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與數字時代的來臨高度重合。數字時代的信息通信技術革命性地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相互連接與互動交流的方式，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産與生活，帶來了根本性的社會變遷。數字社會研究需要新的範式、方法與思路。當前的中國數字社會研究有着天然的優勢，包括巨大的人口規模、各個領域對數字技術的廣泛使用以及豐富的社會生活數據。面對曆史機遇，社會學界應積極投入數字社會研究，并基于經驗研究的積累，提煉新概念、促生新思想、建構新理論，貢獻關于數字社會研究的知識。

關鍵詞：數字社會 社會變遷 數字社會研究 社會思想與理論

作者：王天夫，beat365社會學系教授（北京100084）

在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現代化涉及人口最多、規模最大。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與數字時代的來臨高度重合。也正是因為敏銳抓住了數字時代的發展脈搏，中國現代化正在成為改變世界發展趨勢與格局的力量。如果說中國的發展在工業化與信息化時代更多是借鑒、學習與追趕，那麼，在數字時代，中國發展已然走在了世界前列。無論是數字技術的研究，還是數字技術的經濟社會應用，都顯示出中國取得了重要進展與非凡成就。

深刻的社會變遷往往伴随着社會科學知識的創新。正如19世紀中葉社會學在工業革命的快速發展中産生與發展一樣，數字革命也必然昭示着社會學的另一次跳躍式發展。細緻觀察與深入研究數字社會，不僅能帶來對數字社會新的認識與理解，産生新的研究方法與理論概念；也可以評估與反思數字技術正反面的經濟社會影響，推動其正面積極發展；同時還可以總結中國現代化的獨特發展道路，探索支撐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理論基礎。伴随數字時代的來臨，社會研究應當敏銳捕捉這一深刻而全面的社會變遷與曆史機遇，記錄與描述數字革命時期的社會變遷過程，總結與歸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數字時代的發展軌迹，進而推動社會學學科的發展。可以看到，關于數字社會的研究，當前已積累了一些實證經驗研究的案例，也有研究方法上的拓展。但面對根本性的社會變遷，數字社會研究仍明顯滞後，亟待學科研究的重要轉向。

一、數字時代的根本性社會變遷

獨立的個體不能構成社會，隻有在人與人之間相互連接與交流互動的基礎上才能形成社會。在數字社會裡，數字化信息通信技術開啟了人與人之間信息傳遞的新紀元，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與外界相互連接的方式，并由此給社會帶來了革命性變化。如今，人們使用手機讀取新聞消息、乘坐公共交通、支付超市賬單、開啟門禁、追蹤自己的健康數據、使用健康碼顯示疫情期間的行動軌迹，以及更不可或缺的，通過社交應用程序與親朋好友時刻聯系。毫無疑問，數字技術已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我們早已進入互聯網數字時代。

（一）數字社會中的社會連接

數字社會中的信息呈現與溝通，顯示了一系列基本特征。首先，信息的數字化。模拟信息的呈現與傳遞是通過物質實體承載的，如印刷在紙張上或是轉錄在磁帶上。數字技術将信息編碼成比特（二進制數字）的電子信号，讓信息能夠徹底擺脫物質實體的“束縛”，能夠幾乎無成本自由地以光速傳送。其次，數字信息的計算。信息的數字化意味着信息能夠被用作數據，進入計算過程。例如，我們可以将空間信息數字化，通過數據的收集、計算、優化，輸出成交通出行中的導航信息。再次，數字網絡化。數字化信息的傳遞通過作為節點的相互連接的計算機終端網絡完成。随着基礎設施的擴張，無線通信技術幾乎可以将數字網絡拓展到任何地方，如今已出現包羅一切的物聯網。最後，數字智能化。在數字時代，人們的活動信息作為數據被收集起來，經過整合、計算、優化，重新反饋到現實世界，為未來更為有效的決策提供信息基礎。

由數字技術支撐的數字社會連接也顯示出根本性變革。第一，數字技術拓展了社會連接的邊界。理論上，每一個人可以與任何一個人或所有人輕易相連。第二，數字網絡促進了社會連接的信息共享。因為數字信息複制與傳遞的便捷，人與人之間可以進行幾乎零成本的海量信息交流。第三，數字信息傳遞提升了社會連接的時效。數字網絡中的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流能夠即時完成。第四，數字連接的便利帶來了社會連接對于數字技術的依賴。人們在工作與生活中原有的連接方式轉換成了數字網絡的數字連接。

（二）生産組織方式的重組

在2021年《财富》世界500強利潤率榜單上，排在前四位的軟銀集團、台積公司、臉書公司和騰訊公司與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有密切關聯。從一個角度可以說明，與數字技術相關的優秀公司走在世界經濟發展最前列，引領着數字時代的經營理念與經營模式，其企業運營過程重組了生産組織方式。

