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是我國居民基本的生活和社會組織單元，基層社會治理是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重要問題。2021年4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出台，提出“健全常态化管理和應急管理動态銜接的基層治理機制”的要求。可見，對緊急危機事件和風險的有效應對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人口流動和異地落戶的普遍化，社區内部居民群體類型和需求的多樣性提升，居民之間發生矛盾沖突的可能性增加。由此，當前的基層治理既需要有效應對外部環境的危機，也要及時回應社區内部居民多樣化的生活需求。這種在危機矛盾面前保持穩定、能夠适應外部環境變化的治理目标，即為“韌性”。因此，提升基層治理的韌性是實現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之一。

在基層治理的方式和手段上，大數據、算法、平台等各類數字化技術逐漸被引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對社區治理的革新産生了重要影響。2021年12月出台的《“十四五”城鄉社區服務體系建設規劃》提出“加快社區服務數字化建設”；2022年5月，民政部等九部門印發《關于深入推進智慧社區建設的意見》，進一步提出“建設智慧社區平台、拓展智慧社區治理場景”等數字化治理的建議。與線下溝通和傳達信息以幹部為主體的治理方式相比，數字化技術具有信息傳遞效率高、流程标準化、資源集成化等功能和特點。數字化技術與基層治理的耦合給基層治理能力的提升和“韌性”治理目标的實現注入了新的機遇，構建數字化基層治理體系也成為提升基層社會“韌性”的重要途徑。

根據社區特點探索數字化治理途徑

在我國，不同的地域、城市和鄉村之間在行政和經濟資源、社會組織特征、文化傳統等方面具有較大差異，社會治理要素的構成豐富多樣，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不同特征的社區類型。對于不同類型的社區，它們基層治理的社會和文化基礎各有特點，在基層治理過程中面臨的難題和挑戰也各不相同。由此，在運用數字化技術開展基層社區治理的各個階段，應當考慮到這些差異化的制度文化、社會組織形态和群體特征，并在此基礎上探索與不同現實相适應的治理模式。

行政資源的充沛與否是影響數字化技術在基層治理中的應用方式的一大因素。在行政資源比較豐富、以自上而下的政府指令作為主要治理方針的社區，運用數字化技術提升治理的行政效率、進而增強社區應對各類事件和環境的靈活性是主要的方向。筆者在南方某二線城市的調研發現，政府在基層治理的各個層級和環節中引入具有高效率上傳下達功能的數字化平台，通過平台将街道的指令下達到各個社區，各個社區在完成任務之後通過平台上傳。這一過程相較于口頭通知或開會的形式，提高了信息傳遞效率，并且提升了監督流程的規範性和标準性，将數字化技術與基層社區的行政系統相結合，為行政指令式治理賦能。對于行政資源較為匮乏的社區，比如在偏遠的農村社區，政府和基層幹部對社區的掌控力較弱，并且受限于地理位置，村莊在危機性事件面前往往應對不力、應急體系脆弱。由此，當地應當采取能夠強化村幹部對基層的掌控力、發揮村莊鄉賢等“能人”治理力量的數字化手段，構建起具有控制力和靈活性的社區治理體系。筆者的調研發現，某數字化平台賦予了村幹部這樣的權力：将街道下達的各項任務轉換成不同數值，分配給分管幹部并對完成任務情況進行評分。這種方式強化了村幹部對村莊的抓手，進而增強了村莊集中力量應對風險的能力。

社會自組織力量對數字化技術手段的運用方式也有重要影響。在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程度比較高、社會組織和民營企業涉入社區治理較多的地方，如何運用數字化技術協調這些不同治理主體力量成為一個關鍵問題。筆者在南方某二線城市的調研發現，該城市某街道的數字化平台将社區周圍不同的社會組織、民營企業和單位的黨組織納入平台中，構建了一個資源庫。當社區面臨緊急危機事件時，社區幹部可以通過平台高效及時地調動不同組織的優勢資源為社區提供服務和幫助；在日常時期，這些組織也能參與到基層治理的過程中，滿足居民多樣化的需求。這既具有“平戰結合”的治理效果，更形成了一個以社區黨建為中心的兼具控制力和精準性的治理共同體。在社會組織和其他單位參與治理程度較低的社區中，數字化技術應當調動社區原有的自組織。例如樓道長、網格員等，通過這些治理力量來調動基層民衆，在危機事件面前提升治理共同體意識。

促進數字化技術和基層治理相結合

數字化技術是基層治理革新的重要動力。為更好地促進數字化技術和基層治理相結合，進而構建基層社區應對不同環境和事件的韌性治理體系，筆者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第一，提升基層幹部的數字化素養。相比于鎮街、區縣以及更高層級的政府幹部，承擔基層社區治理任務的行政人員普遍年齡較大、受教育程度較低、思想偏向傳統，對于技術的接受程度和适應能力尚待提升。這對數字化平台在基層治理過程中的應用和推廣形成了一定阻礙，尤其是在某些鄉村地區。由此，筆者認為，數字化平台在基層治理中的應用和推進需要關注到平台使用者的數字素養，通過引入和對接政府、企業以及其他社會力量為這些幹部群體提供培訓，提升他們的數字化技能，幫助他們樹立起數字化意識，從而為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奠定基礎。

第二，平衡數字化工具的介入尺度。治理的過程與人息息相關，技術的核心也是為人服務。在治理過程中應用數字化工具時，應留意到過度使用給基層帶來的一系列風險。數字化技術可能會導緻“事本主義”和統一化的治理方式，忽略不同社區之間的差異性；也可能導緻形式主義的行為，弱化幹部為居民服務的自發動力。因此，在推進基層治理數字化的過程中，始終應當秉持“以人為本”的原則，了解民衆的切實需求，适應所處的社會環境，打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社情民意溝通渠道，發揮數字化在精準匹配服務和居民需求上的作用。

第三，推進數字化發展與治理轉型協同發展。在當前的基層治理過程中，數字化技術的運用與治理基礎和治理理念存在不匹配的情況，這可能會制約數字化技術發揮其正常功能，或對原有的治理形态産生負面影響。我國的社區類型多樣，基層治理數字化的推進應當建立在基層社區不同的組織基礎、數字意識和治理形态等基礎之上，将治理機制和治理理念的轉型與數字化技術協同推進，促進兩者的有機結合，這樣才能真正建立起有效持久的基層韌性治理體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12-13

何曉斌：beat365社會學系副教授、縣域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