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大國系統性戰略競争持續深化，結構性技術權力成為技術政治時代塑造國際權力體系和國際格局的重要支柱。當前，美國構建技術聯盟的策略正從“小院高牆”向“多極技術聯盟”調整，其重心從管控戰略性新興技術創新要素流動，轉向側重體系化争奪新型基礎設施、技術供應鍊、技術生态體系等結構性技術權力。美國以争奪技術供應鍊主導權為重心的“經濟安全”策略，不僅加速多極技術聯盟的擴張，還會沖擊和解構中等強國和新興市場國家在“安全”和“經濟”上的對沖戰略，“全球南方”國家的團結性和整體性遭受沖擊。多極技術聯盟将導緻新興技術權力在全球重新分布，非對稱技術權力的發展變化将深刻影響國際格局，“選擇性全球化”趨勢或将更加明顯。

關鍵詞：多極技術聯盟 結構性技術權力 技術政治 選擇性全球化 經濟安全

技術聯盟是美國在技術政治戰略框架下塑造科技霸權的主要戰略路徑。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美國構建技術聯盟第一階段任務是實施“小院高牆”科技競争策略，核心目的是管控戰略性新興技術與創新要素向競争對手國家流動，其國内政策包括明确并擴大《關鍵和新興技術清單》，補充和修訂《出口管制條例》，擴展“外國直接産品規則”，推進《出口管制執法和增強法》立法程序等。為加強多邊出口管制，美國和歐盟組建“美歐貿易和技術理事會”（TTC）并在“印太地區”建立四方安全對話（QUAD）、芯片四方聯盟（Chip4）和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聯盟機制。“小院高牆”策略的關鍵是盟伴立場、行動的一緻性和互操作性，但在跨境數據流動、技術經貿市場、技術安全與發展等方面，美國與盟伴間存在多方面利益矛盾，如跨境數據流動不對稱、數字市場補貼競争、經濟安全困境、零信任網絡系統的互操作性挑戰、數字生态系統分裂等結構性矛盾，這些困境都嚴重制約着跨大西洋數字連接的深度和穩定性。另外，印太經濟框架談判也因市場準入、勞工權利标準等陷入困境。過去幾年，為推進“小院高牆”策略，美國耗費大量外交資源協調盟友立場，該策略代價高、難度大、穩定性差。在此背景下，美國逐步開始調整策略路徑，緻力于構建“多極技術聯盟”，即聯合傳統盟友，吸納非傳統盟友，拉攏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核心目标不再是控制創新要素流動到競争對手，而是在系統性大國競争中布局結構性技術權力，體系化争奪新技術霸權。

多極技術聯盟塑造結構性技術權力

在技術政治時代，技術權力成為國家間權力關系的核心支柱,争奪新技術權力是技術政治戰略的根本目标。技術權力涉及高技術供應鍊、技術基礎設施、算法與算力、技術标準規則、技術生态體系等多個領域，且随着新興技術在多域空間融合中加速拓展。技術權力體系正處在聚合成型的關鍵期，而結構性技術權力是技術政治時代塑造國際權力體系和國際格局的關鍵變量，也是控制未來戰略空間的基礎。從技術應用邏輯看，決定結構性技術權力的要素包括關鍵技術基礎設施、技術供應鍊體系和技術生态體系等，而這些正是當前美國主導的多極技術聯盟的重點布局領域。

