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1972年2月21日到28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兩國于2月28日共同發表了《上海公報》。今天人們回顧那段曆史并再讀《上海公報》時，讨論較多的是其對中美關系和台灣問題的重大意義，這無疑是正确的。不過，《上海公報》更宏大的意義，則在于其體現出的國際格局與大國戰略之間的互動。
1972年2月21—28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兩國于2月28日在上海發表《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中美“破冰”深刻改變了兩國關系與整個世界。半個世紀過去了，當下中美關系正處于50年來的最低點。回顧半個世紀前中美兩國領導人所展現的宏大戰略格局、跨時代的戰略視野以及高超的外交技巧，或許對我們打破中美關系新的“堅冰”有所啟示。
準确把握國際格局變遷是中美“再破冰”的基礎
國際格局的變遷與重組，是決定大國關系的結構性力量。50年前中美“破冰”的根本原因在于冷戰格局的巨大變化以及兩國領導人對新的國際現實的敏銳把握。50年後的今天，準确判斷格局之變，理解并接受其對各自國家的影響，同時以其為根據擘畫對外政策，依舊是中美關系再度“破冰”的基礎。
從新中國成立到1972年，中美兩國之所以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處于隔絕狀态，主要是因為冷戰兩極格局，而非某一具體事件或兩國的某項具體決策。在這一曆史時期，雖然東西方陣營内部都有一些國家采取了與美蘇不同的發展路徑或外交政策，但是整體看并不能脫離兩極格局。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國際格局出現了重大變化：冷戰從“美攻蘇守”轉向“蘇攻美守”；歐洲、日本獨立性增強，中蘇關系破裂；美國内外交困，進入一個相對衰弱的時期；中國完成“兩彈一星”試爆和發射，成為世界上一個獨立的力量中心。國際格局的變化是客觀的，中美兩國領導人的傑出之處在于準确地把握了這些宏大變化，并及時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
中國方面，黨中央改變了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提出“在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美蘇矛盾和鬥争是‘經常的、尖銳的’，‘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于中蘇矛盾’”等戰略判斷。對國際格局中主要矛盾的認知變化，為中國調整對美政策提供了基礎和空間。美國方面，尼克松擔任總統後提出“尼克松主義”，主張由盟友承擔更多的防衛責任、“越南戰争越南化”、收縮美國在亞洲的力量等，以更好應對内外困境。1971年9月，尼克松在演講中進一步提出美、蘇、西歐、日本和中國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對中國國力以及未來潛力的重視，是尼克松決定調整對華戰略的基本考慮。
“上海公報”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公報除了宣告中美“破冰”之外，還展現了兩國在國際格局變化之後，重新調整各自位置、協調各自戰略的努力。“上海公報”開篇就是中方氣勢磅礴的聲明：“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美方在其單獨聲明部分也開篇即論述如何實現亞洲和世界和平的原則。回顧當代中美關系史，這樣的定位調整共出現過4次。第一次是新中國建立和冷戰初期，美國确立了對華遏制戰略，中國則采取了“一邊倒”的戰略。第二次就是1972年，中美關系轉向以權力制衡為基本目标的時期。第三次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蘇東劇變、冷戰終結成為中美關系惡化的根本結構性原因。正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指出的：“冷戰的結束使得很多美國人認為不再需要中國來平衡蘇聯，中國的戰略重要性下降了。”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美關系才在美國對華“接觸”與中國融入世界的戰略默契下重新穩定下來。
當前國際格局又一次處于極其深刻的變化之中。中美兩國在新變局下，也必然會重新明确各自位置，重新确定各自戰略。這是今天與50年前相似的地方。然而，這次格局變化對中美關系的影響恐怕将超過前3次。在中美交往200餘年的曆史中，中國首次以一個力量上與美國越來越對等的身份出現，中國在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上也愈來愈自信。對于這些變化，美國和世界都需要一個适應和接受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要從心底裡接受中方倡導的“相互尊重”原則，可能還需要時間。中美各自調整戰略之後，是否以及何時能像50年前那樣進行戰略協調，前景并不明朗。像50年前“上海公報”那樣的共同表述、共同文件，至少很難在短時期内形成。無論是20世紀70年代初“破冰”，還是90年代中期走向全面“接觸”， 中美兩國都經曆了多輪博弈，雙方内部都進行了數年的思考與讨論。鑒于本次變局的深刻程度超過以往，或許雙方需要的時間更長。當前應考慮的問題是，美國決策者能否接受一個與美國在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上都不同的中國的崛起，并據此制定現實的對華政策？美國決策者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夠完成這一過程？中國需要做什麼才能推動美國決策者完成這一過程？與此同時，一個崛起的中國如何準确地看待中美兩國的未來以及世界格局的變化，是否能夠準确把握中國發展和崛起之路的長期性與複雜性，也是中國能否正确制定對美政策的認知基礎。
