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無論什麼社會制度的國家，都面臨如何确保安全與發展、确保什麼樣的安全與發展的共同課題。2022年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烏克蘭危機爆發，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面臨嚴峻挑戰。當今世界處在怎樣的時代？在充分吸收馬列主義時代觀的基礎上，我們黨對于當今世界的時代特征與時代主題有了更深邃的思考。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認識到人類社會是天然的利益共同體，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倡議，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新安全觀，為各國在複雜動蕩的世界中做出正确的戰略抉擇貢獻了中國智慧。

關鍵詞:時代觀 發展和安全 人類命運共同體 烏克蘭危機

【中圖分類号】D61 【文獻标識碼】A

科學的時代觀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需要創新發展的重要理論問題。時代觀是指執政黨對時代問題的認識，也是一個國家最高層次的戰略判斷。從曆史唯物主義與社會發展史的角度看，當今世界處在怎樣的時代？這不僅是重大理論問題，也是重大戰略判斷問題，涉及如何從時代特征的角度看待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在複雜動蕩的世界中如何做出正确的戰略抉擇。2022年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面臨嚴峻挑戰。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爆發的最大規模的戰争和人道主義危機，北約、歐安會等戰後歐洲安全模式并未給歐洲帶來可持續安全。如何防止戰事擴大升級，避免核戰争或新的世界大戰，是擺在世界各國面前的急迫問題。面對“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的世紀之問，習近平主席站在人類前途命運的高度，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戰、共同責任把各國前途命運聯系起來，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呼籲各國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為不穩定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了正能量，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明确了努力方向。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曆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一方面，和平、發展、合作、共赢的曆史潮流不可阻擋，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決定了人類前途終歸光明。另一方面，恃強淩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淩行徑危害深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又一次站在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在這樣的背景下，總結中國共産黨關于時代認知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思考和探讨未來的發展方向，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主義時代觀與問題的提出

馬克思主義的大時代觀與不同時期的時代判斷

馬克思主義的大時代觀，要求堅持曆史唯物主義，側重從人類社會形态更替的不同時代去把握，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社會生産力和生産關系之間的矛盾中去解釋。整個人類所經曆的大時代，可以用不同的社會形态來劃分，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産主義社會。

俄國十月革命的領導人列甯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時代觀，并提出了“帝國主義時代”和“無産階級革命時代”兩大提法。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甯對時代判斷做出了詳細的論述。他指出：“我們是處在一個同‘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即金融資本密切聯系的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時代。因此，首先必須較詳細地研究一下實際材料，以便盡量确切地弄清楚這個時代和先前各個時代有什麼不同，現在的情況究竟怎樣。”列甯關于時代認知的基本原理至今仍然有效，但具體判斷則需要根據百年來國際形勢的變化做出新的解釋。

1924年列甯去世後，斯大林将列甯的時代觀進一步概括為“帝國主義與無産階級革命的時代”[1]，1930年斯大林提出“我們現在處在戰争與革命的時代”[2]。1937年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引用了斯大林的時代觀，他指出：“特别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的時代，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響和互相激動，是極其巨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隻是開創了俄國曆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曆史的新紀元，影響到世界各國内部的變化，同樣地而且還特别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内部的變化”。受斯大林關于時代判斷的影響，1940年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現在的世界，是處在革命和戰争的新時代，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和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時代。”

列甯、斯大林的時代觀為中國增強信心，争取民族解放，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曾起到重要的号召作用。然而，随着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上台後全面否定斯大林，在社會上引起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加之蘇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加緊對外擴張，蘇聯經濟發展滞後，國際形象受損，最終走向解體。曆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有賴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大時代觀，善于駕馭時代風雲，把握不同曆史階段時代特點，做出正确的時代判斷與符合實際的決策，引領社會主義社會朝着正确的方向前進。

