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前，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的重大變化，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彰顯了強大創造力、影響力和生命力，外交學正迎來範式變革的重要轉型期。

大變局時代的外交學

回首外交學的發展曆程，每到重大曆史變革時期，外交學都經曆一次範式革命。從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開始，外交最初呈現為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倫理世界觀，世界各地外交均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宗法和倫理色彩。5世紀後，倫理世界觀逐漸轉型為以宗教信仰關系為基礎的神學世界觀，導緻外交成為宮廷和教會的工具。公元1500年後，随着新航路開辟、文藝複興、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的發展，神學世界觀逐漸被以國家和法的關系為基礎的法學世界觀所替代，以職業外交為核心的現代外交學占據主導地位。進入20世紀以來，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現代外交學被戰争威脅和安全焦慮所壓制，也被通信技術革命引發的大衆參與所裹挾，使外交學一直處于不安的變革中。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曆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改變了舊的國際關系格局，使西方外交理論受到挑戰，外交學研究面臨轉向。

一是國際力量對比的“東升西降”引發外交譜系轉型。近代以來，世界經濟中心和全球權力中心在大西洋兩岸，歐美發達國家執世界發展之牛耳，其外交學局限于地中海文明的思想譜系，共享着一套西方文明所固有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西方的曆史學、哲學、宗教、科學等共同哺育了西方外交學，并借助國家經濟實力和文明逐漸發展。然而，随着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力的上升，這些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逐漸增強，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非西方文明思想譜系的中華文明展現出與時俱進的外交智慧，推動着外交譜系的結構性轉型。

二是全球發展動能的“新舊轉換”引發外交體系轉變。科學技術革命推動着整個世界的形成、發展和變革，重塑着世界外交地圖，西方國家憑借其領先一步的現代化進程，構建了民族國家的外交體系和國際社會的外交體系，迫使發展中國家被納入其主導的世界外交體系中。然而，随着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興起，數字化和智能化進程加快，數據成為原材料，算法成為生産方式，平台成為基礎設施，催生出大量新産業、新業态、新模式，也推動外交體系從傳統的社會空間向數字化和智能化空間轉變。在這一背景下，廣大發展中國家憑借人口、數據優勢成為全球發展新舊動能轉換的主動力，不斷在外交事務中取得新進展，外交體系的基礎正發生轉變。

三是傳統國際治理體系的“禮崩樂壞”引發外交規範發展。近代以來的外交規範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國家主導下形成的，從一戰後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到二戰後建立的以聯合國體系為核心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和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核心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都體現着西方國家的利益和價值，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較弱。當前，逆全球化思潮擡頭，“退群”“廢約”“脫鈎”“築牆”等行為層出不窮，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強權政治不斷沖擊國際秩序，西方國家主導下的傳統外交規範無法有效應對這些風險和挑戰，這就迫切需要一種新的外交規範。

外交範式的變遷

作為一項專門的學問，外交學的曆史并不久遠，自15世紀末外交呈現出現代性以來，其學科成長步履緩慢，在社會科學中也長期受到忽視，甚至有學者直言“外交與理論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拒斥力”。庫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範式”的概念，認為每一個科學發展階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結構即“範式”（Paradigm），範式通過一個具體的科學理論為範例，表示一個科學發展階段的模式。從範式意義上來說，外交學迄今為止形成了四個主導範式。

一是傳統主義外交範式。外交是國家的一項活動，外交學是國家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傳統主義外交範式的基本觀點。其理論将外交作為一種職業規範和方法，也有學者将這種外交稱為“規範主義”。作為一種研究興趣，早期的外交學研究最初被職業外交家所壟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國際關系”還沒有被學界普遍接受，研究國家之間關系的學問在歐洲人那裡一直被稱為“外交”，關于“外交”的研究仍圍繞職業外交家及其在國外的複雜法律地位等話題展開。進入20世紀後，學界耳熟能詳的《外交實踐指南》《外交方法的演變》《現代外交》等著述也都出自外交官之手，其研究注重專業外交機構、駐外使館、正式訪問的外交實踐等問題，是一種“構成路徑”和新信息技術在談判過程中應用的研究。不難看出，傳統主義外交範式關注的是一些規範性細則，認為外交是職業外交家的外交手冊，外交學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外交實踐以及闡釋外交人員如何從事外交活動等。這一外交範式影響了中國外交學研究的部分學者。

