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思考和讨論政治學在當代中國的學科發展面臨的挑戰與出路時，必須樹立當下意識和全球眼光，這樣才能更準确地把握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所處的時空坐标，更切實地找到學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路徑。政治學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深受四個重大變化的影響和塑造：

第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持續變動，各類不确定性不斷湧現。不同類型、規模的政治體都被置于“無影燈”下，經受着深刻的考驗，各國制度體制、政治格局、政治理念、政治生活等都在發生着變化，“政治”的重要性以不同形式凸顯出來，構建适應新條件、滿足民衆政治需求的政治秩序成為不同政治體共同面對的時代任務。政治學作為政治知識的系統提供者，能否為政治實踐、政治生活的更新提供所需的資源，既是學科彰顯的機遇，也是學科更新的挑戰。敏銳地把握這些議題，引領和塑造研究議程，持續供給必要的知識，是中國政治學産生更大國際影響的良好契機。

第二，當代中國的發展進入新時代，經過探索改革鞏固，當代中國制度體系基本架構和主要内容已經确定，正在走向成熟定型，持續發揮和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成為制度運行的主要目标。這些變化為政治學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更為穩定的制度條件、更為明确的研究對象，中國政治作為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内容進一步得到确認。因此，對中國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進行系統的學理研究，既是中國政治學者必須承擔的責任，也是學科發展的根本任務。

第三，随着大數據技術的廣泛應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不斷更新疊代，政治學發展的方法驅動更為明顯。借助大數據技術，我們可以對政治事件發生的因果機制、政治行為的内在機理、政治關系的形成和變動等問題進行更生動的刻畫和深入的分析，這有助于克服長期以來政治實踐“黑箱效應”對政治學研究的制約和限制，提高政治學理論分析的穿透力和對實踐的指導力。加之中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的“數據國家”，為研究方法的創新、研究議題的拓展提供了天然條件，既有利于中國政治學學科體系的發展，也為中國政治學在國際學界中實現“彎道超車”提供了有利條件。

第四，國家對于政治學學科目錄的調整，劃出了政治學在中國發展的邊界，凸顯了政治學科的核心研究内容，加速了學科的主動調整和自我更新，為學科布局的優化、學科意識的強化、學科優勢的發揮提供了契機。政治學是一門高度建制化的學科，深受國家對學科的規劃期待和培養要求的影響，随着政治學學科目錄的“瘦身”、與政治學高度相關的新學科的設立，政治學面臨着如何保持本學科完整性、提升學科整體水平，如何發揮作為基礎學科對相關學科的支撐、滲透、交叉發展的雙重任務。實現雙重任務的良性互動、相互增強，就能确保政治學在學科體系中的基礎地位和持續影響。

上述四種重大變化，構成了我們認識、思考和分析政治學在中國實現學科鞏固和發展的基本時空條件。政治學必須清醒地認識時代挑戰，準确地把握當下的任務，通過主動求變、自我更新、拓展融合，在國家要求期待與學科發展規律之間找到良性互動點，不斷鞏固作為基礎學科的地位，發揮作為實踐導向學科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應該處理好三對“大”與“小”的關系：

一是，處理好大政治與小政治學的關系。這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時代，政治權力無處不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滲透、形塑社會經濟生活，影響着政治之外的各個領域。同時，随着社會利益觀念的分化、調整和相互沖突，政治問題疊加出現，政治領域邊界不斷拓展，形成不同層次的政治（即高政治、低政治、中層政治）。各種形式的政治冷漠、政治疏離，以及各種極端的“去政治化”行為，都是值得研究的政治現象。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一個不确定性不斷增多的時代，政治的不确定成為諸多不确定性中最為關鍵的一種。長期形成的穩定制度形态面對激增的各類風險應對笨拙，甚至由于自身調整乏力或方向迷失，成為風險的引發源或加速器。相比于紛繁複雜、疊加更替的政治現象，政治學作為一個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亞裡士多德時代的經典學科，深受在地制度文化的局限，在研究對象、研究議題以及研究範圍上顯得相對“偏狹”，或者為了強調專業化自我劃定學科邊界，或者為了謀求合法化自我調整研究論題，從而使自己淪為“小政治學”，在重大政治問題研究中“缺位”、前瞻性研究議題設置上“滞後”，對一些重大關切問題“失聲”，缺乏敏感性和回應力。因此，在大政治時代，政治學更要積極作為，主動求變，自我突破，在不同層次政治秩序（地方、國家、區域以及全球）重建中有效供給理論資源、知識地圖以及理念引導，在高度不确定的時代為實現良善的政治秩序提供知識以及理念上的确定性。

二是，處理好大社會科學與小政治學的關系。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德懷特·沃爾多在為《政治學手冊》撰寫的回顧美國政治學發展進程的文章中，就分析了政治學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政治學被公認為是一門“有理有據的社會科學”，其繼續獨立存在沒有任何威脅。但是政治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現實世界中，它與曆史、文化、法律、經濟生活以及各種社會現象錯綜複雜地連接在一起。因此，政治從來不是政治學獨有的研究對象，其他學科不僅有研究政治現象的權利，而且會提供認識政治現象的方法、知識和路徑，從而揭示出政治的複雜性和多樣性。過去20多年來，經濟學、社會學、曆史學等學科先後大範圍深入參與到中國政治研究中，發揮方法優勢、設置研究議程、引領研究議題，一方面重訪已經在政治學研究中成熟定型的認識判斷，另一方面開發出一些長期被忽視的議題領域，豐富了政治學研究的内容，顯示出“跨界”分析的學術敏感力和交叉研究的潛力。這些學科的參與，顯示出政治問題的重要性與吸引力，也映照出政治學現有研究的局限性。因此，政治學應該強化大社會科學意識，利用自己對政治現象的内生敏銳力、累積的知識資源、分析的穿透力，圍繞重大問題或者前瞻性問題，主動探索、引領交叉研究、跨學科研究，在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對話中，展示自己的學科特色、優勢，擴大學科影響力和滲透力。

三是，處理好大問題與小方法的關系。盡管這是個宏大理論被挑戰和消解的時代，但是全球性劇烈變革，尤其是中國的現代化政治和治理實踐，不斷産生出大問題，尤其是新的大問題，需要包括政治學在内的社會科學諸學科給予及時并有力的回應。但是，各學科的細分化、專業化，尤其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驅動下，研究存在着微觀化、精緻化乃至局部化的傾向。雖然可以對個别問題給予細緻刻畫和深入分析，但常常陷入“隻見樹木不見森林”，隻知道自己“一畝三分地”的狀态，對政治問題研究缺乏“政治敏感度”，對問題的分析缺乏整體性全局性。更為重要的是，許多方法停留在技術手段的層面，沒有進入方法論的反思，研究方法驅動的政治學研究反而更為細小、碎片化，阻斷了對現實政治溫度、質感、脈動的真切感知。政治學成為小衆的知識體系，甚至淪為專業人員自娛自樂的技藝遊戲。因此，政治學在主動接受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時，要始終牢記自身是一門高度實踐性、充滿價值追求的學科，這樣才能實現亞裡士多德所說的，政治學是“最高”（master）學科的目标，為創造美好政治生活，提供有力的知識和價值支撐。

來源：光明網9-6

楊雪冬：beat365政治學系教授、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