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社會思想與記錄社會變遷的社會調查
——兼論學科自主知識體系的建立
王天夫
提要：社會調查收集特定社會議題的數據與資料，是了解社會實情的重要過程。作為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範式，社會調查在中國“國族救亡”之際被引入，帶來了理解社會思想觀念的根本性轉變，為記錄社會變遷進程與制定社會改造方案提供了素材，推動了社會學學科的誕生與建立。在社會學的重建過程中，大規模的社會調查收集了社會轉型的大量數據與資料，成為推進定量研究方法與技術的重要基礎。随着數字社會的來臨，社會生産與生活發生根本性變革，社會調查應繼續堅持記錄社會變遷的宗旨，針對新的社會議題，使用新的方法與技術，收集新形式的數據與資料，提煉概念建構理論，注重特殊性與普遍性，建立學科自主知識體系，參與到解釋人類文明進程的知識積累之中。
關鍵詞：社會調查 社會變遷 社會理論 自主知識體系
社會調查可以被定義為，針對選定的社會議題，運用現代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與技術，收集相應的社會過程與社會事件的數據與資料，以備之後更進一步的整理分析，為建構社會理論與制定社會政策提供經驗材料支撐的學術活動。無論是近代中國社會學的學科起源與發展，還是當代的社會學學科的重建與繁榮，社會調查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内容與支點。事實上，社會調查之于中國社會學，從來都不是簡單的研究方法與研究過程；從一開始，社會調查就是一種社會思想，是近代中國風起雲湧的社會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理解社會的根本性與基礎性的哲學視角與價值觀念。由此出發，社會調查成為研究中國社會的最重要的切入點之一，也成為中國社會學壯大學科發展、促進知識積累的重要内容。
當今的中國社會仍然處于快速的變遷進程之中，同時面臨百年未有之國際社會大變局。随着數字社會的來臨，人們的職業工作與日常生活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怎樣準确地了解社會實情，怎樣去理解社會變遷的進程，以及怎樣去探索社會變遷的趨勢等，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而社會調查可以提供回答這些問題的觀念基礎、方法過程與技術工具。毫無疑問，在這樣的曆史關口，社會調查仍然應當是理解社會的重要途徑，也是學科建設的重要内容。
一、在“國族救亡”中引入社會調查
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嚴複開始引介并翻譯社會進化與社會發展理論，意在中國掀起新一波社會思潮，探索另一條救亡之路。嚴複的一系列文章以及譯著《群學肄言》的出版，通常被看作是近代中國社會學學科的發端(閻明，2010：3—8)。事實上，在社會學學科起始，社會調查就成為了貫穿學科發展的主線。
從鴉片戰争開始的屈辱失敗使得近代中國精英看到了中國和西方國家的差距，體認到變革的緊迫。在這一任務的背後則是各種變法思路的選擇。一是從理論上演繹推導出一個“理想的社會”，然後将此作為社會改造的目标，達到救亡的目的。在這個思路下，有一派精英堅持認為中華文明五千年的傳統依然有着道義上的合理性，其強大的活力能夠繼續支撐中國的發展。二是從感性經驗中總結出社會發展的問題與困境何在。特别是通過中外對比找出差異，尋求可資借鑒的别國經驗，先學習模仿、再消化提升。“洋務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思路下，企圖經由軍事武器裝備與工業生産技術的引進與學習，自強圖新，達到外禦強敵，内謀發展的目的。顯然，這些思路的目的都在于重振國力，重塑天朝大國的國際地位。
然而，甲午戰争中的慘敗使得這些變法的成果灰飛煙滅。當時的精英猛然發現，原來一直跟随中華文明的日本已然脫胎換骨，成為了世界列強之一；而中國卻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國族救亡”成為整個國家最為緊迫的現實任務。因此，有識之士轉向研究學習日本維新發展的經驗，這也是當時留日學生與翻譯日本學術著作猛增的原因。他們逐漸接受起源于歐洲的社會進化思想，并認識到：船堅炮利僅是外國豪強領先中國的外在表現，而真正需要變革圖強的是整個社會，群體的道德與文化以及每一個人的思想觀念。正如嚴複所言，要使得中國富強，需要“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嚴複，1986)。
因此，要做到徹底的社會改造，僅依靠思路上的改變與政策上的轉向，頒布與實施幾項變法方案，是不可能得到有效結果的。社會改造與社會建設，都是無比艱巨複雜的任務，其中第一步毫無疑問就是要深入厘清中國社會的基本實情，了解中國國民的基本素質與道德規範，并由此制定合适的、有針對性的救國方案。
就在同一時期，一些外來的社會改良者，同樣注意到了中國國民的羸弱與生活的艱辛。這些年輕的傳教士接受過社會科學高等教育，出于人道主義與社會改良的宗旨，他們希冀為平民提供更多的社會服務。為達此目的，他們需要了解平民的日常生活與精神狀态。在1914年，步濟時(John S. Burgess)組織北平的青年學生，使用現代社會研究的方法，開展了近代中國第一個系統的社會調查——北平人力車夫調查，旨在了解車夫的日常疾苦，提供社會幫助，改善車夫的生活狀況。包括鄭振铎、瞿世英、瞿秋白與許地山在内的青年學生們，在此基礎上創設了《新社會》刊物，重點報道發布通過社會調查來呈現社會實情、以社會服務來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改良思路與方案(閻明，2010：14—15)。
