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是中國共産黨成立一百周年。在百年發展中，中國共産黨見證并領導中國走上了一條适合國情、順應世情的現代化道路。文章選取内外互動這個近代凸顯的基本關系，分析了黨如何在不同發展時期把握這個關系，實現自我發展的過程。黨之所以能夠把握住這個關系，為我所用，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壯大，其原因在于它能在複雜的關系中保持主體性、發揮能動性、實現自主性。而更深層的原因是黨的革命性質。随着黨的長期執政，中國與世界的全面對接，參與内外互動的主體不斷分化，互動發生層次的不斷豐富，内外互動關系将更為複雜多樣。如何繼續把握持續變動的互動關系，将其轉化為自身發展的條件，是對黨的不斷考驗。
關鍵詞：中國共産黨；建黨百年；内外互動；主體性；中國道路
近代以來，中國加速進入了梁啟超所說的“世界之中國”的深刻變遷之中。随着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全面接觸，自身現代化進程的開啟，内外互動成為影響乃至決定中國社會政治發展進程的基本關系。作為現代化的後來者，中國在内外互動關系中長期處于弱勢和被動地位，外部世界為中國内部變化提供了包括追随—模仿對象、幹預—支持資源、接受—肯定認同等多重維度的條件，影響着國内力量的平衡，甚至會左右整個國家的現代化路徑。然而，由于外部世界的多樣化，國内不同主體在内外互動中也具有一定的選擇自主性，接近哪種外部力量，獲得哪些外部支持，采取怎樣的行動策略等不僅直接影響到它們自身的生存發展，而且會改變相互間力量的對比消長。
中國共産黨就是在内外互動中産生并成功地将外部條件轉化為自身發展動力的一支政治力量。其百年曆程驗證了：保持和發揮主體性是實現内外互動良性轉化的關鍵因素，隻有通過保持主體性、發揮能動性，實現自主性，才能将外部條件創造性地轉化為自身發展壯大的有力支撐。主體性指的是行動者對自我使命的認識和堅守；能動性指的是行動者根據内外條件的主動調整；自主性指的是行動者相對于内外部約束進行的獨立決策和行動。
本文将以中國共産黨百年發展曆程為背景，以中國共産黨的文獻為主要材料，以主要領導人在内外互動中的判斷和選擇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在革命時期、新中國成立之後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不同時期，根據自身地位、外部世界、國内條件的三重變化，如何自我定位，自我選擇，自我調整。文章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簡要分析内外互動關系作為國家發展基本條件在近代中國的凸顯及其基本特征；第二、三、四部分沿着黨發展的百年曆程，分别讨論了其在革命時期、新中國成立之後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三個時期對内外互動關系的判斷和進行的戰略性選擇調整。最後一部分是總結并讨論内外互動的新變化以及對中國共産黨的可能影響。
一、内外互動關系的近代凸顯及其基本特征
内外互動關系的凸顯是近代以來的世界性現象，外強内弱的互動也是衆多非西方國家面臨的新挑戰。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形象地描寫的那樣，地理大發現後，資産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産是如此，精神的生産也是如此”。“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西方國家就是資産階級在全球各地奔走的政治支撐，是後者給非西方社會創造出抵達那個“世界”的制度路徑和未來前景。面對船堅炮利、科技發達、運轉高效的西方帶來的強烈沖擊，非西方社會普遍經曆了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的多重深刻反思，長期處于更新本土資源還是服從外部安排的掙紮和糾纏之中，或者因為内部秩序崩潰淪為物質精神制度的長期依附狀态，或者依靠主體性的覺醒奮力走出了一條符合本國特點的發展新路。
中國作為一個自我維系、自我更新上千年的龐大國家也難逃内外關系改變帶來的沖擊。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環伺、接踵侵入、内政不張、秩序動蕩，内外互動造成了千年未有之變局。就國家政治而言，一方面，“一統垂裳治天下”的以我為中心的地位被與“列國并立”進而殖民地半殖民地處境所替代；另一方面，在各類事務上，陷入“一國生事，諸國構煽”的連鎖效應之中。内憂與外患同生共強，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危機聯動，聚合而成全面危機。社會政治精英推動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新文化運動疊次而出，希望通過富國強兵，立憲改制、文化改造應對“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的挑戰。對西方的态度“由直觀而生羨慕，由羨慕而生比較，由比較而生追求，而後才有改革的思潮和實踐。”随着各種嘗試和努力的接連失敗，憂慮本國本民族在世界中的地位和前景的危機意識彌漫在社會各個層面，保國保種、救亡圖存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最迫切的要求。近代中國陷入了陳旭簏先生所說的“變形的曆史邏輯”之中，社會變革的動力主要不是來自内部運動，而是外部壓力催逼的結果。内外互動關系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基調，影響乃至塑造着現代化的路徑和方式。
近代以來形成的外強内弱互動關系具有以下三個基本特征：
首先，由于中國不可避免地進入了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之中，國家與國際社會的關系上升到與國家—社會關系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地位。在西方列強主導的國際體系中，中國的國家身份出現了徹底的反轉，從居于天下中心的天朝上國轉變為主權缺失、國力孱弱的半殖民地，從文明古國轉變為優勝劣汰中的落後大國，政治權力合法性無法進行自我論證，自我維護。外部力量，特别是西方列強的承認和支持起到了賦予各種政治力量合法性的重要作用。為了自身的生存和實力提升，尋求外部支持成為各種政治力量的普遍選擇，國内政治格局深受外部力量的影響，而且是多國影響，國内政治在政權頻繁更替的同時也呈現出“多國化”幹預介入的特征。國家的外部自主性顯得稀缺而珍貴。
其次，在内外互動中，“外強”集中體現為從價值理念、物質資源和制度模式三個方面填補中國現代化的結構性虛空，導緻了國家目标的“外傾”，國家發展在精神、物質和制度選擇上嚴重對外依賴。内外互動具體化為對哪個國家的親近依賴，對哪種制度模式的選擇采納，對哪個陣營的認同加入，中國成為外部力量角逐競争的場所，外部秩序變化的投影。内外秩序緊密關聯在一起，外部秩序的調整和重塑推動了中國内部秩序的改造。外部世界的分化和變動加劇了中國社會内部的價值分化、政治力量的對抗以及對外關系的陣營選擇。
再次，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中國社會政治的主要關系從原來的官—民關系變為官—民—夷關系，内外互動在國内社會政治更微觀層次展開，加劇了内部關系格局的複雜化、不平衡化。哪些區域、哪些部門、哪些群體更接近外部世界，就越有可能發生更深刻的改變，工農關系、城鄉關系，沿海—内地關系以及各階層間關系的調整深受外部變化的影響，加速分化。對于國内政治力量來說，不僅要處理深受外部變化影響的内部關系，而且要表明對國際事務的态度，應對内部關系調整産生的外部影響。
内外互動關系是在三個層次上展開的：國家層次、社會層次以及政治力量層次。國家層次的互動表現為外交關系；社會層次的互動表現為經濟文化上的交往與聯系；政治力量層次表現為各政治力量對内外互動關系的判斷和交往策略的選擇。這三個層次既是結構性的，也是能動性的。所謂結構性，就是它們都有賴以形成的制度安排；所謂能動性，就是每個層次都有具體的行為者參與内外互動關系的展開和塑造。而政治力量在諸多行為者中的能動性最強，對其他行為者以及結構的塑造力更突出，甚至是決定性的。因此，雖然政治力量受到國家、社會的規範和制約，但通過發揮自主性，對内外互動關系的本質、走向進行判斷，對自身在内外互動中的定位、參與内外互動的重點和方式做出選擇，從而将内外互動關系轉化為自身發展的有利條件，赢得與其他政治力量競争的優勢，進而影響乃至改變前兩個層次的内外互動狀态。在政治力量掌握國家政權之後，就會将三個層次的互動整合在一起，同時也會由于政治力量的戰略判斷和優先排序，引發三個層次互動的緊張關系。