充分認識共同利益是中美“再破冰”的關鍵
國家利益的交彙與沖突，是推動大國關系調整的驅動力量。50年前的中美“破冰”， 是兩國領導人打破思想桎梏，以極其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思考各自國家利益的結果。50年後的今天，能否在看似并非極端緊迫的環境下準确認識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是中美關系能否再度“破冰”的關鍵。
大國之間從來不缺少共同利益，真正缺少的是對共同利益的認識。50年前，中美兩國對對方都存在一些與意識形态相關的固有偏見。隻有打破這些觀念束縛，才能看到中美雙方的共同利益。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中國開始考慮調整“兩個拳頭打人”的戰略，對美國和蘇聯的看法也越來越多地回歸對主權國家的外交政策分析思路。中國逐漸擺脫了舊的長期判斷，即“美帝”與“蘇修” 要麼必然爆發世界大戰，中國必須積極備戰；要麼相互勾結，共同反對世界人民革命。這一理論判斷的調整，也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作出時代主題已經由“戰争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的先聲。美國方面，從1949年開始，其對中國便持有意識形态的敵意。以“右”著稱的尼克松政府能夠認識到中國與蘇聯的區别和分歧，認識到美國與中國在制衡蘇聯、避免戰争、解決亞洲幾大熱點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進而與中國走向緩和，也體現出清醒的現實主義思維。
50年後的今天，中美關系内涵的豐富程度已遠非當年可比。從全球層面看，中美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宏觀經濟穩定、戰略穩定等領域都存在共同利益；在地區層面，伊核問題、朝核問題、阿富汗安全穩定等都需要中美合作。在雙邊層面，中美經貿、人文交流更是“合則兩利，鬥則兩傷”。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态、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上固然存在很大差異，但這種差異無論如何也遠不及50年前。現在中美之間雖然擁有共同利益，卻難以壓倒分歧，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兩國共同利益所面對的威脅，看起來不像50年前那樣緊迫。全球層次的挑戰總容易被認為是未來較長時間段的問題；地區層次的問題目前也沒有使美國像越戰那樣深陷其中；對雙邊層次共同利益的認識就像對待氧氣一樣，人們每天從中獲益，有時又會忽視其重要性。反而是雙邊關系中的一些問題更容易對兩國形成刺激。
習近平主席2021年9月10日在與美國總統拜登通話時指出，“中美應該展現大格局，肩負大擔當。”中美兩國需要從“大格局”“大擔當”來思考中美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間存在兩大類共同利益值得高度重視。一是全球性挑戰。已經持續兩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告訴人們，全球性挑戰如何深刻地改變全世界，如何深刻地損害所有國家的利益。全球性問題不是遙遠的未來，而是緊迫的當下；不是他國的挑戰，而是所有國家面臨的威脅。在後疫情時代，中美對全世界的共同責任，遠超兩國之間的具體分歧。二是防止安全議題上的“無意識下滑”，保證中美實現中方倡導的“和平共處”。曆史上，很多決策者認為能夠控制本方政策的影響範圍，卻忽視了博弈過程中各方動作的合成謬誤與疊加效應。也就是說，一個政策在一時一地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從全局和長時段來看是有害的；博弈各方都朝消極方向作出一些決策後，這些決策疊加起來會改變事物的整個性質。50年前，中美将“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沖突的危險”列為“上海公報”中一個重要共同利益，這一共同點持續了50年，到今天變得更加關鍵。
專業靈活的外交策略是中美“再破冰”的必要保障
外交策略的專業靈活，是中美關系運籌帷幄的必要保障。50年前的中美“破冰”，充分體現了兩國決策者的原則性和靈活性。50年後的今天，在更趨複雜的決策環境中，專業靈活的外交運籌，更是中美關系再度“破冰”的必要條件。
“上海公報”最常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公報所采取的“求同存異”的表述方式。雙方在公報中首先各自表述了本國的立場與觀點，之後再論述雙方的共同觀點。在中美“破冰”的過程中，雙方在多個層面表現了高度的專業性與靈活性，可以為當下處理中美關系提供借鑒。
一是通過一系列精巧複雜的互動傳遞信号、改善氣氛。中美“破冰”當然不是1972年2月突然發生的。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中美雙方經曆了一個被稱為外交“小步舞曲”的過程。中國領導人采取了外交渠道接觸、邀請斯諾訪華、釋放在押美國間諜、請外國領導人“捎話”，甚至是精心選擇《人民日報》頭版右上角“毛主席語錄”等方式向美方傳遞改善關系的信号；尼克松政府也通過政策講話、放松對華貿易和簽證政策、媒體采訪等方式傳遞類似信息，逐漸确認意圖。民間交流特别是“乒乓外交”在中美“破冰”過程中發揮了“小球推動大球”的關鍵作用。這些小的舉動，也逐漸為中美關系大局的“解凍”創造了條件。毛澤東在會見尼克松時半開玩笑地說，“你們要搞人員來往這些事，要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也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不幹，包括我在内。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今天，中美之間有充分的渠道通過正常方式傳遞信号，中美的經貿往來、人文交流更是今非昔比，現在更有條件踐行50年前“破冰”帶來的啟示，在中美之間的原則性問題尚不能很快得到解決的情況下，暢通的工作層級和民間交流極為重要。