在尋求“國族救亡”的社會思潮中，在思想口号落到具體工作的過程中，社會調查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的觀念共識。國民教育與社會改造的基礎，就在于通過社會調查了解民衆疾苦與社會實情，通過社會研究分析厘清社會問題，尋找改造方案。
二、扭轉如何理解社會的思想觀念
作為一種了解社會狀況的基本方式，社會調查之能夠在近代為中國知識界迅速接受并采用，是由于當時如何理解社會的思想觀念的徹底轉變。
傳統中國社會的肌理，沉浸在由相對靜止的時間與濃縮孤立的空間所構建的鄉土社會之中。在密集充盈的社會交往之中生長出了稠密複雜的社會關系與差序格局的倫理規範(費孝通，1985)。人口規模不大的城市更多是由鄉村社會在政治上擴展而出的。人們的社會行為與社會運行的過程，都是在這些社會關系與倫理規範的限制和引導之下進行的。因此，在這種空間結構下，對于社會的理解更多是對于社會關系的分類與維系，是對于社會倫理規範的闡釋與遵從。在這些社會關系與倫理規範之外的社會行為與社會過程，則往往被定義為失範與禮崩，需要規訓與糾正。在這個意義上，傳統社會的運行并不需要對于社會實情的精确了解，社會治理的過程主要是對于經典文本的精細解讀與貫通教化(例如，三字經、論語以及詩書禮樂的批注與傳授)；再輔以各種遵從或是違反倫理規範的個案列舉(例如，忠臣孝子以及與之相對的叛臣逆子的人物評傳)，用來指導與警醒人們的實際社會行為。
所以，社會實情等基礎信息在傳統中國社會治理中并不是執政者關注的重心。對于社會的理解往往囿于社會關系與倫理規範，在個人經驗與文本原則之間被模糊處理，或是在倫理規範的應然與社會事實的實然之間來回跳躍，根本無法形成系統性、精細化的對于社會實情的了解，也無從開展基于現代理性原則之上的分析與研究。而在現代工業生産文明的沖擊之下，缺失這樣的基礎信息，則必定難以明确地發現與定義社會問題，也就無法采用現代理性方法來制定社會改造的方案。
這也是為什麼陶孟和大聲疾呼傳統中國社會在理解社會方面弊端重重。思想觀念的轉變迫在眉睫、必不可少，社會調查必将成為了解社會的基本過程。在陶孟和看來，讀遍中國史書，隻有對于統治精英豐功偉績的“天花亂墜”般吹捧，對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則基本不着文墨。在傳統中國社會的認知之中，隻有納入倫理秩序之中的民，沒有自在生活的人；“我們中國人是一個啞國民。人民的歡樂，人民的冤苦，一般生活的狀态，……，絕少有記出來的”(陶孟和，2011a：195)。在這種情形下，社會實情無從反映出來，民情民意也無從表達出來。
因此，陶孟和抱着調查清楚中國社會實情的宏願，志在記錄描述平民百姓的生活過程。這是一種認識社會、理解社會的基本思想觀念的轉變，從精英文化轉向平民視角，從宏大叙述轉向日常生活。在當時的知識精英眼中，隻有這樣才能夠獲得社會實情、了解社會過程，才能夠真正跳出“聖人意志”與“賢人治理”，從民情民意出發，研究得出行之有效的社會改良的策略與國民改造的方案。這樣的思想轉變既扭轉了理解社會的思路，開啟了中國社會治理與社會建設的現代理性之路，也奠定了社會調查在社會研究中的基礎性地位。
三、社區研究：深入分析社會過程的社會調查
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在早期大都是較大規模地收集數字化測量社會事實的資料，旨在發現特定社會議題在更大範圍的具體狀況。這些社會調查的實施使用了一些新近的數據收集方法與工具，也運用了統計彙總分析的過程與技術，基本達到了描述社會實情的目的。與此相對的另一派社會調查，則是将觀察社會狀況的過程收攏在一個有限區域内的社區，但是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聚焦更具體、更細緻的社會關系與社會過程，挖掘出更詳細、更全面的全社區範圍的資料，旨在揭示社區内人們行為的起源與動機，能夠解釋發生在社區内的社會過程與社會事件。
社區是一個外來的學術概念。一般可以追溯到滕尼斯的“共同體”(community)，即以自然屬性為基礎(血緣、地緣等)，在天然本能與習慣信仰的社會連接中形成社會關系與社會組織的本質(抽象)形式。“共同體”與以個人意志為基礎、在明确目的與利益達成中形成的“社會”相對應。最早的翻譯使用了“區域社會”“地方社會”等，與“社會”(society)相區别。在黃兆臨、費孝通等燕京大學學生的讨論中，逐漸形成“社區”這一術語，突出了其内涵中的地域化轉變。在随後的研究中，吳文藻概括了“社區”的内涵：人民、所居住的地域以及生活的方式或文化。這跳出了滕尼斯與塗爾幹的社會變遷中社會連接形态的比較視角，其學術上的意義體現在本體論與方法論兩個方面：一是社區具象化，社區是有着地域與人員活動的社會實體；二是研究方法化，社區研究成為當時研究中國社會的切入點(肖林，2011)。
最早的社區研究融合了歐美區位社區與文化社區兩大功能主義研究傳統，吳文藻(2010)明确指出社區研究的重心就在于社區、文化、制度、功能組成的概念體系。在社區研究中，社會過程的各個部分相互關聯，為了理解其中的一個方面，需要分析理解相關聯的其餘。因此，在社區研究的過程中，需要收集整體的社區資料，通常需要通過長時間參與式的觀察與訪談，記錄社區中社會關系與社會事件的方方面面，完成上述概念體系中四個方面的資料收集與整理。正是因為社區研究深入挖掘分析社區内的各種社會關聯過程，其研究的結果能夠揭示各種社會關系的起源與發展進程，能夠解釋社會過程與社會事件産生的原因。
