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是政治學學科現代性與科學性的重要标志，對政治學學科方法的探索始終貫穿于學界對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的思考中。近年來，政治學研究方法豐富多樣，國内方法研究和教學的規模也在逐步擴大，已經開始有中國學者加入前沿方法的研發、推廣和應用工作，也有越來越多的學生投入巨大的熱情和精力學習這些方法，并嘗試将最新的方法和技術運用到學術實踐中。當前中國政治科學的發展方向正從借鑒引進國際先進技術，轉向發展符合中國政治需求且推動世界政治學科建設的研究。

政治科學研究方法演進目前已大體經曆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以政治哲學和政治曆史傳統為基礎，主要采用規範和曆史學的研究方法，重點解釋政治理論。第二階段引入比較視野，通過跨區域和跨國家的案例比較，展現政治制度的差異性，并以此解釋不同國家和地區政治發展的差異。第三階段，随着對數據性質認識的深入，行為主義革命引發了研究方法的“分化”，定性研究方法逐步理論化，定量研究方法逐步得到學界接受，且在與經濟學的互動中得到蓬勃發展。當前的政治科學方法已進入第四階段，主要特點包括重視因果推斷、計算社會科學的興起以及交叉學科方法的廣泛應用。

政治科學研究方法演進的四個發展階段可以一定程度上與政治學的特征相對應。第一階段與學科獨立性形成相對應；第二階段對應政治學從曆史研究向實證研究的轉變；第三階段反映政治學“科學”屬性的提升；第四階段對應政治學向着解決新社會結構産生的問題的發展。每個階段研究方法的應用都與學科焦點課題相關，推動了學科發展。在理解方法發展趨勢和特點的基礎上，可以深化對學科發展的理解，并更好地把握學科方向，推動學科發展。這将有助于中國政治學者站立科學研究方法發展的潮頭、實現學科創新性發展、争取政治發展的國際話語權。基于此，文章将聚焦三個問題：當前政治科學方法發展的推動力是什麼？最新的發展态勢是什麼？新方法與新理論和新學科的關系有何特征？

一、政治學科學方法發展的推動力

首先，方法發展的推動力。當前是政治科學方法創新和突破的時期，大量關于方法創新和整合的文章成為各大政治學期刊閱讀量最高的部分。政治科學研究方法的進步與學科發展速度密切相關，也是三種時代推動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一，數據儲量的日益豐富。數據的極大豐富已經成為了時代特征。對于政治學研究來說，數據豐富有着更廣泛的内涵，不僅包括了日益增長的社交媒體數據和數字政府數據，還包括網絡調查、統計、實驗這種樣本性數據以及音頻、視頻、燈光、交通流量等多模态數據。值得一提的是，政策講話、訪談、曆史文稿等定性研究常用數據，也在數字化的推動下迅速積累起來。

第二，運算能力的快速提升。算力的極大提升拓展了研究者的能動性。在常規分析層面，計算機軟硬件技術的不斷疊代，使過去複雜的操作更加容易完成。研究者可以在自己的筆記本電腦中輕松完成過去需要計算機工作站才能實現的計算任務。對于數據密集型任務，分布式計算等新技術使得大數據量運算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成為可能。

第三，賦能問題的需求日益增長。向數據要答案已成為現代國家治理的重要發力點。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和敏感性前所未有，這需要更精細的工具來解決問題。同時，随着數據知識的普及，從政府部門到社會組織，都逐步培養出了兩種“信心”：一種是對數據的信心，堅信可以從數據中獲利，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社會上的；另一種是對自己的數據的信心，認為自己的數據一定有價值和意義。然而，如何挖掘價值、獲取利益，這都需要先進、系統且使用成本低廉的方法加以實現。

二、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新發展特征

在數據儲量極大豐富、運算能力極大增強以及賦能需求極大增長三重動力的推動下，世界催生了一系列針對新問題的新設備和新算法，這些都在新方法的交彙點得以展現。如前所述，當前政治學研究方法現在已經呈現出三個鮮明的拓展維度，分别是因果推斷、計算社會科學和學科交叉。單就這三個維度來說，都不是新概念，但在三重動力的推動下，它們共同孕育了這一時代的新發展特征：

首先，由線到面。研究方法已從單一維度上的線性發展轉變為跨維度式的共同突破。例如，用學科交叉手段來處理因果推斷問題，或者通過機制推斷邏輯補充計算科學過于描述性的先天缺陷。其次，由粗到細。當代政治科學研究方法不再單純強調概括性、代表性，而是能夠深入觸及并解析社會政治問題的複雜面向，注重解釋條件性。第三，由經驗到科學。定性和定量研究逐步呈現操作的系統性和規範性，且以問題為導向，定性和定量研究呈現了明顯的融合趨勢。

具有這三個特征的新時代政治科學方法在回應經典政治學議題、具有時代特征的新議題和具有普适性的科學議題時，都為實質研究領域帶來了突破性進展。

首先，對于經典議題的前沿推進。新時代的研究方法推動了兩種趨勢的形成：一是在計算社會科學的幫助下對複雜政治概念進行解析，二是在因果邏輯引導下實現大數據研究從描述性層次向規律探索發展。對中國政治話語中民主意涵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通過無監督文本分析方法，對《人民日報》進行全語料數據庫分析，将其中的民主話語分解為四十個概念組成的意群，這在過去的内容分析研究很難實現的。然後，結合網絡分析方法，對民主内部概念關系和外部意群關系進行辨析，從中識别出重要概念關聯，并通過引入時間維度理解中國政治話語中的民主概念建構的一般性規律，實現了計算科學方法與因果推斷在政治話語議題上的綜合運用。

