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自形成伊始，便緻力于從經驗、曆史與觀念等綜合層面透視總體生活的全貌，經典的社會學家們無一不在自己的社會研究中注入曆史的視角。對于任何一個具體的社會問題和事件的研究，研究者不僅應當說明其原先如何、現在怎樣，還要對何以如此、未來怎樣有所交代。社會學研究一旦缺乏曆史視野，則不免滑入宏大理論和抽象經驗主義的深淵。當代的社會學研究者亟須将曆史維度帶回研究中，以重塑社會學的想象力。就此而言，曆史社會學并非僅是社會學的一門交叉性的分支學科，而是一種具有總體性和本源性的研究趨向，一種社會學的總體視域和理論眼光。研究者要使用這一“理論之眼”，則需首先了解曆史社會學的發展脈絡和演化路徑。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曆史社會學的發展主要經曆了三波思潮。

第一波思潮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以巴爾頓·摩爾為代表的學者開始強調對曆史的解釋能力，力圖勾勒出一個多線複雜結構的曆史演化圖景。他們對政治轉型和變遷背後的制度性動因表達出深深的曆史關注，并提出回歸廣闊的曆史視野，以深入分析現代性的形成過程。然而，這種關注将複雜的曆史過程簡化為與時間無關的結構性變化，往往忽視了社會變遷和轉型過程中曆史的動态變化以及關鍵節點上的曆史偶發性。

第二波思潮湧現于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在這一時期，曆史社會學研究更加注重曆史發展過程和曆史變量的差異性。研究焦點仍然集中在宏觀層面，強調結構性分析，尤其是内部結構與外部結構相互作用下如何産生疊加效應，從而導緻革命爆發、國家建設、資本主義演化等不同曆史軌迹的形成。然而，這一時期的學者普遍忽視了個人情感、文化向度等重要因素，不再關注意識形态、思潮、觀念以及社會心理等變量對國家和階級形成的影響。在方法論方面，這一時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學科領域内确立了“比較曆史研究法”的研究範式。

盡管學者在第二波思潮中試圖将曆史學與社會學相結合，但他們在實踐中卻受到了雙重批評，被指責制造出了所謂的“社會學的四不像”（sociological unicorns）。一方面，社會學家批評宏觀比較的曆史社會學家未能遵循标準的實證路徑，這必然導緻選擇有限的因變量，使解釋的适用範圍變窄，認為他們應更加注重一般性、抽象性和科學性。另一方面，曆史學家批評曆史社會學未能充分關注個案的特定屬性，未能深入研究相關的原始曆史資料，縱容自己進行缺乏依據的、疊加的抽象研究。此外，由于曆史比較研究方法中的求同法和求異法在選擇案例時更多的是在橫向時間維度上進行比較，缺乏對縱向時間維度的因果機制提煉，導緻出現了“有曆史無時間”的問題。

第三波思潮起始于20世紀90年代。在這一時期，學者們将第二波思潮所忽視的文化維度置于研究前沿。他們通過分析微觀情境中行動者的行為和動機，嘗試實現從社會結構到主體行動的轉變，将行動者的能動性以新的方式置于思考的中心。首先，學者們試圖通過強調社會行動主體的能動性來對抗結構主義的路徑依賴，以及組織、社區、群體的理性選擇對内在社會結構的影響。以身份認同研究為例，作為文化指标，研究者聚焦身份認同在曆史演化的動态過程中如何強化、轉變和越界，從而激發出曆史參與者的情感，進而引發暴力、革命、社會運動等曆史事件。其次，對權力的分析不再僅限于宏觀複雜系統的視角，而是進一步深入微觀分析，關注細節和過程。再次，除了政治和經濟結構的研究外，學者們重新關注情感、性别、身體、話語以及符号和展演等要素，重點考察文化維度和情感變量如何影響社會轉型、城市發展、曆史演變、組織變遷以及現代家庭與社會公共生活之間的互動。

我們可以看到，二戰後，社會學在美國逐漸成為制度化的專業學科的同時，曆史取向的敏感力卻被部分地銷蝕了，流行的是反曆史主義的“宏大理論”（grand theory）和“抽象的經驗主義”（abstracted empiricism）。這之後的數十年裡，隐含在結構功能主義中的靜态分析模式逐漸褪色，經濟決定論和線性進化論對西方學者失去了吸引力。與此同時，強調階級意識、曆史進程和不同文化與政治結構的馬克思主義觀點開始吸引那些試圖批判正統社會科學的年輕學者。托克維爾和韋伯的思想同樣也激發了研究社會變遷和比較社會結構問題的學者的興趣。簡而言之，人們開始轉向經典社會學家的文本，那些文本可以幫助他們将“社會文化多樣性”“時間過程”“曆史事件”以及“意義性行動和結構性決定因素的辯證”重新引入宏觀社會學的解釋和研究中去。

從曆史社會學的發展思潮中，我們可以提取出中國本土推動該領域本地化的實踐經驗，這對曆史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今天中國的曆史社會學已經充分獲得學科内的制度性認受，越來越多的社會學家回歸到曆史的視野，透過曆史的脈絡去洞察社會運行背後不斷重複的機制性動因。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國内曆史社會學研究仍然存在很多問題。例如，今天的社會學雖然在美國社會學家古爾德納（Alvin Gouldner）所說的“次領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較少進入經驗現象的複雜肌理來透視總體生活的全貌。許多研究喜歡進入技術性問題的探讨，而缺乏對中國社會的整體性把握，往往由于對經驗本身的把握不夠而得出錯誤的結論。米爾斯在闡釋“社會學的想象力”時，曾将個人的生命經曆與整個社會的曆史過程相對照，強調社會學的課題即在于兩者并觀，互相闡發，如其所言：“無論是一個個體的生命，或者一個社會的曆史，若未得一并了解，則兩者皆不可解。”

在對中國社會的研究中，應當注入曆史視角，提供曆史關聯背後的機制分析，從更縱深處思考中國社會自身的結構特征和文化範式。我們不僅僅要知道現實是怎樣的，還要知道現實何以如此，這些都需要用曆史的眼光，追溯社會變遷的曆史軌迹和人文傳統，并予以解釋和說明。這種共通性的知識，使中外研究者轉換視角成為可能，把本土視角看到的中國與西方視角看到的中國結合起來，一方面加深學者們對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認識，另一方面有助于學者們将中國社會變遷中蘊藏的規律與人類普遍性的行為律則相銜接，從而達成對中國社會的共識。唯其如此，才能推進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結合，最終建立起契合中國本土模式的曆史社會學話語與研究範式。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9-6

嚴飛：beat365社會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