除此之外，社區研究天然帶有描述記錄社會變遷的特質，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從研究對象上看，社區研究是一種個案研究，聚焦在某一特定的社區，并将研究過程限制在這一社區之内。在厘清社區内的各種社會關系的相互關聯的過程中，收集的資料通常會追根溯源，挖掘各個部分之間社會關聯的來龍去脈。這一豐富資料的過程，也是收集曆史資料的過程，自然而然地将時間維度帶入社區研究，揭示社區的社會變遷曆程。其二，由于社區研究是對于社區整體狀況的描述，涵蓋了社區的方方面面，因此比較不同社區的個案研究就成為了可能。這樣的比較分析過程，往往能夠得出不同社區歸屬的不同類型、處于的不同階段，并由此展現出一個橫跨不同社區的社會變遷曆程。如果比較費孝通(Fei，1939)抗戰前的《江村經濟》以及戰時他與張之毅的《雲南三村》(費孝通、張之毅，2006)，可以清晰地得出不同的村莊發展步調與發展曆程的差異。
從吳文藻在燕京大學極力倡導開始，社區研究在抗戰前取得了一系列非凡成就。在戰時的昆明，“魁閣工作站”又承繼了這樣的傳統，得到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成果。其中湧現出了費孝通、林耀華、史國衡、許娘光等傑出的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
即使在今天，社區的概念仍然具有相當的理論彈性與包容性。如今，社區研究的傳統也從鄉村拓展到城市，開展關于居住小區與生活街區的社會生活與公共事務的研究。在起初的社區研究中，社區被賦予了鄉村田園式的浪漫意味。如今，深入到城鄉田野之中，沉浸于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投入感受時代的脈搏，細緻體驗社會變遷的步伐，社區研究依然具有飽滿的學術活力，仍然是社會調查的重要傳統。
四、社會調查之于社會學的學科發展
作為近代社會思潮的重要内容，社會調查方法的出現與廣泛使用，成為了推動近代社會學學科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這不僅表現在社會調查轉變了理解社會的哲學思想原則，進而催生了社會學學科的起源；還在于社會調查形成的研究成果，帶來了巨大的社會輿論與政策咨詢的影響力；同時也在于社會調查的實施引進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與技術，培訓了社會學學科人才，獲得了學科的話語權與學術地位。
第一，社會調查給出了詳細明确的社會實情的數據與資料，這正是以往中國傳統學術研究與治理措施制定過程中所不重視的。這樣的數據與資料給人們理解與認知社會狀況帶來的沖擊力是前所未有的，同時也能夠清晰地展示社會問題之所在，相應的社會改造對策也順理成章地浮現出來。例如，前述由步濟時主持的最早的北平人力車夫調查，陶孟和在其撰寫的調查報告中，列明了細緻的調查過程與詳細的調查結果，發現302位人力車夫以年輕人為主、勞動時間長、收入低、職業年限短、沒有其他勞動技能、業餘娛樂單調以賭博聽書酗酒為主等(陶孟和，2011b)。當時北平人力車夫完整的工作與生活狀況，在數據的簡明呈現描述中一目了然，也直接帶來了社會輿論的關注，以及後續的社會服務與社會政策的跟進。截止到1937年日本侵華戰争全面爆發，社會調查在中國如涓涓之水彙成巨流，從城市到農村各種社會調查到處開花，社會各界開展了大量的社會調查，收集了大量數據與資料，也成就了一批經典的社會調查成果(閻明，2010：78—86)。
第二，社會調查為當時的社會學學科的發展争取了學術話語，拓展了學科生态的發展環境，成為學科建設中最為強勁的增長點。社會調查呈現給大衆與學術的是前所未有的數據與資料，這對于一個新興的外來學科而言，另辟蹊徑，用具有說服力的事實數據與影響力的生活話題，支撐讨論說理的觀點與論斷。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調查在當時是另一種學術研究的路徑，正是由其本身産出的數據與資料占據了學術讨論的議題，獲取了公衆與學術讨論的話語權。這對于社會學的學科建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事實上，社會調查的學科建設作用遠遠超出了社會學學科，而是延展至整個社會科學範疇。在步濟時帶領下的“北京社會實進會”青年學人社會調查中，前面提及的瞿秋白等青年學生，後來成為了社會學與其他學科的學術精英。在20世紀20—30年代，社會調查的内容很快拓展到了人口、勞工、家庭生計、經濟、城市發展、民族生活、農村發展以及社區發展等領域，成為整個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推手。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會調查所，其前身支持了李景漢的一系列社會調查工作，後來又涉獵清代經濟史的資料整理與研究，培養了包括樊弘、巫寶三、千家駒等一代頗有成就的經濟學家(閻明，2010：78)。