其次，複雜問題的系統解釋。新方法的發展幫助當代研究者實現了一些之前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比如跨時空、跨數據的民意“大比較”，這也是新方法“從粗糙到細緻”趨勢的典型體現。以民主與民衆支持關系為例，這個話題一直以來是理解現代國家政治發展的關鍵問題。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已積累了大量基于本地特征的民意調查數據和區域性研究成果。但要想揭示民主與民意的科學規律，就需要了解二者關系的普遍性，這隻能通過比較來實現。很多其他重要議題，如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的優越性等，也面臨同樣的挑戰。然而，由于數據收集方式的差異，跨地區的民主支持一直是比較政治學研究的難題。現在，通過一些專門針對這一問題的細分方法，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一難題。例如，研究者與國際聯合課題組研發的“動态民意比較”方法就是這一領域最新的進展。通過将數據自動處理技術、潛變量分析、貝葉斯統計等方法相結合，動态民意比較法實現了統計基礎上對民意的跨時間、跨空間、跨調查的比較分析可能。通過這一方法，能夠實現對跨越137個國家、跨越35年的民主支持與民主制度關系的縱貫分析，也得到了一些之前地區研究難以獲得的結論。目前研究團隊還将類似的研究應用到了性别意識、政治信任以及分配認知等重要社會政治議題中。

第三，新時代問題的多重闡釋。新方法不僅推動了對經典議題、複雜問題的突破，作為時代原生方法也能更好地适應新時代複雜社會政治環境和媒體環境，并在新環境中推進時代政治議題研究。比較典型的是網絡政治參與的研究。無論在國内還是國外，網絡表達已經成為最為重要的政治參與方式。但是在網絡上，人們交流的連接方式更加顯化、更加複合，這時傳統以個體為單位的研究就很難适用了，需要新的建模和分析方法。比如在一篇關于“飯圈”（粉絲圈）公共參與行為研究中，将定量和定性研究有機結合，綜合運用網絡分析、訪談和内容分析方法，揭示了網絡世界中，偶像-飯圈-粉絲的影響路徑，為理解網絡時代信息傳遞機制和群體組織規則提供了依據。另一個例子來自政治語言研究，新時代語言仍是人類最重要的信息傳遞和情感鍊接手段，但對語言政治影響的研究卻并不多見。這主要是由于語言經常和内容、身份、場景等多種因素相互交織，在自然條件下難以剝離，造成效果識别困難。然而，實驗和學科交叉方法的綜合運用，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途徑。比如，将語言學的變語配對檢測與政治學的實驗室實驗方式相結合，成功将語言作用從衆多複合條件中剝離，為語言塑造政治态度作用提供了直接證據。

最後，學科的科學性水平提升。科學性是一個極具普适價值的概念，它引導着全球的學術界共同努力，推動着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學科的科學性也是國際政治學，甚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關心的問題。自2011年前後，以心理學為首的社會科學領域開始出現所謂的“複刻危機”。研究者發現，很多本應揭示普遍性、穩定性規律的社會科學研究無法通過“複現”這一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之後，解決“複刻危機”直接與開放科學運動相關聯，形成覆蓋整個社會科學領域，追求“穩健可信數據分析”運動。

三、政治學新方法、新理論、新學科的關系

自行為主義革命以來，新方法的發展有效促進了政治學知識、理論、話語的構建。在21世紀，新方法已經開始催生人機融合、複雜因果等新知識領域。而這些知識創新也将成為理解新學科、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基石。尤其在創建以文理交叉為特征的新文科建設過程中，方法交叉往往是重要的先驅。換言之，新學科發展的重要标志就是新方法的出現。

另一方面，政治學研究也一直存在“方法驅動”還是“問題驅動”的争議。在理解研究方法對學科發展重要意義的同時，也要清晰認知問題的引領作用。尤其作為中國政治科學工作者，我們除了有責任推動學科發展，更肩負着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的重任。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方法與問題的辯證關系也至關重要。

在此基礎上，基于前述思考，對中國政治科學研究方法的發展方向進行了展望：首先，從培養政治方法貢獻者的角度出發，政治方法研究者首先應該是政治學家，而不是統計學家。學習和優化方法的目标應當是尋求适應本土研究實踐問題的思路和途徑，堅持問題導向。其次，需要對全球性的治理問題作出貢獻。政治科學研究的核心是對科學性普遍規律的探索。普遍性并不代表否定多樣性，而是通過不懈地鑽研去探尋多樣性的形成原因，以期貢獻于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規律性認識，這也是回答世界之問，建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支點。最後，應在方法的推陳出新中孕育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方法體系。有特色并不意味着孤立，也并不意味着不能使用他人的方法，而是在既有研究基礎上針對普遍性問題的進步。目前，華人名字在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政治科學研究方法文章中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但中國學者仍然相對較少，這既與研究傳統和教學體系有關，也與發展階段有關。然而，正如技術發展一樣，新技術的到來，如果我們“不上車”，那麼之後就容易落入“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的困境。方法研究和發展也是如此，為了構建中國自主的方法論體系，我們必須走在學科發展的前列。期望在前輩學者的支持下、當代學者的努力下以及未來學者的奮進中，具有中國特色和世界意義的中國式方法論體系随着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發展早日取得成功。

來源：光明網9-5

胡悅：beat365政治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