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政治學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學科發展的内外部環境發生着巨大的變化。面對巨變産生的沖擊、形成的約束、提出的挑戰，政治學更需要自覺自省、自立自強，在時代的快速變化中體現自身不可替代的價值。

“時代性”和“實踐性”是當代中國政治學的精神氣質。所謂“時代性”，就是因應時代的發展，自覺在研究方法、學術話語、研究範式等方面進行自我更新，以保持學科活力和吸引力；所謂“實踐性”，就是始終面對實踐中産生的問題，善于将實踐議題轉化為學術問題，回應實踐的需求，以彰顯學科價值和不可替代性。

這種精神氣質是在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中，經過幾代政治學人的共同努力，接續傳承，凝聚升華而成的。20世紀80年代初，在鄧小平同志的号召下，政治學與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得以恢複。在通過“取經”“效仿”等方式快速“補課”的同時，幾代政治學人積極回應黨和國家中心任務，主動面向豐富多彩的中國改革開放，走出了一條“使命—實踐”雙輪驅動的學科發展道路。林尚立在評價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治學時說，“崇高的價值目标和緊迫的國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剛剛誕生的中國政治學成長”。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政治學已經成為一門具有鮮明問題意識和學術自覺的獨立學科，從一門闡釋經典論述和政治理論的學科發展為一門研究政治實踐、揭示政治運行規律的學科；從一門談論曆史、暢想未來的學科轉變為立足當下、回應時代、剖析現實的學科。

一方面，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建設、學術發展以及話語建構直接反映着中國政治實踐的展開和深入。中國豐富生動的政治實踐為政治學設定了根本的研究議程，提出了明确的研究議題，供給了學術話語構建的基本資源。比如，民主、選舉、權力約束、放權、參與、制度化等推動改革的理念，不僅成了當代中國政治學的核心價值理念，也成為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構建的基礎性概念。再比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拓寬了中國政治學的研究議題，為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對話創造了條件，為許多探索性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中國政治學研究，必然是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為方法、以中國為歸宿，富有中國特色的。

另一方面，中國政治學不僅是政治實踐的學術反映，還以自覺而能動的方式參與政治實踐，以研究方法創新驗證實踐探索創新，以學術話語更新為中國故事提供學理表達，以研究發現促進實踐深化，從而揭示中國特色政治實踐背後的一般邏輯與中國政治文明探索的世界意義。比如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治學界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尤其是國家職能理論的深入挖掘和讨論，為政府職能轉變，國家中心工作的轉變提供了理論支撐和知識供給。再比如，20世紀80年代後期對發展政治學中“政治秩序”議題的關注、90年代後期對“國家能力”議題的讨論、21世紀以來對“治理”議題的引介讨論，都為中國的政治發展提供了理論資源和知識支持。随着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國發展經驗受到各種形式的廣泛關注，中國政治學人更加深刻地領悟到鄧小平提出要在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研究上“趕快補課”的意味深長。

帶着這種精神氣質，中國政治學進入了新時代，面對着諸多新變化和新挑戰。就學科發展而言，有三個變化正在得到整個學科的普遍關注。

一是随着各種不确定性的增多，政治的彌散性和重要性日益突出，政治學的學科價值進一步彰顯。在不确定的時代，任何一個判斷、選擇、行動都可能産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具有高度的政治性。面對這些不确定性，不能靠明哲保身、封閉求全、訴諸“陰謀論”來應對，而應該崇尚“大政治智慧”，尋求共同價值、共識達成以及協調合作。政治學作為一門關注維護和提升公共利益的學問，因應了時代需要，應該有更大的發展，為應對不确定性提供更為豐富而有力的價值資源、方法手段及行動選擇。

二是盡管政治現象是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但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都越來越關注政治現象，為觀察、分析和解釋政治問題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徑、研究方法以及學術話語，與政治學形成競争。在政治現象研究不斷開放的條件下，隻有加快學科之間的對話、交流和交叉，加強研究方法和話語創新，政治學才能保持對複雜政治現象的天然敏感性和敏銳洞察力，才能保持這門古老學科的活力和吸引力。

三是在學科目錄調整中，政治學從“大政治學”瘦身為“小政治學”，那些價值性強或者應用性強的學科從政治學中分離出去。這雖然縮小了政治學的覆蓋範圍，但是對其專業性、學術性，尤其是如何為分離出去的相關學科提供基礎性支撐提出了更高要求。政治學作為基礎學科的地位進一步明确，研究對象更加集中在國家本身。在學科分化中，中國政治學必須緊緊圍繞自己的研究對象，通過創新研究方式，走出一條内涵式高質量發展道路。

