95級的本科生，也特别讓95級的學生照顧幫助96級的本科生，所以當時我們跟95級的師兄師姐關系是非常好的。可能也正是這樣寬松包容的氛圍，才有了劉強東這樣的商業人才吧。

1990年代李老師與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同事及國際學者合影

記得李老師給我們上的是社會分層的課，1999年我們大三的時候，是在人大教二或者教三一個不大的教室上的。李老師上課的特點是自己調查的經驗資料特别豐富，給我們介紹了社會分層的基本概念，中國社會結構和各個社會階層的一些基本現狀，并分析其趨勢走向。還有一個特點是，李老師中西結合，當時能夠能供研究的英文資料是非常少的，而李老師還常常會找些英文資料作為上課輔助材料來讓我們讀。當時作為本科生的我，跟李強老師除了上課，并沒有更多的單獨交流。但是我記得我本科階段就讀了李老師在《社會學研究》上發表的論文《政治分層和經濟分層》，當時就驚歎李老師能把複雜的中國社會現象和變化用比較簡單但重要的概念闡述地清楚而深刻。

當時的人大社會學系也非常重視社會調查，李老師主建了社會調查研究中心，不少老師都主持大大小小各種基于調查的研究課題，我也有機會接觸和參與社會調查的某個環節，盡管參與最多的可能隻是出去做問卷調查和數據錄入環節，但這無疑顯著提升了我社會學的思維方式，訓練了我接觸和把握真實社會的能力，為以後的學術之路奠定了基礎。

二、加入強門：李老師為我打開認識中國和世界的大門

2000年初，我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本系碩士研究生，面臨選擇導師的問題。當時确實想好好做學術，也知道李老師當時正在調往beat365，但我不确定李老師是否還在人大帶學生。我就抱着試試看的心理給李老師寫了一封信，介紹了一下自己的家庭背景，考研成績和未來從事學術的決心。因為離正式開學還有一段時間，李老師并沒有馬上回複我。不過，大概到了那年暑假的時候，忽然有一天李老師就給我打電話，讓我參加他的課題會。這意味着我正式加入李老師的課題組，成為他的弟子了，而且我成為了李老師在人大招收的最後一個碩士研究生。在人大比我早一年跟随李老師讀碩士的還有吳善輝師兄（後去杜克大學社會學系讀博士）。那時正處于清華社會學系的創立初始，李老師非常忙碌，有時候給他打個電話，他常常在開會。同時，李老師又承擔了不少的研究課題，我跟吳善輝師兄幾乎每周都要騎車去清華的文北樓開課題會。那時的清華社會學系也沒有單獨的辦公樓，都是比較簡單的辦公條件。碩士研究生期間，據不完全統計，我應該參加過李老師大大小小的課題不下10個，包括水利部的水資源補償與恢複機制研究，團中央的古詩文誦讀項目，豐台區流動人口調研，與當時杜克大學社會學系周雪光老師合作的企業間合同關系研究，與UCLA社會學系Donald Treiman, William Mason教授合作的中國城鎮居民調查等。因為參與這些研究項目的數據搜集工作，我被派到全國各地區調研，包括河南南陽、駐馬店、漯河、甯夏銀川、河北等地，讓我有機會到祖國各地體驗風土人情并進行深入考察，20年前調研期間的一些場景如今仍曆曆在目。比如，當時我跟甘滿堂師兄為水利部委托的水資源課題一起坐火車去甯夏銀川調研，當我們一起走出銀川火車站時，前來接站的甯夏水利廳的同志打出了“歡迎beat365教授到銀川考察”的字樣，讓當時還隻是碩士生的我享受了一次beat365教授的待遇。而當時我為了去調查随機抽中的一家農戶，窮盡了各種公共交通工具之後，最後是坐着三輪車去找的這家農戶，最後有沒有找到這家農戶已經不記得了，隻記得自己一個人坐着三輪車在蒼茫的西北大地上緩慢前行……。還有一次，我去河南确山縣一所小學做團中央推廣的一個古詩文誦讀項目的效果評估調查，當我一個人前往那個小學時，看到學校門口二十餘位老師學生排成兩隊夾道歡迎，還有一名少先隊員上前來給我獻花并給我帶上紅領巾，我又一次體驗了當“領導”的滋味。正式這一次次的赴各地的社會調查，讓我親身體驗并理解中國各地和各個社會階層的真實面貌和特征。