一、技術基礎設施重建

2022年6月，在七國集團（G7）峰會上，美國聯合其他成員宣布啟動“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系”(PGI)，強調要與合作夥伴加強對高标準和高質量基礎設施的投資。PGI的戰略目的是在亞洲、非洲、西半球建立和加強合作夥伴聯盟，以在關鍵經濟走廊布局技術基礎設施。2023年G7峰會又提出建設“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和“洛比托走廊”，重點圍繞海底光纜、清潔能源網和下一代電信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重塑從歐洲到亞洲的互聯互通。為排擠競争對手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G7加強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規則制定。例如，2023年G7峰會強調要在數字領域增強信息與通信技術（ICT）基礎設施的安全性和韌性，包括衛星系統移動控制和管理核心網絡、海底光纜和雲基礎設施；對基礎設施設備進行嚴格評估，安全标準要與“布拉格提案”現有措施及歐盟5G工具箱保持一緻。關鍵基礎設施的物理和網絡安全風險是歐盟“經濟安全”風險的重點，許多歐洲國家正重新評估其在關鍵電信基礎設施方面對中國的“依賴”。2023年6月，歐盟委員會敦促尚未對高風險供應商全面實施剝離措施的成員國立即實施。在“印太地區”，四方安全對話啟動了“四方基礎設施協調小組”，推進“藍點網絡”制定新的基礎設施建設标準以抗衡“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構建以西方價值觀為導向的基礎設施合作夥伴關系。為提升美國—東盟數字夥伴關系水平，2022年3月，美國與新加坡建立了“美新增長與創新夥伴關系”；同年5月，“美國—東盟智慧城市夥伴關系”（USASCP）建立，為制定智慧城市建設明确了原則與框架。

多極技術聯盟圍繞未來戰略新型基礎設施領域快速布局。由于海底基礎設施布局直接影響未來深海戰略空間主導權，北約發起“數字海洋願景”倡議。在“數字經濟夥伴關系協定”框架下，美國與日本、澳大利亞等地區盟友及合作夥伴開展海底光纜标準談判，重點在于篩選和認證供應商标準，并不斷削弱中國南海地區和中國香港地區的海底光纜網絡。一方面拒阻中國企業參與海底光纜國際項目，另一方面加速在全球建設新的海底光纜項目。2024年1月，美國與智利宣布開通洪堡海底光纜路線，成為連接南美洲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首條海底光纜；美國還聯合芬蘭、日本計劃鋪設一條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底光纜。在海底網絡空間競争加劇的同時，下一代量子網絡基礎設施合作也在建構中。美國計劃在10年内建成量子互聯網，正将量子合作協議納入現有技術聯盟框架中。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時和奧地利等七國正聯合開發基于衛星的量子加密網絡——“聯邦量子系統”（FQS），美日歐加已成立量子技術國際協會推動量子國際規則制定和知識産權管理合作，美韓加強量子經濟發展聯盟和量子工業協會間的合作，美日也已簽署《東京量子合作聲明》。2023年11月，美國國會衆議院正式發布《國家量子倡議再授權法案》草案，要求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制定一項與美國盟友合作開展量子研究的戰略。

二、技術供應鍊體系重塑

在全球化進程中，很多國家采取安全上靠美國、經濟上靠中國的“對沖戰略”，與中國的技術經濟合作和市場融合廣泛且緊密，長久以來形成了複雜的技術供應鍊網絡。美國很多盟友在新興技術産業、市場、供應鍊等多個環節，特别是半導體、電池、光伏、風電、關鍵礦産等領域，與中國關系密切。為重塑安全與經濟的平衡關系，特别是為打破亞太地區安全與經濟的平衡格局，西方國家抛出所謂“非市場政策”“經濟脅迫”“去風險”等新論調，并炒作“經濟安全”概念，試圖将“安全”和“經濟”議題捆綁，目的是争奪技術供應鍊體系主導權。

美國重塑高技術供應鍊體系的目标是争奪新技術權力基礎，并在全球新一輪技術經濟體系中擠壓競争對手的發展空間。2022年4月，美國政府提議與韓國、日本、中國台灣地區建立“芯片四方聯盟”。同年12月，美加澳等七國聯合發起“可持續關鍵礦産聯盟”，将在礦産領域制定更高的環境标準，并推動聯盟内國家開展合作。2023年10月，“礦産安全合作夥伴關系”（MSP）協議下的14個國家和組織召開會議以加強合作，關鍵礦物供應鍊調整也在加速進行中。同年5月，印太經濟框架部長級會議宣布IPEF供應鍊協議談判實質性結束，将建立一個供應鍊風險框架。2024年2月24日，IPEF供應鍊協議正式生效。從戰略平衡層面看，美國在“去風險”“友岸外包”等論調下重塑高技術供應鍊體系，将深度擾亂主要發達國家、地區國家與中國的供應鍊網絡，導緻關鍵供應鍊體系從“網絡化”演變為“層級化”。在安全泛化與意識形态對抗加劇的形勢下，美國對技術供應鍊、産業鍊、價值鍊的“去風險”，将進一步破壞亞太地區長期以來形成的戰略平衡。

