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美國特朗普、拜登兩屆政府全面調整對華戰略，以“接觸”為核心的戰略已被“戰略競争”所取代。面對美方種種霸權主義、強權政治行徑，中方理所當然地進行了堅決反制和鬥争。在美方打壓與中方反制的循環中，中美關系過去幾年呈現螺旋下降态勢，中國與美國之外的其他一些發達國家的關系也遇到一些困難。黨的二十大強調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按照二十大提出的“堅持系統觀念”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要求，我們在高度重視美國對華挑戰的同時，應考慮超越中美雙邊競鬥，将重心放在維護和提升中國與世界的全面聯通之上。如此，我們才能赢得中美長期戰略博弈，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創造條件。
兩個大局之間的張力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要看到，兩個大局之間存在某種張力,統籌并非易事。但也唯其如此，統籌兩個大局才尤其必要。
一方面，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戰略全局要求中國與世界的聯通。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的國際環境逐步改善，與外部世界的聯通逐步提升。在開放的環境中，中國實現了更高水平的發展。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緻落後，這在中國已經成為全民共識。在封閉的國際環境中，中國這樣的大國可以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解決國家的生存與基本安全問題，“兩彈一星”就是明證；但要實現國家經濟社會的高水平發展，就離不開與外部世界的聯通，特别是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科技和社會聯通。從我國當前的發展階段到完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實現民族複興，就更需要與全世界的充分聯通。
這不僅僅是經驗之談。從理論上說，一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核心是勞動生産率的提高，而提高勞動生産率隻有兩個途徑：一是細化分工，二是科技進步。在一個相互聯通的國際環境中，特别是在與發達經濟體的聯通中，市場規模才能最大化，分工才能細化、專業化，勞動生産率才能随之提高。這就是最近幾十年産業鍊趨向全球分布的原因。與此同時，現代科技多是高度複雜的多環節、長鍊條的創新。隻有融入全球科技創新鍊條，才能逐漸增加“單項冠軍”的數量，提升科技水平，并由此提升勞動生産率。
另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帶給我們一種斷裂、對抗和陣營化的沖擊。大變局中，中國的發展和崛起是最重要的變化，而這一變化引發美國對中國發展的忌憚與打壓。美國對華戰略競争經過幾年調整已日趨定型，其中一個焦點就是脫鈎斷鍊、築牆設壘，通過技術脫鈎、産業脫鈎甚至貿易脫鈎來扼殺中國長遠發展的後勁。2022年2月爆發的烏克蘭危機則進一步激化了大國對抗，從而強化了這一趨勢。
美國決策精英的目光是老辣的。過去40年，中國正是在一個相互聯通的世界中取得了長足發展。美國決策者現在決心将中國從這個相互聯通的世界中排除出去，并不惜為此付出一定代價。拜登政府圍繞軍事安全、意識形态、半導體産業鍊等不同議題，超越地緣鄰近性，組建了不少靈活的盟伴組織，“塑造對美國有利的國際環境”。例如組建多議題的美日印澳“四國機制”，圍繞核潛艇等軍事安全議題組建美英澳聯盟等，圍繞意識形态召開“民主峰會”，圍繞産業鍊組建“芯片四方聯盟”，圍繞科技打造“T12聯盟”等。
英國政治經濟學者蘇珊·斯特蘭奇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了“結構性權力”的概念。不同于人們熟悉的“關系性權力”（甲讓乙去做乙本來不會做的事情的能力），結構性權力強調塑造和決定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的能力。美國學者安妮·斯勞特在2009年則提出，21世紀的世界政治是一個網絡化的世界。衡量權力的尺度是一個行為者在網絡化世界中聯通的程度。美國決策者似乎深谙這些觀點，拜登政府以上做法都是在編織一個以其為中心的網絡，并且試圖将中國排除在這些網絡之外。
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戰略全局要求我們與外部世界特别是發達國家保持緊密的聯通；百年未有之變局之下，美國卻在想方設法阻斷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通。兩個大局我們都要妥善應對，但兩者背後的力量卻是相反的，這就是兩個大局之間的張力。尤需注意的是，當遭遇美國種種霸淩行為、侵害中國利益的行為時，我們必然會選擇提高安全防範水平，必要時還會做出反制，這是維護國家尊嚴、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需要。與此同時，當我方提升安全防範水平以應對美國壓力時，也有可能導緻與外界聯通受阻；當中國反制美方“脫鈎”行動時，本身是正義合理的行為，但也有可能從相反方向加速了脫鈎。因此如何反制、什麼時候反制考驗着我們的智慧。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當前對華戰略的危險之處不僅在于其各種反華動作本身，也在于其企圖将中國剝離出國際政治經濟網絡，同時通過施加外部壓力，誘導、刺激中國走向反向脫鈎或大幅增加中國崛起的戰略成本。
用“加法”對沖“減法”