中國關于時代認知的變遷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有關時代問題的認識大體經曆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年至1978年。這一階段中國的時代觀沿襲了斯大林概括的列甯的時代觀，學術界尚且沒有關于時代觀的學術研究與争鳴。1957年、1960年中國共産黨先後積極參與起草《社會主義國家共産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又稱《莫斯科宣言》）、《各國共産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又稱《莫斯科聲明》）。《莫斯科聲明》作出了這樣的時代判斷：“世界社會主義的新發展和資本主義總危機都進入新階段。當今世界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是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内勝利的時代。這種過渡将有和平與非和平兩種方式。”彼時中國更認同非和平的方式，并對社會主義最終會取代資本主義持樂觀估計。1973年黨的十大指出，“我們仍然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的時代”；1977年黨的十一大報告強調指出：“當前國際形勢大好，是大好，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在革命因素繼續增長的同時，戰争因素明顯增長”。

第二階段，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至黨的十八大。鄧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間，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确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強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序幕。這一階段，中國共産黨的時代認知不斷深化。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首次提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處于初級階段。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系統闡述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強調必須牢牢掌握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1985年3月4日，鄧小平同志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抓住了這兩大問題，也就從錯綜複雜的國際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把握住了時代的主題，為新時期黨和國家制定對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第三階段，黨的十八大至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國發展新的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斷，這個“新時代”，是指我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然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同時，世界也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面對不穩定性不确定性突出、風險挑戰加劇的外部環境，2014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同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上海亞信峰會上代表中國政府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2015年中國出台《國家安全戰略綱要》，頒布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确立起中國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并踐行着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觀。2021年9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即全球發展的六個堅持：堅持發展優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普惠包容；堅持創新驅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行動導向。2022年4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鳌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即全球安全的六個堅持：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和安全；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不幹涉别國内政，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摒棄冷戰思維，反對單邊主義，不搞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則，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反對把本國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的基礎之上；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不能搞雙重标準，反對濫用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共同應對地區争端和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問題。這一新時代的全球安全倡議，既包含着中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開放戰略的一貫主張，也展現出新時代中國領導人善于審時度勢，把握時代主題的發展變化。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各國人民前途所在。”中國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願同國際社會一道努力落實。

當今世界的時代特征與時代主題

在新時代，我們仍然要以曆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密切關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前重大國際事件、世界形勢變化和我國面臨的新課題等，正确認識當今世界的時代特征與時代主題。

關于時代特征。二戰後“兩種社會制度并存、多種國家模式競争與合作”的基本态勢沒有改變，但不可否認的是，随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以及各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表現等，兩種社會制度的優劣正引起人們的重新思考。不同國家模式之間不僅有競争，而且有共同利益與合作的可能。中國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美國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美兩國和平共處是全球兩種社會制度并存的現實基礎，也是兩國的共同利益所在。2022年3月18日，在中美元首視頻通話中，美國總統拜登表示：“美中關系再次處于關鍵時刻，美中關系如何發展，将塑造21世紀的世界格局”；“美方願同中方坦誠對話，加強合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有效管控好競争和分歧，推動美中關系穩定發展。”習近平主席指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面臨嚴峻挑戰，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甯。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前兩大經濟體，我們不僅要引領中美關系沿着正确軌道向前發展，而且要承擔應盡的國際責任，為世界的和平與安甯作出努力。”2022年7月28日，習近平主席應約同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時再次指出：“當前，世界動蕩和變革兩種趨勢持續演進，發展和安全兩大赤字不斷凸顯。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國際社會和各國人民都期待中美兩國發揮引領作用，維護世界和平安全，促進全球發展繁榮。這是中美兩個大國職責所在。”