首先，數據本身作為一種新的生産要素，直接參與到生産過程中，改變了以往價值的産生過程。信息的數字化使得幾乎所有人類的活動及與其相關的場景都可以轉化成數據，其體量幾乎趨于無限。給定足夠的計算能力，所有收集整理的信息數據都可以經過計算分析，提取出關于商品生産與消費習慣的數據，成為生産過程中的重要資源，反饋到生産過程，實施定制化服務型的生産。在更為複雜的市場交易中，随着數據收集的拓展與計算能力的提升，可以獲得更準确匹配商品與消費偏好的能力；更進一步，大數據驅動的數據收集與分析的自動化、機器學習、人工智能必将進一步拓展協調市場的能力、提升市場匹配的效率。在這樣的遠景中，數據資本将作為一種全新的價值源泉，可以與其他商品和服務一樣在市場上交易，并将成為最具價值的資源。

其次，數字化信息的網絡化傳遞改變了市場運行的方式。在商品交易過程中，信息的缺損與不足往往導緻市場失靈，出現價格與生産安排的大幅波動，并最終導緻資源浪費和生産效率下降，整體社會的經濟收益降低。随着海量數據的即時性傳遞，市場交易雙方的信息溝通與協調更為便捷，極大地降低市場失靈的可能。一個廣被引用的例子是漁民使用現代通信技術提升市場交易效率。在印度西南海岸的喀拉拉邦的漁業交易中，因為魚容易變質，一旦漁民不能及時找到買家就隻能扔掉。因此，捕魚量與價格經常發生大幅波動。随着移動電話的普及，漁民能夠直接與潛在的買主讨論魚的價格與數量，使得交易更為有效，也降低了浪費（根據需求來捕魚，幾乎沒有賣不掉的魚），最終消費者也得到了更低的價格。

再次，數字時代生産組織的結構也相應發生了巨大變化。數字技術使得信息收集、記錄與傳遞變成一個自動、即時的，并可以在内容上無限拓展、空間上無限延伸的過程，從而極大地消除了信息傳遞與溝通的壁壘，使得以往促進信息有效傳遞的等級結構朝着扁平化趨勢發展。這一趨勢帶來了深刻後果，全球化的生産組織結構從交易成本高昂的“集中生産、全球分銷”轉向“分散生産、就地銷售”。與此同時，平台經濟應運而生，成為一種新的經濟組織方式。從根本上講，平台是一種生成、提取、記錄與分析無限增長的數據的基礎設施，能夠連接參與市場的多個群體的運營機制，利用網絡結構協調數字信息在特定群體間的流動，從而提升效率并帶來效益。

最後，勞動者的工作角色、内容與方式也發生了深刻變化。第一，數字時代以數字技術為支撐，形成了新的産業生态與運營方式，造就了新的職業類别與工作崗位。例如，網店與網絡直播隻有在數字經濟的大潮中才能應運而生。第二，新的生産組織方式與市場交易方式也淘汰了一些職業與崗位。未來，勞動者也許需要與智能機器合作才能夠完成工作。第三，産生了靈活用工的零工經濟工作崗位。這種工作類别由來已久，但隻有在數字時代，特定的工作技能與工作需求信息才能夠如此高效地數字化匹配，零散的個人工作才能夠如此契合地嵌入生産活動中。第四，勞動者的時間與空間得到了空前拓展。不在場的遠程勞動者可以即時接收工作信息，完成工作後通過網絡迅速反饋工作結果。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流行起來的在家辦公與網上會議就是這樣的例子。相應地，勞動者也有了同時兼職多項工作的可能。第五，勞動過程在空間與時間上的拓展模糊了工作與工作之外的界限。這産生了一個有趣的反諷，數字技術提升了人們的工作效率與自由，但也讓人們失去了工作之外悠閑自在的生活。第六，從批判的角度看，數字經濟帶來了大的數據公司的壟斷地位。普通用戶的消費、評論以及其他行為的留痕數據免費為這些數據公司獲取，并成為他們謀取增值利潤的原始數據基礎。同時，這一數據生産的過程也是進行适時數字監控的過程。

（三）生活方式的重塑

如前所述，智能手機通過無線網絡成為人們與世界相連的端口，而其間的數字化信息傳遞幾乎可以涵蓋人們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從細微處徹底改變人們的生活。數字時代日常生活的狀态跟工業化時代有了根本變化。

