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是應該堅信，善良是世間最為強大的力量，也是社會進化文明發展的偉大動力與終極盡頭。

一、三體中的社會學

在很多擁趸眼中，《三體》與社會學的淵源深厚。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本小說直接點名了社會學。在我的印象中，《三體》也許是在大衆讀者中，創造出了最多社會學讨論話題的中國文學作品。記得當年在《三體》面世的時候，清華園中的社會學系的學生，以及對社會學感興趣的其他院系的學生，幾乎無一例外十分投入而又熱烈地讨論過《三體》的内容與情節。随着《三體》被改編成電視劇與電影，必将迎來新的一輪《三體》中社會元素與社會理論的大衆讨論。

（一）從物理學到社會學

作為工程師的《三體》作者劉慈欣，大約對于清華有着學生時代的執念，将小說中人類社會的學術場景設定在了清華。《三體》三卷本的第一冊中，最重要的人物應該是葉文潔，她曾經是beat365物理系的學生，後來又回到清華任教。從她的人生曆程與具體行為中可以看出，對她影響最大并驅動她為之付出的學術思想，并不是物理學而是社會學。一方面，因為對人類社會現實與人性的徹底絕望，葉文潔走上了極端與背叛之路，聯系地外文明三體，期望三體降臨地球改造人類；另一方面，因為了解了三體文明并不如她所願僅僅是改造地球社會提升人類道德，而是将會毀滅地球消滅人類，她又開始投身社會理論的構建，期望後繼者從中能夠找到人類抵禦外星文明攻擊的破解之法。

（二）宇宙社會學

《三體》中更關鍵的人物是羅輯，他幹脆被設定成為一個清華社會學系的教授，同時還是一個從物理學轉到社會學的青年學者。用現在的話來講，羅輯應該是一個躺平享樂的混日子的教授（事實上，社會學的青椒是不可能這麼清閑的；因為，清華社會學不會聘用躺平的青椒，清閑的青椒也一定會被學術所淘汰），但葉文潔深思熟慮後的約見，徹底改變了羅輯的生活，開啟了他研究“宇宙社會學”理論的學術生涯，并最終成為唯一成功的“面壁者”，用社會理論的威懾暫時阻止了三體對于地球的攻擊。

除了情節與人物設定中的社會學元素以外，《三體》關于未來人類社會的底層設定，也充滿了社會學的多種元素。羅輯研究與思考的領域被命名為“宇宙社會學”，他建構出來的社會理論成為尋找應對外星文明攻擊地球的起點，顯示出了一個抽象學科的思想與理論的威力。

二、黑暗森林法則

“宇宙社會學”領域内，最重要的社會理論可以用“黑暗森林法則”的推導過程來概括。

（一）法則的基本内容

首先是兩條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斷生長與擴張，但宇宙中的物質總量保持不變。這必然導緻的是，文明之間因為争奪資源的沖撞。

其次是文明在生長與沖撞中的兩個假定。一是技術爆炸假設。文明進步的速度并沒有設定的步調，經過爆炸式的技術進步，落後的文明可以暴發式地瞬間超越先進的文明。二是猜疑鍊假設。沖撞中的文明無法确定對方的善意或是惡意。其中善意被界定為不主動攻擊與消滅對方文明。

這兩條假設可以統稱為“文明的生存焦慮”假設。技術爆炸假設，同時帶來了落後文明的希望與先進文明的擔憂，讓所有文明都陷于超越與被超越的焦慮之中；猜疑鍊假設，則直接顯示了所有文明，時時處于抵禦攻擊防範滅亡的焦慮之中。

（二）推論中的宇宙社會狀态

從這兩條公理與兩個假設出發，可以得出星球文明間的社會理論，黑暗森林法則。既然文明之間注定了沖撞，沖撞過程注定無法确認善意，那麼更優的決策就必然是“發現就立即消滅”的清理對策；另一方面，技術爆炸确定，必然存在比己方更先進更高級的文明。因此，靜默就成了更保險的策略選擇。結果就是，在浩瀚的星空之中，星際文明都保持靜默，但又時刻準備着攻擊與消滅其他文明；就像森林中的手握獵槍，但又被人追殺的獵人，保持着森林中死一般的沉寂。