第三，社會調查創立了另一種知識生産的範式，将社會形态作為實然事實加以分析研究。以往的傳統學術研究主要建立在文本的閱讀批注與史料的收集考證，以及個人經曆經驗的感悟體驗；社會調查則是将社會生活與社會過程當成客觀存在的實體，通過觀察與測量、用數字與文字構成的調查資料将其具體呈現，并進而帶入到數據彙總計算與資料的橫向比較中，能夠得出更深入、更複雜的分析結果。從某種意義上，社會調查旨在探索社會實情等實然問題。這樣的以社會調查為基礎的學術研究的出發點，與現代理性的發展與推廣相一緻，也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真正開始學術知識生産與積累的起點。
第四，社會調查的實施與推廣，介紹引入了社會科學研究的現代方法與技術，成為學科發展的重要内容。面對近代劇烈的社會變遷，不同的學者與活動家關注不同的社會議題。而不同的議題背後，對應着的是不同的社會幹預與社會改造的方向與方案。這裡面當然有立場與價值的差異。但是，首先了解社會實情，則是所有這些不同社會議題往下推進所必要的信息基礎。因此，社會調查成為了必不可少的過程。不同的議題設置帶來不同的調查結果，但是其中的社會調查方法與技術則是跨越了不同議題的、共同的知識生産過程。當社會學着力強調社會調查并鑽研調查方法與技術時，也必然成為引領社會科學研究與學術話語的重要學科領域。
第五，社會調查是社會學學科本土化的重要支撐點與必經過程。中國社會學的知識生産與積累應當既能夠解釋中國的社會變遷過程，也能夠參與國際學術對話，在解釋人類文明變遷過程中貢獻理論觀點與經驗材料。毫無疑問，社會調查在了解社會實情的同時，也在積累中國社會學的研究素材，由此可以産生紮根中國本土的社會學概念與理論框架。這成為近代中國社會學學科發展的最重要内容。事實上，近代中國的社會學研究的确産生了衆多使用中國社會調查資料，解釋中國社會變遷，同時貢獻國際社會學學術研究的傑出學術成果。最早的有甘博(Gamble，1921)的《北京的社會調查》與步濟時(Burgess，1928)的《北京的行會》等，到後來有費孝通(Fei，1939)的《江村經濟》、史國衡(Shi，1944)的《昆廠勞工》與陳達(Chen，1946)的《現代中國人口》等。
五、與改革開放同振共行的社會調查
伴随着改革開放戰略的實施，社會學也開始學科重建。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的社會調查由“國族救亡”運動推動而生并得到快速發展，那麼重建之後的中國社會調查與改革開放同振共行。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社會轉型帶來了人民工作與生活翻天覆地的變化，記錄與解釋社會變遷的進程也成為社會學學科最重要的任務與内容。社會調查的發展正逢其時，也到了大展宏圖的時候。
學科重建後開展第一次大規模收集數據的社會調查，就清晰地記錄了由社會轉型帶來的人們社會生活與社會心态的變化。1979年開啟的北京與四川兩地青年生育意願調查的問卷設計與發放，持續了半年之久。從試調查開始，到最終調查報告成書出版，整個項目的實施差不多曆時兩年半(沈崇麟，2022)。這次調查的結果顯示，青年人的生育意願正在發生着巨大的變化，經濟地位與教育水平的提高帶來個人生育意願的降低，經濟發展水平更高的地區生育子女的期望數更少，與之相應的是家庭結構也朝着新的小型化家庭發展(張子毅等，1982)。
盡管費孝通的學術生涯以社區研究為起點并因此赢得國際聲譽，但他作為社會學學科重建的領導者，從一開始就身體力行地推動大規模收集數據的社會調查。當時，他不僅在家中組織讨論《中國青年生育意願》調查報告的撰寫，更推動了随後在多個城市多個研究機構參與的五城市家庭調查，并邀請雷潔瓊作為學術指導顧問進入調查組。在費孝通看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特别是二戰之後統計方法與技術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廣泛應用以及計算機的推廣使用，使得社會調查的數據收集方法與整理分析方法有了巨大的進步，這開啟了西方社會學學科發展的另一番天地重建中的中國社會學，一定要在社會調查領域盡快學習消化新的社會調查方法與技術，能夠自己采集調查數據，這是建立中國本土社會學的重要基礎。因此，他告誡當時的年輕一代社會學學人，要組織實施自己的大規模問卷調查收集數據，盡快掌握社會調查的方法與技術。為此，他特意吩咐身為自動化計算機專家、遠在武漢華中工學院的弟弟費奇參與到後期的計算機統計分析工作中，并傳授計算機分析技術給社會學學科的青年學者(沈崇麟，2022)。
正是在這樣的學科重建進程中，社會調查項目的實施與社會研究方法以及定量分析技術，才能夠在重建初期聚焦了衆多社會學學人的注意力，也成為更年輕一代社會學學人重點投入學習的領域。這兩者相輔相成，推動了學科建設的各個方面。首先，各種議題、層次、範圍與規模的社會調查在中國大地遍地開花，收集記錄了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各種社會變遷圖景的數據與資料；其次，這些社會調查的實施，也推動了整理分析這些數據的定量分析方法與技術的應用；再次，以這些調查數據為基礎還産生了衆多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成果在國際學術交流中得到國際同行的充分肯定；從次，這些調查資料為一系列本土教材教案的編寫提供了素材積累，也提升了學生對于中國社會實情的了解與理解；最後，以這些調查資料為基礎的政策咨詢報告，也在國家發展與建設過程中起到了參政議政建言獻策的作用。
