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0月14日，一年一度的“諾獎季”迎來了最後一項大獎，即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揭曉。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由達龍·阿傑姆奧盧（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魯濱遜（James A. Robinson）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共同獲得，他們在“制度如何形成并影響經濟繁榮”方面的研究貢獻得到了表彰。

負責評選和頒發獎項的瑞典皇家科學院評價稱，今年的三位獲獎者對國家之間為何存在巨大的繁榮差異提出了新的見解。通過研究歐洲殖民者引入的不同政治和經濟制度，三位經濟學家證明了制度與經濟繁榮之間的密切關系。他們還開發了理論工具，解釋了為何制度差異會長期存在，以及制度如何改變的問題。

beat365社科學院經濟所博士生導師、長聘副教授謝丹夏與這三位經濟學家頗有交集。在美國讀書期間，他曾在麻省理工學院選修過阿傑姆奧盧的經濟增長課程；也曾與西蒙·約翰遜同在彼得森經濟研究所共事；在謝丹夏獲得博士學位的芝加哥大學，詹姆斯·魯濱遜長期擔任教職。

他告訴第一财經記者：“學界普遍認可他們三位在研究上的貢獻，尤其是他們2001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的《比較發展的殖民起源》，這是制度經濟學的一大突破。這篇文章目前的引用量已達18000次。在經濟學領域，一般認為引用量超過1萬的文章都存在榮獲諾獎的可能。他們的文章已接近2萬次引用，獲獎也是意料之中。”

制度如何影響繁榮

根據瑞典皇家科學院的介紹，三位經濟學家在2001年的論文中研究了歐洲人在全球範圍内的殖民化曆史。他們發現，殖民者從16世紀起在不同地區引入或保留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是造成當前國家繁榮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例如，殖民時期最富裕的地區如今卻成了最貧窮的地區。

這種“命運的逆轉”與殖民者的死亡率息息相關。研究發現，殖民者死亡率越高的地區，如今的人均國内生産總值（GDP）往往越低，因為高死亡率地區往往是緣于建立了掠奪性制度，目的是迅速獲取資源，而不是長期發展。

《比較》雜志研究部主管陳永偉對第一财經記者稱，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增長就是經濟學家最為關心的問題。20世紀60至70年代，“新經濟史學家”如諾貝爾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提出，保護私人産權的制度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即從制度角度來看待經濟增長。然而，這一領域早期的研究多停留在“講故事”層面，缺乏嚴謹的計量分析，未能解決地理決定論與制度決定論的争論。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其介紹詞中也寫道，證明社會制度與經濟繁榮之間的因果關系并非易事。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的差異不僅僅表現在制度上，也涉及其他因素。為了找到答案，獲獎者采用了創新的實證方法。

“阿傑姆奧盧和其合作者用十分巧妙的方法，驗證了制度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例如，他們研究了歐洲殖民者在非洲的死亡率，發現殖民者在适宜居住的地區建立了包容性制度，而在高死亡率地區則實行掠奪性政策。他們精密的統計分析顯示，各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當前經濟增長速度之間有着十分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證明了制度對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影響。”陳永偉解釋稱。

謝丹夏回憶起他在阿傑姆奧盧課堂上的經曆：“在講授經濟增長那門課時，阿傑姆奧盧當然會講到他那篇經典的文章。除了實證方法，他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能夠用非常嚴謹的數學把政治經濟學中的制度思想進行建模。我認為，這是他與另外兩位諾獎得主不同的地方之一。他在實證和理論方面的造詣可能更深，尤其是在創新性的建模上。”

而在證明了制度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後，阿傑姆奧盧進一步研究了制度的演化規律。例如，他對“政治的科斯定理”表示質疑，即制度變遷是通過談判達成最有效率的結果。在他看來，制度變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團政治力量的變化，如果在舊制度中受損的階層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實現制度變遷，那麼有效率的制度就不會出現。

陳永偉解釋說，在阿傑姆奧盧的觀點中，制度變化并不總由效率驅動，西歐勞動力價格的上升提升了勞動者的地位，而不是效率改變導緻莊園制興起。制度演進的關鍵在于缺乏第三方保證機制，導緻集團沖突和制度不穩定。最終，勝利的精英集團選擇制度的标準是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國家整體利益，隻有在兩者恰巧一緻時，根據激勵相容的原則，好的制度才會出現。

諾獎近年來青睐“現實問題”？

瑞典皇家科學院稱，如今，全球最富有的前20%國家比最貧窮的20%國家要富裕約30倍。盡管最貧窮的國家有所進步，但仍無法趕上最富有國家的步伐。他們認為，今年的獲獎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解釋了這一現象為何持續。