星際文明生存的黑暗森林法則，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費米悖論。從數量與概率上，宇宙中應該有無數星際文明；與地球文明相比，它們也許更為先進更為高級。但是，至今為止，一直都沒有發生地球文明與其他外星文明的接觸。《三體》的回答就是，它們選擇了靜默。

（三）讨論了社會如何不可能形成

最近有一篇網上文章斷言，黑暗森林法則至多是低階社會學理論的應用。即使用詞有些苛刻，但是有一定道理。在那篇文章的後續，用了啟蒙時期古典理論家霍布斯的理論，詳細讨論了黑暗森林法則僅僅涉及社會理論的皮毛；也用了大量的文明沖突的實例，從智人與尼安德特人的争鬥到歐洲白人與印第安人的沖撞，讨論了文明的滅亡（事實上，現代智人身上也包含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混雜也許是更好的描述），更多的來源于文明内部自身的坍塌。

社會學研究人類社會，分析社會之中的各種互動過程，揭示社會的維持運轉與轉型變遷。在我看來，也許黑暗森林法則根本沒有直接涉及到，社會學學科讨論的基本議題。在黑暗森林法則所展示的進程中，星際文明要麼處于絕對靜默，要麼相互清理毀滅。《三體》中的宇宙社會從來都沒有成型，從來都沒有過真正的社會連接與社會關系形成，也就更無所謂充滿細節的社會互動過程了。在這種情形下，關于宇宙社會的社會理論的分析與探讨，壓根兒就沒有辦法開啟。從某種程度上講，黑暗森林法則不是社會理論，而是一種“反社會”理論。

所以，社會理論讨論的核心議題應該是，社會是如何形成的；而不是黑暗森林法則所讨論的，社會是如何不可能形成的。

從人類社會這個地球文明的角度講，社會的構成是分化的多元的，并不可能是完全整合為單一維度的。否則，文明将是一潭死水，無可演化推進。正如，葉文潔能夠成為地球文明的一個異數；三體文明内部除了心存善意的那個低階信号監測員以外，不應該隻有一種隻相信“相互毀滅”的黑暗森林法則的群體。人類社會已然如此複雜多樣，宇宙社會理應更為變化多端。

從上述的讨論中可以看出來，黑暗森林法則隻能是一系列人生經驗常識的總結（還隻能是特定視角），從人類社會向（想象中的）宇宙社會尺度上的擴展，是一些樸素的理解社會的觀念（并且比較偏狹，參見後面人類合作的可能），是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變種，還沒有上升到真正嚴肅的社會理論知識。

三、跨越個體的社會連接

（一）看不見的社會及其基本問題

事實上，生活在社會中，每天看到的隻能是一個個單個的人。社會是抽象的。通過人與人的互動過程，我們間接觀察并理解了社會，并反過來使用相關社會知識體系，來描述人們的行為以及更大範圍的集體行為。所以，單個獨立的人不能成其為社會，一定是人與人相互連接，才能形成社會。

那麼，由黑暗森林法則引發的讨論，核心的問題則應該是，單個的個體如何産生社會連接，構成了社會關系，從而形成了社會？簡言之，人類社會到底如何跨越個人，産生合作？

（二）必須借助外力的社會連接

當代社會理論關于這一問題的讨論，通常追溯到17世紀的英國思想家霍布斯。在《利維坦》的讨論中，霍布斯先是給出了對于人類社會自然狀态的描述：因為人的根本生存原則在于自我保存并趨利避害，所以必然陷入一種争奪資源的争鬥之中，形成“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争狀态。在接下來的出路構想中，霍布斯指出，出于死亡恐懼的理性計算，個人可以相互間訂立契約，讓渡部分自然權利，組成一個超越個體或者小群體的權力實體，來阻止人人互為敵人的戰争狀态，維護社會的和平秩序。在霍布斯看來，人類的理性指導“黑暗森林”中的人們找到走出戰争困境的出路，那就是讓渡個人權利換取共同利益的社會契約，而社會契約是建立國家及其政治制度的基礎。