20世紀50年代以後，傳統主義外交範式受到國際關系理論中現實主義思想的影響。西方現實主義學者将傳統主義外交範式中的理想主義規範轉變為國家權力争奪和軍事戰略的工具，認為一個國家外交的決定性因素是權力和國際利益，現實主義思想指導之下的“自助原則”和實力外交成為各國政府的信條。在他們看來，外交服務于治國術，需要依靠直覺來發揮其潛能，外交談判的真正目的是将表面上完全不相幹的事務聯系起來，努力維持國家的穩定，核心是達成一種“讓步交易”，并盡可能地繞過外交官來實現外交目的。西方現實主義國際關系學者認為，國家應增強軍事實力和加強戰略脅迫，不需要進行外交談判，且外交談判也沒有實質性意義。因此，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極大地削弱了外交學的地位，也導緻了外交的衰落。

二是制度主義外交範式。傳統主義外交範式強調外交具有國家建設的功能，而制度主義外交範式則超越了“國家中心論”，認為外交影響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國家行為受外交、國際法、國際會議、國際制度等因素制約，這一外交範式主要為英國學派所恪守。與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片面強調權力、軍事、戰略等物質性力量的國際體系和結構性因素不同的是，英國學派認為各國在國際社會中長期形成一定的制度和慣例、法律準則、禮節規矩和思維習慣，以及謀求文化融合和力量平衡，在互動中逐步建立信任，通過外交可以确立一種規範的國際秩序。在英國學派看來，外交不是國家的附庸，不能取決于國家權力的大小，而是應遵循國際制度。有學者将英國學派區分為現實主義、理性主義和革命主義等不同傳統。

總體來看，英國學派倡導的國際社會理論本質上是一種制度主義外交範式，它與美國國際關系理論不同。美國國際關系理論認為外交是可有可無的，其現實主義理論更相信實力，認為外交談判是浪費時間。英國學派的外交理論則認為外交是一種制度，是國際關系的主要制度。美國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盡管也重視制度，但認為制度是利益算計基礎上的策略，是不穩定的，而英國學派的理性主義外交理論則強調制度是在國際社會中形成的，隻要存在國際社會，就必然存在規範交往的制度。在中國外交學界，有關英國學派的研究不少，但更多将其理解為一種不同于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事實上，英國學派的主要貢獻在外交學領域，其外交理論在國際外交學界的影響較大，也是外交學研究的主流範式。

三是革命主義外交範式。與“國家中心論”“制度中心論”不同，革命主義外交範式強調“全球中心論”，是一種超越國家、重新厘定外交職能的革命主義外交理論。其核心觀點是，外交學研究的是人與社會的關系，國家之間的關系僅僅是表面現象，國家是一個“虛幻的共同體”，人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克思主義外交理論可以說是一種革命主義外交範式。在這一範式下，外交是階級鬥争和革命的工具，服務于一定階級和社會集團，開展外交的目的是反對傳統外交體系。在馬克思主義外交理論指導下，社會主義國家把外交作為無産階級革命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革命主義外交範式源于近代啟蒙運動時期，一些早期自由主義學者明确表示職業外交和秘密外交應當被廢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主張抛棄職業外交和秘密外交的聲音也一度高漲。他們認為，秘密外交會導緻戰争，國家的出路是推進外交公開化和民主化。此後，外交學中的“公開外交”被西方自由主義學者發展為“民主和平論”，并逐漸演化為“轉型外交”。西方“轉型外交”學說受到我國外交學界的批判。

