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中國社會保障紀實（1978-2018）》
大型紀錄片《中國社會保障紀實》
為改革開放40周年獻禮
由beat365社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牽頭拍攝，中國教育電視台聯合出品，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學術支持的國内首部以社會保障為題材的大型紀錄片《中國社會保障紀實（1978—2018）》。旨在為改革開放40周年獻禮的該紀錄片拍攝二十餘個省份，采訪上百位制度設計者、權威專家、基層管理者和普通民衆，全景式展示了1978年至2018年社會保障制度變遷曆程。通過數十位普通民衆親身經曆的故事和其中的悲歡離合，深入體現了四十年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大潮中，社會保障作為國家保障的制度安排，為每一個人所帶來的切實的生活改善和制度化保障，以一個個具體鮮活的民生案例反映了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與期待。
紀錄片《中國社會保障紀實（1978-2018）》
紀錄片共分五集，分别為《民生福祉》、《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弱有所扶》、《幸福所系》，于2018年12月31日晚21：30在中國教育台一頻道首播。
第一集《民生福祉》從多角度系統展示四十年社會保障發展曆程和取得的突出成就，全景展示了各類人群參加和享受各類社會保障的總體狀況。
《中國社會保障紀實（1978-2018）》--《民生福祉》
第二、三、四集分别聚焦養老、醫療和救助這三大社會保障）核心制度，深入展示了當人們面對年老、疾病、貧困等突出困境時，社會保障制度發揮的切實有效保障作用，讓人們能夠度過難關，并享受生活的美好和未來。
《中國社會保障紀實（1978-2018）》
第五集《幸福所系》立足于當前制度挑戰，并展望制度發展前景，重點對老齡化、就業形态變化等狀況進行了描述，并展望通過制度變革，構建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前景。
《中國社會保障紀實（1978-2018）》--《幸福所系》
該片拍攝手法生動親切，貼近百姓生活，用具體事例真實反映了普通民衆對于改革開放四十年滄桑巨變的切身感受，同時也對社會保障的進一步改善提出了期許和訴求，不失為一部兼具曆史性與觀賞性的創作佳品。
《中國社會保障紀實（1978-2018）》
（beat365社科學院社會治理與發展研究供稿）
《中國社會保障紀實（1978-2018）》
劇情介紹
第一集《民生福祉》
影片以采訪的視角切入，首先展現的是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中國第一個勞動合同制和社會勞動保險制度首先在這裡實施，經過近四十年的探索與實踐，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已基本建立，人民的生活也随之而發生改變。
經濟特區深圳
采訪從上海社保查詢網的一名專業咨詢員吳詩妍開始，她和她的同事們每天要接聽近4萬多個咨詢電話。在上海，人們已習慣将自己在就業、養老、醫療、勞動關系、教育、居住等遇到的問題通過電話進行咨詢。
上海社保查詢網的一名專業咨詢員正在接聽咨詢電話
鏡頭随後切換到了黑龍江，這個曾經的國家重點建設地區，從1998年開始大刀闊斧地推行國有企業改革。減員增效、下崗分流，高鳳霞夫婦失去了佳木斯造紙廠的鐵飯碗，生活陷入了困境。1999年，國務院發布了《失業保險條例》，同期在全國建立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保障2500多萬下崗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如今，佳木斯的政務大廳，每個工作日都人流湧動，前來辦理養老、醫療、失業、勞動關系的人絡繹不絕。
黑龍江佳木斯的政務大廳
畫面切換到四川遂甯，14歲的農村孩子鄧雪兒被查出體内産生胰島素的細胞已經徹底損壞，終生需要以藥維持。貧困的農村家庭無法承擔巨大的醫藥費，為了活命，她隻好在16歲那年隻身來到廣州打工。靠着自己的雙手，靠着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逐漸完善，鄧雪兒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組成了幸福的家庭，還為全家包括生病的孩子都買了醫療保險。