因此，在内外互動關系中，能否保持主體性、發揮能動性和自主性，進行合理判斷，采取有效選擇，既是近代以來千年未有之變局向每一種政治力量提出的時代課題，也是衡量哪一種政治力量能否識别和把握内外互動産生的機遇，将其轉化成自身發展條件的重要标準。
下面，本文将圍繞中國共産黨這支五四運動之後出現的具有高度能動性的政治力量在不同時期如何識别和掌握内外互動關系展開論述。
二、革命與以政黨為主體的内外互動
中國共産黨是在世界力量出現重大分化的背景下成立的。近代以來中國面對的列強環伺，“諸國構煽”的局面随着蘇聯的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列甯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利用帝國主義鍊條中的脆弱環節，在具有東方色彩的不發達國家奪取了政權，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并通過1919年成立的共産國際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支持不發達國家的革命，以實現馬克思理論所設想的世界革命、人類解放目标。蘇聯不僅要赢得這些國家或民族的道義認同，而且會給後者中的一些政治力量以資金、理論和方法的支持，以擴大陣營。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烈，尤其是1919年巴黎和會上列強對中國正當訴求的無視，既暴露了西方國家相互間赤裸裸的利益争奪，也破滅了一些中國有識之士對西方的幻想，使他們更加清醒地思考西方制度、西方文化的内在缺陷以及中國的道路選擇。在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中，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内部分化的外部世界，從馬克思主義的主張、蘇聯的興起，他們洞察到一個不同的現代化路徑選擇。
正如毛澤東在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夕，高調回應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批評時所說，“孫先生以大半輩子的光陰從西方資産階級文化中尋找救國真理，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顯然不是。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拼命，當然不是偶然的。”自從中國人人學會了馬克思列甯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曆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因此，中國共産黨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接受不僅體現了近代中國思想界中一部分人從“歐風美雨”中的覺醒，而且通過1922年加入共産國際，找到了連接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互動的組織化形式。
這種組織化加入，使得黨不僅從共産國際和蘇聯那裡得到了發展所需的資金、物質等支持，而且獲得理念、模式、策略等方面的指導，迅速發展成不同于國内其他政黨的高度組織化緊密化的新型政黨。然而，這些來自外部的支持産生了雙重效果：一方面解決了發展過程中資金不足、物質短缺、人員培訓等緊迫問題，幫助黨在惡劣的國内政治環境下生存下來。另一方面來自外部“遙控指揮”或者“直接指揮”做的組織安排、形勢判斷、戰略部署以及策略指示也容易脫離中國的實際情況，制約和幹擾黨的客觀判斷和自主選擇，限制其主體性确立和發揮，并在領導層内部形成了過度依賴共産國際指示的力量，引發路線鬥争，破壞内部團結，甚至因為盲目執行共産國際的指示做出戰略誤判，陷黨于生死存亡的邊緣。從1921年黨成立到1935年長征完成，殘酷的事實證明：隻有将外部的物質支持與組織、模式指導合理地區分開來，根據面臨的實際情況進行戰略判斷和策略選擇，才能确保生存，實現發展。
1960年周恩來在黨中央于北戴河召開的省、市、黨委書記會議上專門談了共産國際與黨的關系。他将這種關系分為三個階段：共産國際的初期(1919年3月～1927年7月)。這個時期，共産國際的工作對于中國革命，有益得多，也有個别的原則問題的錯誤。共産國際的中期(1927年7月～1935年7月)。共産國際基本上是錯誤的，對我們中國共産黨影響最大。共産國際的後期(1925年-1943年)。這個時期，中國共産黨與共産國際聯系少了，但共産國際對我們黨的内部事務還是有些幹涉，甚至在組織上也還有些幹涉。與初期相比幹涉的少，比中期更少。
實際上，在與共産國際的密切互動中，中國共産黨也在探索着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尤其是在雙方互動的中期，經過慘烈的軍事政治鬥争，黨更加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處境和發展的出路。毛澤東在井岡山鬥争期間，開始系統思考黨如何利用外國勢力幹預中國造成的軍閥分裂而産生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會。在他看來，“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産生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是隻有中國才有的事。外國勢力的幹預加劇了軍閥之間的分裂和戰争，才有了紅色政權生存的可能，隻要國内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産階級繼續分裂和戰争，革命形勢也會繼續向前發展。因此，要在遠離政權中心、遠離外國勢力範圍(城市、沿海)、敵人力量薄弱且責任模糊的地區——邊界進行武裝割據，作為“邊界黨”，要充分利用廣闊的山地空間，國内和國際階級鬥争産生的空隙發展自己，根據敵我實力對比、變動，自主決策，集中力量打擊對方。這樣才能掌握鬥争的主動權。
日本的全面入侵，使民族矛盾超越階級矛盾上升為首要矛盾，國際反法西斯鬥争優先于世界革命。在經曆了艱苦的長征之後，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确立了，黨在自主決策上有了組織保障，更加自信自如。1935年12月17日瓦窯堡會議的召開，被認為是黨成熟起來，創造性進行工作的标志。在這次會議上，将動員一切力量争取抗戰的最後勝利确定為“最中心的任務”，要發動、團聚與組織“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由此，黨抓住了内外互動的核心内容，明确了全民族先鋒隊的身份，并且通過“西安事變”彰顯了其民族性，從而進入了國内政治的舞台中央，在國内政治中掌握了主動權，提升了話語權。
抗日戰争期間，黨在延安開始全面思考内外互動關系，并将其運用到13年在延安的建政實踐中。據統計，《毛澤東選集》1～4卷中收入的159篇文章中有112篇是在延安時期寫成的，占總數的70%以上。在此期間，毛澤東對于辯證法的認識和理解進一步全面深化，而内外互動關系的本質就是内外因的轉化問題。從相關文章中，可以梳理出黨對内外互動關系的主要判斷：
首先，“世界是一個整體”，世界和平不能分割，這是“現在政治的特點”，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反抗法西斯，争取世界和平的正義一方。要取得抗日戰争的最後勝利，必須充分利用三個條件：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日本國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在這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其次，中國要積極争取國際援助，尤其是其他國家人民和蘇聯的支持。争取蘇聯的支持不僅因為它是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靠近中國。也要争取英美國家的援助，要推動他們轉變思想，認識到援助中國，也是援助他們自己。在抗日統一戰線中，黨要掌握領導權，保持獨立自主，不斷壯大自己，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既遏制頑固勢力，又發展進步勢力，團結中間勢力，确保統一戰線的穩固。