三、技術生态體系重構

技術生态體系是在技術基礎設施、技術供應鍊基礎之上形成的“軟權力”，技術生态體系影響技術供應鍊全鍊條，決定技術市場規模和技術産業體系。美國實施“小院高牆”策略無法覆蓋所有關鍵技術門類，因此轉而采用多極技術聯盟争奪技術生态體系中的結構性權力。2021年G7峰會公報提出建立一個值得信賴的、基于價值觀的數字生态系統，以确保數字生态系統反映其價值觀。2023年3月，美國發布的“推進技術民主”情況報告提到，“現在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正共同努力在第三波數字革命浪潮中塑造一個以韌性、完整性、開放性、信任和安全為特征的技術生态系統”。現階段技術生态體系中的結構性權力的重點涉及技術标準競争與技術價值觀重塑等。

2023年5月，美國拜登政府發布《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标準戰略》，稱該戰略将加強美國在國際标準制定中的領導地位和競争力，其設定的第四大目标就是要利用盟友推進國際标準體系建設。美國還通過美歐貿易和技術理事會啟動戰略标準化信息機制以實現跨大西洋信息共享。2023年5月，七國集團提出通過多利益相關方制定國際技術标準。6月，美歐貿易和技術理事會發布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技術建議聯合制定标準。10月，美、英、加、澳、日聯合成立全球電信聯盟（GCOT），試圖替代國際電信聯盟（ITU）。美國正積極推進技術标準外交，發布《外國合作夥伴标準指南》，以多極技術聯盟聯合推動高科技國際技術标準和規則制定。

由于技術标準的一緻性通常難以在短期内達成，需要長時間市場疊代才能“從下而上”實現，美國轉而引入技術價值觀“從上而下”重塑技術生态體系。2021年9月，四方安全對話在美國召開，提出打造開放、可訪問且安全的技術生态系統，發布技術設計、開發、治理和使用原則。美國加大聯盟和小多邊協商，以新技術原則塑造“去中國化”技術生态。2022年4月，美國和60個合作夥伴發布《互聯網未來宣言》,宣稱通過盟友和夥伴關系基于西方價值觀制定“可信”标準，全面開展網絡安全風險評估與認證，建立“可信”數字生态系統，排除其認定的“不可信”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供應商。在2023年第二屆“民主峰會”上，美國呼籲各國政府和企業在技術開發和使用各階段都嵌入所謂“民主價值觀”技術目标，如增進“數字民主倡議”，加強“網絡自由聯盟”等。

結構性技術權力重塑國際戰略格局

技術基礎設施和技術生态體系是構成國家實力增長的空間基礎，技術供應鍊體系是實力增長的物質來源。美國構建多極技術聯盟将導緻關鍵供應鍊體系從“網絡化”演變為“層級化”，加劇國家實力對比向“層級化”演變，中等強國和新興市場國家原來維持“安全”與“經濟”平衡的“對沖戰略”或被解構，國家實力格局和戰略關系将在非對稱技術權力格局演變中重塑。

一、結構性技術權力競争加劇使全球發展更趨失衡

曆次工業革命都推動國家實力消長，技術因素對國家實力的主要影響是開拓新戰略空間，豐富人類社會的生産力内涵。當前，新一輪工業革命對各國綜合國力的塑造正在全面展開，多領域新興技術創新正在多域空間融合中加速湧現。在戰略空間融合中，國家實力要素并不同于地緣政治範式下的實力内涵，新型基礎設施（通信網絡、數據中心、雲設施等）和技術生态系統成為國家實力增長的空間基礎，新興技術産業和市場（特别是數字市場）規模是驅動生産要素流動的主引擎，人才、數據、資本、算法、算力等是構成新質生産力的核心要素。技術聯盟的戰略目标是争奪新的實力要素，控制創新要素向競争對手流動，主導關鍵技術供應鍊。技術聯盟構築技術擴散壁壘，緻使國家實力增長更加不平衡。