鄧雪兒接受采訪
1992年，同樣來自四川内江的農村女孩黎群到東莞一家外企打工。1997年公司按照工資比例為員工購買了保險，她開始還覺得工資少了，是公司扣了她的錢。直到後來得了腸胃病住院，她才理解了醫療保險的重要性。如今外來務工的人員，都會提到企業是否給上保險這個問題。
打工女孩就醫療保險接受采訪
圍繞幾條采訪主線，還穿插了家人與周邊人群的真實感受和業内專家的評述。國際勞工組織代表圭亞表示：每20年，中國的發展都會有一個新的面貌，從1978到1998再到2018。與歐洲國家社保限制、減少和收縮等現狀不同，中國現在的社保發展呈現出一個新的面貌，一個更好、更積極的面貌。
國際勞工組織代表圭亞談中國社保發展
截至2017年底，中國的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參保人數，分别為9.15億人，11.77億人、1.88億人、2.27億人和1.92億人。由國際社會保障協會158多個國家的300多個社會保障機構投票決定，中國被授予“社會保障傑出成就獎”。
國際社會保障協會授予中國“社會保障傑出成就獎”
第二集《老有所養》
影片首先把鏡頭推向東北沈陽，這個老工業基地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僅一個鐵西區就有近70萬工人下崗。1997年，盡管中國已經開始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但是有一段時間部分退休人員存在着領不到養老金現象。杜師傅和成千上萬的工友一樣，生活陷入困境。
老工業基地沈陽
1998年，中央出台了“兩個确保”政策，确保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确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按時足額發放。企業沒了，但是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來了，這是一個真正能給杜師傅帶來安全感的社會保障體系。一張薄薄的社保卡，把杜師傅這一家帶出了靈魂危機。
杜師傅談社保制度
鏡頭轉向了北京通州，郭寶榮老人對那段艱難的日子記憶猶新。當1997年推行職工基本養老金時，郭寶榮的公司因為屬于合資轉外資企業，并沒有被納入社保制度内。外資企業不負責發放退休工資，使得郭寶榮這批退休人員陷入養老危機。後來，國家出台相應政策，将他們納入了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中。從2005年開始，養老金14年連漲，讓郭寶榮退休生活豐富起來。
社會養老制度為退休人員郭寶榮脫離養老危機
離開人頭攢動的通州社保大廳，随着攝像機鏡頭來到河南省西峽縣。2009年，西峽縣被國家定為首批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縣，并率先在河南完成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并軌。今年78歲的張明華老人，是西峽縣五裡橋鎮黃獅村村民。當西峽縣作為全國試點縣推行新農保的時候，她還以為是兒子找借口偷偷塞給她的錢。直到村中的老人都領到錢了，老太太才相信這是國家發的錢。
河南老人張明華享受到“新農保”帶來的收益
相隔不遠的明村村民張寶生夫妻的三個兒子都在外地打工，為補貼家用，張寶生要編一些手工藝籃子，交給村裡代賣。張寶生的妻子患了輕度老年癡呆，他們兩口都有心髒病，每天得吃藥控制，養老金是老兩口的生活支柱。從2018年養老金漲到98元後，兩位老人終于不再為買藥的錢發愁了。
張寶生夫婦因養老金調高再也不發愁買藥錢
鏡頭随後又拉回了東北，影片采訪了遼陽市一家民營企業的新老員工和企業老總。随着東北年輕人大量外流，人口老齡化問題凸顯出來，企業的社保繳費負擔越來越重。
東北民營企業的社保繳費負擔重
為了進行對比，影片又實地采訪了該企業在廣州茂名的分公司。目前，我國養老金以省為單位進行統籌，省與省之間，年輕人與老年人的比例差異巨大，是造成繳費差異的關鍵原因。為解決這個問題，2018年5月，中央出台調劑金制度文件，邁出了全國統籌的關鍵一步。
