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門具有極強現實指向性的學科，政治學尤其需要避免米爾斯所說的“抽象經驗主義”，在高度專業化的瑣碎研究中遠離政治現實。任劍濤認為，回到思想史的脈絡中，我們能夠尋找到自己的研究與真正關鍵的“大問題”的聯系，以一種更為立體的眼光看待現實問題，同時涵養我們的學術品位和“現實感”。
技術的變遷改變了人們的許多底層觀念
新京報：你的研究興趣發生過多次的轉移，近些年的研究視野也非常廣博，涉及比較政治學、思想史、乃至新技術與政治（人工智能）的關系等等。可否簡單介紹一下您研究興趣變化的過程？最近最關注的問題是什麼？
任劍濤：概括地來說，我研究興趣的變化和我所處職業的定位是密切聯系的。我研究生在中山大學讀的中國哲學史，1989年畢業後留在中大的德育教研室，這段時期基本上就是研究倫理學和道德教育，結合了一下我的博士專業，具體主要是做倫理思想史。後來我調到政治系任教，從1993年開始在中山大學講政治學理論和中國政治思想史。2009年到中國人民大學，因為已有老師教中國政治思想史，就改教西方政治思想史。2016年我又調到beat365，這門課又有人教了，我又改回教中國政治思想史。所以客觀地來說，職業的多次調動，讓我經常圍繞當下任課的方向去組織我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其實還挺符合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附錄裡寫的那種研究方法，做資料庫，不斷根據當下的情況來排序各種研究問題。
除了職業變動的因素，我關心的主題也随着不同時期我面臨的一些困惑而變化。中國從傳統到現在的變化十分劇烈，按照傳統分類的“經史子集”，已經不足以應對“現代”的知識挑戰。我們這一代中國學人接受教育的時期，從本科到研究生，幾乎就是希望圍繞這個核心，從方方面面求解中國如何順利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毫無疑問，這是任何單一學科難以解決的，所以我在中山大學兼做行政工作的時候，就有一個困惑，即當時的社會學系不開“社會理論”，心裡狐疑這是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社會理論不是“社會學理論”，當時大學社會學系基本上隻開後者。我們往往把一種對社會的綜合、宏觀的把握，降格為對一些具體社會問題的研究。當時中山大學的社會學專業和我們政治學專業在一個學院，我還主動請纓，說如果大家不教“社會理論”，我可以來講。
近些年來我特别關注技術革命的問題，它和政治有非常密切的關聯。如果說之前的技術革命是對20世紀一般技術革命的延續，但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技術大革命，幾乎在一個人類毫無思想準備的狀态下來臨。假如納米機器人如預期一樣，能深度地影響到人體的機能，當它們遍布你的身體的時候，你到底是人還是機器？這不僅僅是一種技術的革命，也必将是觀念的革命。過去承繼啟蒙運動的思想遺産，機械力學的世界觀認為，機器外在于我們，人有獨立性、主體性和優越感，現在一切都将變得不同。此外，基因技術的突破也讓我們重新思考生死的界限。千百年來，對于中國人來說，生死倫理和“神人倫理”是相當重要的兩條基本的倫理共識。我們為什麼曾經信仰神，因為它們可以規定我們，神是永生而我們會死，但如今人是否在向“神”邁進？“向死而生”是一個潛藏于我們腦中的基礎觀念，如今都面臨挑戰。
技術的變化會導緻劇烈的社會變化，進而也會帶來政治控制、治理的變化。這種種問題激發起了我強烈的好奇心，我認為在今天做一個政治學學者，不應該滿足于一些傳統的議題，諸如國家怎麼産生、怎麼發展，如何運轉，治理如何有效……而是應當始終面對變遷的世界，不斷擴充視野，同時以一個更宏大的視角去審視這種變遷背後的曆史線索。
重視思想史研究，能培養政治學的學術審美
新京報：你非常重視政治學研究的曆史視野，這其實也是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中特别談到的一點。我們會發現，近幾年關注技術-政治關系的政治學者不在少數，比如福山、桑德爾等，而且他們在處理這個問題時，也經常使用到思想史的視角。在政治學研究中，你如何看“曆史視野”的價值？
任劍濤：中國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即“X學就是X學史”，比如哲學就是哲學史，政治就是政治學史。這個說法當然有待商榷，畢竟對一個學科的研究來講，思想史是一個特定的視角。不管是哲學和政治學，純粹的理論建構也非常重要。研究思想史主要是能讓我們去看到學科面對的一些基本的大問題，以及每一代學者如何去想辦法回答它。比如政治學總是要思考“國家是什麼”，哲學總是要思考存在、意識等問題，這些基本問題定義了一個學科。從這個意義上，對任何一個學科來說，思想史都是一個繞不開的研究資源。所以看思想史、研究思想史其實也有助于提高我們的學術審美，打開視野，是一個“取法乎上得乎中”的事情。閱讀過某一個學科曆史上主要學者們的重要著作，有助于建立起更好的學術趣味。