密切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展，尤其是國際戰場與國内戰場的互動關系。毛澤東在1940年6月下旬根據截止至1940年6月16日的大量資料，撰寫《第二次帝國主義戰争的發展》一文，分析了世界範圍内掀起反蘇高潮引發的國民黨政府的反共高潮，指出，國民黨搞的“摩擦”直接與國際反蘇高潮相關。他說，“摩擦從何而來”呢？許多人不明白從張伯倫到何紹南這樣一條垂直的線索。據《毛澤東年譜》所示，毛澤東從1942年11月到1943年1月，為聯結和研究國際國内形勢和有關國家的情況，大量抄錄中央社和塔斯社、合衆社、路透社、同盟社等一些外國通訊社所報道的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情況，這些國家包括：美國、法國、西班牙、蘇聯、德國、英國、南斯拉夫、葡萄牙、羅馬尼亞、土耳其、芬蘭、澳大利亞、瑞士、意大利、匈牙利、日本。
根據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局勢變化，尤其是1940年後美國參與東方戰場的舉動，黨不斷調整對英美國家的态度，更加主動地籌劃與西方社會有針對性交往，以争取更廣泛的國際支持。毛澤東提出“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指示着手加強與美國的外交聯絡。1940年8月2日，黨中央緻電南方局和新華日報社，要求他們在宣傳工作中不要在英美改變對日對華政策後反對與英美的外交。12月25日，黨中央發出《關于對待英美籍新聞記者态度的指示》，要求對前來接洽采訪的英美記者，應采取歡迎與招待之态度，以便通過他們形成黨與英美之間一定程度的外交關系。
陸續采取的措施主要有：邀請英美記者訪問延安、報道黨和黨領導人，有組織地将毛澤東著作翻譯成英文出版、新華社開設英文廣播、動員海外華僑捐款捐物、在英美國家募捐等多種措施。通過這些活動，向國際社會傳達出一個完全不同于國統區的解放區形象，完全不同于國民黨的共産黨形象，完全不同于蔣介石的毛澤東形象，讓一些西方人在延安和共産黨身上看到了中國的新希望。
與美國的聯系和交往，也推動了黨“外交”工作的開展，這是與國際統一戰線立場、原則、性質和内容不同的内外互動方式。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軍觀察組一共18人分兩批到達延安考察，毛澤東宴請接待，親自大篇幅地修改了題為《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的社論，将美軍觀察員稱為“戰友們”，稱觀察組的到來“是中國抗戰以來最為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
1944年8月18日黨中央發出《關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接待美軍觀察組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盡管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半獨立性的外交”。辦外交“首先必須站穩我們的民族立場”，反對百年來在民族問題上存在的排外和懼外媚外兩種錯誤觀念。一方面，要加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學習人家的長處，善于與人合作。這不僅是“正确的民族立場”，“也就是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新人典型。”在這個文件中，辦好“外交”與重塑近代以來形成的民族心态、國民形象聯系在一起。
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做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報告，其中第十部分是“外交問題”，提出黨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保持世界和平。特别提出，中國歡迎外國政府廢除對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但中國要追求的是真正的而不是給予的平等地位，因此，要努力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毛澤東在會議的結論中，分析了黨可能遇到的十七條困難，其中有兩條涉及内外互動關系，分别是“第一條，外國大罵”“第十六條，國際無産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針對這些困難，毛澤東提出要學會吃虧、學會自力更生。獨立、平等、自力更生、增進國家和人民間的物質和友誼，維護世界和平等理念，也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外交工作的基本理念和原則。1947年5月1日，黨成立了中央外事組，開始有組織、有目的地開展對外交往工作。
三、新中國成立與政黨—國家雙主體的内外互動
抗日戰争勝利不久，以美蘇兩國為首的冷戰就開啟了。國際格局的變化必然加速國内格局的改變。中國共産黨攜抗戰中積蓄的組織、軍事、空間等力量以及國内國際上的道義優勢，迅速在與國民黨的對抗中赢得勝勢，迫使美國在國共兩個政權之間進行明确選擇。顯然，冷戰格局的形成，必然會使黨明确選邊站隊。與美國對抗的明顯化，也意味着與蘇聯集團的交往将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内外互動的主要内容。隻不過内外互動的主體從政黨擴展到國家政權層面，互動的内容除了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的革命之外，還增加了國家建設的新内容。外強内弱的格局在精神觀念上首先被打破。
政黨與國家，革命與建設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後内外互動的複式内容。在革命中産生并發展起來的中國共産黨，天然地在理念、組織以及運行上具有生存優先、區分敵我、集中優勢、重視運動、靈活變通等特點。而國家的現代化則需要共同發展、綜合協調，實現各項工作的制度化、程序化、規範化。因此，革命與建設必然産生緊張關系，政黨的内在組織優勢，也會成為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幹擾因素。當國際環境的對抗性明顯而激烈的時候，政黨的邏輯就會壓倒國家建設的邏輯。
為避免美國卷入即将全面爆發的中國内戰，中國共産黨試圖将美國在華代表的行為與美國政府、美國人民區别開來。1945年7月，毛澤東在給新華社寫的評論中說，将造成中國内戰危機的美國政策稱為“赫爾利式的危險的對華政策”，提醒說，這種贊助中國反人民勢力和與如此廣大的中國人民為敵的政策，如果繼續不變的話，就将給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以千鈞重負和無窮禍害。
針對黨内面對美國強大力量産生的悲觀情緒，毛澤東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判斷(1946年)，分析了隻有堅決鬥争才能争取對方的妥協，隻有團結人民群衆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要克服精神上的害怕，“如果我們表示軟弱，表示退讓，不敢堅決地起來用革命戰争反對反革命戰争，中國就将變成黑暗世界，我們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斷送”。
随着美蘇對抗的明确化，中國更加主動地向蘇聯靠攏，與美國拉開距離。1946年11月21日在中共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聽取周恩來關于國共談判情況和國民黨統治區情況報告後說，戰後的世界變為美國反動派與世界人民的對立，在中國也反映這種對立，因此中國的鬥争與世界有密切的聯系。世界在進步，蘇聯在高漲，美國在面臨危機。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已經形成”。次年11月，他在歐洲共産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機關刊物上發表紀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文章，歌頌“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們”，批判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們。中國革命要取得勝利，必須加入到以蘇聯為首的世界民主陣營中去。
