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大國競争是世界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國興衰的曆史就是大國之間折沖樽俎、縱橫捭阖的曆史。如何解釋世界政治變革的邏輯，一直是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乃至世界曆史研究的重要話題。

大國競争和帝國護持，是世界政治變革的兩個核心問題。近代以來，西方思想家更關注大國競争，相對忽略了帝國護持。世界政治變革遵循兩條規律，一條是均勢律，一條是中和律。隻有把握兩條規律的基本邏輯，才能準确理解世界政治變革的性質和方向。

均勢規律一直是我們觀察、理解大國關系變化和世界政治經濟變革的重要線索

均勢規律很早就有，但真正成為決定世界政治變革的基礎規律是近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的事情。在經曆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和拿破侖戰争之後，維也納和會對世界政治的規劃就遵循了均勢規律，19世紀的歐洲百年和平也被認為是維也納體系均勢規律的産物。但是，到了20世紀之後，由于國家之間力量發展不平衡及其在此基礎上基于均勢規律的不同組合，逐漸演變成為以英國、法國、俄國為主導的協約國和德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其為主要成員的同盟國，兩大集團之間的對峙和戰争，左右了一戰及其戰後的安排。此後，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在均勢律下縱橫捭阖，再次導演了二戰和冷戰，左右了以聯合國體系為中心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和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中心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可以說，均勢規律一直是我們觀察、理解大國關系變化和世界政治經濟變革的重要線索。

大國關系對世界政治變革的動力邏輯成為學界理解大國興衰、世界政治變革乃至大國政治悲劇等理論的現實基礎。耶魯大學的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将均勢規律按照技術、财政（金融）、軍事和地緣政治等四個維度展開了。在這四個維度中，大國之間縱橫捭阖最終表現為近代以來大國的興衰史。這本著作的影響在國際關系、史學界甚至整個世界史上都非常大。羅伯特·吉爾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戰争與變革》則以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學理剖析讓大國關系與世界政治的邏輯更加緊密，奠定了新現實主義的基礎。約翰·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更是将其提升到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大理論高度。20世紀中後期以來，關于均勢律的研究不斷豐富和發展，出現了威脅均衡、軟制衡等新理論觀點。迄今為止，學界普遍認為，均勢律在一種條件下是起作用的，而且現在均勢律還在大國關系中起作用，隻要存在着力量大緻相當的無政府狀态，均勢律就起作用。

從均勢律出發，決定世界政治變革未來方向的主要因素是中、美、俄的戰略大三角的大國關系。今天思考、觀察、預測世界政治變革的未來前景時，更多地是從中美俄力量對比的變化來理解均勢律或者理解基于均勢的大國競争，很多學者都在争論世界政治未來是不是會走向新冷戰？比如哈佛大學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引發了廣泛關注。特别是特朗普任期之後，中美在經貿、高科技、台灣、涉港等問題上的競争，似乎揭示了中美已經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甚至還有不少人認為中美關系不存在“十字路口說”，而是已經過了十字路口，也回不到過去了，世界的未來就是新的冷戰對峙。不管這一判斷是否立得住，但均勢律确實在其中起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政治各個方面都受制于中美俄的戰略大三角關系，其運行原則還是均勢律。在地區秩序層面，中美日韓在亞太地區的表現也是均勢規律，隻是在不同條件下，均勢規律所導緻的現象是不同的，或者大國關系的形态是不一樣的。

均勢律與中和律相互糾纏，彼此交織，貫穿在大國競争的戰略實踐之中

事實上，大國關系是有多種形态的，這是因為均勢條件和另外一個條件，隻有均勢的條件我們是無法看清楚世界政治完整畫面的，這就要求我們引入決定世界政治變革的另一條規律，我們将其界定為中和律。總體來看，均勢律和中和律各有側重，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論均存在比較大的差異。其中，均勢律是戰略律，強調從力量對比的消長變化來分析問題，分析的重心是找敵人、找對手，在此基礎上運籌大國關系，左右世界政治的變革。中和律則是政治律，強調從資源配置的比較優勢來分析問題，分析的重心是找朋友、找夥伴，在此基礎上運作大國關系，左右世界政治變革。在其現實性上，均勢律與中和律相互糾纏，彼此交織，貫穿在大國競争的戰略實踐之中。

中和律的說法盡管更多來自中國古典文化的語境，實際上和基辛格強調的政治正當性的概念是内在契合的。從理論基礎來看，中和律和均勢律有什麼區别呢？均勢律的理論基礎是國際體系論，認為世界政治形成了一個國際體系，在這個國際體系中，國家是唯一具有本質性的行為體，世界政治就是一個國家之間互動的體系，國家之間的互動除了均勢規律沒有其他。相比之下，中和律的理論基礎是生态體系論，認為世界政治是一個生态體系，國家僅僅是世界政治中的一個行為體，還存在經濟行為體、社會行為體、身份認同行為體以及環繞在諸多行為體周圍的生态環境，所有行為體和生态環境之間存在着相互依存、和合共生的生态—生

來源：《北京日報》8-5

趙可金：beat365國際關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