與此同時，傳承社區研究的實地社會調查也成為與統計問卷調查攜手并進的研究方式。在倡導城市家庭社會調查的同時，費孝通持續關注農村基層的社會經濟變遷過程，開始了《江村經濟》在改革開放中的後續研究，将研究的重心轉到了“小城鎮研究”，探讨在地工業化的發展前景。這一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契合改革開放初期國家發展的戰略步驟，帶動了一大批不同地點的實地社會調查的開展，形成了“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不同實踐路徑的系統性經驗，最終形成“社區變遷”的拓展形式“區域經濟發展”(費孝通，1995)。毫無疑問，這些研究就是社區研究傳統的方法與範圍的拓展；但承繼了社區研究的本質内核，亦即實地參與式社會調查、深入挖掘區域内的各方面社會關聯、收集整理詳盡的社會過程與社會事件資料、嘗試解釋社會進程、記錄區域社會變遷的曆程、與其他相似個案的比較分析提升理論價值等。到現在，經過40多年的重建工作，社會調查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學科建設的重要内容：衆多學術機構設立了專門的常設社會調查機構，定期實施綜合性與專題性的社會調查；社會調查人才也随着時間的推移更新換代，新一代社會調查學者對于現代社會調查的前沿技術與流程更了解也跟得更緊；在社會調查項目的實施過程中，也學習積累了社會調查的方法技術與設施工具。而衆多國内社會調查機構定期開展大型調查，“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中國綜合社會調查”“中國教育追蹤調查”“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中國家庭追蹤調查”“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中國勞動力動态調查”等大規模的全國性調查都已經成為社會學學科内引領性的社會調查範本，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了基礎的數據資料支持與支撐。這一切表明，社會調查随着學科重建的步調穩步發展，記錄了改革開放的社會變遷曆程，也積極推動了社會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
六、在數字社會中反思與展望社會調查
社會學學科的誕生與歐洲工業革命前後的社會劇變緊密相關，而中國社會學的起源與發展同樣也與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緊密相聯。在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建設過程中，社會調查收集普通百姓在時代變遷中的社會生活與社會行動過程，發現社會問題，為學科建設與社會改造提供了數據材料的支撐，同時也記錄了社會變遷的進程。
（一）記錄數字社會的社會變遷
過去40多年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中國社會一直維持長期穩定。如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國際貿易增長出現波動，全球産業體系産生裂痕，世界各國經濟向下的趨勢日益明顯，世紀大疫的沖擊影響巨大，經濟全球化與一體化的格局面臨重組。衆多國家重新思考自由貿易與平等和解的價值觀念。其國内社會政治出現集團對立與矛盾沖突，甚至出現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擡頭。所有的這一切，都對中國長久以來良好的發展勢頭帶來巨大的挑戰，也必将影響到普通百姓的工作與生活。
更重要的是，人類社會正處在科技進步根本性改變社會樣态的時代關口，數字技術正在改變社會連接方式、社會生産與生活的組織方式(王天夫，2021)。比較不同社會樣态中人們被整合形成社會結構的過程可以發現：在農業社會中，人們相互連接形成初級社會群體(比照滕尼斯的共同體與塗爾幹的機械團結)；在工業社會中，人們的組成結構則是以企業組織與社會團體為基礎(比照滕尼斯的社會與塗爾幹的有機團結)；在數字社會中，人們以單獨的個人形式可以直接連接到數字網絡之中，并與他人構成互動完成社會過程(邱澤奇，2020)。社會結構基本形成方式的變化，必然帶來社會行為與社會過程的根本性變化。
如果說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巨變孕育了社會學并推動了其發展，那麼如今數字社會的到來同樣也帶來了劇烈的社會變遷，一樣也會帶來社會思潮的湧現與社會理論的繁榮。與200年前社會研究的先驅們所面對的社會變遷極為類似，隻是當前面對着更為精深的技術、更為快速的步調、更為徹底的與過去的決裂，以及更難把握的未來。毫無疑問，社會調查正好就是描述記錄這些社會巨變，積累準備數據資料素材，一方面在實踐中發現定義社會問題，并尋求社會改造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在理論上提煉概念抽象思想，并尋求社會變遷的解釋框架。從某種意義上講，當前的社會變遷為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曆史性機遇，為社會思潮與社會思想的湧現提供了現實的土壤與條件，而做好社會調查收集經驗材料則是利用曆史機遇，達成學術發展的重要基礎與不可或缺的前期準備。
（二）社會調查的基本議題與新方法
那麼，社會調查具體記錄的是社會變遷哪些方面的内容呢?抑或由社會調查的材料抽象構建的是什麼樣的社會理論呢?