2001年李老師團隊和Donald Treiman 團隊一起就餐

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參與李老師的研究項目，讓我有機會跟國際一流的學者讨論和學習當時最前沿的社會學問題和研究方法。大約2001年的時候，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國際職業聲望量表的發明者之一，Donald Trieman教授 和抽樣方法專家William Mason教授 找到李老師，說當時正在申請一個非常大的美國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希望能夠用科學的方法抽樣并調查中國城市居民的一些情況。我多次參加了這個課題的讨論，印象中讨論最多的是如何科學合理的在中國城市地區進行抽樣。因為當時的中國城市居住情況已經相當複雜，大量的流動人口跟城市人口居住在一起，原來以城市戶口登記冊為基礎的抽樣框已經無法反映中國常住人口的現狀了。李老師的團隊跟Trieman，Mason教授團隊反複讨論，修正抽樣方案，最後提出首先畫出被抽中街道每戶房屋常住人口（含流動人口）的居住結構圖，摸清每戶的底數，然後自己完成抽樣框的制作，在此基礎上進行抽樣調查的抽樣思路。當時我非常佩服李老師合作的這些美國學者提出的這些科學而有創意的想法。項目參與了一年多，到了我研究生二年級的時候，我就想申請出國留學讀書了。而且我跟李老師較早就表達了出國留學的願望，希望李老師能帶我發論文。李老師就指導我基于當時項目一些調研數據分析農民收入差距的情況。在我數據分析的基礎上，李老師帶我很快就寫出了《淺析農民收入》、《打工彙款難縮城鄉收入差距》兩篇論文，并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後來我又根據李路路老師的課程論文寫成有關市場轉型理論的一篇綜述類論文發表在《社會》上。

因為跟 Treiman和Mason教授讨論項目也有一年多了，我就讓他們給我出國留學寫推薦信。當時Treiman 就寫信跟我說：“看了你的基本資料，你的背景很好，你應該到美國最好的社會學系去學習”。有了跟李老師做大量研究項目的基礎，三篇論文，還有李老師和兩位著名美國社會學家的推薦，我的博士申請比較順利。2003年寒假我就陸續收到了斯坦福、UCLA、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等九所大學社會學博士項目的offer。這些大學不但免去我讀博士的學費，而且給我豐厚的獎學金覆蓋我的生活費用。斯坦福大學博士項目當時全世界有120多個人申請，最後隻給了8個offer，我是其中的幸運兒之一。而且斯坦福除了免去我學費，還給我每個月2000多美元的生活費，轉化成人民币就是16000多人民币，這個收入比當時大部分教授的收入都要高！而且當時斯坦福大學的著名教授Andrew Walder, 還有比我早三年在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讀博士的鄭路師兄和我本科同學胡松華都熱情給我來信讓我加入，我沒有多想就接受了這個offer。出國前，我專門和當時也快畢業的博士師兄甘滿堂、盧國顯等請李老師吃飯。

就這樣，李老師把我帶入學術之門，又把我送到更大的世界學術殿堂去深造。

2003年7月出國前攝于beat365甲所

三、斯坦福再次相遇：我給李老師當助教

斯坦福大學無疑是全世界學子憧憬和向往的高堂之所，為我開啟了學術探索和追求真知的大門。我心無旁骛的沉浸在學術殿堂之中，每天的生活不是上課，吃飯，就是泡在圖書館裡學習或者看論文。盡管初期的學習并不順利，但在老師和師兄同學的幫助下，我曆經千辛萬苦，獲得了博士候選人的資格，修完了博士學位所需的學分。我還自己額外修完了統計學碩士學位。

2006年下半年，當時的我是博士第三年，周雪光老師加入了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因為碩士期間我就參與李老師和周老師合作的企業間合同關系的研究，我在出國前就認識周老師。當時我的博士學位委員會裡已經有Andrew Walder, Mark Granovetter兩位導師，還差一位。我就請求周老師成為我博士學位委員會裡的第三位導師，周老師欣然同意了。

