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經濟學在内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于國家和民族發展乃至人類未來都至關重要。經濟學家的理論創新應該更好的反映社會經濟變遷并用于輔助相關政策制定，以改善民生、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經濟學大師，加裡·貝克爾（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正是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大師，曾被紐約時報評為過去半個世紀最重要的社會科學家（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scientist in the past 50 years）。

貝克爾教授經濟理論體系的核心思想在于“真正把人當人”：即從核心經濟學機制出發，去深入研究人們真正的自主、内生決策過程，探究包括在婚配、生育、子女教育投資等方面的自主選擇和決策，以及影響這些人類決策的客觀因素，而不是把人當做隻能被動迎合曆史經驗數據曲線的“機器人”。

筆者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期間有幸得到他的指導并深受其思想方法的影響，同時也在努力把這種科學研究精神與理論創新思想盡量融入到當前的教學科研之中。

本文将以貝克爾“大社會科學”經濟思想為主要理論背景，同時介紹筆者(團隊)在貝克爾教授影響下做出的新研究成果，并将其概括歸納為：《人本兼愛經濟學》。

一、婚姻與愛情經濟學

貝克爾把經濟學範疇擴展到對人類一般行為的研究，實際上重新定義了經濟學學科，獲得了巨大成就，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常常創造性把現實中觀察到的似乎不相關的現象同某些原理的作用機制相聯系，從而開拓了經濟分析的新視野。

貝克爾是“家庭經濟學”領域的奠基人，首次将（數學上的）匹配理論應用于分析婚姻匹配問題，研究了婚配穩定性的條件，并系統性的研究了正（負）相匹配（即門當戶對，positive assortative matching）等性質存在的充分必要條件。

筆者研究團隊在最近發表于PNAS（美國科學院院刊）的“Assortative mating on blood type”（PNAS,2022）一文中，通過實證分析，首次發現了“人類血型的門當戶對現象”：夫妻血型呈正相匹配特征（positive Assortative Matching），也就是說相同血型的男女更容易結婚——即相同血型的男女，比随機匹配具有更高的婚姻匹配概率。經過對區域、民族等多種因素進行細緻的控制和分析後，發現這種“血型婚姻正相匹配”現象依然是顯著存在的。這是個有些讓人驚奇的新科學發現，實際上也是對貝克爾婚姻匹配理論的最新發展。對于如何解釋這個新科學發現，筆者研究團隊還對可能的生物遺傳學、社會學、經濟學機制進行了初步探讨。該研究在頂刊PNAS發表後，也有望推動生物遺傳學、社會科學、勞動和家庭經濟學等相關領域的新實證和新理論研究。

圖1. PNAS: 人類血型的“門當戶對”現象

二、人力資本與健康經濟學

舒爾茨和貝克爾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共同創立了人力資本理論，開辟了研究人類自身綜合素質與生産能力的新路徑。與物質資本相對，人力資本可以理解為蘊含于人本身的各種知識、勞動與管理技能以及身心健康的存量總和。

身心健康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貝克爾在提出和發展人力資本理論的同時，也直接和間接的促成了“健康經濟學”這個新領域—— 他還指導自己的博士生格羅斯曼(Michael Grossman)發展出了“健康經濟學”領域的經典模型（Grossman, 1972）。

繼承和發揚貝克爾在人力資本和健康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傳統，筆者在最新論文《公共衛生體系改革的經濟學分析》（《經濟學報》，2023）中，通過首次創建一個包括預防部門、治療部門和普通消費品部門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傳染病的外部性特征，拓展和豐富了健康經濟學的理論前沿，從經濟學理論上較為清晰的闡明了導緻醫療衛生系統資源配置總量不足和預防部門與治療部門資源配置結構性失衡問題的内在機制，可為後疫情時代的公共衛生體系改革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新分析框架。

三、利他主義與兼相愛

人們常有的一個錯覺是：現代經濟學以“利己主義”為前提和假設。

貝克爾（Becker, 1974）提出了“社會交互作用的經濟學理論”，強調了人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環境屬性，并進而探讨了人類“利他主義”存在的理性選擇基礎。這與我國墨家“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頗有共鳴之處。