事實上，可以發現，那些經典與基本的社會研究議題在學科誕生200年後重新泛起、依然存在。這是因為，這些問題是“社會之所以為社會”的基本問題。當數字技術根本性地改變了原有的社會肌理結構，改變了原有社會構成的基本形式之後，新的社會群體與職業群體會生成，從而形成新的社會形态。這些問題包括，與塗爾幹使用了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來概括不同社會形态中社會連接的特征與屬性類似，數字社會中連接人與人并構成社會結構的基本元素到底以何種方式與形态顯示出來?
由此産生的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的特征與屬性又顯示出怎樣的不同?身處其中的人們面對這樣的社會組成機制與過程，又是如何面對與應付的?正在成形的數字社會中的社會契約與社會機制又有怎樣的特征與形式?如此等等。
也許，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宏大的理論問題。但是，我們卻應該也能夠從細微處捕捉回答這些問題的線索。正如200年前的社會科學與社會學的奠基人所開展的社會研究的傳統，也正如100年前中國社會調查的先輩們所開創的了解社會實情的基業一樣，社會調查依然是理解社會的起點。具體而言，在數字社會逐漸成形的過程中，社會調查至少可以着手去收集具體資料與數據，包括但不限于人們在使用數字技術過程中的便利與困境、普通百姓的工作過程與日常生活、各種社會群體與職業群體的共同體特征與屬性及維系機制、不同個人與群體間社會互動的過程與具體機制的特征與屬性、數字生産與數字生活中不同群體不平等狀況及其起源與分化分層機制等。所有的這些調查結果，都可以與以往的社會調查結果相比較，以此來凸顯數字時代社會變遷的獨特過程與特征。
随着數字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方式的變化，社會調查的方法也必然發生巨大的變化(Salganik，2018)。事實上，數據(包括數字化的文本文字資料)是數字社會中最重要的資源，也是數字社會研究中最重要的素材，在數字技術及其應用中能夠源源不斷地産生。收集數據以供社會研究分析的過程繁多，可以從社會經濟過程中自動産生，也可以有針對性的同步收集(Lazar & Radford，2017)。除去這些适時收集數據的方法以外，通過數字化改造的傳統的社會調查方法，也正在被更廣泛地使用(Hampton，2017)。面對面的入戶訪談收集問卷的方式，不僅變得效率低下，同時也越來越難以讓人接受，這必然大幅度提升了獲得調查資料的難度與實施的人力物力成本。線上調查(online survey)将傳統的統計調查搬到網絡上，通過網絡分發問卷，由受訪人通過通訊終端填寫回答問卷，線上調查平台在後台自動收集整理數據形成數據庫，研究人員導出數據清理之後就可以用于統計分析。同樣，網絡民族志(cyberethnography/digital ethnography)延用并改進傳統民族志收集資料的基本方法，将觀察對象拓展到線上社區，因應個人關系網絡在數字社會的拓展，這一方法也掙脫了傳統民族志在當地的地理範圍的局限(Murphy et al.，2021)。
當然，現在應用于數字時代的社會調查方法，還處于探索與不斷改進的過程中。在調查樣本的代表性、調查内容的取舍選擇、調查資料的效度與信度、調查過程的質量控制、調查的倫理規範及其他等各個方面，在現階段都存在着一些難以繞開與解決的問題。因此，在實際的調查中，為了彌補這樣的不足，通常更多地采用定性與定量多種研究方法融合使用。多種方法與方式收集到的資料能夠相互印證，從而避免一些上述問題，提升資料收集的質量。更重要的是，這樣開展的調查能夠更好地捕捉與挖掘到在數字社會中剛剛湧現出來的，并不普遍的新趨勢、新群體，獲得更完備的數據與資料，能夠更好地描述數字時代的社會變遷進程。應該認識到，調查方法的轉變是整個社會變遷過程中的具體細節顯現，也必然随着數字技術的推進而變化。令人感到樂觀的是，這一改變的進程正朝着更為完善成熟的目标飛速邁進。
（三）從社會調查到社會理論
正是因為中國社會面臨着巨大的社會變遷的進程，社會調查作為理解社會記錄社會變遷的工具，也到了反思其宗旨、展望其未來的時刻。仔細審思，至少可以在以下兩個方面探索與讨論社會調查在數字時代的任務。
一方面，社會調查應當更準确地記錄與展示社會變遷的曆程。當前的社會調查通常采用大規模全人口覆蓋的抽樣調查。這樣産生的關于社會總體狀況與趨勢的資料标準化程度較高、獲得效率也較高。但是，在數字社會成形的階段，人與人之間的分化與差異逐漸拉大：流動性的增加使得實施抽樣調查的難度前所未有地大幅度增加；新的社會群體出現的頻率與概率顯著提升，抽樣調查難以覆蓋這些正在浮現的新群體，這就有可能忽視社會變遷的新趨勢。更重要的是，在朝數字時代過渡的時期裡，這樣的調查方式将毫無懸念地錯過衆多的細節。特别是普通百姓在恢弘的曆史進程中是如何主動或是無奈地改變了自己的工作與生活方式，包括人們面對新的社會趨勢時不絕的困惑、倉皇的選擇以及可能的無助。這樣的細節數據與資料顯然需要通過更為細緻的挖掘才可能得到。百年前中國社會學學科的先賢們，已經扭轉了理解社會的思想觀念，從普通百姓的生活與生産過程中記錄社會變遷。如今，我們顯然應當繼續堅信與堅持他們所信仰的社會調查。