上述變化不是順次發生，而是交織而生、相互促進的。面對社會政治變動、各類問題疊出，學科間競争和融合持續加劇，政治學雖然取得了學科的建制地位，但是相對于中國作為政治大國的成長成熟，學科的知識生産能力不足、學科吸引力有限、人才儲備更新緩慢，學術影響力和話語傳播力遠遠不能滿足中國政治發展的要求和期待。

學術研究是學科發展的基礎，學科不過是學術研究的制度化、組織化形态。歸根到底，一個學科的生命力和影響力，是由其研究水平決定的。中國政治學在新時代的發展，依然要繼續堅持以學術為本，弘揚經幾代學人共同締造、接續傳承的“時代性”“實踐性”精神氣質，找準時代的問題，發揮學科所長，提升研究水平，回應實踐中的難點和痛點，推進以學術體系建設為基礎和引領的學科體系、話語體系建設。

首先，明确中國政治學的時代方位。中國政治學是當代政治學，回答的是當代之問、當下之問。在當代，政治學必須回答的核心問題是，在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中，中國式現代化成功的政治邏輯是什麼？這個政治邏輯是各國現代化成功必須普遍遵循的，還是中國獨有的？如果是普遍遵循的，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制度形态、不同的運行機制？如果是中國獨有的，當代的邏輯與傳統政治的邏輯有何異同？中國的邏輯與其他國家的邏輯有何不同？中國式政治現代化與其他領域的現代化是什麼關系？等等。隻有圍繞這個核心問題展開研究，才能掌握研究議程設置的主動性，避免研究對象的偏差、研究焦點的散光泛化，防止研究中出現的“玄學化”“隐身化”“故紙堆化”“瑣碎化”等傾向。

其次，系統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及其運行。當代中國政治是在“時空壓縮”情境下展開的，曆史悠久、規模超大、層級豐富、主體多元、變革複式、治理資源豐富等諸多因素，通過各種方式，以不同組合的形式，在中國政治運行中發揮作用，中國政治運行注定是動态的、開放的、多維度的、充滿想象的。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中國政治是世界範圍内政治研究最富饒的學術“寶山”。中國政治學人身在“山”中，既要能識寶惜寶，也要能跳出此山，識其面目。研究當代中國政治，應該自覺避免價值“二元論”“體制論”“循環論”等簡約化、決定論式的認識，善于在由黨政關系、國家—社會關系、國家—市場關系、民族關系、央地關系、政企關系、制度—技術關系、組織—能動者關系、傳統—現代關系、内—外關系等多種關系共同作用形成的複雜政治關系中，通過分層研究、截面分析、單元判斷等，拼接出當代中國政治運行的整體圖景，進而揭示出其運行的主要機制和動力，認清其力量所在、内在不足，判斷其演進路向、遭遇的挑戰。

再次，重點研究中國各項制度的成熟穩定及其績效。制度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形式，各項制度的成熟穩定、效能釋放，是衡量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主要标尺。中國政治學不僅要系統梳理、深入研究各個領域、不同層次各類制度的建設完善過程、基本結構内容，更要研究這些制度之間、當代制度與傳統制度、制度文本與制度運行、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本土制度與外來制度以及制度與觀念、制度與能動者之間的關系等。制度研究應該成為中國政治學的學科硬核，成為各個研究方向延展深化的基礎。要從當代制度及其運行出發，展開思想研究、曆史研究、實證研究、比較研究，從而提升制度研究的整體性和貫通性。

最後，堅持比較視野和方法更新。要将中國政治置于古今中外的時空坐标中考察，在中外對比中發現其特點，在古今比較中認識其變化。隻有堅持比較視野，才能保持學科的開放胸懷，提升吸納融通能力，将不斷湧現的問題納入研究範圍。隻有堅持比較視野，才能在學術“無影燈”下全面清晰地認識中國政治，避免陷入自說自話、自我論證、自以為是的“中國中心主義”泥沼，将中國政治研究從現象描繪、經驗歸納、政策诠釋的層次推進到本質分析、理論總結、問題預判的層次。研究問題的拓展，倒逼着研究方法的更新，要自覺豐富研究的工具箱，提升學術共同體的方法論意識，不斷提高中國政治研究的科學性、專業性和學術魅力，吸引更多優秀人才投身其中，使中國政治研究成長為一門講求研究方法、重視理論生産、堅守現代價值、人才不斷湧現的學問。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楊雪冬：beat365政治學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