第一，數字時代的個人跟世界便捷相連，可以接觸各種信息，更多地了解自身之外的世界。互聯網技術支持的數字媒介成為人們提升自己的學習方式，也是人們日常娛樂創造數字文化的重要場所。在維基百科的初期，幾乎所有人都嘲笑過其謬誤連篇。如今，任意一個時刻，全球的某一個角落都有人在修訂維基百科的内容。通過這種“群體智能”（wisdom of the crowds）的共同努力，維基百科成為衆多網民獲取知識的來源，也成為互聯網分享知識、賦權個人的範例。如今的日常娛樂也日益轉向互聯網。短視頻的制作與浏覽也越來越成為互聯網文化娛樂的重要方式，也由此形成了新興的數字網絡文化與網絡價值觀念。

第二，數字網絡給個人帶來了嶄新的自我認知與自我表達。生物傳感器以佩戴的方式收集個人的血壓、血氧含量、脂肪含量、骨密度甚至睡眠狀況等數據，主要用于個人健康監測及大數據分析。除此之外，還有微型設備通過面部掃描、記錄個人空間移動等數據，收集更多個人生物與社會行動的數據。從某種意義上講，數字技術将個人與設備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數字社會裡特有的“數字化存在”。數字網絡提供了另一個展示自我的空間，許多人在網絡上發布文字、照片、視頻來記錄自己的行為、經曆、感想、情緒，有的還發布時事評論與學術觀點。通過這樣的自我表達不僅能展示自我，更是強化自我認知的一種方式，也成為衆多年輕人的一種生活方式。當然，個人數據的網絡發布也帶來了個人隐私數據保護的難題，同時模糊了私人信息與公共領域信息之間的界限。

第三，數字技術改變了人們相互連接的方式，重塑了人際關系。事實上，數字通信技術提升了人們相互連接的能力與多樣性，極大地壓縮了空間對于人際互動交流的限制。智能手機為基礎的數字化通信強化了親密關系諸如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交流。社交媒體也成為人們與他人交流溝通的媒介，擴大了與陌生人拓展社會關系的可能，也使得線上線下社會關系互為鏡像同步推進。另一方面，這也可能帶來線上線下關系之間的界限模糊，導緻親密關系的幻象，而實際上則是相對疏遠的狀态。一個常見的擔憂是，通過數字設備連接到豐富多彩的互聯網的人們，将大大減少與周遭他人的交往互動。

第四，數字時代形成群體構成的新模式。數字網絡技術帶來了兩種看似矛盾的群體構成方式。一方面，在現代社會可以觀察到人們越來越脫離關系緊密的“共同體”性的群體，走向個人主義，而這一趨勢在數字時代變得更為顯著。另一方面，數字網絡帶來了更多的遠程合作，特定成員群體（例如卡車司機）也組成了線上群體并開展線下互動，呈現出的是數字網絡帶來更多的合作。現代社會多元關系共存，使得個人發展出應對“場景碎片化”的多重群體身份，群體關系不再緊密。數字時代的碎片化個人網絡顯示出“網絡化的個人主義”的群體特征——人們相互連接，但相互了解并不深入和全面；數字網絡規模巨大且成員多元化；在數字意義上，群體成員構成鄰裡關系，相互支持。

第五，數字時代的社會參與顯示了巨大變化。數字化信息與數字化網絡使得個人關于公共社會事務的觀點能夠便利地展示，引發大範圍的社會影響。社會關系網絡在互聯網上可以延伸到無限，網絡上的社會動員往往規模大、範圍廣。通過社交媒體的網絡動員成本低廉、成效較高，成為動員社會參與的重要方式。數字時代的社會參與在不同群體間也顯示了差異。不同的群體接觸數字技術的程度與使用能力有差異，甚至形成“數字鴻溝”。這就導緻，沒有連接到數字網絡的群體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也無法參與公共事務的讨論。另一個擔憂是，處于策略性位置并擁有壟斷性資源的公司與特定組織，可以操控社交媒體，有目标地投放選擇性信息或誤導性信息，影響社會公共事務的解決。

二、解構與重構社會的新機制

數字通信技術進步深刻改變了人們的社會生活，形成了一系列解構與重構社會結構的新機制，産生了仍在變化與還未定型的社會運行原則。

審視不同社會類型裡的社會連接與紐帶，可以發現，農業社會是以初級社會群體為基礎，工業社會是以企業組織與社會團體為基礎，數字社會則是以直接連接到數字網絡的個人為基本單位。數字社會中，網絡相連的個人成為生産數據的基本單位，同時也是傳送數字信息和參與社會互動的基本單位。在一定程度上，數字網絡穿透了原有工業社會的一切組織結構形式，直接将個人納入并使之成為數字網絡的基本節點。這無疑将帶來原有社會組織結構的調整甚至瓦解。