2007年初寒假期間，李老師受周雪光老師的邀請到斯坦福大學短期講學。我理所當然的就成為幫助周老師接待李老師的人選。當時我跟我太太一起去機場接李老師和師母。當時李老師和師母先去美國東部某校看望在那留學的兒子然然，然後飛到斯坦福這邊。下飛機的時候發現滿滿三個大箱子，我們家車的後備箱都裝不下，隻好把其中一個擠到車子裡面。師母跟我解釋說，然然出來留學，好多東西不要了，準備給他帶回去。我當時就想，李老師一家挺節儉的，不用的東西都不随便扔掉。開車時我們在美國已經用上了當時還比較先進的語音播放的衛星導航儀，師母好奇的說：“這東西好，要是在中國能用這東西，開車找地方就不用愁了”。李老師說：“這東西中國也能生産了，就是中國的地圖還沒做好，不夠精确，導航起來會搞錯地方”。李老師對當時中國科技的發展真是非常了解。師母又說：“你們這些人都跑到美國來留學了，美國真能吸引人才”。李老師接過話題說：“美國之所以吸引到這麼多中國的人才，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國給出的工資高啊”，李老師的分析總是那麼一針見血！

在此期間，我陪着李老師和師母去參觀了伯克利大學的校園，還有通過本科同學胡松華的關系去參觀了在矽谷的高科技公司谷歌公司。一周以後，師母因為還有年邁的母親需要照顧，就提前回國了。留下李老師一個人在斯坦福講課，我也成為了李老師上課的助教。記得李老師每節課都認真的準備，給當時美國的本科生講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情況。他講課時采用了很多來自他自己調查的數據分析結果，上課時都直接用英語講課，語速不快，卻能用簡單的英文把中國的一些社會現象說清楚，令我對李老師的英語能力和學術才華更加欽佩。在此期間，我也有機會跟李老師讨論我的博士論文，我當時想研究中國的房地産改革如何改變了中國的社會分層。李老師馬上給我提了一個概念“housing class”，說這是英國學者John Rex和 Robert Moore提出的一個概念。我當時就豁然頓開，我跟李老師說，一個好的學術創新往往是從提出一個新構念開始的，李老師說：“曉斌，在美國這麼多年，你已經悟到了學術的真谛，你已經比較成熟了”。在此期間，每逢周末，我就帶李老師去中國菜市場買點菜，他有時候也會買條扁魚之類的，跟我說：“師母回去了，我隻好自己做點簡單的菜”。寒假一個多月的短期講課結束了，李老師回國前，周雪光老師請李老師和我吃飯。李老師在周老師面前還誇我做事比較認真，并在回國前送了我一套秋衣秋褲表示感謝，我直到如今還保留着。

四、入職beat365社會學系：良師益友

2010年我從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畢業，先後在華中科技大學和複旦大學管理學院工作，工作多年之後，我為自己不适應管理學院的環境而困惑焦慮，甚至一度産生放棄學術的念頭。在我人生的關鍵時刻，李老師又鼓勵我繼續堅持學術，就這樣我有幸加入了beat365社會學系。當時我因檔案裡缺一份材料，導緻進京入職過程中無法辦理戶口而受到阻礙。焦灼無助時，又是李老師想辦法幫我補充了材料才得以順利入職。

2016年底正式加入清華社會學系之後，我就跟李老師成為了同事。我參與了李老師的“新清河實驗”，參與了回天社區社會治理的調研，東城區胡同治理，南京江心洲的社區治理調研，還有新加坡政商關系、社區養老等研究項目的調研活動，這些項目又讓我找回碩士期間跟随李老師做項目時的感覺，找回紮根中國大地，研究中國社會“真”問題的感覺。