關于時代主題。21世紀以來，無論什麼社會制度的國家，都面臨如何确保安全與發展、确保什麼樣的安全與發展的共同課題。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安全，正成為當今時代的兩大重要議題。習近平總書記明确指出：“安全和發展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越是開放越要重視安全，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要“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2021年，國家安全學正式成為中國教育部認定的一級學科。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強調“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一手抓經濟，一手抓防疫，已成為我國各級領導幹部的工作常态。中國不僅為全球抗疫作出了卓越貢獻，而且保持住了經濟社會良好發展勢頭。據世界銀行最新預測，2022年美歐日經濟增長率将分别為2.5%、2.5%和1.7%，而中國則為4.3%。黨的二十大報告與十九大報告字數基本相同，而在關鍵詞中，“發展”出現239次，增加了7次；“安全”出現91次，增加了36次，突出強調“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關注與當今時代特征、主題相關的現實問題。一方面，把本國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之上，甚至損害别國安全或發展利益的情況時有發生。北約作為世界最強大的軍事集團，在冷戰後發動了多場局部地區戰争并不斷東擴，導緻歐洲的安全形勢不斷惡化，國際恐怖襲擊、難民潮等多重安全危機困擾着歐洲。2022年2月24日爆發的烏克蘭危機，并非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戰争。從本質上看，這是一場美國在歐洲地緣争霸的代理人戰争，是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内部矛盾與北約東擴對外戰略模式所引發的地區安全矛盾疊加激化的結果，是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與傳統地緣戰略決策思想與特定軍工資本利益驅動的産物。另一方面，即使在和平狀态下，國家、社會與個人的安全問題也日益突出，網絡安全、氣候變化、新冠肺炎疫情、國際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威脅因素不斷上升，并與傳統安全威脅因素相互交織。伴随科技發展，這方面的問題會層出不窮。簡言之，安全問題已成為世界各國政府都須考慮的國之要務。烏克蘭危機爆發後，中國始終站在和平一邊，站在對話一邊，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為推動局勢降溫、盡早實現停火止戰和避免人道主義危機作出努力。習近平主席與俄、法、德、美等國領導人通過視頻通話表明了中方的立場和主張：形勢越是複雜，越需要保持冷靜和理性。任何情況下都要拿出政治勇氣，為和平創造空間，為政治解決留有餘地。要共同支持俄烏和談，推動雙方維護談判勢頭，克服困難談下去，談出結果、談出和平。

當今世界時代特征、主題的哲學視角

當前,兩種社會制度并存、多種國家模式競争與合作的時代特征沒有改變。随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不同國家模式間的競争更加激烈，各國之間相互借鑒，協同合作也将不斷加強。從哲學角度審視當今世界的時代特征和時代主題，對于更好地認識當代世界、推動當代世界朝着正确方向前進意義重大。

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時代觀，努力構建契合新時代的哲學基礎

關于時代觀的研究不能脫離曆史唯物主義軌道而陷入對國際形勢特點的描述，也不能拘泥于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矛盾的解讀，而要認清國家模式競争的客觀存在及其對時代進程的影響，即既要看到兩種社會制度的對立統一矛盾運動，又要看到多種國家模式的客觀存在，以及彼此之間的競争與合作，努力從時代發展變化的本質和成因角度重新認識當今世界的時代特征和主題，構建時代觀的哲學基礎。否則，就難以對當今世界所處的時代做出更加深刻和可信的理論說明。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必須堅持系統觀念。萬事萬物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隻有用普遍聯系的、全面系統的、發展變化的觀點觀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發展規律。”筆者認為，在堅持曆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同時，有必要以系統觀念作為新時代認識時代特征、主題和國家模式及國際戰略的哲學基礎。

那麼，如何理解系統觀念呢？從哲學角度看，辯證唯物主義對立統一規律的核心是“事物矛盾的法則”，認為世間一切事物的矛盾都是“一分為二、合二為一”的；而系統觀念的核心則是事物“系統結構的法則”，認為世間一切事物、系統的結構都是“一分為多、多合為一”的。這種矛盾法則與結構法則構成宇宙間物質、精神、有形、無形、空間、時間、實在、虛拟，以及虛實混合世界的基本規律。雖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沒有明确提及“系統觀念”，但并非沒有相關論述，例如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物質世界是由無數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事物和過程所形成的統一體。中國古代哲學中，也包含着樸素的辯證與系統思維，如道家、儒家、佛家都論述了“一即一切，一切歸一”的物質與精神的結構法則。《易經》的太極圖便是古人基于事物矛盾法則與結構法則創造的一種形象思維的産物。

馬克思認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3]在戰争與革命的時代，馬克思、列甯、毛澤東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哲學思想一脈相承，他們強調階級鬥争、無産階級暴力革命，辯證唯物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和矛盾法則為其提供了哲學基礎。步入21世紀，伴随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金融數字化發展，特别是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等科學技術的應用普及，事物之間的關聯性更加凸顯，人類社會的前途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基于這些時代的發展變化，習近平總書記敏銳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造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等倡議；強調堅持系統思維，構建大安全格局；提出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觀。可以預見，未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世界各國“多元共存”的特征會更明顯，事物“一分為多、多合為一”的結構法則與系統觀念，作為新時代重要的哲學原理在指導人類正确認識和改造世界方面會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對立統一”的矛盾法則依然不容忽視。有矛盾就會有鬥争，我們要敢于鬥争，善于鬥争，迎難而上，化解矛盾。