在展望數字社會的前景時，卡斯特爾提及“烏托邦”與“反烏托邦”兩種趨勢。前一種趨勢中，個人借助數字網絡，可以不受限制地在任何時間與任何地點與他人便捷地交流互動并參與各種社會活動，數字技術提升人們的生活。而在後一種趨勢中，人們的所有活動都形成了數字留痕數據，可以被壟斷，成為數據資本主義獲取高額利潤的重要資源，也可以被用作監控個人的偏好、觀念、行為甚至是未來計劃的數據基礎。這些觀點與想法顯示，數字技術對社會的影響既有積極正面效果，也有消極負面後果；人們對于新生的數字社會的觀察與思考，既有樂觀接受的一面，也有悲觀排斥的一面。同時也提醒我們，在理解數字社會的過程中，既需要描述闡釋，也需要批判反思。在數字社會的短暫曆史中，解構與重構社會的機制顯示出類似的矛盾對立的特征，并表現為一系列辯證性的悖論，昭示着未來社會變遷的可能方向，也為人們深刻理解社會提供啟發性思路。

第一，數字網絡為人們提供了開放自由的信息交流機會，也帶來了侵犯個人隐私的可能。人們幾乎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觸數字網絡中的所有人與所有信息，同時也幾乎可以在線上完成生活與工作的所有任務。人們的活動在網絡上産生了留痕數據，有的是涉及個人隐私的敏感數據。數據的濫用會帶來對于個人隐私的粗暴侵犯。網絡“人肉搜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通過網絡空間的數據挖掘，将個人的身份信息曝光，導緻個人在社交媒體與線下實際工作生活中遭受輿論暴力。事實上，網絡欺詐與電信欺詐都是從濫用個人信息數據與侵犯個人隐私開始。

第二，作為數據生産者的個人并不擁有數據，也無從獲利，卻有可能反受其害。數字技術讓人們享受了更多便利，同時人們在數據網絡空間行動的曆史記錄也産生了大量數據。但生産數據的個人并不擁有也無力收集這些數據，收集與儲存數據的是網絡平台與數據公司。這些數據經過重新整理計算再利用，可以得到一系列分析結果，為網絡平台和數據公司帶來幾乎取之不竭的收益。作為數據生産者的個人不僅無法分享收益，還不得不承擔個人隐私遭受侵害的風險。

第三，數字信息的海量供給與偏狹的信息攝取共存。在數字網絡空間中，幾乎無限的數字信息對應着人們有限的注意力，人們在信息攝取過程中不得不做出選擇。這一選擇過程的某些特有屬性，導緻人們信息獲得的偏狹。面對海量數字網絡信息時，人們往往借助原有知識體系與習慣，選擇自己能夠理解并能帶來愉悅的信息。這樣就形成“信息繭房”，個人無從學習提升、甚至更加固化原有的觀念體系。“回音壁”機制認為，社交媒體往往連接同類群體成員，群體内的網絡數字信息傳遞與循環，隻能強化該群體已有的價值觀念。平台算法根據用戶以往搜索記錄提供搜索結果，這能夠讓用戶更有效地獲得所期望的搜索信息。但這種個人化的搜索算法會導緻一種“過濾氣泡”的機制，讓用戶的搜索結果局限于他所熟悉的信息之中，而無緣于他所不熟悉的信息。

第四，數字網絡的多元包容與話語極化、網絡沖突共存。數字網絡的開放并不僅僅針對數字信息而言，它也針對連接到數字網絡的個人。理論上講，數字網絡涵蓋了所有能夠接入網絡的個人。如果沒有人為設限，任何手持數字設備終端的個人，既可以與接入網絡的所有人相連，也可以參加任何網上活動。所以，數字網絡是無限包容的。但也正因為這種包容性，立場相異的參與者帶來了網絡空間的沖突。在網絡空間的表達中，大多數立場溫和的個人願意保持沉默，而觀點極端的個人則更願意表明立場，容易引發網絡沖突。

第五，數字連接的便捷并沒有帶來全面深入的嵌入性個人連接。連接到數字網絡的個人能傳送與接收即時信息，這似乎預示着人們可以更緊密、更深入地在數字網絡空間相互連接，也能夠獲得更多更全面的社會支持。但是，人們線上與線下生活場景被過于豐富的連接切割成碎片化的狀态。一方面，個人能夠參與更多的群體，通過數字網絡交流互動也許更為頻繁。另一方面，個人的時間與精力被即時到達的信息随時切割，艱難地應付多重成員身份；成員之間的互動更多地局限于單項維度的特定事項。在數字網絡中，更多的是連接在一起的個人，而非全面嵌入的“共同體”似的網絡結構。

第六，數字信息的分享屬性與數據壟斷共存。數據在收集時的直接功用僅僅是其價值體現的一部分。數據的價值還可以體現在重複使用、與其他數據整合使用以及擴展使用過程中，其價值并不随着數據的使用減小或是消失。數據的這種“非競争性”屬性可以讓多人同時使用而無損其本身價值。因此，數據天生有着分享屬性。但是，當數據成為生産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時，獨占數據就可以帶來超額經濟利潤。在一定程度上，對利益的追逐扭曲了數據的基本特性。