差不多一個世紀後的法國思想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進一步讨論社會契約的内容與本質。在霍布斯的設定中，社會契約的雙方是自由狀态的個人與獲得授權的主權者；而盧梭則直接主張，契約的主體就是全體個人結合而成的公共人格（公共意志），權利讓渡給了共同權力，主權在民！與霍布斯不同，盧梭的公共意志沒有具體的對應，隻得使用共和國的形式來代行公共權力。而另一位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論法的精神》中，讨論了法律的概念，以及國家政體的類型、構成基礎與建立原則，着重分析了法律與政體之間的關系，構建了現代國家法律制度的基礎。需要指出的是，有理論家評論，沿着霍布斯與盧梭的思想，無論是授權的主權者還是公共意志的代理人，都有可能以此名義獲得專制的權力。也許并非完全巧合的是，三體人的社會就是這樣一種烏托邦式的集體主義專制社會。再一次顯示了，《三體》中包含的社會思想元素。

（三）社會中不同的連接類别

對于社會學而言，以上啟蒙思想家更多的從政治哲學的角度指出，通過建立正式的國家制度，達成跨越個體建立人類社會的合作機制。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誕生在啟蒙運動之後的工業革命進程中。對于社會連接的形成與合作的産生，社會學則更關注正式國家制度之外的社會過程，當然也有着另外一種闡釋的脈絡。

以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過程為界，經典社會學家辨識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連接方式。用滕尼斯的術語來講，一種是以諸如血緣、地緣等自然屬性為基礎的，親密持久的天然社會連接，被稱之為“共同體”；另一種是以個體的意志與理性為基礎，有着明确目的與利益計算的社會連接，被稱之為“社會”。在塗爾幹的論述中，大緻對應着“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

在讨論中國傳統社會的社會連接方式的時候，費孝通使用了著名的“差序格局”，“就像把一塊石頭扔到湖水裡，以這個石頭（個人）為中心點，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紋，波紋的遠近可以标示社會關系的親疏。”依據費先生的闡述，中國社會的社會連接方式，跨越了滕尼斯與塗爾幹所斷言的，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之間的類别屬性的差異。這是因為，差序格局的波紋推離中心的過程，顯示了社會連接與社會關系隻是程度上的差異，并沒有本質上的差異（或者那樣的差異并不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許正是費先生為什麼畢生都在研究，中國社會的肌理能夠自洽于農業生産向工業生産的轉型，鄉村手工業、在地工業化等能夠成為“志在富民”發展農村的政策選擇。

處于社會連接兩端的雙方，行為互利時，就構成了社會合作。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更進一步，讨論了從社會連接到社會合作的可能。

四、博弈中自發産生的合作

霍布斯與盧梭都認為，社會的秩序不能自發地在人與人之間産生。他們的思想都指向，如果單個的人能夠形成社會合作，必須要借助個人之外的力量。

（一）更進一步的基本問題

而黑暗森林法則所針對的問題則是，在毫無前置條件下，甚至隻可能是敵對關系的情形下，社會合作何以可能？這一問題對于社會學而言，也非常重要。比如，在工業社會中流動性大增，帶來了陌生人更為頻繁地相遇（而不僅僅是塗爾幹所言，參與生産過程分工體系的人們的社會連接與合作）；又比如，在數字社會中，虛拟空間的匿名性帶來類似三百多年前霍布斯提出的問題，社會連接如何能夠産生，社會契約如何能夠建立，社會秩序如何能夠協調出來？