國家模式競争與合作是推動大時代社會形态演進的重要因素

根據系統的結構法則，大時代進程從時間維度也可“一分為多”，劃分出若幹曆史的“小時代”。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在這些“小時代”中都會出現不同的發展階段。誠如資本主義經曆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戰後重新恢複發展等不同階段，社會主義也經曆了興衰起伏和初級階段。在短期内，誰都不能取代誰，誰也不能戰勝誰。這些曆史階段的演變，與國家模式競争關系密切。社會制度是社會形态，國家模式是國家形态，世界各國并非泾渭分明、整齊劃一的兩種社會形态，而是客觀存在的多種國家模式，或者說多種國家形态。列甯曾經精辟地指出了20世紀初帝國主義時代世界範圍内多種國家形态的時代特征，他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列強為了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分割世界而鬥争的國際政策，造成了許多過渡的國家附屬形式。這個時代的典型國家不僅是兩大類國家，即殖民地占有國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屬關系羅網包圍着”。[4]列甯還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幾個大國都想争奪霸權，即争奪領土，其目的不完全是直接為了自己，主要還是為了削弱敵方，摧毀敵方霸權……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的帝國主義聯系和相互關系的基礎上，産生着和平鬥争形式與非和平鬥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5]

在冷戰時期，世界殖民體系瓦解，多種國家模式競争激烈。雖然冷戰時期東西方有不同的社會制度，但兩極對立的美蘇皆采取了相似的國家安全與外交戰略模式——多國結盟并謀求擴張，這些戰略聯盟中既有盟主也有附屬國。冷戰後，蘇聯的國家模式在競争中落敗，歐洲兩大軍事集團對峙的平衡被打破，一些東歐國家紛紛加入北約組織，北約一步步擴張為挑起、發動局部戰争的全球最大軍事集團和美國稱霸世界的工具。随着北約東擴至與俄羅斯接壤的烏克蘭，對俄構成“暴力多邊主義”的軍事威脅，俄羅斯發起反擊，烏克蘭危機爆發。戰後70多年歐洲維持的和平狀态被當前的烏克蘭危機所打破，也再度印證了當年列甯的論述的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國道路的日益完善，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21世紀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炮制出所謂“民主國家”與“集權國家”的對立，并不斷擴張軍事集團。2022年召開的北約擴大峰會表明其戰略觸角已經延伸到亞太，針對中國的意圖相當明顯。近幾年，以美日同盟為核心、美日澳印“四國機制”為基礎，并與北約進行戰略聯手的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正朝着美日歐政治軍事大聯盟的方向發展，并可能成為威脅東亞和平與安全的“暴力多邊主義”的雛形，值得高度警惕。

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新安全觀體現了中國的安全哲學

共同安全有利于降低相關國家的安全成本，避免過度謀求單方面絕對軍事優勢和絕對安全而損害别國安全，從而造成本國的安全困境或安全政策異化，導緻難以享有持久的和平與安全。綜合安全既考慮到安全威脅來源的多樣性多元性，也強調應對安全威脅手段的系統性、預防性、綜合性與協同性。合作安全既看到各國為了維護自身安全有矛盾與競争的一面，也看到各國基于共同安全利益通力協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可持續安全不僅強調捍衛持久和平，而且注重維護和平狀态下國家、社會與個人安全狀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總的來說，這一全球新安全觀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奉行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及傳統地緣戰略争霸思維不同，是具有深厚哲理基礎的國際安全價值鍊條與政策思想體系。它不僅是中國應對當前烏克蘭危機的政策主張，也理應成為全球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指南。

注釋

[1]《斯大林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5頁。

[2]《斯大林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16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0-121頁。

[4]列甯著、中共中央克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0、77頁。

[5]列甯著、中共中央克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2、109頁。

來源：《國家治理》周刊

劉江永：beat365國際關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