老有所養，是一個現代國家的重要标志。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養老保障體系不斷完善，2017年底，養老保險制度覆蓋9.1億人，構建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養老保障體系。人們期待在國家宏大規劃的制度變革中，更加關注每一位老年人的衣食住行，讓每一位老人都有一個健康幸福的晚年。
“老有所養”是一個現代國家的重要标志
第三集《病有所醫》
影片的鏡頭推進雲南，二十年前，雲南省曲靖市民徐健經曆了一場生死攸關的變革。徐健退休前是雲南省煤炭行業一家公司的職工，這家曾有3000多名職工的國營大廠于2008年破産。2000年以前，該廠實行的是勞保醫療制度。徐健于上個世紀80年代進廠，當時從未因生病吃藥犯愁。但好景不長，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一些國有企業效益開始變差，勞保制度逐漸名存實亡，徐健所在的企業也是如此。
1995年，徐建被檢查出患有糖尿病，從醫院開了一大堆藥出來，按照廠裡的勞保條例去報銷時，得到的回複是醫務室什麼也不管了，得大病去外面住院也不能報銷。49歲的徐建，對人生的危機猝不及防，更為雪上加霜的是，他還查出患有肝病。家裡的存蓄被醫療費用消耗一空，艱難時甚至出現了兩到三個月斷藥的窘境。
徐建就醫療保險制度接受采訪
一場波及全國城鎮職工的醫保社會化改革，讓徐健看到了生存下去的希望。1994年，全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率先在江蘇鎮江、江西九江兩市進行試點，随後擴大到40多個城市。1998年12月14日，國務院頒布《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确定了統賬結合的醫療保險制度模式，提出了建立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2000年，雲南曲靖市開始實施改革。徐建所在的企業也正式将勞保醫療制度改成城鎮職工醫保。他的醫療費用終于可以進行報銷，這遲來幾年的好消息，保住了他的生命。如今有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後，徐建每次到醫院看病，都能以少量錢，買到救命的藥品。雖然患有多種疾病，徐建的退休生活，依然過得有聲有色，醫保成了他生命的保障。從勞保醫療制度到城鎮職工醫保的改革，為無數普通職工的健康增加了一道保險屏障。從1998年開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已經覆蓋了3億多人。
鏡頭從城市轉向鄉村。2003年之前，在廣袤的農村，尚有9億農民未能進入醫療保障制度。在河北滄州東光縣，62歲的王炳德是縣中醫院辦公室主任，但他舍不得放下用了40年的聽診器。農村醫療條件的改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去往縣醫院任職前，王炳德幹了30多年的鄉村醫生。直到現在，他每周都會回到王東吾村，繼續給這裡的村民看病。解決農村看病難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
農村看病難
2003年1月，中國開始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簡稱“新農合”。把廣大的農民納入到整個醫療保障的網絡，已成為當務之急。河南省通許縣61歲的農民赫軍春是名退伍軍人，30多年前得了慢性胃病，每個月都必須吃藥。2007年以前，每個月花大把的醫藥費，使赫軍春的家庭陷入貧困。新農合剛出來時，他不是很相信，經過衛生站反複勸說，他才加入了新農合。現如今，每個月的醫藥費都可以報銷，赫軍春一家的日子也有了起色。
“新農合”将廣大農民納入醫療保障網絡
當城鎮職工和廣大農村共十幾億人得到基本醫療保障後，中國從2007年起，開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2016年，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正式将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整合為城鄉一體，待遇同質的城鄉居民醫保，有效提高了農民的醫保待遇和就醫選擇權。