（二）從“囚徒困境”博弈策略出發

事實上，從差不多100年前馮·諾依曼确立了博弈研究的起點之後，過去70多年來對于“囚徒困境”的研究，獲得了關于社會合作行為這一根本性問題的重要進展。“囚徒困境”由兩位蘭德公司研究者在1950年設計，讨論的是人類行為中沖突與合作、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行為策略選擇。在設定中，2位囚犯面臨重罪起訴，被警察分别監禁；他們有着個人2種（合作或是背叛）、交叉共4種行為選擇，分别對應着8種個人選擇回報（最差的結果是己方合作，對方背叛；最好的結果是己方背叛，對方合作；雙方合作的結果個體收益處于中間，但雙方總體收益最大）；在沒有任何信息溝通的情形下，這兩位囚犯到底将做出什麼樣的策略選擇，以達成最有利于自己的結果。

在1984年出版的經典著作《合作的進化》中，阿克賽爾羅德旨在通過破解“囚徒困境”，進一步推進霍布斯的思想。在霍布斯的思考中，隻有利維坦這個巨靈能夠維護人類社會的和平與秩序。事實上，國家隻是人類社會晚近曆史中構建出來的結構，那麼國家之前的人類社會又是如何有秩序運轉的呢？在起篇第一句中，阿克賽爾羅德明确提出，“在什麼條件下才能夠從沒有集權的利己主義者中産生合作？”。

對于“囚徒困境”的探索本身，往往就集結了多個學科的交叉合作。通過征集“囚徒困境”解決方案的計算機程序（來自衆多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學者提交了程序），在一對一以及集體對決的重複博弈（亦即疊代博弈）模拟比賽中，阿克賽爾羅德發現，這2次多個計算機程序模拟競賽（分别有14個程序與62個程序，再加上阿克賽爾羅德自己編寫的完全随機程序）的優勝者，都是一個數學家兼心理學家提交的僅有4行Fortran語言的程序（2次競賽中，沒有進行任何更改）。最為關鍵的是，這個被稱為“一報還一報”（tit for tat）的簡單程序是善良的，它從不首先發起背叛；它的第一輪行為是合作，接下來則是複制對方上一輪的選擇。

（三）更重要的生态競賽

在阿克賽爾羅德特别設計的生态競賽中（策略程序的得分與其“後代”/拷貝數量成正比；策略選擇為競賽池中的其他程序所采用則得分，不采用則不得分；策略程序有存活時效等規則），競賽結果中有一個例子可以直接否定“黑暗森林法則”。命名為“哈林頓”的策略程序，它總是背叛。在起初100輪博弈競争中，這一投機“占便宜”的策略程序占據着支配地位；在前200輪博弈競争中，它與“一報還一報”等其他7個最終的優勝程序，保持着同等水平的存活數量；但自此之後，其得分越來越少，存活數量開始逐漸下降；到了1000輪博弈競賽後，就消亡了。顯然，重複博弈帶來了合作策略的進化。在能夠被其他策略程序占便宜的“傻子”程序被淘汰以後，投機程序就失去了優勢。因此，在長時段的曆程中，總是對抗的策略顯然并不具有進化優勢。在某種程度上，阿克賽爾羅德的結果證實了長久以來的經驗常識，“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阿克賽爾羅德的研究呈現了裡程碑式的結果，顯示在通過計算得失的博弈策略選擇中，能夠“自然”産生合作，并且這一選擇在利己的同時也有利于他人。回到霍布斯的經典問題，人類合作，能夠在沒有外來力量推動，在以利己為出發點的小群體中産生。所以，“利維坦”也好，“公共意志”也好，并不一定是人類合作的前提，也并不一定是人類社會的必需。

