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當曆史的步伐已經邁進2022年，中美關系又将如何？這一年對于中美兩國各自來說都會有重要的政治議程，中國将召開黨的二十大，美國也将迎來又一次中期選舉。而對于中美關系來說，2022年是尼克松總統訪華50周年，也是中美首個聯合公報《上海公報》發表50周年，這些曆史節點都将給中美關系帶來新的思考。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去年12月20日在談及2022年中美關系時表示，中美雙方應當重拾融冰初心，落實兩國元首共識，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赢三原則，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精神，推動美國對華政策回歸理性，推動中美關系重回正軌，共同探尋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大國在這個星球上和平共處之道，造福兩國和世界人民。

就中美關系相關問題，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beat365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CISS）主任、國際關系學系教授達巍。

中國應如何抓住“戰略機遇期”？

澎湃新聞：從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已經影響全球兩年的時間，随着奧密克戎毒株的出現，新冠病毒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至少2022年還将繼續影響并改變着這個世界。在此背景下，您認為新冠疫情的延亘給全球格局帶來怎樣的影響和變化？

達巍：新冠疫情看來在2022年還會繼續延亘。各個國家也都努力在控制疫情與盡可能恢複經濟社會正常發展兩者之間保持平衡。随着新毒株奧密克戎的傳播，疫情帶來的未知數又增多了。就世界格局而言，新冠疫情暴發後，學術界曾形成一個比較主流的觀點，那就是新冠疫情并沒有改變世界格局，但疫情加速了原本就在發生的格局演變。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疫情加劇了國家間實力對比的變化或者說是國際權力的轉移，特别是中國能力的上升和一些傳統西方強國能力的下降，比如中美之間的差距越發縮小；二是疫情加劇了世界的分裂，比較有代表性的就體現在過去幾年中美關系的“對抗”。

但是現在随着疫情進入第三年，上述判斷是否要修正，我認為是值得思考的。比如，今年中美經濟規模的差距是否能繼續縮小還需要觀察。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如果疫情持續下去，會不會給人類帶來坐下來合作的契機呢？新冠疫情最初暴發之時，由于疫情被政治化以及美國特朗普政府的瘋狂行為，各國尤其中美之間沒能夠進行有效合作，但随着疫情延亘、變異毒株不斷出現，人們也越發意識到新冠疫情是全人類的挑戰，不再是指責某一個國家能夠解決的問題，也許更實質性的合作會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我對此還抱有期待。

澎湃新聞：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從對外關系的角度來說，您如何看待當前中國所處的“戰略機遇期”？機遇期還有多久？又該如何抓住？

達巍：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取決于我們怎麼認識“戰略機遇期”這一個概念。我們2001年以後經常提到我們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這個判斷是從何而來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當年之所以獲得“戰略機遇期”是因為美國在“9·11”事件之後忙于反恐，主要矛盾沒有聚焦在中國身上，但我認為，過去20年中國一直處于“戰略機遇期”，更深層的原因是當今國際體系的性質。過去20年，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國際體系是一個以國際法為基礎、全球化為背景的開放性國際體系，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國家的發展和崛起，這是我們“戰略機遇期”的根本。過去20年，我們通過自身的改革開放積極融入世界。特别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實現了長足發展，所以我認為我們的“戰略機遇期”來自于國際體系的穩定和開放。“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這是我們官方對于當前形勢的判斷，之所以說“發展變化”，我認為就是現有的國際體系或者說我們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快速改變，一是全球化遇到了挫折，二是美國對華戰略調整，使得今天國際體系的穩定性和開放性、包容性都比20年前有所下降。這就是“戰略機遇期”面臨的新挑戰。當然，我們抓住“戰略機遇期”也有新機遇，這就是中國自身的力量現在更加強大了，塑造外部環境的能力大大增強了。如果說我們要抓住“戰略機遇期”的話，我覺得答案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我們需要努力維持一個開放、包容、穩定的國際秩序。隻要我們能夠維持這樣的秩序不變，我們就會還處于“戰略機遇期”，中國就仍然可以實現和平的發展與崛起。為此我認為我們應該做到以下幾點：一是我們要争取避免中國和其他大國的關系變成高度對抗甚至是軍事沖突的關系；二是我們不能被排除到現有的國際分工與合作之外，我們必須積極融入甚至引領塑造國際秩序，引領全球化，繼續推動産業鍊、價值鍊、國際分工的穩定，維護各國之間高水平的開放與交往，這些都是現有國際秩序的核心。

把握中美關系時間窗口

澎湃新聞：中美關系毫無疑問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系。美方對于當前中美關系定義的核心詞語是競争。那麼您看來當前中美關系的關鍵詞是什麼？我們有沒有不變的原則來理解中美關系表象下的本質，并以此為基礎來進一步發展中美關系？