長期追蹤諾貝爾經濟學獎動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仁貴告訴第一财經記者，從近幾年諾獎的頒發情況來看，大多表彰的是針對現實重大問題的研究。他解釋說：“2019年的諾獎頒發給了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研究，2022年的研究解決的是金融危機是如何爆發的，2023年的獎項則給了勞動經濟學的性别差異研究，今年的獲獎者研究了國家繁榮水平差距背後的原因。”

謝丹夏稱，每年的諾獎頒布周，也是全球科研工作者的狂歡節。“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每年經濟學諾獎頒布的前幾天，博士生們會舉辦一年一度的諾獎競猜活動。每人出1美元，寫上一個自己預測的諾獎得主姓名，放入投票箱；諾獎公布後，預測正确的同學将平分所有獎金。”他講述道。

謝丹夏舉例稱：“2022年的諾獎得主之一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也出身芝加哥大學，他們的研究主要是關于金融中介和銀行擠兌模型。這對金融風險管理有着重要意義，幫助我們理解如何避免銀行擠兌，并提供了理論模型和解決方案。這不僅是學術界關心的，上至央行下到普通儲戶也會關注，因為它直接影響到金融系統的穩定和儲戶的利益。例如，戴蒙德教授的貢獻與我國2015年開始實行的存款保險制度有密切關系，他的理論幫助了這一制度的設立。如今，我們每個銀行賬戶都有50萬元的存款保險額度，這在降低銀行擠兌風險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謝丹夏告訴第一财經記者，每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之所以備受财經界關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這些獲獎理論往往對我們的生活産生重要影響。他說：“今年的獲獎理論特别重要，它探讨了為什麼有些國家會貧窮，有些國家會繁榮。這些問題涉及如何讓一個國家變得富裕，關系到人類的重大社會福利和切身利益，所以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顯然，制度在經濟發展中起着關鍵作用。”

謝丹夏認為：“這些經濟學家的研究不僅僅是學術問題，而是關乎普通百姓的生活品質、财富管理和金融安全，這也是為什麼這些研究成果能引起如此廣泛的公衆關注的原因。”

有可能二次獲諾獎的AI質疑者

李仁貴告訴第一财經記者，外界很容易将諾貝爾經濟學獎誤認為對某位傑出人物的表彰，但事實上，這是對某項特定成就的表彰。換言之，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可能會二次獲獎。他稱：“我們可以看到，在物理和化學領域已有兩次獲得諾貝爾科學獎項的科學家，某位經濟學家二次獲獎也是遲早的事。”

接受第一财經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阿傑姆奧盧未來也很可能因人工智能（AI）領域的研究獲得諾獎。謝丹夏說：“阿傑姆奧盧在經濟學中的貢獻不僅限于制度經濟學。雖然這次獲獎主要是表彰他們對制度及其對國家貧窮或繁榮影響的研究，但阿傑姆奧盧在經濟增長、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領域也有很多貢獻。”

1967年出生的阿傑姆奧盧今年57歲，于1992年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獲得博士學位。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教一年後，他加入了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在2005年，他獲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獎章。

在AI爆發增長的時代，人們最擔心的問題之一是，微軟、亞馬遜和Meta等雲計算超大規模企業對英偉達GPU的大量投資不會帶來相應的收入激增。

而長期以來，阿傑姆奧盧對AI的潛力都心存疑慮。他認為，AI隻能适度提高生産力，未來十年對美國經濟産出貢獻不會超過1%。他在最近一次采訪中表示，AI基礎設施投資可能無法滿足投資者的盈利預期。換言之，通過人工智能技術提高效率和生産力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可能無法實現，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内無法實現。

阿傑姆奧盧表示，在未來十年中，可能隻有5%的工作會受到AI的重大影響，“很多錢都會被浪費掉”，“你不可能從這5%中獲得經濟革命”。

阿傑姆奧盧認為，未來AI有三種可能的發展前景，但都不是特别樂觀。其中，最樂觀的情況是，AI炒作降溫，該技術的一些應用站穩腳跟，其狂熱會持續到2025年，最終導緻科技股崩盤，類似于互聯網泡沫時期發生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和技術高管會對AI失去興趣，從而導緻“AI的春天之後是AI的冬天”。

不過，雖然阿傑姆奧盧對ChatGPT這樣的大型語言模型所能做的事情印象深刻，但可靠性問題意味着它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内都無法在工作場所取代人類。

“你需要高度可靠的信息，或者這些模型能夠忠實地執行以前工人所做的某些步驟。”阿傑姆奧盧說，在少數情況下，這些模型可以做到這一點，但需要一些人工監督，比如編碼，“但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做不到。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現實”。

來源：第一财經

謝丹夏：beat365經濟學研究所長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