當阿克塞爾羅德寫信給《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請求合作開展研究時，這不僅僅是社會科學與生物生理學科交叉合作的體現；更重要的是，這一研究領域已然從“合作的進化”，拓展到了更為根本性的“進化中的合作”。阿克賽爾羅德直接将上述研究結論應用于社會過程的演進與社會結構的變遷。同時，與生物學家合作，他的研究結論拓展到了生物進化的過程中。

（四）成為進化原則的合作

可以想象，博弈論必然更多地出現在管理學的決策課程内容之中。但是，衆多的博弈論的前沿研究則是出現在生物進化學與社會學的研究之中。在新近的關于社會合作的研究，哈佛大學的數學家與生物學家諾瓦克與衆多學科的科學家展開合作（特别指出，阿克賽爾羅德本科在芝加哥大學念數學，博士則是到耶魯大學念政治學），根據動物與人類行為的特征，放松了博弈過程中的一系列前提假設，做出了許多重要的成果。

在他的半學術自傳的著作《超級合作者》中總結到，他進一步拓展了阿克賽爾羅德的研究。首先，諾瓦克與他的合作者在1992年，發現“寬容的一報還一報”（generous tit for tat）策略更能夠獲得優勢。亦即，在被對方背叛之後，并非一定對等報複，而是在一定程度寬容與原諒對方（可以将對方背叛的原因，歸結于并非本意或是其他疏忽所導緻的錯誤操作），所以隻是在一定概率下選擇報複（在稍晚的1995年，阿克賽爾羅德也給出了相似的研究結果）。其次，他們借助動物行為學家的結論，更進一步引進“赢定輸移”（win stay, lose shift）策略，亦即在博弈中獲利的策略得以重複，直到受損才更改策略。在某些進化競争條件下，這一策略比上述兩種類型的“一報還一報”策略更具優勢。

諾瓦克和他的合作者持續拓展原有的博弈研究，加進更多的合乎實際的條件，并應用到更多的研究對象與場景之中。根據廣泛的研究結果，他們總結出了5個合作起源與進化的機制，分别是直接互惠、間接互惠、空間博弈、群體選擇（這與社會群體間的沖突競争，提升群内的凝聚力的社會學結論一緻）、親緣選擇（這與人類學社會學中前置的社會關系，增加信任與合作的結論一緻）。他們的研究将這些機制推廣到基因、細胞、動物、人類社會的互動與沖突等衆多領域，在生物進化的突變與選擇兩個原則之上，認定合作是第三個并且是高于前二者的進化原則。對他們來講，合作是進化的總設計師。而正是由于人類是高于其他物種的“超級合作者”，人類社會才取得了如此成就。

（五）空間博弈合作及有趣的數字

合作能夠在進化中産生，并不意味着進化的曆程将淘汰一切非合作者。在生态學中，物種的起源與進化需要占據地理空間。在一個簡單的細胞空間博弈研究中（隻包含單純無條件的合作者與惡劣到頂的背叛者），諾瓦克與他的合作者發現合作策略與背叛策略可以并行不悖，共同占據博弈空間，并顯示出複雜斑斓的空間形式與圖案。這顯示了世界的多元複雜。值得特别指出的，諾瓦克他們發現這樣的空間博弈中，如果以對稱圖形為起點，經過一定數量的模拟輪次，合作者的比例将恒定在至今未有數學解釋的 [100X(1-ln2)]%，亦即31.78%。

五、進化中的人類社會合作

（一）将基本問題放到社會中

如果說阿克賽爾羅德開創的研究脈絡，在理論上基本證否了霍布斯的經典命題；新的研究也積極拓展到回答更多的理論問題。最為典型的是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如果将原有的設定在兩個人或者小群體的博弈，推廣到更大範圍的人群，結果又将如何？二是，所有的這些在實驗室條件下的計算機模拟結果，如果參照人類社會進化的曆史，又有多少解釋力？