第七，數據社會裡去中心化與集中化趨勢共存。當個人接入數字網絡之後，其數字網絡可以擴展觸及幾乎所有人，數字信息的傳遞能夠在網絡中以點對點、一對多、多對一等任意方式進行，從而瓦解原有的層級結構，形成去中心化的趨勢。與此同時，數字社會中産生了海量數據，其收集整理與計算分析的過程必然需要從分散到集中的過程。由于數據成為數字社會中最重要的資源，網絡平台與數據公司收集到越多的數據，越有可能成為控制數據的中心。

第八，數據社會中平等扁平化與差距擴大化趨勢共存。數字社會的結構更為扁平，人與人之間也更為開放平等。但是，線下世界裡的差異帶來數字網絡中的差異。首先，可觸及的基礎設施上的差異帶來數字網絡連接便利性上的差異。其次，教育與技術上的差異帶來數字技術使用熟練程度的差異。最後，數字社會中的位置不同帶來擁有、使用或者控制數據能力的差異。在數字社會裡，數據已經是最重要的生産與生活資源；接觸數據、擁有數據以及使用數據能力的差異，必然将放大現實社會中的物質與機會的不平等。

第九，數字智能計算與算法黑箱共存。數字計算朝着自動化智能化方向推進，能夠更為高效地幫助使用者選擇數字信息。因此，一種旨在評估使用者需求，并經過數據計算提供個人化數據服務的社會算法應運而生。前面提及的“過濾氣泡”就是這樣的社會算法。社會算法在數字社會有着巨大的影響，有學者甚至斷言算法社會的來臨。算法可以直接控制數字信息的傳送過程，誰得到什麼樣的數字信息由自動化的算法來決定。在控制數據與信息傳遞基礎上，算法參與分配真實社會中的機會與權利。雖然，社會算法具有如此嚴肅的社會後果，但是很少有數字信息用戶了解其深層法則與機制。當算法成為脫離用戶與社會的“怪物”時，就形成了有着秘密法則的“黑箱社會”。

第十，數字時代中對理性的追逐與自由意志面臨潛在危險。數字智能化的目标是提升數據使用的效率。就此而言，數據時代的算法演進符合韋伯所講的對于理性的追逐，其最終也必然讓人們陷于“理性的牢籠”。例如，如果通過大數據與算法來預測犯罪并标記潛在的罪犯，不論這種預測模型多麼完美，其結果必然讓沒有做出實質犯罪行為的人受到指責并承擔懲罰。社會算法或許的确可以打造更為高效更為便利的社會，但它往往忽略了社會的建構性，否定了人們自由選擇的權利與能力，也否定了人們行為與責任的對應關系，最終也就否定了人之所以作為人類的自由意志。

數字技術本身并無好壞之分，也并不是完全中立。但是，數字技術帶來的社會後果以及數字技術與社會力量的互動影響産生了辯證的對立機制，從正反兩個方面昭示着數字社會的演進趨勢，也提醒人們注意未來發展的潛在可能。數字社會快速變遷的局面既可讓人欣喜，也可引人擔憂。重要的是，社會研究應該深入挖掘理解這些辯證機制，在社會演進變遷過程中因勢利導，讓更能推動社會進步、促成人的發展的機制發揮更大作用，約束其他消極機制發揮作用的可能。

三、數字社會的社會研究

數字社會根本性的社會變遷，對整個認識與理解社會的知識體系提出了挑戰，也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正如經典社會學家面對工業化社會的來臨，展開了深入的診斷、解釋、改良以及批判性研究，産生了衆多輝煌而又深刻的社會思想與社會理論，豐富了對社會的理解，甚至改變了社會的進程。當初吸引他們投入社會研究的根本性問題，随着數字社會的來臨，也需要重新回答。

（一）開展數字社會研究的意義

在數字社會研究與實踐中，有一個利用社交媒體數據分析進行抑郁症自殺傾向幹預的案例。撒瑪利亞會（The Samaritans）是英國一家為嚴重抑郁和可能自殺的患者提供幫助服務的公益慈善組織。它在2014年8月上線了一款應用軟件“撒瑪利亞雷達”（Samaritan Radar），旨在通過實時收集推特網（Twitter）的文本數據，運用文本分析算法快速計算自殺風險，标記潛在風險對象，并據此結果向風險對象社交媒體中的朋友群發送警示提醒，以期這些朋友提供必要的社會幫助，防範自殺行為的發生，拯救生命。這是一項大膽創新的使用數字技術來幹預社會行為的社會試驗，有着善意的動機與美好的願望。