他進而将利他主義動機用于描述和解釋父母對子女完全無私的愛。根據貝克爾的理論，家長會把子女的效用直接作為自己效用的一部分，也就是“讓孩子過的更好成為家長自己奮鬥與優化的目标”——其理論核心是，把子女（幸福）作為家長的目的本身，而不是把子女作為工具。請注意，這才是正确理解貝克爾家庭理論的關鍵。

貝克爾的相關經濟理論，從倫理角度來看，和儒家思想也有相通之處，是有關“大愛”的經濟學。我常常在課堂上講，貝克爾理論中父母對子女無私的愛，還可以延伸為老師對學生無私的愛與培養。這也可以從貝克爾教授對弟子的悉心培養中得到極好的體現。

四、法律經濟學與反對人口拐賣

貝克爾還首次将經濟學方法用于分析犯罪與懲罰問題，成為“法律經濟學”學科的實際奠基人之一，正如諾貝爾獎委員會對他成就的介紹：The third area where Gary Becker has applied the theory of r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capital is “crime and punishment”。

筆者根據在beat365長期講授研究《法與經濟學》（法律經濟學）的心得體會，運用包括法律經濟學在内的科學方法全面分析人口拐賣問題，并從立法、執法和制度三個方面嘗試給出系統性的解決方案。這是對貝克爾經典犯罪與懲罰理論的最新發展，即将其擴展到分析“關聯犯罪”領域，也是将貝克爾理論用于科學分析與設計法律制度以提高人民福祉、達到社會善治的典型案例。

筆者将人口拐賣、抓捕和懲罰的關系分析展示如下圖2：

圖2. “關聯犯罪”的法律經濟學分析

4.1 人口拐賣與懲罰的科學分析

通過上圖所展示之簡析模型，可以分析人販子、收買人的犯罪動機，以及懲罰、執法的最優法律政策設計問題。

當人販子決定是否進行人口拐騙犯罪（也就是選擇進行拐騙犯罪的概率P1）時，會同時考慮以下因素：（1）拐賣人口後能夠找到收買人成功賣出的概率P2（也等于收買概率）;（2）被抓獲的概率Q1；（3）被抓獲後的懲罰F1。注意到，拐騙犯罪率P1會随着Q1和F1的增加而減少，随着P2的增加而增加。當P2大幅減少時，人販子進行拐騙犯罪的概率P1會大大減少，因為此時所拐騙人口無法出賣獲利，且考慮到被抓捕後的懲罰，人販子進行拐騙犯罪的動機将大大削弱，這對于打擊人口拐賣的立法修法意義重大，下面在修法部分将另行論述。

當潛在的收買人決定是否從人販子處收買被拐人時，會同時考慮以下因素：（1）被抓獲的概率Q2；（3）被抓獲後的懲罰F2。收買的概率P2會随着Q2和F2的增加而減少。

當被拐賣人被最終賣給收買人後，将受到損害H。而且，被拐賣人（及家庭）為了預防拐賣犯罪行為，還要付出預防成本G。

在犯罪分子被成功抓捕後，檢察院起訴将付出成本D，法院将付出審判成本E，判決後總監禁成本為C。此外，公檢法系統此前還付出了抓捕成本B1、B2，也屬于社會總成本的一部分。

4.2.當前人口拐賣所造成的直接損失H和預防成本G越來越大

随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對婦女兒童基本權利的保護，對人格的基本尊重，是步入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也是人民發自内心的根本訴求。因而，拐賣人口嚴重破壞公序良俗，踐踏人的尊嚴，造成越來越大的人格、人身傷害與社會損失（都屬于損失H的組成部分）。