不同于“小院高牆”策略下的技術聯盟，多極技術聯盟着重塑造結構性技術權力，而結構性技術權力不同于單一技術權力，将從系統效應層面影響國家綜合實力。首先，新型基礎設施，如量子互聯網、衛星互聯網、天基物聯網、海底光纜、海底導航系統、下一代通信網絡等，構築起支撐國力可持續增長的戰略空間。其次，技術生态的廣度和深度決定市場和産業的範圍與規模，技術标準共識決定技術市場範圍和産業融合程度，市場規模帶來的資金收益反過來促進更先進技術創新疊代，吸引全球創新人才，進一步鞏固技術生态體系主導權，提升國家實力可持續增長的動力。美國加大力度推進技術标準外交，目的就是要在未來技術生态系統中發揮領導力。再次，技術供應鍊是連接技術基礎設施、技術生态、數據要素、資本、創新人才等生産要素的命脈。美國推進的“友岸外包”策略是多極技術聯盟在供應鍊重塑中的體現，最終目的是構建由其完全控制的關鍵供應鍊體系，最大限度壓縮甚至切斷競争對手的供應鍊，這将擾亂主要發達國家、地區國家與中國現有的供應鍊網絡。

美國建構的技術權力體系并不是要讓世界形成兩大技術生态并存的局面，而是要搭建新的“技術強權”和霸權體系，這一體系将呈現出“分層金字塔”結構形态。這種分層結構對供應鍊中的高技術要素流動構成“硬”約束，使高科技創新僅在同層流動。由于技術聯盟所構築的技術壁壘，國家間的技術鴻溝很難跨越，國家實力消長将加速向層級化演變，導緻國際力量對比加速失衡。

二、對沖戰略平衡加速演變沖擊戰略關系穩定

多極技術聯盟使國家實力發展不平衡向層級化演變，大國戰略平衡關系也面臨被解構風險，其主要挑戰在于美西方大肆鼓吹所謂“經濟安全”正嚴重沖擊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長期以來形成的“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對沖戰略。美國聯合一些國家抛出所謂“去風險”“經濟脅迫”等新論調，目的就是要重塑全球安全與經濟的戰略平衡。2023年5月，G7峰會發布《G7經濟韌性與經濟安全聲明》等文件，标志着美國以“經濟安全”旗号，依托聯盟夥伴關系，聚焦關鍵供應鍊、關鍵基礎設施、新興技術治理、國際技術标準、清潔能源經濟等領域，試圖構建政治、軍事、經濟、技術、資源等完全依賴美國的地區安全新架構。随着七國集團、歐盟、日本等發布“經濟安全”戰略文件，“去風險”論将加強美西方經濟與技術的“安全化”共識。“經濟安全”論調的主要戰略目标是削弱地區國家與中國的技術經濟合作，在經濟與安全上形成非對稱性對華戰略競争态勢。

“印太地區”是美國試圖重塑戰略關系的重點地區。2022年3月，美國國會衆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印太經濟框架”聽證會，認為亞洲經濟一體化正使亞太地區相對更“亞洲”，美國不僅要成為該地區“安全産品”提供者，更需投資于地區聯盟和夥伴關系，使每個亞洲國家繼續直接或間接地依賴美國。拜登政府推出《美國印太地區戰略》和“印太經濟框架”實施路徑，重心在于塑造與中國進行長期戰略競争的非對稱技術權力優勢、安全格局和戰略環境。針對“印太地區”的關鍵盟友，美國拉攏日本、韓國等采取與其一緻的“經濟安全”政策。美國同日本建立“美日競争力和韌性夥伴關系”以加強關鍵新興技術等領域的“經濟安全”合作，日本國會于2022年5月批準了“通過綜合經濟措施促進國家安全法”。與此同時，美國讓日本參與美英澳聯盟（AUKUS）第二支柱(人工智能和高超音速等新興國防技術)領域合作。美日韓三國領導人于2023年8月讨論進行“經濟安全”政策協調，并啟動“美韓下一代關鍵和新興技術對話”。美印于2023年1月啟動“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以加強戰略夥伴關系，印度也加入了美國主導的“礦産安全夥伴關系”。在美國等渲染的“經濟安全”論沖擊下，亞洲地區國家面臨發展與安全困境，地緣政治與技術政治疊加，市場利益與安全泛化矛盾凸顯，地區國家将被迫調整對沖策略，針對技術供應鍊、産業鍊、價值鍊加大“去風險”政策協同。