但在實際過程中，“撒瑪利亞雷達”很快受到來自社會輿論與學術界的強烈質疑與批評，很快就被迫下架，并且再未重新上線。有人質疑其使用的數字算法是否能夠真正準确地辨别出具有強烈主觀情緒色彩的自殺傾向；有人指出其收集并分析社交媒體文本、作出标記并通知他人負面分析結果，直接侵犯了當事人的隐私；另一些人指責其對特定個人歧視性貼上“有自殺傾向”的恥辱标簽，嚴重影響其公共形象以及相應的情緒、行為；還有人進一步批判其整個應用軟件的設計思想有着根本缺陷，當人們意識到實時監測進程時，往往會改變社交媒體的使用方式或是隐藏自己的情緒，這将動搖整個應用軟件的算法設計基礎。

該案例充分說明，深入社會生活的數字技術應用，需要深入的社會研究作為社會試驗的前提與基礎。因此，開展數字社會研究至少有以下三重意義。首先，撒瑪利亞會嘗試了使用嶄新的研究數據與方法，幫助提升認識和理解自殺研究這一經典社會學議題。深入研究這些數字社會中嶄新的社會事實，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人們的數字生活現狀、數字技術與社會生活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而幫助我們進一步思考數字社會的變遷過程及其動力機制。其次，撒瑪利亞會旨在進行社會幹預的社會試驗則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社會創新。數字技術提供了便捷條件，社會算法可以瞬間自動完成數據的實時收集、計算與分析，并即時反饋幹預措施。開展數字社會研究，能夠将社會研究成果與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幹預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最後，也是鮮被提及的，撒瑪利亞會不成功的社會試驗，提供了經驗與教訓。違反了基本社會原理的社會試驗設計，必然帶來負面的社會後果，也注定失敗。在這個意義上，應當促使數字社會研究更積極參與到數字技術的發展中，建設更好的數字社會。

（二）數字社會研究的出發點

如何認知數字社會，決定了開展數字社會研究的出發點。如果我們僅認為數字社會是數字技術徹底改變的社會生活，就容易陷入技術決定論。數字技術固然帶來了根本性的社會變遷，但是數字技術本身産生于社會、應用于社會，也必然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數字技術影響社會生活的過程往往取決于其所處的社會情境。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背景，導緻數字技術的使用過程差異明顯。事實上，有研究表明，不同國家的網民對于網上媒體的信任程度、使用頻率、功能應用差異巨大。這顯示了不同的文化價值傳統與數字技術會産生不同的互動過程，形成不同的社會心理與社會行動，也必然生成不同的數字社會樣态。數字技術也因為社會生活而改變，社會算法受到人們選擇行為的影響。因此，數字技術與數據是社會文化的産物，在與人的互動中有着特有的社會生命與社會價值；數字社會是數字時代的社會樣态，展現了人、技術以及數據的相互作用；數字社會研究就是要揭示其中的基本機制，為數字社會的建設提供社會思想與社會理論。這是推動更新學科知識體系的根本動力，也正是數字社會研究的重要出發點。

（三）數字社會的研究方法與技術

數字時代為社會研究提供了新的機遇，也意味着需要運用新的研究範式與方法來研究數字社會。那麼，新的研究方法是直接在數字社會研究中生長出來，還是運用數字化技術改進原有的社會研究方法，使之能夠适應數字時代的社會研究任務。

數字技術提供了大數據，成為數字社會研究中最新穎的動力基礎。社會生活的大數據大緻可以分為以下幾類：數字生活數據，如使用社交媒體産生的數據與傳感器記錄的身體狀态數據；數字痕迹數據，如手機通信記錄下來的通信時長、接入基站空間位置等數據；數字化的生活數據，如個人發布的健身日志、網上視頻素材以及紙版圖書的數據化等；設備記錄的行為數據，如通過社會記錄儀收集的佩戴者之間每一分鐘的互動數據。與以往的數據相比，除體量巨大外，大數據另有鮮明特質。首先，這種大數據是一種實時的事後數據，由“沒有人為幹預”的數字網絡中人們的“自然”行為生産。其次，這些數據是全樣本數據，對大數據的分析可以跨越長久以來困擾社會研究的“整體—個人”“結構—行動”鴻溝。

因此，數據科學家以一種發現“寶藏”的熱情投入大數據分析，開辟了數字社會研究中成長最快的計算社會科學領域。參與其中的除社會科學學者外，還包括計算機學者、統計學者以及物理學者等。在他們看來，通過分析無所不包、涵蓋了人們生活方方面面的痕迹數據，可以展示人們相互之間通過數字網絡連接的複雜性，最終揭示人類個體與群體活動的規律。計算社會科學的起始假設是将數字社會當成一個物理實驗室，而人們的社會生活則是“真實的生活實驗”。這種跨學科的概念借用讓人不得不想起孔德使用的“社會物理學”的術語。如今，計算社會科學在社會研究中，深入衆多諸如社會網絡、集體行為、知識傳播、文化研究、社會心理與情感等分支研究領域，産生了富有成效的經驗實證研究，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同時也開始關注發展關于數字社會的理論。