這裡還是想提一提米爾斯。米爾斯其實也很強調我們在做具體研究前要對包括過去的研究、思想史在内的著作的“泛觀博覽”，然後從複雜的思想譜系中甄别出對你最有啟發的思想家。比如我個人認為他特别重視的是一種“精英主義傳統”，所以他特别提了莫斯卡、米歇爾斯、帕累托等。不過在這裡，米爾斯的社會學可以說是中層理論，思想史基本上還是一個工具，是為了服務于他某個特定研究主題的需要。順便一提，米爾斯對這個社會學研究的構想非常嚴謹，這在《社會學的想象力》的附錄體現得很充分。這其實構成一個很有趣的反差，因為他曾經非常直白地說自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但顯然在強調“研究紀律”時似乎并非如此。
就政治學來說，我覺得各種路徑的思想史研究都有其價值。施特勞斯學派、劍橋學派其實都可以看作是在做一種“知識還原”的研究。前者是從“文本”去理解“隐微寫作”背後的深意，但可能存在一些“以己度人”的問題。後者強調曆史“語境”的還原，可以看作是對前者的糾正，然而可能弱化了思想家本身的主體性，似乎所有偉大的思想家，都隻不過是受曆史大勢的牽引而已。在一定程度上，還原“語境”的嘗試，可能也無法幫助我們把握更宏觀的政治問題。所以劍橋學派最輝煌的成果比如斯金納的《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波考克寫的《馬基雅維利時刻》這些作品，基本都聚焦在現代早期的一個短程時間，比如14-16世紀。在這點上，施特勞斯學派反而可能通過對文本的解讀，對古典-現代關系做一個宏大的诠釋。有時候我也會覺得很奇怪，似乎本應由劍橋學派來呈現曆史變化的節奏感與曆史結構的變遷，而施特勞斯學派更多地去做一種“訓诂”式的研究，但結果似乎恰恰相反。
關鍵的問題是，做這類有曆史縱深感的政治研究，需要選擇和個人興奮點相契合的路徑。同時最好能有當下的關懷，用我們正在面臨的時代問題來确定我們審視曆史的獨特視角。
不必教條式地理解米爾斯對“宏大理論”的批評
新京報：關于理論的研究，你提到過多次需要有“宏大視野”，米爾斯對“宏大理論”的取向提出過嚴厲的批評，他指向的是社會學的帕森斯。就政治學研究來看，你又會怎麼看他的這個批評？
任劍濤：我認為米爾斯主要指向的是他當時所處的時代，美國社會科學的興起存在的脫離社會而建立封閉知識共同體帶來的種種弊端。米爾斯對宏大理論的批評，也經常被後代學者和學生們提起。這種對宏大理論的拒斥，其實我并不是非常認同。客觀地來說，米爾斯本人也有些忽視宏大理論的意義，他的幾部作品，也比較遺憾地沒有太多理論獨創上的意義。如果是為了抨擊一種時代的特定局限（學科的封閉化），而對宏大理論本身做太多的批評，就走得有點過頭了。從我做的政治學研究出發，宏大理論是幫助我們理解世界相當重要的路徑，也是當下人們思考問題、做研究時缺乏的。我們不必教條式地理解米爾斯對宏大理論的批評，他在《社會學的想象力》裡矛頭特别指向的是帕森斯，帕森斯的理論是非常典型的結構功能主義，而我們都知道，這個理論重視“結構”鮮明，關注“功能”有限，具有保守主義色彩，無力解釋和預測社會結構變化的問題。米爾斯炮轟的問題是很具體的。其實米爾斯在做社會學研究時，就明顯受到宏大理論的影響，他自己就明确表示他所受的馬克思和韋伯的影響。倘若沒有宏大理論的支撐，哪怕是他提倡的、可稱為“中層理論”的建構，也是不可能的。
更何況到了晚年，米爾斯也在試着逐步提煉自己的“宏大理論”，他去世前編就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和他前期研究的問題取向有了很大的改變。此外，他一直緻力于美國社會學理論的糾偏，其瞄準的對象丹尼爾·貝爾也有着很強的經驗性，但也嘗試建構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變化問題。這是米爾斯與批評對象共享着宏大理論建構方法的表現。
總之，宏大理論和經驗研究不可偏廢。中國現在的政治學研究，乃至人文社科研究在這兩方面做得都不夠好，可謂是“雙輸”的局面。盡管中國現在總在提要多做實證研究，但其實我經常說我們目前嚴格的實證研究不多，真正的“規範研究”甚少，重複勞動較多，理論創發罕見。這正是宏大理論與經驗研究需要雙突破的局面。
我個人認為，這和費孝通先生開創的社會科學研究傳統是有關系的。中國社會學史家指出，《鄉土中國》的問題類型接近學術散文，是從社會調查裡得出的一些感悟，很好讀，很啟發人，但在理論上缺乏深入系統的闡釋。在這點上，費老的老師吳文藻、潘光旦的貢獻反而更大。但他們的作品不那麼好讀，流行範圍有限，沒有費老發揮的社會學普及作用大。我很尊敬費老，在研究中也得益于他著作的啟發。這從我購置《費孝通全集》，以及聲稱自己的寫作方法是受費老的“整篇零寫”塑造，都可以印證。但是不得不承認，他從鄉土中國到鄉鎮中國，再到城市化中國的研究，盡管有一個遞進線索，像彼此間是相對孤立的，沒有一以貫之的宏大社會理論建構将之串聯起來。這是一個遺憾。這是中國社會學、社會科學必須要補的一課。
來源：新京報3-18
任劍濤：beat365政治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