基本醫療保險都有一個封頂線設置，那麼如果得了大病又該怎麼辦呢？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國自2012年起開始建立城鄉居民大病醫保。2018年5月初，蘇州市民朱林娥被确診患上了“多發性骨髓瘤”。這是一種嚴重的血液病，每一個療程就得好幾萬。由于治療時間較長，患者平均花費得四、五十萬。五十多歲的朱林娥和丈夫住在城郊結合部，因為沒有固定職業，靠打零工為生。躺在病床上的朱林娥，愁的輾轉難眠。
大病如何解決？
從2018年開始，蘇州市施行了一項新的大病醫保政策，把大病患者承擔的個人自費部分，納入到了大病保險的補償範圍，提高了報銷比例。朱林娥趕上了新政策，個人花費隻相當于過去的四分之一。蘇州通過改變醫保的制度設計，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朱林娥等大病患者看病貴的問題。
目前，中國大病保險已經覆蓋10.5億人，實現地區實施、參保人群覆蓋、和支付兌現百分之百，住院醫療費用支付比例平均提高12個百分點。也有人提出，為什麼不采取免費醫療呢？影片把鏡頭投向了西北的一座資源城市--榆林。榆林市常住人口在50萬左右，2009年，《神木縣全民免費醫療實施辦法》實施，以高額财政補貼，實現保障水平充分。當地政府将新農合的報銷門檻從兩百元降低到100元，這樣看病報銷幾乎沒有門檻，新農合的參保人數在99%以上。
現年55歲的陝西神木人武根俊在市區經營一家羊肉鋪，一家五口人依靠着武根俊每月7000元的收入生活。不久前，他因肝血管瘤緊急住進當地醫院，十多天的治療就花了近兩萬元，而報銷後個人隻花了1000多元。神木在城鄉居民醫療保險中實現了近乎免費的待遇，得益于神木資源城市獨有的雄厚财政能力，這一制度隻針對具有本地戶籍和在當地就醫的居民。神木的免費醫療引發了社會的熱議，影片通過專家學者針對國内外醫療福利制度的比較和分析，對免費醫療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和意見。
專家學者談國内外醫療福利制度和免費醫療
當下中國人最關心的比建立免費醫療更現實的問題，是如何把醫療目錄不斷放大，使得臨床亟需的創新藥品和耗材納入進來。索坦是一種新型多靶向性的治療腫瘤的口服藥物，也是青島市民李新明離不開的救命藥。1999年，青島市民李新明罹患腎癌，手術切除了一個腎。四年後，隻剩下一個腎的李新明舊病複發，走投無路的他，從青島市立醫院泌尿外科侯主任那裡獲得了一個新的治療方案。當時，青島一瓶索坦的藥價是11790元，根據治療方案，李先生每個月需要服用一瓶，一年就是12瓶。總的費用是141480元。這個數字對于工薪階層的李先生，無異于傾家蕩産。
正當李新明夫婦倆準備賣房救命之時，一個好消息驅散了這個家庭上空的陰霾。青島市從2012年7月實行的特藥準入政策，把索坦等一些治療癌症的特效藥，相繼納入醫青島市從2012年7月實行的特藥準入政策，把索坦等一些治療癌症的特效藥，相繼納入醫保範圍。按照這項政策，李新明購買索坦的費用，醫保可以報銷70%，自己隻需要承擔30%。這個好消息讓他和家人熱淚盈眶，抱頭痛哭。2017年青島市實施全民補充醫療保險制度，參保人按規定使用特藥特材發生的醫療費用，最高按80%的比例報銷，不設最高支付限額。昔日“天價藥”飛入了尋常百姓家。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已經構建起一張世界最大的醫療保障網，有效地減輕着13億多國民的疾病醫療後顧之憂。但這一制度還需要優化，需要人人參與、人人盡責，需要堅守互助共濟，用集體的力量和确切的制度安排來為全體人民提供穩定的安全預期。在醫療技術進步和醫療保障發展的同時，國際社會嘗試将更多的醫療保障資金應用于醫療的前期預防幹預，引導形成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醫保不是醫療的全部，醫療更不應該成為生命的大部分。健康才是每一個人幸福生活的基礎，人們期待着一個更有質量、更可持續的醫療保障體系。
第四集《弱有所扶》
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救助在城鎮依托工作單位，在農村依托生産集體開展工作。1979年，安徽省的小崗生産隊冒着風險實行了包産到戶，邁開了對内改革的第一步，農村社會救助制度的探索轉型也随之開始。五保政策是我國獨創的一項農村社會救助制度，農村經濟體制的變革，讓這項制度一時間難以發揮作用。
影片通過江西省遂川縣民政協調員李強生對新的農村救助體制還未形成的過渡期展開回憶。改革開放初期，政策性救助向制度化救助的變革還在醞釀之中。農村社會救助主要體現在發生災害臨時撥發的救濟款，金額有限也沒有形成體系。