（二）搭便車行為與公地悲劇

前者的展開，馬上遇到兩個經典問題：搭便車行為與公地悲劇。搭便車行為由美國學者奧爾森1965年提出。在規模較大的集體行動過程中，因為最終的成果為集體成員無差别分享，經濟理性人的選擇應該是，并不出力但坐收漁利的投機行為，形成了群體成員有一部分人的搭便車行為，這反過來也影響集體行動目标的達成。簡言之，集體行動的邏輯本身，蘊含着個人并不行動的結果。

公地悲劇由英國學者哈丁1968年提出。他以公共牧場的牧羊人行為為例，提出在沒有監管與約束的條件下，牧民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選擇放牧更多的羊，這最終超過牧場的承受能力導緻草場退化，直接影響所有人的放牧。簡言之，公共資源本身邏輯中，蘊含了走向毀滅的結果。

這兩個經典問題都顯示了，在更大範圍的社會博弈過程中，并不如阿克賽爾羅德的結果所表明，合作能夠自然産生（甚至都不是可能的結果）。同時，這兩個問題都涉及公共治理的過程。與人類社會的曆史進化過程相聯系，可以進一步探讨在大規模人口的社會尺度上，合作的社會制度的起源。

（三）保障合作的社會機制

如果說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中，合作可以産生；那麼在漫長的發展與演化進程中，人類社會又将如何保護與維持這種有益的特質呢？特别是，正如奧爾森與哈丁提出的，個人總是處在不合作的沖動與誘惑之中，社會如何能夠确保合作的産生。

前面已經提及諾瓦克總結出了的合作的進化機制中，包含了社會學由來已久的結論。在2011年出版的《合作的物種》中，來自美國新墨西哥州聖達菲的鮑爾斯與金迪斯，再往前一步總結并推導了，人類社會發展出來的有利于合作的社會制度與文化。在他們看來，人類獲取資源赢得生存的進化曆程中，也許在基因與行為上生成了合作的優勢，小群體中的合作者有更大的生存機會。但是，如果要推及到人類社會的尺度，則必須要有超越互利原則與親屬關系的合作機制。這是因為，更大尺度社會中的合作，必然包括了與陌生人之間并不利己的合作，亦即利他主義合作。

在他們看來，進化中的人類社會已經演化出了，三種機制來保障社會合作的可能。我們可以簡要提煉總結成：一是懲罰機制，設置對于違反合作規範者的懲罰機制，保障合作者的收益不被背叛者剝削與竊取（阿克賽爾羅德在1986年發表了類似的研究成果）；二是規範機制，設定了漫長的社會化系統（相比于其他哺乳動物，人類的幼年時期過分漫長），内化傾向于合作的社會規範；三是競争機制，群體間的生存競争，淘汰那些因為不合作而處于競争劣勢的對手（衆多研究都顯示，對外沖突提升對内的凝聚力）。

讓我們返回到上面的搭便車行為與公地悲劇。這兩者各自的邏輯推理過程十分完備。但是，對照人類社會的真實情形，它們的邏輯并沒有大行其道，它們推論出來的結果也并不占優。否則，人類社會中所有的集體行動都不可能成功，所有的公共資源都早已消耗殆盡。如今的人類社會依然在向前進化，人類文明也保持發展。除了人類社會中有一些天生的合作者，在推動和感染其他人促進合作以外，在我看來，鮑爾斯與金迪斯提出來的保障社會合作的三個機制，顯然有助于打破搭便車行為與公地悲劇的邏輯，讓合作成為可能。當不合作者做出有違集體利益的行為時，他們将受到懲罰，高昂的不合作成本迫使他們回歸合作；在漫長的社會化過程中，内化合作的品質，使得合乎規範成長起來的社會成員能夠自然主動地合作；通過與群體外的其他人的競争，内部增強内部團結與凝聚力，讓合作提升在競争中的優勢。