計算社會科學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提升了對數字社會的理解。但是，數字社會的研究顯然不應局限于大數據的計算分析，而應當拓展到更為廣闊的領域。首先，數字社會研究的範圍更為廣泛，涵蓋了人、技術以及數據的互動關系與相互影響。其次，數字社會研究與數字社會生活本身有互動關系且相互影響。在前面所提及的“撒瑪利亞雷達”例子中，标識自殺傾向讓被标記者感到恥辱，并改變其社交媒體發言。這種社會測量中的“自反性”，揭示了受測對象知曉身處被觀測的處境後，可能改變行為模式。在另一些情形下，這也被稱為“轉換效應”，對于社會情境的描述能夠改變社會情境本身。第三，大數據分析更多是描述狀況、發現關聯關系，即使有研究産生了概念與理論，也是遵循從經驗出發的歸納研究路徑。事實上，數字社會的研究還包含了闡釋、思辨與批判研究等，遵循從概念與理論出發的演繹研究路徑。第四，痕迹數據由數字技術測量并呈現，包含人們在數字網絡的行為以及數字技術本身的雙重痕迹。進一步帶來的問題是，痕迹數據是真實地測量人們的行為？還是測量經過數字技術“過濾”之後的人們的行為？第五，收集痕迹數據涉及社會研究中的倫理問題。有的痕迹數據收集，個人是不知情或者并不情願的；即使個人在數據收集過程中知情，但是數據的使用與再使用過程也往往超出了最初收集數據所指明的用途。

數字化改造已有的社會研究方法是另一個發展方向。例如，民族志研究方法在社區的界定與選擇、訪談對象的獲取等方面有着特定的技術。在數字時代，這些技術往往顯得不合時宜。而網絡民族志（cyberethnography）則掙脫了傳統民族志在當地的地理範圍局限，将觀察對象拓展到線上社區，以應對個人關系網絡在數字社會的拓展，并相應地改進資料收集方法。線上調查（online survey）将傳統的統計調查搬到網絡上，通過網絡分發問卷得到數據。當然，在如何獲得概率樣本以及怎樣有效控制回答質量等難題上，線上調查至今仍在尋求有效的應對方法。

總結起來，數字社會的研究方法既有專門針對數字社會研究發展出來的全新技術，也有對原有社會研究方法的數字化改造與拓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數字社會研究中，數據收集整理與計算分析的技術成為實證研究中的重要技能。這些技術包括：高級統計分析方法、自動數據爬取技術、交互數據可視化技術、支撐算法與模拟的編程技術等。數字社會研究本身具有交叉學科性質，跨學科知識與其他學科的具體研究技術，成為數字社會研究中的基本要求與門檻。

（四）推進中國數字社會研究的曆史性機遇

數字革命帶來的根本性社會變遷，給社會學研究創造了跳躍式發展的曆史性機遇。最近十多年關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研究範式的激烈讨論與踴躍探索，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更為重要的，開展本土數字社會研究有着一系列優勢。首先，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與數字時代的來臨高度重合，形成數字時代根本性社會變革最為顯著的“社會實驗”範本，為數字社會研究提供了最為豐富的經驗基礎。其次，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在數字時代走在世界前列。中國在各個領域廣泛使用數字技術，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多的數字網絡用戶，他們在數據社會中的活動也最稠密。所有這些意味着，中國的經濟社會活動必然産生豐富的數據，成為數據社會研究最重要的基礎。

新興的數字社會研究的确給社會學者帶來巨大挑戰，有學者早就對此表示擔憂。究其原因，不僅是因為數字社會研究需要新的研究範式、研究方法與研究思路，更有可能是數字社會帶來的社會變革是全方面和根本性的，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與思考。當前的數字社會研究在諸多領域都有了一定累積，包括對數字社會生産過程與生活消費的描述、對數字技術與社會生活互動機制的整理、對社交媒體使用與社會心理變動的分析，也包括計算社會科學新方法的運用，以及在數字社會治理、鄉村振興數字化等領域的現實研究與政策探索。所有這些，都提升了我們對數字社會的認識與理解，也展現了應用數字技術推動社會建設的實踐過程，對拓展學科領域、推動學科知識積累有重要意義。