撇開對人格尊嚴和人身安全的嚴重損害（這些也許是無價的），我們再單從經濟損失來計算人口販賣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人的價值越來越貴重，能夠創造的經濟與社會價值越來越高，（高知）女性的一生甚至可以創造人均（數）千萬以上的GDP，那麼人口販賣所造成的社會損失就更為巨大。在女足、谷愛淩等創造輝煌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我們難道不應為保護女性安全盡心盡力？人力資本已經成為我國持續增長的核心要素。大學生中女性比例已超過半數，而拐賣案中也不乏高學曆的年輕女性，甚至有很多女研究生、乃至人民大學的青年女教師被拐賣。拐賣女性無疑是對我國對高等教育巨大投資的破壞乃至亵渎，更是對我國生産力的巨大破壞，造成越來越大的經濟損失，甚至危及長期經濟增長（也屬于損失H的組成部分）。

現在家長為了保證孩子上學安全，謹防被拐賣，必須投入大量精力财力進行自我保護，也無疑是對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構成社會預防成本G）。

綜上所述，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使得人口拐賣所産生的成本（H和G）越來越成為社會不可承受之重。在《打擊拐賣人口應提到禁毒的高度》一文中，通過國際比較，發現當前對拐賣人口犯罪的懲罰力度過輕。

4.3 抓捕成本和犯罪動機分析

尋找、解救被拐賣人口特别是婦女兒童的難度往往極大，抓捕成本很高（B1，B2），而且常常受到當地宗族等地方勢力的強力包庇和阻礙。根據法律經濟學和吓阻理論等，當抓捕難度和執法成本過高時，更應當提高懲罰的強度（F1，F2）。也就是要通過對拐賣人口行為的嚴懲，從最根本的犯罪動機上吓阻人口拐賣的供需兩端（有助于減少P1, P2）。

這裡還特别注意到，當收買人的收買意願下降也就是當P2大幅降低時，人販子進行拐騙犯罪的概率P1會大大減少，因其所拐騙人口将無法順利出賣獲利，且考慮到被抓捕後的懲罰，人販子進行拐騙犯罪的初始動機就會被大大削弱（降低P1），這對于打擊人口拐賣的重要修法意義在于——要大幅提高對收買人收買行為的懲罰力度F2。提高對收買人的懲罰力度F2無疑是重要的釜底抽薪之舉，将從根本上大大削弱拐騙和販賣人口犯罪的動機。而且，還要加強鼓勵和獎勵對收買行為的舉報。

事實上，人販子更為狡猾，流動性強，對其的抓捕也更加困難（抓捕成本B1更大），其罪惡亦更為重大。因而，對人販子的懲罰力度F1應大幅提升，高于對收買人的懲罰F2。另外，還應修法嚴懲包庇、阻礙打拐執法的相關人員，其中包括涉案的基層行政人員和宗族勢力，将有助于提高抓捕概率Q1，Q2。

4.4 修法與立法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建議大幅提高對收買和拐賣罪行的懲罰力度：（1）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财産；（2）拐賣婦女、兒童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沒收财産。情節嚴重的，處無期徒刑或死刑，并處沒收财産。

并且，建議立法設立專門的《打擊拐賣人口法》。打擊販賣人口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預防、打擊、解救、安置、康複等許多環節，因而亟需系統性的法律進行規範。當前《刑法》中僅有三條與拐賣人口相關，而且對拐賣和收買犯罪的懲罰過輕。從國際上看，歐盟針對人口販賣也設立了專門性法律。《打擊拐賣人口法》，可以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毒法》，包含《總則》、《普法教育》、《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打擊與解救拐賣人口》、《對被拐人員的安置與康複》、《國際合作》、《法律責任》等部分。

4.5 充分運用先進數字技術，提高抓捕概率（Q1，Q2）

在發展數字經濟已被提升到國策高度的當下，應把數字技術更好的應用于社會治理，大大提高對人口販賣行為的抓捕概率（Q1，Q2），提高執法效率，并有助于減小抓捕成本（B1，B2）。

筆者在《數字經濟時代，如何徹底根除人口販賣》一文中建議構建系統完善的“全國拐賣人口實時解救系統”，由中央專業部門負責運行維護，并協調各相關部委和機構全力配合，充分利用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依靠先進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提高執法效率。對于“全國拐賣人口實時解救系統”終端用戶，以及相關舉報拐賣（包括販賣和收買）的群衆，要有足夠的物質獎勵，可以将收繳人販子和收買人的罰金中的相當一部分用于獎勵相關舉報和協助人員，從而進一步提高對人口販賣行為的抓捕概率（Q1，Q2）。

