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思想史的發展來看，任何經濟學體系，無論是古典的、馬克思的，還是新古典的、奧地利的抑或是新劍橋的，都是以一定的價值理論為基礎的。經過兩個半世紀經濟學家的探索，現已形成的最有影響的三大價值理論分别是勞動價值論、新古典價值論和斯拉法價值論，而基于不同價值理論構建的經濟學體系是否具有科學性，就要看其能否對特定經濟體系及其基本經濟制度做邏輯一緻的解釋。經過40餘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摒棄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單一的生産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制度，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議），那麼，中國特色經濟學體系應以何種價值理論為基礎，才能對其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做出科學的邏輯一緻的解釋呢？

傳統的勞動價值論隻承認活勞動是價值的惟一源泉，基于這種理論構建的經濟學體系，很難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關系提供理論依據，尤其不能說明包括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知識和數據等各種非勞動生産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價值基礎，由此也就不能對黨的十六大以來确定的生産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做出科學合理邏輯一緻的解釋。進一步說，按照傳統的勞動價值論，上述所有非勞動生産要素的收入必然被視為剝削收入，從而陷入一方面要消滅剝削，另一方面又要保護私有财産、發展非公經濟的悖論。不僅如此，按照傳統的勞動價值論，發達國家用一小時勞動産品換取發展中國家多個小時的勞動産品，就是不等價和不平等交換，是富國剝削窮國，這顯然也不能成為我國倡導經濟全球化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基礎。

新古典價值論雖然對各種生産要素在價值決定中的作用以及功能性分配給出了數量解，但其内在的邏輯矛盾（循環論證）和固有的辯護性（宣揚階級調和），無論是從邏輯一緻性的科學标準還是從意識形态的基本原則出發，新古典價值論也不能作為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體系的基礎。

至于斯拉法價值論，雖然一方面通過揭示資本度量的循環論證和技術再轉轍給予邊際生産力論緻命一擊，另一方面又通過揭示出交換比例與利潤率形成的同一機制而使“價值向生産價格的轉換”成為多餘，從而獨立于另外兩種價值理論之外，但由于該理論本身撇開了需求因素并以生産函數的技術比例不變為抽象的假定前提，将工資或利潤率設定為外生變量，如此過度的抽象不具有可應用性，也不宜構成中國特色經濟學體系的基礎。

上述3種價值理論，都是在不同的假定條件下才能成立的，因而都隻是一種狹義的價值理論。有鑒于此，我帶領的團隊一直緻力于通過對這些狹義價值理論的比較研究，在吸收各種價值理論科學合理成分的基礎上，構建一個反映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廣義價值論（蔡繼明，2010）。該理論借鑒比較優勢原理的合理内核，将分工交換和價值決定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利用機會成本、比較利益、相對生産力、綜合生産力、比較生産力等範疇，将比較利益率相等原則作為決定商品交換比例的均衡條件，論證了比較生産力與價值量正相關原理，揭示了各種生産要素共同參與價值創造的機理，從而使生産與消費、供給與需求、價值決定與價值分配有機地融為一體。我們認為，基于這樣一個廣義價值論基礎，或許可以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體系的框架。

首先，廣義價值論揭示了各生産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價值基礎。黨的十三大在承認我國社會主義仍處于初級階段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然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僅僅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種收入分配現象的一個總體描述，并未揭示這種多元分配方式的本質規定。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谷書堂、蔡繼明（1988，1989）在1988~1989年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專著中，提出了按生産要素貢獻分配理論，該理論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統一概括為按各種生産要素對社會财富即價值的創造所做的貢獻進行分配。黨的十六大（2002）确立了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産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黨的十七大（2007）進一步提出：“要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産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從黨的十八大（2012）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2019），則反複強調要完善由要素市場評價要素貢獻、按要素貢獻決定要素報酬的分配機制。由于廣義價值論揭示了比較生産力與價值量正相關的基本原理，從而闡明了非勞動生産要素在價值決定中的作用，這就為我國的生産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制度和機制提供了堅實的價值基礎。