面對這樣的曆史發展機遇，我們應當從學科發展與知識體系更新的角度來推進數字社會研究。數字社會研究絕不僅僅是探索已有社會學命題在數字技術推動下的變化，更要認識到這是根本性社會變遷過程，新的社會機制也正在快速浮現。更為迫切的任務是，要在經驗觀察與實證研究中，提煉嶄新的概念，推動社會思想的産生與社會理論的建構。隻有這樣，社會學學科發展才能從根本上擺脫沿襲外來理論傳統與研究範式的狀況，建立真正的本土學科知識體系。

（五）數字社會研究的初步展望

當前，數字社會展現雛形，在進一步開展經驗研究的同時，數字社會研究至少有五個方面的探索工作值得聚焦與推進。一是，從數字社會的社會事實中提煉新的概念。例如，信息傳播的“信息繭房”、“回音壁”機制、“過濾氣泡”、“信息投喂”等，以及其他諸如“算法黑箱”“數字鴻溝”等，都是對于特定社會事實與社會過程的深刻描述與精當歸納，既能夠簡練概括又能夠有效傳遞觀念與思想。二是，嘗試給出整體性社會診斷。例如，“碎片化場景”“扁平社會”“加速社會”等都是對數字社會極富啟發性的理解與闡釋，既能深化對于數字社會的認識與理解，又能進一步推動數字社會的理論發展。三是，保持對數字技術發展的反思立場。數字技術提升了生産效率、改進了生活品質，但也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與後果。正如經典社會學家對于工業化的反思一樣，數字社會研究也應從一邊倒地肯定數字技術帶來的進步與發展中，辨識與提出根本性的社會變遷議題。四是，賦予大數據分析額外的社會學意義。數字社會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大數據分析，社會學學者作為參與者應當積極投身其中。對學科發展而言，更重要的是探索數據分析的社會涵義與社會啟示。五是，積極投身到數字社會的建設進程之中。數字技術給社會學家提供了影響社會大衆與決策者、參與社會進程的便利。數字社會研究的公共價值，不僅僅在于參與社會幹預和解決社會問題，也應當成為數字社會建設進程中的重要力量。

應當特别注意到，數字技術與數據是社會文化産物，構建新的社會樣态的過程，就是其與人們社會活動的互動過程。在整理與分析正在成形的數字社會的結構特征時，以下不同層面的思考，有助于分析上述互動過程并探索研究思路。首先，在個人層面，在場與不在場不再是個人能否參與社會活動的先決條件。通過數字網絡，人們可以遠程即時出席各種線上會議、發表報告講話、參與讨論決策。其次，在群體層面，數字網絡帶來了更便捷的連接。但數字技術一旦用來限制特定群體接觸數字網絡或者相關數字信息，則可能阻斷他們與世界的連接，帶來更嚴苛的排斥與隔離。再次，在聯結機制層面，數字網絡孕育了各種新興的社會群體，帶來更多的社會互動與社會身份認同。同時，它也分割了個人的注意力，導緻個人參與群體活動的碎片化以及社會互動的表層化。然後,在社會空間層面，數字網絡拓展了人們的相互交往，形成更廣闊的社會空間。與此同時，數字通信技術使得相隔萬裡的人們能夠即時進行交流，壓縮無限延展的時間與空間，形成更為宏大卻也更為緊湊的社會空間。最後，在整體社會層面，真實社會與虛拟社會相互交織、緊密互動，甚至互為因果。線下的社會活動往往在線上社會媒體中展示出來，而線上的社會輿論壓力也較容易轉化成線下的群體行動過程。

結論

在數字時代，數字技術革命性地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方式，搭建了幾乎可以無限拓展的數字網絡。數字時代的社會變遷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為數字技術改變人們的行為方式，進而重組了生産組織方式，重塑了生活方式，重建了社會結構，再造了社會運轉機制。與工業社會相比較，數字社會有完全不同的連接方式、行為模式、知識體系、價值體系以及社會結構。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最為明顯的是經濟的高速增長與社會的長期穩定。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與數字技術的發展同步。研究數字社會不僅僅能夠提升對于社會變遷過程與數字社會運行規律的理解，還可以幫助解釋中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為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提供重要參考，為支撐經濟繼續增長與社會保持穩定尋求思路與方案。數字時代的社會研究面對大數據的研究素材，需要創新研究思路、研究範式、研究方法與技術。當前開展數字社會研究，中國有多重優勢，不僅數字技術應用走在世界前列，還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有世界上最密集的人類活動，産生了世界上最大的數字活動數據。

偉大的社會變革時代召喚偉大的社會思想與社會理論。沒有思想與理論，就沒有清晰的學科發展前景和學科話語權；沒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思想與社會理論，就無法有效概括、闡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偉大曆程與成就。面對數字時代社會變遷的曆史機遇，社會學者應當積極投入數字社會研究，并基于經驗研究的積累，提煉新概念、促生新思想、建構新理論，貢獻關于數字社會研究的新知識。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12期

王天夫：beat365副院長、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