在1949年紀念共産黨成立28周年的文章中，毛澤東将中國選擇馬克思列甯主義、倒向蘇聯解釋為近代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為什麼先生老師侵略學生呢？”；另一方面，中國人從馬克思列甯主義那裡找到了“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從蘇聯那裡找到“平等待我的民族”。“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産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成為中國人民取得的“主要和基本的經驗”之一。因此，隻有向蘇聯、向社會主義的“一邊倒”，“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在“一邊倒”原則的指導下，随着全國解放進程的加快，中國共産黨急切地希望向蘇聯全面學習建設國家的經驗。毛澤東從1947年就開始籌劃訪問蘇聯，由于各種原因，并未成行。但1949年1月，斯大林派蘇共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訪問了西柏坡。根據沈志華對解密的蘇聯檔案的研究，在1月30日至2月8日，米高揚與包括毛澤東在内的黨的領導進行了12次正式會談。會談的内容涉及多個方面，尤其是對于新中國成立後，如何治理大城市、管理外國企業、應對通貨膨脹的控制、進行行業壟斷等問題，中方非常希望得到蘇聯方面的幫助。在毛澤東看來，“國家建設這個課題，對我們來說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學會的。有蘇聯走過的道路可資借鑒”。劉少奇還提到了希望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提供幫助的具體形式：提供社會主義經濟改造的經驗；提供相應的文獻資料，派出經濟顧問和技術人員；提供資金等。顯然，黨迫切希望從蘇聯那裡獲得治理一個大國、快速實現工業化的經驗。
在“一邊倒”原則的指導下，新中國的外交開始“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另起爐竈”，一方面收回近代以來喪失的、對國家主權影響最大的海關管理權、駐軍權和内河航行權，管制西方國家在華的各種活動，處理各類資産，徹底清理國民黨時期的外交關系；另一方面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為首要對象建立新的外交關系。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月(1949年10月)就先後與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朝鮮、蒙古等國建交。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澤東訪問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争爆發，中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對抗關系明确化，深度嵌入到冷戰格局之中。
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第一個治國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貫徹了上述三個原則精神。綱領規定：“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第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各被壓迫民族、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第十一條)，第七章專門規定了“外交政策”，外交政策的原則是“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争政策。”
在冷戰時代，如何在外部不确定性長期存在的條件下建設一個新國家，平衡内外關系、革命與建設的關系，找到一條适應國情和世情的發展道路，對革命經驗豐富但治理國家經驗缺乏的黨來說，是一個嚴峻考驗。牛軍曾評論：“冷戰早晚會全球化，中國的命運将不可避免地同國際冷戰的進程糾結在一起，未來中國的對外關系必定要面對‘冷戰’這個戰後世界的基本格局，在同冷戰的互動中發生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新中國外交’就是革命和建國相互重疊時期的外交。”
盡管黨明确提出，在國家建設中要“争取一切國際朋友的支援”，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但是在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大國快速啟動現代化建設，必然要從向更為熟悉、更為親近的蘇聯學習，乃至模仿開始。由此，“一邊倒”原則也貫徹到國内建設的道路選擇上，開啟了充滿感情地全面“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運動。1953年2月，毛澤東在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閉幕會上說，我們進行偉大的國家建設，經驗不夠，“無論共産黨内、共産黨外、老幹部、新幹部、技術人員、知識分子以及工人群衆和農民群衆，都必須誠心誠意地向蘇聯學習”。他号召在全國範圍内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
向蘇聯學習涉及國家建設的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各個行業，以及各個群體，1953年一直持續到1958年中蘇關系破裂。在此期間，新中國第一部憲法頒布、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确立、第一個五年計劃制訂并實施、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整個國家各項事業出現了欣欣向榮的面貌。通過向蘇聯全面學習，支撐這個超大國家的趕超型現代化道路的理念原則、制度結構、運行機制、管理方法以及人才隊伍基本成形，“蘇聯模式”也在中國落地紮根。
當中國的國家建設進入正軌，黨的工作重點向社會主義建設轉移的時候，中國“一邊倒”的對象——蘇聯卻在發生重大變化，内外互動的内容也随之從“以蘇為師”向“以蘇為鑒”逆轉。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了斯大林，并對國際形勢做出了“三和”判斷(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當年，“波匈事件”爆發，蘇東集團其他各國與蘇聯的矛盾公開化，蘇聯在國際共運中的形象和地位受到嚴重削弱。這些變化一方面提升了中國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和影響。中蘇開始了長達十年的論戰，中國向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開始增加；另一方面，蘇聯的問題也推動黨對“斯大林模式”弊端的反思，堅定了探索自身道路的自信，加快了實現現代化趕超的步伐。然而，黨對國内外敵我矛盾的基本判斷沒有改變，反而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國内一些事件的發生，将階級鬥争極端化和泛化，階級鬥争壓倒了經濟建設，繼續革命的邏輯壓倒了國家建設的邏輯，反思“斯大林模式”轉變為更有力地維護“斯大林模式”。“在國内外雙重因素的作用下，一種不符合中國國情和當代社會主義改革潮流、比‘斯大林模式’更‘左’的模式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
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所說：“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并把兩黨之間的原則争論變為國家争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鬥争。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内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鬥争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内，以緻黨内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争論也被當作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鬥争的表現，使黨内關系日益緊張化。”