黨的二十大要求全黨“必須堅持系統觀念”，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關系，不斷提高戰略思維、曆史思維、辯證思維。按照黨中央部署，從系統觀念和戰略思維出發，如何處理兩個大局之間的張力就比較清楚了。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一個複雜巨系統，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帶來的挑戰，則是民族複興的外部條件，是這個複雜巨系統當中的組成部分，兩者是系統與要素的關系。從系統論角度看，具體要素必須放在系統這個大框架内去考慮，即應對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必須考慮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要求。戰略思維則是以終為始，以最高、最大、最遠的目标為謀劃的起點，再由遠及近，倒推近期、眼下和局部的目标與工作方法。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我們全國人民的大目标，是中國共産黨人的初心使命。從系統觀念和戰略思維看，兩個大局的關系是确定的：我們需要确保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所必需的聯通性。在處理中美關系時，應當盡量減少對聯通性這一更大目标的損害。
讀到這裡，一定有人問，現在不是中國不想與世界保持聯通，而是美國決策者要切斷中國與世界的聯通。這樣的疑問當然有道理的。但我們也需看到，與44年前中美建交、51年前中美“破冰”之時相比，中美關系中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中國的國力大幅增強，中國與世界緊密聯通，中國在中美關系中的塑造能力大幅增強、選擇空間大幅增加。美方戰略調整給我們帶來的挑戰是艱巨的，但是中方完全有能力、有空間做好“加減法”，絕非别無選擇。
第一，在事關中國領土主權、政治安全、根本制度等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美國做“減法”，中國也隻能堅決做“減法”。在這些問題上中國沒有妥協的空間，必須通過堅決有力的反制措施震懾美方行動。在這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準确評估“減法”的效果，情況變化了就及時調整。如果有多種選擇，就盡量選擇反向脫鈎效應較小的“減法”。
第二，美國政府在科技、經濟、人文等領域做了很多“減法”。我們應對美方“減法”的程度、效果需要做精确評估。例如，我們常常說“卡脖子”，實際上在中美關系中，“卡脖子”往往并不是完全中斷聯通，而是給聯通制造巨大的困難，并非完全沒有做工作的空間，隻是要更精準地評估，哪裡需要“支架”，哪裡需要“搭橋”。再比如“脫鈎”，過去幾年的經驗表明，即便美方推動脫鈎，隻要應對得當，有針對性地工作，與中國完全脫鈎就很難出現。
第三，美國方面做“減法”，我們就更要與歐洲、亞太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做“加法”。毋庸諱言，中國與這些地區和國家在某些具體領域也時有分歧存在，但是系統觀念要求我們區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中，需要有所區别，對次要矛盾容忍度可以高一些。東盟國家以及美國在歐洲、亞太的盟友尤其值得中國重視，并與對美關系有所區隔。從近幾年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系看，中美之外的其他國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一些美國的盟友在對華戰略上也與美方并不完全同步。
第四，美國并不是一個單一的行為體，要充分認識到美國内部的複雜性、多樣性。
其一，美方在一個問題領域做“減法”，我們仍可在其他領域做“加法”。當前，中美矛盾更多地體現在雙邊或者地區層次，在宏觀經濟穩定、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全球性問題上，美國仍需要與中方合作。中美在全球問題上合作，不僅符合兩國的利益，也是整個世界的期待。
其二，美國國會做“減法”，我們可争取與以白宮為首的美國政府行政當局做“加法”。即便美國整個政府都做“減法”，我們還可以與美國商界、學界、地方做“加法”。通過優化中國國内的營商環境、加強中美人文交流、推動地方省州交流，我們可争取到更多的友華、知華力量和合作性力量。
黨的二十大要求全黨“堅持發揚鬥争精神”，這也體現在與包括美國在内的整個外部世界做好“加減法”的過程中。需要強調的是，共産黨人強調的“鬥争”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層面的概念，必須與日常生活中的“争鬥”區别開來。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指出，“矛盾的鬥争則是不斷的，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時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都有鬥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鬥争的表現更為顯著。”也就是說，矛盾是無時不在、無所不在的，鬥争是解決舊矛盾而新矛盾又随之産生的過程。毛澤東同志還指出，“當着我們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鬥争性時，要注意矛盾的各種不同鬥争形式的區别”，“對抗是矛盾鬥争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鬥争的一切形式”。也就是說，鬥争既可能包括激烈的對抗，也可能包括迂回、妥協、合作等不同形式。這就是黨一再強調“善于鬥争”的要義。
2021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上指出：“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礎上的競争，開展你追我趕、共同提高的田徑賽，而不是搞相互攻擊、你死我活的角鬥賽。”面對美國對華戰略的根本調整，如果陷在中美雙邊層次的你來我往、以牙還牙，并不符合“國之大者”的要求。美國決策者要怎麼做，中方很難主導，但是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做到以我為主、保持定力，超越中美雙邊層次競鬥，堅定不移地把焦點放在強化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所要求的聯通性之上，尤其是與包括美國在内的發達國家的聯通。做到這一點，我們就能真正跑赢“田徑賽”。
來源：《環球時報》
達巍：beat365國際關系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