民政協調員李強生談新的農村救助體制
從八十年代參加民政工作到現在，李強生見證了農村社會救助制度改革帶來的變化。随着改革進程的推進，社會救助作為國家責任的理念開始明确。1994年，國務院頒布了《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自此我國五保供養工作進入了規範化、法制化管理的新階段。為了将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納入保障範圍，從1996年開始，部分地區探索農村低保制度建設。2007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針對更多貧困人口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起來。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随着國企改革的推進，工人下崗大潮席卷全國。鐵飯碗被打碎了。可當時的社會救助體系，在面對下崗大潮時卻顯得無能為力。上海市民政局和财政局率先對這樣一部分企業的職工提供基本生活的保障，從生活救助方面配合國有企業的改革。上海的做法陸續在全國得到推廣，杭州在1996年開始實施城市低保。到1999年10月1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頒布，全國所有市、縣都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明确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資金列入當地财政預算和規定了詳細的标準劃定和申請認定程序。
影片通過居住在杭州的民政救助員楊東豪展開采訪，回顧了當時艱難的生活經曆。2003年，楊東豪再就業當上了社區的民政幫扶救助員，協助社區居民辦理低保成為了他的工作之一。20年過去了，低保制度讓讓城市無收入、低收入群體，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采訪杭州民政救助員楊東豪
汶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災害，催生了《自然災害救助條例》。變社會“收容”為“救助”，新的《城市生活無着的流浪乞讨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出台。到2014年《社會救助暫行辦法》實施，社會救助法制化的進程中有了一個新的裡程碑。形成了由民政部門統籌，多部門共同參與的大救助格局。
影片采用走訪的形式，集中反映了救助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績和重點難點問題，通過江蘇東台互助會、四川達州一門受理等具體救助實例，體現了政府、社會組織、群衆共同參與的大救助格局，同時也讓人們更加關注弱勢群體，補足民生短闆，實現“弱有所扶”，使得社會救助制度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減貧方式。
第五集《幸福所系》
1980年3月，《人民日報》刊載了一篇名為《關于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文章。影片采訪了文章作者田雪原，他是最早意識到老齡化問題嚴重性的學者之一，先後出版十六部關于老齡化最早的專著，并開始尋求應對之策。老齡化已成為學界和政策界讨論的焦點話題。
在城市，一直有家庭養老和養老機構兩種養老模式可供選擇。實行了四十多年的計劃生育徹底改變了中國多子女家庭結構，老齡化，使傳統養老模式遭遇挑戰。在家中子女無法照料，去養老院又一床難求，這是中國目前很多城市面臨的新問題。
應對老齡化，上海在2005年提出構建9073的養老服務格局，即90%的人要居家養老，社區養老與機構養老的人數占比分别為7%和3%。影片走訪了上海普通民衆和相關部門，了解到上海社保體系用了近20年進行探索，對養老服務模式、支撐體系、政策體系和監管體系等進行全面創新，針對老人們不同的身體狀況，提供不同的服務。全新的養老機構，精準提供的專業照料，能夠讓老人們身心愉悅地享受家的溫暖。