盡管如此，黨取得執政地位後，在領導這個國家的建設過程中，也積累了許多經驗，逐漸形成了一系列符合國情的理念或主張。就内外互動關系的認識而言，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對“中國和外國關系”的論述，以及他對“三個世界”的分析，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并一直主導着黨後來對内外互動的認識。
毛澤東在蘇共二十大召開後，經過兩個月的密集調研在1956年4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這個報告帶有強烈的“以蘇為鑒”的色彩。他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我們要引以為戒，少走一些彎路，過去是這樣，如今更要這樣。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強國，就要調動黨内外和國内外一切積極因素。
毛澤東談的十個關系中，第十個就是“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他以近代以來中國與外國關系發展的曆史為背景，辯證論述了：每個民族有長處，也有短處，因此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對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如此，對于資本主義國家也如此。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他還透徹分析了中國人在對外上的優缺點，優點和缺點是一體兩面，相互轉化的。缺點有二：一個是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曆來受人欺負，腰直不起來，民族自信不足；另一個是“我們的革命是後進”，要仰望蘇聯。二者歸納起來就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起點低，但毛澤東自豪地說，“從發展的觀點看，這并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
毛澤東對内外互動關系的分析，既是對近代以來中西關系讨論的延續，也是對其突破，即将後發劣勢轉為後發優勢，而轉化的核心機制是“革命”和區分“敵我”，革命是為了動員國内積極因素，區分敵我是為了利用國外積極因素，因此處理對外關系就又回到了“統一戰線”思路，“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争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盡管如此，毛澤東對内外互動關系的分析，成為改革開放後處理對外關系的基本依據。延續毛澤東的思路論述，鄧小平确定了先從學習國外先進經驗，利用國外資金技術人手的對外開放路徑。他說，“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這個認識後來進一步具體化為“利用國内國外兩種資源”“開拓國内國外兩個市場”“學會組織國内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兩套本領”以及“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的判斷和政策。
毛澤東對“三個世界”的分析是在20世紀60年代世界範圍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高潮中，從“中間地帶”判斷發展而來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提出的“中間地帶”判斷既突破了近代以來形成的“以夷制夷”認識，也擺脫了簡單地從階級關系劃分世界力量格局的做法，發展了“國際統一戰線”思想。依據這個判斷，中國打破了冷戰形成的兩極對立格局對中國國際定位和行為的結構性約束，找到了實現戰略生存和發展的第三條路徑，即在美蘇之間的衆多國家中拓展戰略空間。
早在1946年8月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時，就提出了處于美國和蘇聯兩個大國之間的“極其遼闊的地帶”判斷，認為這個地帶的存在避免了美國立刻進攻蘇聯。新中國成立後，随着新中國外交關系的展開，黨的領導人越來越多地從國家間關系，而非政黨間的關系來思考外交問題。“中間地帶”認識的發展就說明了黨在繼續堅持以意識形态和制度來劃分國際力量的同時，也在考慮國家利益和國家關系的多樣性，以及國家間共同利益達成的其他路徑。在某種意義上，這個認識是1953年中國提出的和平共存五項原則以及1955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提出的“求同存異”原則的地緣政治分析基礎，“中間地帶”的存在也是這些原則能夠實踐的前提。
毫無疑問，“中間地帶”就是新中國以及黨在冷戰格局下的發展空間和緩沖地帶，避免了戰争在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直接爆發。毛澤東在會見包括英國工黨代表團在内的外國客人時談到，美國的目的不是進攻蘇聯和中國，而是占領“中間地段”。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毛澤東對于“中間地帶”的分析更為具體，不僅指出了組成“中間地帶”國家的多樣性，分析了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而且細分出了分别由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組成的“中間地帶”，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他認為二者的共同點是都反對美帝國主義。
新獨立的國家通過組織起來的方式在國際社會中不斷提升影響力，使冷戰形成的清晰明确的兩極對立格局呈現出多極化趨勢。20世紀60年代以來，出現了多個由第三世界國家組成的目标訴求不同的地區性、洲際性和國際性組織，如石油輸出國組織(1960年)、不結盟運動(1961年)、非洲國家統一組織(1963年)、七十七國集團(1964年)、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1964年)、伊斯蘭國家首腦會議(1969年)、安第斯條約組織(1969年)。這些國際組織也成為主要大國争奪的戰略對象。
然而，“第三世界”概念不是中國人的創造，而是法國人的發明，并且成為戴高樂執政時期對包括前法屬殖民地國家在内衆多亞非拉國家的統稱。1964年，法國發布了“讓内委員會報告”，提出要通過援助的方式，與這些第三世界國家保持合作關系，以對抗美國在這些地區的擴張。1973年9月不結盟國家在阿爾及爾通過的《政治宣言》中正式使用了“第三世界”這個概念，從而使“第三世界”成了獨立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自我承認的統一身份。
幾乎在同一時期，中國将對外援助的範圍從社會主義國家擴展到第三世界國家。1956年，中國開始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1964年，中國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帶條件為核心的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随着與非洲新獨立國家的陸續建交，20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對非洲和拉美國家的援助顯著增加。有統計顯示，在1960-1965年的40次對外人道主義援助中，對非洲和拉美國家的援助有14次，占35%。這體現了中國把第三世界放在其對外關系“基本立足點”或“出發點”的位置。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對第三世界做了中國式的表述：“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10日，鄧小平代表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别會議發言中闡述了這個劃分。
正是由于毛澤東準确分析并及時握住了20世紀60年代國際格局的變化，中國拓展并深化了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建交國數量不斷增加，造成了外交關系上的“一大片”局面。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下，中國1971年重返聯合國，這也直接推動了中國與包括西方國家在内的更多國家恢複外交關系或提升外交關系，形成了外交上的“一條線”。這種外交局面的改變既得益于毛澤東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革命聲望和中國不斷提升的影響力，也得益這些國家以及西方國家對蘇聯認識和态度的改變。