另一方面，社會調查應當成為理論建構的起點。所有的社會調查都不應當僅是調查結果的呈現，更不應當是大篇幅數據表格的羅列。曾有學者用淺白的語言概括過，社會學的研究就是要“講個故事，說個道理”。“講個故事”是指，運用社會過程本身的發展邏輯脈絡，通過構思組織，将調查資料呈現出來；“說個道理”是指，以這些資料呈現為基礎，能夠抽象提煉出更為一般、更具普适性的通用概念與中觀理論。誠如斯言。社會調查也一定是材料與理論缺一不可。沒有經驗資料與個人體驗支撐的理論，宛然猶如深秋的浮萍，幹癟無根基；沒有概念提煉與理論歸納升華的資料，最多隻是仲夏的繁花，鮮活無長日。調查特定社會群體與職業群體，就應該提煉抽象出群體的特征與屬性。而這些提煉出來的概念，向上可以與數字技術的使用相對應，描述該群體應對數字技術帶來的變遷的策略安排；同時也可以與其他群體類似的應對策略相聯系、相比較，從更宏觀的維度描述數字社會變遷進程。
從社會調查材料到建構理論之所以特别重要，還有以下五個原因。第一，這是社會學學科本土化的要求。社會調查收集關于中國社會自身社會實踐的資料，在歸納抽象到社會理論之前，這些資料無法構成對于中國社會的系統理解與闡釋，并不能成為學科知識積累的基本單位，隻有上升成社會理論才能夠成為學科本土化知識的一部分。第二，這是抓住學科發展曆史性機遇的要求。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與數字技術的發展與應用高度重合。中國社會在這一輪數字社會變遷過程中，正在經曆着一次“自然”的社會實驗，能夠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完美”對象。同時，龐大的人口規模使得中國社會在數字社會變遷過程中，産生豐富的數據，成為重要的社會發展與學科研究的資源。第三，這是參與理論對話并對社會變遷一般理論的發展做出貢獻的要求。社會調查的資料豐富多彩，同時也千差萬别。這既是資料的屬性與特色，也是資料在溝通交流上缺乏共通性的短闆。資料隻有上升到理論，才能夠相互對照交流，才能夠對社會變遷的一般理論做出修正與補充。第四，這是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要求。隻有從中國社會實踐中的基礎資料出發，提煉出通則性的概念與理論，才能夠在知識體系的對話中真正獲得話語權，才能夠建立起立足中國社會實踐的自主知識體系。第五，這是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闡釋組成部分的要求。社會調查記錄的社會變遷過程，正是經濟高速增長社會長期穩定的偉大成就。調查隻有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才能夠從學理的角度更好地闡釋中國現代化對于推動中國社會變遷的根本性作用。
（四）從記錄社會變遷到建立自主知識體系
數字時代正以堅定的步伐進入社會的各個角落。社會調查應當敏銳地抓住此過程中浮現出來的新的社會過程與社會事件，做好觀察與記錄，嘗試着提煉概念與構建理論，并做出合乎邏輯的推論與趨勢預測，為社會政策提供事實依據，為建設更健康、更包容的數字社會做好理論準備。至少可以從以下這些方面來着手：
（1）數字技術帶來的時代變遷；
（2）在社會互動與社會交往中，數字技術的應用帶來的方式與流程的改變；
（3）日常生活中，人們對于數字技術的使用，并由此帶來的社會分化過程；
（4）生産過程中，特定的生産過程的改變；
（5）數據的生産過程與使用，以及産權與收益的社會性後果；
（6）勞動過程中，新的職業群體的産生與群體特征與屬性；
（7）社會生活中，新的社會群體産生的過程與群體凝聚力的維系機制；
（8）數字技術推進過程中，被忽略與受到損害的社會群體特征與屬性，以及潛在的社會後果與應對的社會政策；
（9）沿着數字技術邏輯産生的新舊群體之間的差異，以及潛在的社會後果與社會分化過程；
（10）在城鄉社區生活中，數字技術帶來的城鄉生活方式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改變；
（11）數字技術邏輯帶來的社會秩序與倫理規範的震蕩與重新整合；
（12）在虛拟社會中，數字社會群體的形成過程、特征屬性與認同機制；
（13）虛實社會之間群體身份的對應嫁接與交叉錯位；
（14）數字社會群體的内外沖突與空間争奪；
（15）虛拟社會中，社會秩序的成形與演化進程；
（16）對于以上社會事實的概念提煉與理論概括的嘗試性工作；
（17）其他相關的社會現象的描述與挖掘；
……
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晚于西方發達國家，對于工業技術更多的是學習與追趕。用社會調查記錄社會變遷、解釋社會進程，同時也是學習、借鑒國外的方法與理論并将之本土化的過程。如今，當數字化技術的浪潮全面席卷，中國與世界其他衆多國家同時進入數字社會。在數字技術發展與應用的諸多方面，中國社會走在世界前列，成為引領者。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建設也積累了人才與本土經驗。在社會實踐與知識創新的過程中，單是延續以往的學習與借鑒的趨勢，已經無法滿足對于自主理論解釋的需要。新局勢之下，中國社會學面臨着新的學科使命，即從借鑒者、學習者，變成創造者、引領者，建立自主知識體系，獲取更大的學術話語權。