（四）合作與文明發展的高度

我們也可以檢視一下，人類社會文明發展進程中的分類與标簽。一方面，很多人會認為，姓名、地址、身份證号碼、汽車車牌等，提升了治理并增加了社會控制；但是另一方面，從社會合作的角度來思考，這些分類與标簽增加了重複博弈的可能，增加了合作的收益與背叛的成本。在賈雷德·戴蒙德的經典名著《細菌、槍炮與鋼鐵》中，也讨論了在人口增長聚集之後，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的發展差異，拉大各個社會在生産效率與科技發展上的差距，在近代成為了一些社會更為發達、另一些社會相對落後的重要原因。因此，人類社會的演化發展進程中，合作促進發展形成進化優勢；反過來也成立，人類社會自身也設定了保證合作得以順利推行的社會制度。

回過頭來，我們反思一下黑暗森林法則中的各個社會文明程度。沿着地球上人類社會進化的邏輯脈絡，可以推斷出，合作能夠讓社會整體上獲得進化優勢；換言之，傾向于合作的社會在進化中更有可能勝出。也就是說，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越高，它就有更成熟的維護合作的機制，同時也更傾向于合作行為，而不是直接使用“發現即毀滅”的策略。相反，一個社會文明程度不高，即使它更傾向于使用“發現即毀滅”的策略，但它自己卻力有不逮。力量越大的，責任越大，合作的動力越強。

六、最接近徹底反駁黑暗森林法則的“自然實驗”

（一）《三體》中的對峙其實也是囚徒困境

仔細思考，可以發現面壁者羅輯與三體的對峙，就是一個類似的“囚徒困境”。羅輯有2個策略選擇（合作—保持和平，背叛—實施黑暗森林威懾），三體也有2個策略選擇（合作—保持和平，背叛—攻擊毀滅地球），對應着8種策略選擇的回報結果（隻不過對人類而言，最差的結果是選擇合作而被背叛——被三體無情毀滅；最好的結果不是自己背叛而對方合作——三體暴露，地球也會暴露而同歸于盡；最好的結果是雙方合作）。同時，因為猜疑鍊的存在，雙方沒有任何有效溝通。

根據小說中的内容也可以發現，三體文明的确與地球文明的進化軌迹完全不同：雖然具有高度的科技文明，卻沒有任何合作善意，從一開始就抱有毀滅地球的惡意，也一直在尋找機會控制地球。即使是程心出于純粹善意而不忍心的“合作”，也沒有獲得對等的善意。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因為黑暗森林法則，宇宙社會中的所有文明之間的“囚徒困境”不可能存在重複博弈的機會，也就無從進化出合作的機制了。

事實上，宇宙社會中的文明，各自本身都是一個獨立的進化單位。以三體文明為例，比照地球人類社會演化的曆史進程。三體文明中的智慧生命在進化過程中，有着無數的類似“囚徒困境”的場景，經曆了多次重複博弈過程，一定發展出了合作的精神，否則三體文明沒有可能發展到如此高度。因此，按照進化的邏輯脈絡，三體文明中的智慧生命應該含有合作的基因與精神，至少部分三體智慧生命應該是天生的合作者。這應該也是程心所堅信的智慧生命的基本屬性。

（二）塹壕戰中的生死對決與默認的合作

在人類社會的尺度，無法驗證作為宇宙社會學理論的“黑暗森林法則”。然而，在《合作的進化》中，阿克賽爾羅德轉述了一個非常接近黑暗森林法則設定的曆史場景，最終發展的實際結果是“合作”而非“清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1914年底開始了僵持階段的塹壕戰。在法國與比利時500英裡的戰線中，有的地方繼續着血腥殘酷的對戰，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同盟國與協約國雙方士兵卻表現出了很大的克制，甚至形成了一種“自己活也讓對方活”的事實停火狀态。

處于戰争狀态的雙方，消滅對方是保存自己最好的方式。在100碼到400碼的無人區，隐藏着很多狙擊手，可以有效擊打對方士兵。但是，射擊對方士兵往往帶來對方報複性的還擊。事實上，在一些場合，塹壕戰的雙方進攻是受到克制的。比如，對方在晚上用餐的時候，雙方後勤士兵取水的時候，還有衛生兵清理戰場收治傷員的時候等。在這些場合發起攻擊，往往帶來二還一或者是三還一的報複。所以，這就形成了一個“囚徒困境”。