到1979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建交國達到了120個，為對外開放的快速全面展開創造了條件。在與發達國家關系改善的背景下，技術方面的對外開放已經展開，1973年啟動了被稱為“四三方案”的大規模設備引進、經濟交流活動。這是“文革”期間最大的引進工程，也是繼“一五”計劃後第二次引進外國先進技術設備規模最大、種類最多的方案。這些舉措蘊含着對外開放的理念，被視為對外開放戰略的先聲。曾經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陳錦華評價說，這個工作“使我們較早地從蘇聯、東歐國家轉向西方發達國家，轉向積極全方位地參與經濟全球化”。
四、改革開放與多重主體的内外互動
1978年改革開放的啟動代表着執政黨和整個國家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革命邏輯讓位于國家建設邏輯，從此，圍繞經濟發展、以重塑政社關系、政企關系、黨政關系以及中央地方關系為内容的各項改革陸續展開，替代了以打破關系為主題的階級鬥争。内外互動關系圍繞國家建設這條主線展開，增加了社會這個内部更為多樣的主體群，外強内弱的格局進一步被打破。随着國家放松管制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不斷壯大并分化，出現了政黨、國家以及社會多主體複合式參與的内外互動格局。
比較而言，開放是先于改革啟動的，從1976年開始中國的對外交往活動大幅度增加，西方發達國家和改革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主要的交往對象。根據黃一兵對1976年7月1日～1980年6月30《人民日報》關于國家派團出訪報道的統計，在出訪目的地國上，除了繼續保持與傳統友好國家的往來外，出訪發達國家的年均增長率為57%，排在第一位，出訪正在改革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年均增長率41%，位居第二位。在發達國家中，排在前五位的是西德、英、美、日、法，排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首位是南斯拉夫。鄧小平在1978年1月到1979年2月，出訪了7次，訪問了8個國家，迎來了一生中最後一個出訪高峰。
對外開放之所以能夠快速取得成效，除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最高決策層的高度共識和果敢高效決策外，還在于内外部的客觀條件變化以及決策者對這些條件的把握和轉化。就外部而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後，加之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中國與整個西方世界的關系迅速回暖。同時，西方國家的經濟滞脹，使得資本迫切需要尋找新的投資地點，擁有潛力巨大的市場和高質量勞動力的中國，成為全球勞動分工轉移的新目标地。決策者清晰地認識到并把握住了這些國際形勢的變化；就内部而言，盡管經曆了包括“文革”在内的多次政治運動，中國依然有以榮毅仁等為代表的一批熟悉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并有廣泛海外聯系的“原工商業者”，以及大量家鄉情結濃烈、具有資本和管理經驗的海外僑胞。他們不僅成為了對外開放初期最為活躍的主體，而且也使有着豐富華僑資源的東南沿海地區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的陸續設立，為國際資本的轉移提供了落腳點，中國與世界通過點的對接、線的聯系、面的拓展，逐步發展為全面的交流互動。
改革開放，延續的是近代以來中國通過開放自己，融入世界來實現自我變革自我發展的使命。但與近代不同的是，這次改革開放是在一個具有豐富革命經驗的強大執政黨主導下的主動式全面開放，執政黨始終牢牢把握住改革開放的主動權，将其視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努力使各個領域的改革開放能夠按照其設定的框架、設計的路徑、把握的節奏推進。這也是中國的改革與蘇東國家的改革出現路徑分途和結果分異的根本原因。因此，盡管中國聲稱自己的改革是“摸着石頭過河”的漸進改革，但在本質上，卻是有着明确價值理性和革命底蘊的改革。而執政黨對改革開放進程的塑造、規定以及幹預，必然會與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快速發展分化的社會經濟力量的期待和訴求産生緊張關系。随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如何整合社會、定位國家、變革自己成為執政黨面臨的新課題。在這個意義上，改革開放必然是一場深刻的革命。
改革開放本質是社會經濟諸領域引入新的力量和機制，進行快速變革的過程，因此維護穩定始終與之伴生同步。黨的辯證治國思想中增加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新内容，并不斷具體豐富：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經濟犯罪；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以及統籌改革發展穩定、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和安全等。這種認識的發展體現了黨自我反思和自我調整能力。而要真正做到這些，并不容易，因為内外部環境都在發生劇烈變化，更加需要執政黨發揮主體能動性，利用國家權力和國家制度建設，加強與社會、市場這些新興領域的制度性互動，并将互動延展到國際層面，以構建出新條件下主體多樣、層次豐富、相互增強的互動關系。
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對國際形勢做出了不會發生大的戰争，和平和發展将是“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的判斷。基于此，黨積極改善與兄弟黨以及其他國家政黨的關系，确立了“決不能對人家發号施令”的重要原則。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政治報告中正式提出了處理黨際關系的“四項原則”。1987年10月，十三大報告不再将“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作為發展政黨關系的前提，同時擴充了“四項原則”的适用範圍，表述為：“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幹涉内部事務的原則，發展同外國共産黨和其他政黨的關系。”1992年10月，十四大政治報告提出：“我們将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幹涉内部事務的原則，同各國政黨建立和發展友好關系，本着求同存異的精神，增進相互了解與合作。”至此，黨在黨際交往中，不再區分“外國共産黨和其他政黨”，而平等地表述為“各國政黨”。中國主動擴大開放的範圍，“對世界所有國家開放，對各種類型的國家開放”。由此，在國際交往中，國家間關系超越政黨間關系占據了首位，為國際關系的理性化提供了前提。
為了讓國際社會更信任和支持中國的對外開放，1979年全國人大高效率地制訂并頒布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初步滿足了外國投資者對于法律支持的要求。1980年，中國恢複了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合法席位，并開始利用世界銀行貸款。1982年對外開放政策寫入新制訂的憲法中。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把實行對外開放定為基本國策。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今後，我們必須以更加勇敢的姿态進入世界經濟舞台。”