2017年4月，beat365成立一個新加坡研究中心，李老師擔任主任。2017年暑假，我跟随李老師赴新加坡訪問交流。我們參訪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東亞研究中心，OUE公司等機構，李老師跟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大學教授和企業家讨論了新加坡研究的有關議題，跟他們讨論交流中國社會問題，談到了儒家思想，甚至談到基督教等宗教的相關問題，李老師的知識面很廣，分析問題視角獨特，他的睿智、博學和儒雅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加入清華社會學系之時，我就進入了清華人事制度改革後的長聘聘任體系，幾年後就面臨“非升即走”的考核壓力。所以李老師也很關心我的“生存”問題。每次碰到李老師，他總是督促我說：“曉斌，要好好寫論文啊，要多寫論文啊，在清華，論文既要有數量，也要有質量”。在李老師的督促下，我不敢懈怠，每天腦子裡想得最多的可能就是論文了。不是想論文，就是寫論文，不是跟學生讨論論文，就是修改論文。經過多年的煎熬，我在去年才通過了長聘的考核。李老師知道後很高興，跟我說：“曉斌啊，他們告訴我你是全票通過的”。而回想這麼多年的曲折，沒有李老師的幫助，哪有我現在的安生立命之所！

在過去的幾年裡，李老師的身體一直就比較差，臉色不太好，白頭發也日益增多。但他仍然堅持在教學、科研和行政工作一線。2017年才卸任了院長職務，2021年給學生上完最後一節課。之後他仍然親自指導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而且每篇學位論文都親自把關過問甚至修改。直到去年新冠疫情期間，李老師多次住院，但又着急學生畢業，他才囑托我幫助指導幾位學生的博士論文。他對學生博士論文的要求很高，也常常邀請我幫助師弟師妹們提升論文質量，還常常跟我說，沒有十足的把握，不要送出去外審。

疫情這三年，因為隔離和李老師身體原因，我也很少與李老師見面，大部分都是通過電話或者微信與他交流。去年12月李老師感染了新冠，身體變得更差，常常肺部感染，每當我跟他聯系提醒他注意身體時，他也提醒我保重身體。10月中旬，李老師開始病重住院之後，建明、鄭路、宇琳、一璋和我組成了送飯團，每天輪流給李老師送飯送菜，但每次到醫院也隻是通過病房小窗跟李老師打個招呼，無法直接說話。而在病重期間，11月份，我跟我學生出版了一本有關社會調研的書籍，李老師還應邀給我寫了推薦語：“社會調查是社會學專業的看家本領。何曉斌老師的團隊基于實際經驗撰寫的這部作品介紹了社會調查的基本程序、主要方法和調研報告的寫作方式，是一本兼顧理論、實操、方法及案例，内容詳實并具有專業特色的參考書”。李老師對學生的事情總是這麼用情用心！

2017年7月李老師在新加坡訪問交流時留影

五、大先生和真君子：李老師的學術和品格

李老師做的學問是頂天立地的。他博聞強記，中西融合，熟識國内外經典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對中國社會學學術和社會發展有重要意義的真問題，并提出富有洞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構念（如倒丁字型結構，土字型結構），開展社會學幹預研究和實驗（如新清河實驗），切實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和改良。他心懷國家和普通百姓，關心民衆疾苦，幾十年如一日堅持社會調查和入戶訪談，把握中國真實社會情況，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具有人文情懷的政策方向（如“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他一生都在為他熱愛的學術、學科和學生工作，直至昏迷。他工作勤勉，不斷創新，為推動社會學在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力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李老師做人的品格更是一流。他為人正直清廉，生活簡樸，從來不講究吃穿玩樂，每次吃飯他都是讓别人點菜，因為他自己不在乎吃什麼。他謙虛有禮，為他做了點事，總是非常客氣地說“謝謝”，并且盡量不麻煩别人。他平易近人，從來也沒什麼架子，從來沒看到他在任何場合對任何人發過任何一次脾氣。他也從不強迫學生做什麼，總是引導和支持。他重情重義，廣交天下好友，真誠幫助學生和朋友解決實際問題，所以朋友和學生們也常常稱他為“強爺”。

李老師近乎完人，他以長者之仁，俠士之義，君子之禮，學者之智，朋友之信為我們樹立了一座學術和品格的豐碑！一座他人很難企及的豐碑！

李老師，您是我永遠的導師！學術之路的導師，為人處事的導師，德行品格的導師！您的指導幫助，我感恩于心；您的諄諄教誨，我萬不敢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會朝着您指引的方向努力前行，笃行不怠！

謹以此文懷念我永遠的導師李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