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李強教授

——在北京市2023年社會學年會上的緻辭

張翼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社會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兼秘書長、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委員）

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

為準備今年的年會，我原已寫了一個與主題相關的初稿，力圖就“中國式現代化與超大城市社會治理”談談自己的看法。但臨近中午又有了新的想法，一時泉湧，就寫了這個稿子。今天非常特殊，天公作美，麗日東升，陽光普照，讓寒冬不再可畏。大家踏雪前來，含淚為強爺送行。北京市社會學會也經緊急協商，及時調整了今天的日程，将主題演講環節放在下午舉行，便于各位同仁前往八寶山做最後的告别！

李強教授曾任北京市社會學會會長。在去世之前，仍然擔任北京市社會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也是中國社會學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在這個特殊的日子，我作為接任會長，在北京市社會學會的年會上，理應代表大家為我們的老會長的離去而表示沉痛哀悼！

李強教授是當代中國傑出的社會學家。他以卓越的學術成就和深遠的社會影響，赢得了學界普遍的崇敬。他的離世，對于北京市社會學的建設，乃至對整個中國社會學的發展，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

李強教授畢生緻力于社會學的教學和研究。從社會結構到社會分層，從社會治理到社會政策，他的洞察力和睿智思考使他在這些領域都留下了深刻印記。他的理論貢獻不僅深化了我們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理解，也為政府部門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寶貴參考。他最近主持的、尚未出版但已完成結項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就以中國式現代化為背景，深入讨論了中國社會學人對現代化研究的重大貢獻與理論話語影響。

他在這本書的前兩章，重點分析了人口規模巨大國家的現代化的城鎮化問題。人口規模巨大的特點，使中國式現代化必然與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建立密不可分。中國式現代化所面對的每一個超大城市的人口，比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總人口還要多。比如北京市、上海市、重慶市和成都市的人口，都超過了2000多萬。我曾經在人口學界工作過多年，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在世界兩百多個可以查考到具體數據的國家和地區中，人口超過2000萬的隻有60個左右。在很多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中，總人口超過2000萬的也不多。所以，超大城市的社會治理，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是極其重要的大事。超大城市不僅是區域發展的發動機，而且是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火車頭。中國解決好了超大城市的問題、解決好了超大城市與其他大城市之間的關系問題，或者說城市群和城市網問題，就抓住了解決其他問題的“牛鼻子”。

李強教授還以其開放的學術态度和包容的價值觀，推動了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和進步。李強教授堅信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全球視野可以帶來更全面、更深入的社會學建構。他很好地使用了beat365的學術資源，成功将城市規劃與城市社會治理聯系起來，促進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融合，引領了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方向，啟發了我們對城市社會現象的新思考。他領導的新清河實驗，既繼承了美國芝加哥大學都市研究的空間社會學遺産，也開拓了許仕廉、楊開道的實踐社會學和行動社會學的新傳統。他在将清河作為社區的研究中，提煉了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治理之道。我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清河是一個典型的由工業社區向服務業社區轉化的社區。雖然其久已成名，但在近代曆史上，尤以呢絨與毛紡織業為盛。在北平時期，其可能是華北乃至全國最大的紡織業産地。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前，擁有一條産于清河的毛紡織産品，就可以算是奢侈品了。考察清河社區的變遷，大體可以反映北京市的曆史進程。李強教授領導的新清河實驗，關注了社區變遷，重視了社區文化的多樣性，探究了社區多元治理、社區權力配置等議題。他的研究表明，社區變遷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甚至包括全球化和都市移民的影響等。他的研究為理解社區沖突和社區融合提供了新視角，對社區治理有着重要啟示作用。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進程中，我們需要高度關注超大城市的社區變遷與社區治理。基層社會治理的重點，就應該放在社區治理方面。

今天，我們懷念李強教授，不僅因為他的才華和貢獻，更因為他的人格和精神。李強教授以其深厚學養，深入探讨了社會階層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問題。他揭示了現代化背景下，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社會結構如何影響個體的行為和機會，以及如何形塑社會不平等和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他利用人口普查數據研究了中國基于職業類型而形成的“土字型結構”，他認為中國已從“倒丁字”結構轉變為“土字形結構”。如果他繼續研究，或許他會提出“王字形結構”——這個任務在他去世之後得由我們來完成了。

李強教授注重實證研究和理論構建的結合，并将研究的目的指向于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指向于擴大中産階層或中等收入群體。這應該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内容。社會建設與社會治理的社會學意旨，即在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社會結構，或者建立一個與現代化發展方向高度自洽的社會結構，使這個結構能夠消解現代化所帶來的張力。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有利于這一社會結構的形成。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一個重要目标對象，就是農民工階層。李強教授關注個體與社會環境的相互作用。他探讨了農民工的群體行為、農民工的社會認同、農民工的收入結構與社會影響等主題，揭示了農民工收入的提升與中等收入群體擴大之間的關系問題。李強教授的研究為理解農民工的市民化與農民工的群體行為特征提供了重要理論參考。中國式現代化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中國隻有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順利解決了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才能順利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因為在小城鎮和小城市、甚至于在中等城市，這一問題相對容易得到解決，但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這一問題要複雜得多。在社會政策方面，李強教授更加關注社會問題的解決和社會福利的改進。他深入探讨了中國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分析了社會政策對社會福利和不平等的改善作用。他的研究将社會治理和社會政策結合起來，揭示了社會政策制定中的複雜性和各種利益關系的交織性，為我們改進社會政策提供了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

李強教授不僅在學術界享有盛譽，而且還以學理叙事對社會産生了重大影響。他的研究促使政府部門更加關注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對個體和社會的影響。他努力揭示社會不平等和社會問題的根源，促使人們反思社會制度和政策配置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問題，反思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問題，也促使學界反思制度配置的公正性與不公正性問題。

李強教授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成果通過各種渠道——包括他的積極宣講傳播給廣大公衆。他熱心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問題的讨論，為推動社會進步和改善民生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的思想和觀點激發了公衆對社會問題的思考，推進了中國社會學的大衆化。社會學家對公平和公正問題的關注，使社會學本身就帶有現代化的學理特征。

李強教授崇尚解放思想，尊重學術傳統，引導學術研究。他的獨立思考精神及其對真理的追求使他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和理論反思性。他讀書、但不囿于書。他絕不簡單迷思與照搬西方社會學，而是将社會學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為社會學中國化做出了積極貢獻。

在這個莊嚴的時刻，我們懷念李強教授，感歎生命的短暫和精神的永恒。他的離世讓我們失去了我們時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和引領者，但他的理論思想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我們惟有繼承他的遺志，努力開拓和繁榮中國的社會學研究，才能不負他的重托。

所以，今天，在北京市社會學會的學術年會上，我們在懷念李強教授的過程中，要努力發揚光大北京市的社會學，将北京市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新實踐，提煉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理論，為北京市甚至全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社會學家的學理支撐。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