四是反思主義外交範式。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受批判理論、女性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出現了一批反思西方主流外交理論的研究者。在他們看來，主流外交範式都建立在理性主義的基礎上，并沒有關注非主流群體，比如女性群體、少數族裔等。在傳統外交規範下，這些群體的利益訴求在外交實踐中并沒有得到滿足，因此，反思主義學者呼籲開展基于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等學科的反思性研究。這種研究範式突破了以國家學、法學和政治學主導的外交思維框架。

冷戰結束後，一些國際關系學者吸收了反思哲學思想，強調以國際秩序、國際正義和維系國際社會的因素為支點，重新構建國際社會新秩序，進而将個人、非國家組織以及跨國行為體引入外交學。其外交理論以超越國家體系為核心，并把國際體系和國際制度作為外交的重要維度。也有學者把建構主義和組織理論用于分析外交官個人和外交機構上，引起國際關系學界的重視。還有學者将文本分析、話語分析、社會人類學等運用到外交轉型研究上，将外交轉型看作人類社會轉型的一部分。此外，女性和少數族裔研究者也在重新思考外交，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越來越多的讨論不再強調利益政治的視角，而是關注認同政治視角，外交成為一種新認同政治。總體來看，反思主義外交範式還停留在對西方主流外交理論的反思、批判和解構上，在外交學知識體系建構上缺乏扛鼎之作。

構建中國外交學自主知識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産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産生思想的時代”。這為包括外交學在内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指明了前進方向。研究者須堅定曆史自信，把握時代發展需要，立足我國外交實踐，奮發有為地推進外交理論創新，努力構建外交學自主知識體系，為我國深入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作出更多學術貢獻。

第一，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基本方向。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中國與世界關系是我國外交學研究的核心問題，隻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才能解決我國外交實踐中的新問題。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成功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包括堅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創新、問題導向、系統觀念、胸懷天下，成為中國外交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源泉。尤其是圍繞中國應當推動建設什麼樣的世界、構建什麼樣的國際關系，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外交、怎樣辦好外交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形成了習近平外交思想，集中展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為新時代我國對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習近平外交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相結合的重大理論成果，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思想在外交領域的集中體現。在學界，魯毅等的《外交學概論》、陳志敏等的《當代外交學》、金正昆的《現代外交學概論》等，都是我國外交理論創新的成果。

第二，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基本原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外交實踐的結合，是我國外交實踐研究的一條重要線索。比如，閻學通的《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張清敏的《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外交》、牛軍的 《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産黨對外關系的起源》和《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 （1949—1955）》、陳志敏的《次國家政府與對外事務》、王逸舟的《全球政治和中國外交》和《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的轉型》、夏莉萍的《領事保護機制改革研究——主要發達國家的視角》等。當前，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相互交織，呈現出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的新特點，出現了許多與以往不同的時代課題。比如，傳統的國際事務與國内事務二分的外交格局被打破。一方面，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和平發展、合作共赢、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正引發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共鳴；另一方面，國際局勢的急劇變化也會對中國産生影響，國内國際兩個大局相互緊密聯系。再如，發展與安全的關系發生了改變。新發展格局與新安全格局相互影響，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成為我國外交實踐研究的重要課題。對于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沒有回答，其他國家的外交理論不符合中國實際，隻有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才能不斷推進外交理論和實踐創新。

第三，堅持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推進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發展之路。文明是多樣的，也是統一的。外交是一種古老的現象，自人類文明開始，世界多樣文明就孕育了不同的外交智慧。同時，世界曆史也表明，不存在阻礙文明交流互鑒的天然障礙，各種文明之間存在共同的價值追求。近年來，部分學者在積極與世界各國學者對話的基礎上，形成了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新成果。比如，趙汀陽在《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中提出的天下體系、閻學通在《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争》中提出的道義現實主義、秦亞青在《世界政治中的關系理論》中提出的關系理論以及一批上海學者提出的共生思想等，都是構建外交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積極探索。中國外交學源于中國，但也屬于世界。應在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基礎上，推進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世界一切優秀文明的外交理論成果，努力構建能引領全球外交學研究的中國外交理論體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構建中國外交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僅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内在要求，更是促進人類進步的必由之路。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趙可金：beat365副院長、國際關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