二是堅持坦誠與理性務實的态度。50年前中美之間的差異是巨大的，同時雙方改善關系的願望又是迫切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對待和處理分歧就非常重要。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訪華期間，中美開始準備聯合公報的草案。美國方面拿出的初稿試圖将中美分歧含混處理。毛澤東和周恩來看到初稿後立即表示，不能同意發表這樣一篇掩蓋分歧、僞裝一緻的公報。周恩來指出，“中美在意識形态、社會制度和國際重大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20多年的隔閡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況下雙方簽署那種不說真話、也不打算遵守的陳詞濫調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蓋分歧的做法會給兩國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使他們失望，反而不利于兩國關系。”在接待尼克松訪華前，中方确定了接待尼克松訪華的總方針是“不冷不熱，不卑不亢，待之以禮，不強加于人”。毛澤東在接見斯諾和尼克松時都強調，“我們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何必那麼僵着呢？”與之相對應，尼克松出發前往中國時在白宮講話，“我們并不幻想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美利堅合衆國之間20年的敵對情緒将會由于我們到那裡進行一周的會談而完全消除……當我們瞭望将來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美國政府之間存在的巨大分歧。将來我們之間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們必須找到某種辦法，讓我們能夠在存在分歧的同時，又不至于成為戰争中的敵人。”中美雙方這種坦誠面對分歧的做法奠定了“上海公報”的基調，确保了在極其敏感複雜内外環境中順利完成“破冰”的任務。
三是全面準确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鬥争精神的實質。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4位元帥在1969年向中央提交的報告中提出，要“進行針鋒相對的鬥争，也包括用談判的方式進行鬥争。原則上堅定，策略上靈活”。這一建議很好地體現了中國共産黨人所堅持的鬥争哲學。有矛盾就會有鬥争，由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因而鬥争也是普遍的。鬥争解決舊矛盾，也産生新矛盾。辯證的鬥争哲學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鬥争與團結的統一及鬥争的多樣性。關于對美鬥争策略，毛澤東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曾經有過很多經典論述。例如在争取恢複中國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鬥争中，毛澤東指示對美“要有兩手準備：第一是堅決鬥争；第二是不要着急”。後來他又指示要“兩條腿走路，一條是堅決反抗；另一條就是開會談判”。1973年11月，他又提出，“對美國要注意，搞鬥争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亂戰一氣，也不行”。中美“破冰”包括簽署“上海公報”，是我們黨面對變幻的國際形勢進行偉大鬥争的典範。在中美“破冰”以及談判“上海公報”的過程中，中方在主權尊嚴、台灣問題等方面很好地堅持了原則，同時又在公報的具體表述等方面保持了靈活，也接受了美方的一些建議。這都是敢于鬥争、善于鬥争的表現。
50年過去了。中美關系表面上又進入了一個“冰封”的時期，但這是事物螺旋發展的表現。矛盾之中也孕育着轉機，中美關系遲早是要“再破冰”的。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中美關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選擇題，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題。”鄧小平1989年12月作出“歸根到底中美關系是要好起來才行”的重要論述，也表明了同樣的道理。對此，我們可以保持充分的信心。這一過程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因此我們也需要保持戰略耐心。正如毛澤東在回答斯諾“中美是否可能建交”時所說的，“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100年不建交啊？”當然，長期複雜任務的完成，又在于抓住機會、積極争取。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在歡迎晚宴中緻答詞時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著名詞句，這句詞同樣适用于今天：“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隻争朝夕。”
來源：《當代世界》2022年第3期
達巍：beat365國際關系學系教授，beat365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