針對改革開放戰略引發的各種質疑和猜想，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就提出要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從而确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性質、目标、領導方式，并為日益活躍的社會經濟主體劃出了行為的邊界和底線，也表明了黨作為執政黨的革命底色。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規定：四項基本原則，是全黨團結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共同的政治基礎，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發展的根本保證。1982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寫入憲法，1987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形成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表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此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被寫入黨章，稱為“立國之本”。
每當遭遇内外部重大頓挫，黨都會宣誓堅定地執行1978年以來确立的改革開放戰略。鄧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的一次談話中指出，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幾十年不變，一直要講到底。要繼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1992年，鄧小平在南行講話時，明确提出，“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胡錦濤在2008年慶祝改革開放30周年的講話中，将改革開放界定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由之路。習近平在2018年慶祝改革開放40年的講話中，對改革開放做了更全面的定位：“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關鍵一招。”
随着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日益緊密，中國在國際社會中“革命國家”的身份逐步淡化，主動參與和遵循規則的意識更為清晰。研究發現，從1982年下半年起，中國在對外方針方面不再公開提及三個世界的戰略，政府文件中也對該詞的使用頻率大大減少。“第三世界國家”這個政治性更強的身份認知開始淡化，中國開始突出“發展中國家”這個經濟性更強的身份。1992年十四大報告首次将中國定位為“發展中國家”。
随着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姿态進一步明确，即“永遠不稱霸、永遠不當頭”，但要有所作為，推動國際秩序的變革。2002年黨的十六大将中國的外交宗旨确定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提出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維護世界多樣性。2007年十七大明确中國要“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開放戰略”。中國還提出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參與多邊事務，承擔相應國際義務。由此，中國更加深入全面地參與到國際事務之中。
2011年，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0周年的講話中提出：“中國将堅定不移做和平發展的實踐者、共同發展的推動者、多邊貿易體制的維護者、全球經濟治理的參與者。”這是中國官方第一次系統表述中國在國際事務扮演的不同角色、承擔的主要責任。2012年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共同應對風險，實現共同發展。中國會更加關注全球性問題，“以更加積極的姿态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堅持“權利和義務相平衡”的原則，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支持聯合國體系下的主要國際組織的運行。2017年，十九大報告将十八大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從觀念層面提升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層面，強調中國“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和以“亞投行”為代表的國際機制創新。在随後的黨章修訂和憲法修正中，将“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寫入黨章和憲法，以表明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承擔國際責任的決心。
在國内，随着經濟社會發展中産生的不穩定因素增多，穩定逐漸進入決策者的考慮議程上，并賦予與改革、發展同等重要的位置。20世紀80年代末蘇東國家出現巨大變化後，鄧小平在多種場合都強調，最關鍵的問題是穩定。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問題，還是整個世界的問題。實現中國的穩定，不僅是對中國自己負責，也是對全世界全人類負責。随着國内外各種不确定性的出現，各類風險的複雜化，安全也被提了出來，并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後成為與穩定、改革并列的國家發展目标。
實現穩定要依靠制度建設，因為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等特點，“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同時，能否實現社會穩定也是衡量制度建設水平的标準。1987年，鄧小平在會見喀麥隆總統比亞時提出了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确的三條标準：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産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
由此，制度化、法治化成為國家建設的目标。1997年中國共産黨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方略，并于1999年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2004年《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綱要》提出“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經過十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标”。2008年頒布的“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十九大提出，到21世紀中葉，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作出了明确規劃。
随着經濟的快速增長，收入差距開始拉大，社會内部出現明顯分化，與公平正義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凸顯出來。在社會政治發展議程上社會建設的優先地位逐步明确。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做出了《黨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首次明确提出要“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提高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2006年，十六屆六中全會做出《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将公平正義列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追求的目标和基本特征，提出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2007年，十七大首次把社會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位一體”建設格局中。“和諧”成為國家發展的目标，并寫入憲法。