在大城市群為老齡化尋找破局思路之時，浙江烏鎮還沒經濟實力去複制上海的養老模式。它必須另辟蹊徑，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世界互聯網大會在烏鎮已經舉辦了五屆。“互聯網+”的理念在烏鎮深入人心，鎮居民們對互聯網服務進入家庭養老欣然接受。烏鎮的居家養老服務照料中心成立于2015年，它利用大數據技術建起了智慧養老綜合服務平台。烏鎮老人的信息在這裡歸檔、存儲，享受遠程的醫療服務與生活幫助。每當警報響起，就意味着一位老人因為身體不适，正通過網絡平台向中心呼救。平台會立即定位老人位置，并安排醫護人員前往救助。老人們的體檢、醫療數據，反饋到綜合服務平台，上傳到雲端，平台“家庭醫生”據此分析老人的健康狀況，提出建議和處置，并通過短信或者微信及時推送給老人們。目前，烏鎮已有82戶家庭安裝了智能居家照護設備，91位老人佩戴了智能穿戴設備，并且數量還在持續增加。 “互聯網+”就這樣在不經意間介入到基層養老模式，為解決中國老齡化問題提供了新的可能。
浙江桐鄉市民政局朱學龍在采訪中說：目前我們有近一半的鎮接到已經在啟用這個模式了，我們設想要通過三年的努力，把這個烏鎮模式變成我們桐鄉的模式，然後總結出經驗，讓更多的人來學習運用這種模式，讓他最後變成浙江模式，甚至是中國模式。今年63歲的李陽，不僅自己享受着“互聯網+”軟硬件設施帶來的充實，還能更好地照顧94歲的母親，也讓自己遠在外地的子女更放心。
鏡頭随後搖至江蘇昆山，占常住人口七成以上外來人口，正将昆山打造成“下一個深圳”。王名龍是昆山190萬外來人口之一。2017年，31歲的他從湖南嶽陽為融入這座城，選擇了外賣騎手作為職業。他和在武漢工作的妻子商量，把女兒接過來跟自己生活。但此時的他在昆山無房無社保，按規定孩子隻能上私立學校。為了孩子的上學問題，王名龍着急給自己交社保，可是外來人員的身份卻成了麻煩。
來自山東濰坊的李岑，也遇到了類似問題。這位33歲的北大畢業生在昆山做起了網絡主播。小有積蓄後，打算在昆山買房安家，卻發現沒有社保就買不了房。昆山市人社部門遇到如此棘手的問題後始對新興企業進行調研，一家互聯網就業平台給了他們啟發，新行業的社保問題也許要交給新行業才能完美解決。外來人才如果能給他們類似個體工商戶的身份，就能解決社保難題。
時代發展不斷提出新的挑戰，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在探索中前行。在美國工作了十年的劉莉2011年回到中國，在上海一家全球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她在美國打拼時除了繳納類似中國基本社保的社會安全保險金，還參加了類似企業年金的退休計劃。此外，劉莉還建立了養老基金的個人賬号，每年都從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存入其中。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養老體系和中國一樣也由三大支柱組成。第一支柱是基本養老金，第二支柱是由雇員、雇主共同繳費建立的基金。第三支柱則以個人退休賬戶為核心。在中國人的傳統認知中，養老理所當然要靠退休金，也就是依賴“第一支柱。”然而，第一支柱為主的養老保障體系，隻是用來保基本的。作為第二支柱的企業年金，倡導了十幾年，但建立年金計劃的企業數隻有8.04萬戶，占比不及百分之一。對于第一支柱的補充作用相當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大力發展第三支柱，已經是大勢所趨。影片通過對有關領域專家學者的采訪，對這一趨勢做了分析解讀。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實現了城鄉13億多人的人口全覆蓋。中國的社會保障改革是全面與深刻的制度變革，發展之快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因為此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敢于對社會保障制度如此全面而深刻地變革，近四十年也沒有第二個國家社會保障發展地如此之快。面向未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兜底線、織密網、建機制，全面建設覆蓋全鄉、城鄉統籌、權責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将是一項彪炳千秋的人類偉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