其次，廣義價值論為保護私有财産和發展非公經濟提供了理論依據。自黨的十三大（1987）以來，非公經濟由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依次提升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五大，2007）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2019）。建立在廣義價值論基礎上的按生産要素貢獻分配理論，對于正确認識剝削和私有制的關系，對于保護私有财産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誠然，消滅剝削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但消滅剝削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消滅私有制，因為判斷是否存在剝削的标準是報酬與貢獻是否一緻：在要素所有者與要素使用者之間，如果一方的報酬低于貢獻，一定是受到了另一方的剝削；反之，如果一方的報酬超過了貢獻，那一定是剝削了另一方；如果雙方的報酬與貢獻都一緻，那就既沒有剝削也沒有被剝削。所以，不能籠統地将利潤、利息、地租等非勞動收入等同于剝削收入，将私營企業家等同于剝削者，除非他們支付給工人的工資低于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即低于其邊際産品收益。将非勞動收入與剝削收入區分開來，将剝削與私有制區分開來，保護合法的非勞動收入與保護私有财産就會順理成章，消滅剝削與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就能并行不悖，從而徹底擺脫傳統觀念和思維模式的束縛，使保護私有财産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為非公有制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再次，廣義價值論闡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微觀基礎。廣義價值論本身就是一個關于分工交換一般規律的理論。即使在兩部門廣義價值模型中，兩個（類）不同的消費者—生産者或部門各自比較優勢專業化分工方向的選擇、同類生産者或部門單位平均成本的形成、均等的比較利益率和均衡交換比例的确定，無疑也都必須通過彼此讨價還價的市場競争才能實現。一旦我們将兩部門模型擴展到n部門模型，由直接的物物交換過渡到以貨币為媒介的商品流通，無論是具有多種産品生産能力的單個生産者其比較優勢産品的确定，還是各部門均等的比較利益率，抑或是作為不同部門具體勞動折算尺度的社會平均比較生産力，都不可能直接估算出，即使我們可以建立相關的理論模型，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些經濟變量也隻能通過市場競争、讨價還價以及各種生産要素在不同行業領域的自由流動才能實現。在引入不同分工體系以及要素所有權與使用權兩權分離的情況下，資源的配置以及比較利益的分配就更加依賴市場機制才能實現了。這樣，我們就從廣義價值論的角度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和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原因做了理論說明。

然後，廣義價值論揭示了内生經濟增長的永續價值源泉和實現途徑。我們運用廣義價值論基本原理，構建了基于比較優勢分工交換的内生經濟增長模型，該模型以分工交換産生的淨收益即比較利益作為積累和擴大再生産的源泉，隻要比較利益按照均等的比率進行分配，這一收益來源就是可持續的，且不依賴于技術的遞增或遞減變化，這就使經濟增長真正形成了内生機制。在此基礎上，我們進一步建立了一個學習型内生增長模型和納入數據要素的增長模型，論證了技術、知識、數據等生産要素同樣能夠産生差别的相對生産力，因而也是比較利益和經濟增長的源泉。

最後，廣義價值論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原則。根據廣義價值論基本原理，各國依據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在自由平等競争中形成的均衡交換比例可以确保各國比較利益率均等，而根據比較生産力與價值量正相關原理，比較生産力較高的國家單位勞動創造的價值會高于比較生産力較低的國家，前者用1小時的勞動産品換取後者多個小時的勞動産品，隻要比較利益率均等，就是等價交換和平等交換，不存誰剝削誰的問題。這樣，廣義價值論就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一個融平等與效率為一體的公平貿易理論。

原文刊發：

高培勇、樊麗明、洪銀興、韓保江、呂炜、白重恩、洪永淼、蔡繼明、寇宗來、黃群慧、劉元春、劉尚希、楊燦明、龔六堂、劉守英、陳斌開、郭凱明、金碚、李曦輝、劉秉鐮、陸銘、洪俊傑、劉錫良、陳詩一：《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體系》，《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第1~56頁。

蔡繼明：beat365經濟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