“跨大西洋夥伴關系”是拜登政府建立全球技術聯盟的基石，美國還聯合歐洲國家推進“經濟安全”戰略。歐洲國家本來在新興技術産業領域與中國存在多元合作關系，如清潔能源、汽車、半導體、人工智能、通信技術等。2023年3月，美國和歐盟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加強“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領域合作，繼續通過美歐貿易和技術理事會及七國集團，加強“經濟安全”政策協調。2023年6月，歐盟發布《歐洲經濟安全戰略》文件，稱要建立歐洲“經濟安全”風險框架，并與其他合作夥伴加強“經濟安全”。歐盟認為如果不采取“經濟安全”策略，合作夥伴就會與其他經濟體結盟，歐盟将被分而治之。2024年1月，歐盟委員會公布新的“經濟安全”戰略文件，對外國投資進行更嚴格的審查，對出口和流向中國等競争對手的技術進行管制，這對中歐合作帶來新的挑戰。美國塑造的意識形态對抗加劇了技術聯盟的擴張和陣營對立，“去風險”論加速了經濟與技術的“安全化”。

七國集團、歐盟、日本等發布“經濟安全”戰略文件，“去風險”論将加強經濟與技術的“安全化”共識，在安全泛化與意識形态對抗加劇的形勢下，針對技術供應鍊、産業鍊、價值鍊加大“去風險”政策協同，中等強國和新興市場國家在“安全”和“經濟”上的對沖平衡格局面臨被解構風險，導緻大國實力格局和戰略關系在非對稱技術權力格局中重塑。

多極技術聯盟擴散下的“選擇性全球化”

美國的技術聯盟策略正向多極技術聯盟調整，其重心從控制創新要素向競争對手流動，轉向側重體系化争奪高技術供應鍊、數字基礎設施、技術标準競争、技術規則等結構性技術權力。圍繞結構性技術權力的競争将推動各國對新技術産業的激烈角逐，以技術供應鍊主導權為重心的“經濟安全”論，将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國際關系格局，特别是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團結性和整體性構成新挑戰。

美國構建多極技術聯盟策略已超越傳統安全同盟範疇，根據不同領域技術政治競争特點選擇不同聯盟組合，特别是在供應鍊重塑過程中選擇特定合作夥伴、重構經濟安全格局的态勢下，“選擇性全球化”或成為全球治理進程的一種新态勢。在“選擇性全球化”趨勢下，美國的多極技術聯盟政策在其政治選舉周期後戰術上或有所調整，但戰略路徑将進一步強化。

基于多極技術聯盟策略，美國将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夥伴，以便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内掌控關鍵技術供應鍊主導權，并将其主導的新興技術标準規則擴散到全球市場。因此，完全逆全球化或完全的全球化都不符合美國技術政治的戰略目标，美國将尋求“選擇性全球化”方向，如何塑造結構性技術權力是“選擇”盟友與合作夥伴的重要參考。任何新興技術的創新應用和疊代都依賴技術市場，市場規模占有率決定着新興技術疊代創新水平和速度，特别是數字技術尤為明顯。從争奪市場主導權的層面看，美國的策略不是完全“脫鈎”，而是試圖形成有極差分層化（“分層金字塔”）的技術權力體系。技術權力體系、技術供應鍊、技術市場等決定着美國技術聯盟政策的内在邏輯和演變方向，多極技術聯盟将伴随大國技術政治戰略競争不斷深化。

美國推動構建的技術聯盟本質上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産物，多極技術聯盟的框架基于政治“信任”等級，内嵌着不平衡和不對等的技術權力“食物鍊”。一些西方國家以“去風險”為旗号的“經濟安全”論，是新保守主義在國際經濟和技術合作領域推行泛安全化的新表現，是冷戰思維、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邏輯的衍生品，這将進一步擴大全球技術鴻溝，導緻世界發展更加不平衡，地緣政治關系更趨錯綜複雜。隻有堅持普遍安全、開放包容的理念，推動構建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赢的全球科技共同體，以科技互惠合作推進全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以科技文明交流互鑒超越文明隔閡，才能推動人類社會實現持久和平和共同繁榮。

來源：《當代世界》2024年第5期

唐新華：beat365國際關系研究院、beat365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