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循環、經濟結構與新發展格局：

一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與國際比較

作者

李幫喜 趙奕菡 馮志軒 趙峰

發表期刊

《經濟研究》2021年第5期，總第644期，第56卷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政治經濟學的價值循環和社會總資本再生産理論，構建了一個理解新發展格局的理論框架，闡述了不同的經濟循環模式依賴于技術結構、分配結構、需求結構和生産結構的相互配合，進而通過一個包含固定資本的三大部類再生産模型明确了各種結構的不同組合關系構成了不同類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格局。在此基礎上，本文利用1957-2017年投入産出表，構建了中國經濟的三大部類表，分析了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邏輯和由此帶來的發展模式變遷路徑。本文還用同樣的方法讨論了二戰之後美國和日本的結構性特征，以此考察工業化後期可能的發展模式及其變遷規律，為中國未來的經濟循環和新發展格局提供必要的啟示。

關鍵詞：價值循環 經濟結構 新發展格局 政治經濟學

引言

中國經濟經曆了長期高速的增長，對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的探索，誕生了大量的文獻，至今也仍是經濟學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盡管對于中國經濟增長動因的探讨紛繁複雜，但是從文獻和事實中仍能夠看到與這種增長相伴的三種典型特征：一是投資驅動（衛興華和侯為民，2007；Lo & Zhang，2011；劉世錦，2011；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等，2012）；二是偏向積累的分配結構（劉世錦，2011；馮志軒，2012；Qi， 2020）；三是外向型經濟（裴長洪和彭磊，2006；劉瑞翔和安同良，2011；Zhu & Kotz，2011）。偏向資本的分配結構提高了經濟中總體的剩餘量，配合相應的積累體制，使得這部分經濟剩餘大量轉化為積累。積累促進了生産規模的擴張和技術的進步，從而表現為經濟的增長。國外市場在本國勞動報酬偏低、國内消費不足的情況下提供了需求，實現了國内産品的“價值補償”；國外供給在投資擴張的過程中，實現了部分技術和生産資料的“物質補償”。這三個特點相互聯系，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内構成了中國經濟的重要結構特征，甚至可以說描述了一種發展的“模式”。

但是近年來随着國内經濟發展階段的轉變和國際形勢的變化，這一基本“模式”也面臨着挑戰。長期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帶來的是資本有機構成的上升和資本周轉的減慢，也引起了經濟整體利潤率和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李幫喜等，2019b；Marquetti et al.，2020）。偏向積累的分配結構限制了内需水平，也固化了投資驅動的模式。而外向型經濟則面臨複雜國際環境的挑戰，一方面由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矛盾，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各國經濟恢複遲緩，“長期停滞”或已到來（Krugman，2014；Summers，2014；Kotz & Basu，2019；宋佳音等，2020），加上2020年初以來各國疫情的影響，國外市場面臨多種不确定性（Baker et al.，2020；Brodeur et al.，2020；Ludvigson et al.，2020）；另一方面，一些資本主義中心國家，在面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時，為維持本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地位，試圖破壞國際分工體系，對中國的國際供應鍊造成了威脅（Long et al.，2020）。

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國提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正是改變以往的發展“模式”，主動應對新的發展階段和國際環境的重要舉措。

對于新發展格局已有一些學者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如何理解構建國内大循環的時代背景、現實基礎和戰略意義（黃群慧，2020；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報告（2020）》總報告組，2020；王一鳴，2020；馬建堂和趙昌文，2020）。其次是讨論構建國内大循環的政策方向（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報告（2020）》總報告組，2020；劉元春，2020；王一鳴，2020；蔡昉等，2020）。最後，一部分研究讨論了新發展格局的“内涵”，其中一些研究的“内涵”強調的實際上是對新發展格局的理解和由此衍生的政策取向，本質上仍然是和前述政策方向的讨論緊密聯系的（黃群慧，2020；馬建堂和趙昌文，2020）；另一部分研究則将關注的重點放在本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的聯系之上，旨在說明兩種循環的相互關系及這種關系的曆史演變（江小涓和孟麗君，2021；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報告（2020）》總報告組，2020）。

而本文認為，當我們将新發展格局理解為一種“循環”的時候，首要的問題是這種循環的内容是什麼，或者說“是什麼在循環”；循環得以運行的基礎邏輯是什麼。說明了這些内容，我們才能夠理解國内和國際循環是如何結合的，循環過程中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怎樣的，以及在此基礎上，是什麼構成了不同的循環模式。進一步，有了對這些問題的理解，才能更好地說明中國以往的經濟循環模式是如何發展演變的，未來新的經濟循環模式應該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本文的目的正在于回答上述問題。為此，本文利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資本循環理論，構建了一個理解國民經濟循環過程的框架，說明這種循環的本質是以價值運動為核心的資本循環（或者說價值的循環）；在此基礎上本文結合社會總資本再生産理論，利用三部類模型，闡述了資本循環得以順利進行的核心在于經濟中技術結構、分配結構、需求結構和生産結構之間的相互配合；不同結構之間的可行組合構成了各種類型的發展模式。

在此基礎上，本文利用1957-2017年的18張投入産出表，構建了中國的三大部類表，闡述了中國技術結構、分配結構、需求結構和生産結構的變遷，以及由此體現的各個曆史階段經濟整體價值循環模式的特征，說明中國發展模式的曆史變化。同時本文也計算了美國1947—2017年和日本1960-2015年的三大部類表。二者在二戰後的經濟發展過程分别對應着工業化的不同階段，本文通過總結兩個國家經濟結構的階段性特征，将二者的結構變化與中國進行對比。在對中國循環模式的縱向分析和與美國、日本循環模式的橫向對比中，讨論了中國如何既在新的發展階段突破原有的循環模式，又避免美國和日本在相應階段存在的結構性困難，說明了未來新的循環模式所需要具備的基本特征和可行路徑。

本文的第二部分是對理論基礎的探讨，旨在讨論如何利用資本循環和社會總資本再生産理論來理解經濟的循環過程；并構建三部類模型，說明不同的循環模式是如何建立在各種經濟結構的相互關系之上的。第三部分将首先讨論如何将投入産出表轉換為與三部類模型相對應的三大部類表，并在這一經驗研究方法的基礎上，讨論中國不同階段的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循環模式的變遷。第四部分是對美國和日本結構變化的讨論。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原文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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