如果說剛開始的時候有直接喊話的克制行動，後來則是依靠沉默的行動來形成了相互的克制。這樣的基礎在于，一方采取了特别的克制行為，另一方應該回報相應的克制行為。否者，報複将是非常嚴重的。同時，雙方還要讓對方理解己方并不傾向于采用無條件的背叛行為。也就是在上述特定場合，沒有狙擊手發動攻擊。

在僵持階段，剛開始僅僅是一些偶然的或者是以往約定的克制行為。在雙方理解對方的回報策略的條件下，經過多種場合的克制、攻擊、報複、再一次克制的循環，這樣的重複博弈的過程，最終使得雙方達到了一個沉默的合作狀态，“讓自己活也讓别人活”，處于事實上的停火。

塹壕戰中的合作性停火，是在敵對雙方沒有任何溝通的情形下産生了，與阿克賽爾羅德的合作模型非常吻合。上述情形與黑暗森林法則所面臨的前提條件十分相似，但是沒有形成一報還一報，“發現即清理”相互毀滅的惡性循環。

七、餘音

事實上，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三體》都是一套非常成功的作品；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也許是《三體》開啟了社會學學科知識在中國大衆普及的起點。

（一）社會合作與黑暗森林法則

根據前面的讨論，可以看出來，以霍布斯的思想為起點，關于社會合作的研究已經發展到了從基因到整個社會的各種進化曆程。這些研究涵蓋了重複博弈的模拟實驗、動物世界的實地觀察調研、人類社會的變遷過程的挖掘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合作在進化過程中自然産生，并不依賴其他外在的強制力量。更進一步，合作本身能夠在進化中産生，也反過來成為進化演進的基本機制，推動着世界向前。這與《三體》中的黑暗森林法則針鋒相對。

更為公平地講，我們絕對不能期待以至于苛求，作為科幻小說的《三體》能夠展示前沿社會學的研究結論。因為，科幻的最終目的并不是講解社會理論知識，而是展示或者是警醒人類社會的未來。況且，我們必須要感謝并緻敬，《三體》對于社會學學科知識在中國大衆中的普及（特别是在年輕一代之中），以及由此帶來的話題關注度，也許已經遠遠超過了任何一位我所了解的社會學家。更進一步，應該理解，《三體》中黑暗森林法則對于社會理論的簡化，可以更簡明并且更具戲劇性地推動小說故事情節的展開與推進。隻是，作為讀者，需要清楚地了解，“黑暗森林法則”，并不是近200年來任何一項社會學研究的結果，也不是現有社會理論的一部分，更不是當代前沿社會理論與社會思想。即使《三體》小說中的三體智慧生命并沒有合作精神，最終帶來博弈雙方的兩敗俱傷；如果确定黑暗森林法則并不符合社會科學的結論，我們還是應該堅信，善良是世間最為強大的力量，也是社會進化文明發展的偉大動力與終極盡頭。

（二）遐思中的宇宙社會學

當然，《三體》迷完全可以進一步争辯，“宇宙社會學”與“人類社會學”并不一樣，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論推導假設與過程。這樣的争辯正好設置了黑暗森林法則的基本屬性，它隻能是一種腦力練習，不是社會學知識，不能成為理解人類社會的良方，更不能成為待人接物為人處世的哲學觀念。因為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可供讨論分析的經驗材料，能夠用來證實或是證僞宇宙社會學的這些命題。正如，對于費米悖論的回答，也可以猜測為，其實外星文明早已訪問過地球，隻不過它們沒有留下痕迹，而人類也永遠不會知道。

來源：澎湃新聞

王天夫：beat365副院長，社會學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