針對經濟發展帶來的政治參與訴求的增長，從新世紀開始，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作為政治發展的重要目标得以強調并有了更豐富的制度支持。黨的十六大報告強調，“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十七大報告明确指出，“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有效途徑，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2011年，作為公民政治參與的主要制度形式的基層群衆自治制度被确立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在民主政治發展路徑的選擇上，十八大後黨賦予協商民主優先發展的位次，從制度上凝聚社會共識，畫好“同心圓”。在習近平看來，一方面“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另一方面，協商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有事好商量，衆人的事情由衆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015年，黨中央印發《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将協商民主确立為中國民主政治特有形式。提出在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作用的同時，逐步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
改革開放的四十餘年波瀾壯闊，内外互動更為豐富複雜，但總體上為中國的發展争取到了長期穩定的内外部環境，有效整合了國内外積極因素，支撐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迹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迹”。這個發展過程既超出了許多國人對于生活的期盼，也使國際社會上關于中國的“崩潰論”“轉型論”預測不斷延遲、破産。中國在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時，也按照自己的節奏推進着國内制度建設，并且不斷通過令人震撼的物質成就證明着這條制度道路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強化着對自我選擇的信心。
五、總結和讨論
内外關系是中國進入近代以來面臨的基本關系，也是黨實現生存和發展必須把握好處理好的基本條件，既是結構性約束條件，也是實現突破和變革的前提。在百年曆程中，内外關系雖然經曆過斷裂、頓挫和扭曲，但是始終能連續起來，回歸常态，形成互動，從而使中國與世界沒有相互封閉、相互排斥，反而不斷對接、共生、交融、互構，從結構性約束轉變為發展的支撐。因此，中國在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後，又迎來了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
在内外互動中，中國共産黨已經從一個成立之初黨員不過半百的小黨發展為一個今日黨員過9000萬的大黨，從一個割據執政探索治國理政經驗的革命黨發展為一個掌舵中國70餘年順利通過多次“趕考”的執政黨，從一個以外國為師求索中國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追随者發展成一個具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現代化引領者，整個中國的面貌随之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整個世界的格局也随之發生着深刻變化。
在内外互動中，雖然參與主體的類型、數量、相互間的關系以及互動發生的層次、場景都在發生着變化，但是中國共産黨一直是其中最有能動性的主體，不僅在革命時期，利用内外互動提供的資源和機會發展壯大了自己，而且在取得政權後，利用内外互動提供的條件，實現了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并通過國家權力，規範、塑造着多元社會主體的行為和選擇，從而确保了在與外部世界全面接觸過程中，保持了内部的一緻性和整體性。在這個意義上，從物質和精神層面全面逆轉了近代以來外強内弱的内外關系，使當下的内外關系更趨均衡。
之所以能保持主體性，根本原因在于黨能夠始終保持主體的獨立性。這是經過喪失獨立性遭受慘重代價獲得的，并且與近代以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記憶緊緊聯系在一起。由此，外部壓力越大，内部追求獨立自主的沖動越強烈。鄧小平1990年會見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等，在談到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封鎖時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曆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
之所以能發揮能動性，則由于黨在革命和戰争中形成的自我革命的組織品格。在外部環境惡劣、發展資源短缺、敵我差距巨大的情況下，黨必須審時度勢，通過自我調整、自我變革，集中力量，才能把握内外互動中出現的轉瞬即逝的機會，突破薄弱環節，求得生存和發展。由此也形成了深刻的危機意識和把握時機的意識。利用國外勢力間的矛盾、國内軍閥間的對抗，尋找生存和壯大的空間；利用冷戰兩極對抗留出的中間地帶，集中力量發展自己；抓住西方經濟滞脹帶來的全球勞動分工轉移加速對外開放進程；以及利用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國際力量格局調整争奪制度性話語權，都體現了黨把握時勢的能力。然而，這種組織品格的革命性發揮，是有限度的。如果不顧客觀條件和發展階段放大革命的範圍，強化革命的手段，則會帶來巨大的動蕩和災難。
在内外互動中，能動性的發揮體現為黨對内對外的雙重自主性。就對外而言，就是在獲得必要的外部支持的同時，能夠保持與外部脫鈎的勇氣、能力和智慧，不使自己成為外部力量的附庸。黨在處理與共産國際、蘇聯、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關系的過程中，展現了這種保持獨立自主的努力；就對内而言，就是能夠盡可能多地團結國内力量，整合不同利益，形成更大的共識和更有效的行動，不使自己被某種力量俘獲。黨對先鋒隊性質的堅持，對政黨代表性的拓展、對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主導，以及對統一戰線、基層民主、協商民主等制度的建構、持續深入的反腐敗鬥争，都顯示出其面對日益多元社會所做的自身調整和國家制度建設的努力。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變局，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确定性明顯增加，内外部的變化交織疊加，正處于現代化後半程的中國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和稍縱即逝的機遇。黨自我革命的組織品格在内外部挑戰中已經被激發出來，提出要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開展偉大鬥争，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這種自我革命的組織品格、“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的能動性，将在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在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同步推進中得到新的驗證。（為編輯便利，參考文獻未能呈現）
來源：《東北亞論壇》，2021年第4期
楊雪冬：beat365政治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