建立自主知識體系和闡釋中國的社會變遷過程面臨着确立研究視角的問題。首先，應當詳細準确地記錄中國社會變遷的曆程。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曆史成就，成為人類曆史上覆蓋人口規模最大影響深遠的曆史進程，也正在改變世界格局。無論是敵是友，對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的事實都一緻贊同與認可。記錄并展示這一變遷曆程是編寫人類曆史的内容。第二，應當認識到中國的社會變遷過程有着不同的特點與屬性。這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中國的曆史，向上承接中國文明曆史的社會實踐，向下開啟人類文明的新形态。第三，應當敏銳地捕捉推動這一變遷進程背後的特定機制。中國社會變遷的進程必然有着特定的曆史路徑依賴，這決定着在推動這一進程的背後有着特定的曆史傳承與社會情境，捕捉特定的機制就是要更完整地尋求解釋框架。第四，應當認識到中國的社會變遷曆程是整個人類發展進程中的一部分。現有的社會變遷理論框架為人類變遷曆史進程提供了普遍意義上的解釋。在詳細的記錄材料的基礎上，可以使用這些理論框架嘗試着闡釋中國社會變遷的曆程。第五，應當積極與現有理論展開對話，對其展開補充修正。基于描述中國社會變遷的材料，對相應的概念進行提煉與理論提升。從知識積累的角度來看，産生于中國社會變遷的知識，應當積極與現有知識展開比較研究。唯有這樣，才能夠展示中國社會變遷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進而參與到解釋人類文明進程的知識積累之中。
七、結語
社會調查記錄社會變遷，收集社會事實的資料，對于推動社會研究與社會科學的學科建設具有重大意義。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調查研究通過第一手經曆與資料了解社會實情，對于尋求社會變革與社會發展之路也是必經之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1991a：109)。“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習近平，2018)。在五四運動前後，早期中共領導人就積極開展調查研究。作為其中的傑出代表，毛澤東更是放棄“勤工儉學”留洋的機會，深入中國社會基層開展調查。早在20世紀20年代，毛澤東主持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組織帶領學員們到各地開展農民的生産與生活狀況調查，詳細記錄佃農家計生活的收入與支出，分析佃農開展農業生産的困難；後來更是在32天的時間裡，跑遍5個縣，詳細地調查了“大革命”時期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這些調查産生了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重要文獻《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1991b：3—11)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1991c：12—44)。習近平在1988年6月剛到福建甯德時，就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走遍了閩東與鄰近的浙南的城市鄉村，通過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逐步形成閩東發展的具體思路。
回顧中國社會學與中國社會調查的曆史，100多年前的先賢們的困惑是，當時的中國為什麼會落後?中國傳統社會裡還有什麼可以值得保留并成為文化營養，支撐中國找到發展的方向?而10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社會科學亟需給出答案的理論問題是，為什麼中國能夠長時間保持經濟迅猛增長，同時能夠長期維持社會局面的穩定?這既需要了解當前社會轉型的過程，也需要理解近兩百年間的社會曆史變遷。如此，才能夠承接百年來的社會調查曆史與記錄完整的社會變遷過程，才能夠更完備地積累社會調查資料與推進社會研究的學科建設，也才能夠更好地充分認識到百年來的偉大曆史成就，才能夠更充分地回答上面亟待回答的問題。以下這個鮮明的例子可以給出更清晰地說明。1914年，狄特莫(Dittmer，1918)調查了beat365周圍的近200戶居民的家計生活費，計算得出當時的恩格爾系數高達79%；同一時期，陶孟和在著名的北平家庭生活費調查中，計算給出的北平城市裡勞工家庭的恩格爾系數為71.2%(陶孟和，2011c)。可以推論的是，絕大多數當時生活在農村的中國農民家庭的食品支出比例(即恩格爾系數)，應該遠遠高于這些北平大城市的勞工家庭。作為對比，2021年中國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為29.8%，與一些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相當，顯示着百年後的中國社會朝向更富裕的生活水準大步邁進。
如今，數字社會的來臨在帶來根本性社會變遷的同時，也帶來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曆史性發展機遇。作為社會研究的基礎性過程，社會調查記錄社會變遷的宗旨沒有變化，但是收集資料的對象已經完全不同，記錄的方式與方法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此之外，社會調查更宏大的目标，則變成了提供研究素材，推動社會分析的進展，建立社會科學的自主知識體系。總結起來，社會調查的基本任務應該是：冷靜面對當前的中國社會變遷過程，敏銳捕捉設定此一轉型過程中的真實社會議題，積極實施深入社會實踐的社會調查，精準提煉合乎實際的抽象觀念，謹慎嘗試初步的理論概括，大膽參與國際前沿理論對話，努力構建本土化的社會學學科知識體系。
來源：《社會發展研究》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