4.6 打擊人口販賣的制度設計

人口拐賣往往會涉及諸多地方利益。盤根錯節的基層利益糾葛無疑會為打拐、解救行動設置重重障礙，因而降低了抓捕概率（Q1，Q2）。因此，就需要強有力的中央級打拐辦通過垂直領導，協調指導地方打拐工作，提高執法透明度，并加強監督。

在《建議将打拐辦升格至部級，由中央垂直領導監督地方工作》一文中，筆者強調打拐的制度建設方面——為使執法行之有效，必須具備強有力的制度保證和資源投入。為加強對人口拐賣犯罪行為的打擊，協調各部委資源，沖破地方保護勢力的重重阻礙，筆者建議可将打拐辦升格至部級或更高行政級别的“中央打拐辦”，甚至可由副總理兼任，通過中央專門機構垂直領導、協調并監督地方工作。

此外，還應當充分協調和發揮社會、科技公司的力量，群策群力，造福社會。

五、新家庭與人口理論

貝克爾在上世紀60年代初，通過分析研究與馬爾薩斯理論相悖的各工業國現實情況，提出了新的人口和家庭理論，重點是将家庭對生育的自主選擇進行了更為細緻的經濟學分析。

貝克爾提出的新體系包括著名的“孩子數量—質量權衡”理論。當人均收入提高，家庭将減少孩子生育數量并轉向提高孩子的（培養）質量，也就是更加注重對孩子教育等人力資本方面的投資。貝克爾的這個理論事實上也和我國最近一些年的社會、家庭、人口實際動态基本相符，不禁令人有拍案叫絕之感。

對于起飛階段的現代經濟體以及工業化社會，貝克爾的人口理論顯然比馬爾薩斯理論更具解釋和預測能力。當現代經濟起飛後，由于工業化、城市化，以及家庭自主選擇的調整變化，人口增長往往會自動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

馬爾薩斯理論中所存在的重大缺陷，貝克爾（Gary Becker）在其60年代的研究中就已經指出并提出了新的家庭、人口理論。但是，至80年代初人口政策制定時，貝克爾對馬爾薩斯理論的重大修正在我國還未廣為人知。如果在80年代初，能夠充分參考貝克爾新人口理論，那麼采用較溫和的人口政策将會更加符合我國的人口走勢。

在80年代初人口政策制定時，過度沿用曆史經驗數據并基于以往（以農業經濟為主要經濟基礎的時代）數據進行預測，會導緻對我國人口未來動态估計的偏差——最重要的是，忽略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特征：即人是可以進行自主選擇的，會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和生活環境成本等及時調整自己對婚姻和生育等的選擇。這也是包括貝克爾在内的傑出社會科學學者對人類認知的重要貢獻，是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無法替代的。

近期筆者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是數字經濟，在最新研究中也探讨了人工智能對人口動态的可能影響（Wei and Xie, 2022）。

六、人本兼愛經濟學：方興未艾

經濟學家不能故步自封，需要針對新的社會、經濟現實及時修正或提出創新性的理論，才能更好的輔助政策制定。在政策制定時，也要努力尋找和比較更加符合現實的理論工具，關注最新的理論進展，參考各國及多方經驗，因為那是人類發展曾經留下的寶貴足迹。

自然科學、工程與人文社科的交叉融合極為重要，近年來也得到了國家相關部門、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國家社科基金等的大力支持。對于人文社科領域研究的支持至為關鍵，這些重大問題往往關系國計民生、民族與國家的長期走向和命運。

經濟學歸根結底是關于人的科學，也是筆者從貝克爾教授那裡獲得到的深刻感悟——以人為本，大愛無疆，才是經濟科學及政策研究的應有之義。

來源：公衆号 法律與經濟研究中心

謝丹夏：beat365經濟學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