達巍：我們明确表态不同意美方用戰略競争一詞來定義中美關系，但學界也一直在争論中美關系的關鍵詞是什麼，到目前也沒有一個明确答案。我有時候會講中美處于一種“戰略博弈”的狀态當中，但我認為博弈這個詞仍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中美領導人會議時雙方也提到了“和平共處”，美方的說法是“和平共存”，當然這兩個詞語的英文翻譯大概都是“peaceful coexistence”。中國的對美戰略目标從來不是要超越美國、取代美國。中國關心的是發展自己；同時要通過與美國的博弈，讓美國至少不能阻礙中國的發展。如果中美關系還能總體有利于中國的發展，那當然更好。我想這才是我們要通過中美關系實現的目标。

澎湃新聞：2021年裡，中美兩國元首三次互動，兩國外交團隊也先後在阿拉斯加、天津、蘇黎世、羅馬四次交鋒。除此之外，圍繞一階段經貿協議的落實、抗擊新冠、孟晚舟事件的解決等也給中美關系帶來了許多挑戰與看點。您如何總結與和看待這一年以來中美之間的互動，拜登政府是否已經明确了對華關系的立場？特朗普政府留下的所謂“遺産”還有多少影響？

達巍：我認為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已經确定了，特朗普政府的主要“遺産”也被繼承了。特朗普政府在對華關系領域最大的“遺産”是把美國的對華戰略從“接觸”（engagement）扭轉到了戰略競争軌道，這一點已經被拜登完全繼承下來，而且我認為這一“遺産”會被繼續繼承下去，哪怕2024年有其他人來做美國總統，但不管是誰我想都會把其對話戰略延續在戰略競争的框架之内。但我也不同意有的人說拜登“比特朗普還特朗普”的說法，拜登的政策和特朗普在框架上是一緻的，但在框架内，拜登和特朗普是有明顯區别的。最大的差别就是拜登明确地試圖讓美國對華政策從特朗普後期時的對抗降到競争層面。比如說拜登政府承認“無法改變中國”，建議中美關系要設立“護欄”機制以及中美關系在2021年的一系列交往和互動等，這些都說明拜登政府在戰術上調整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

拜登政府已經過了其對華政策的評估期，2021年上半年我們看到美方出台了更多競争性的政策，下半年則有一些相對緩和或者說是管控性的措施與信号出現。我想未來兩三年内拜登政府大概率會繼續延續這樣的做法。至于2024年之後下一任美國總統會采取怎麼樣的政策我們不得而知，可能會有不同的戰術、側重點，但我想美國對華政策的大的趨勢也就是戰略競争的框架已經确定下來了。

澎湃新聞：過去一年，我們看到了中美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突破，也看到了中美在人權民主、疫情、國際組織、高科技等多個方面博弈交鋒，您如何看待未來或者說2022年中美關系，合作會出現在什麼層面，什麼領域的博弈應該最為我們所關注和重視？

達巍：我認為中美共同建立一些競争的管控機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們的時間又是有限的，應該有點“時不我待”的感覺才行。今年下半年美國就要進行中期選舉，中國也要召開黨的二十大，兩國都會忙于國内事務，所以留給雙方的時間就是今年上半年和2023年，2024年由于美國又要忙于選舉估計很難做成一些事情。所以中美還是要争取利用好這兩個時間段把雙邊關系當中一些需要做的事情穩定下來，比如說經貿關系盡可能的正常化，安全方面的危機管理措施，包括在南海台海的相互信任措施、外太空領域的危機管理等。此外，中美雙邊人文交流也應該研究如何盡快恢複，讓商務人士、研究人員、學生、記者能夠正常的到對方國家工作和學習，這些都是短期内應該要做的，把中美關系前幾年釘進去的“刺”一根根拔出來。整體來看，拜登執政期間還會是中美兩國應該把握的時間窗口。我們大家可能對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有不同的評估和看法，很多人可能認為拜登政府的政策很消極。我也很贊成這種觀點，但是我更想強調的是，如果我們不能在未來兩三年裡做一些事情來實現一定程度的穩定，那麼2024年之後的美國對華戰略隻會比現在更加消極。

美對台政策是否“質變”需謹慎評價

澎湃新聞：台灣問題無疑是當前中美關系中的熱點，美方和“台獨”勢力不斷越線試探。我們也很明确當“台獨”勢力或者美方突破紅線時，中方将果斷采取行動。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如果美方和“台獨”勢力保持當前這種無限逼近紅線的“切香腸”手段，挑釁中方核心利益，中方是否有主動出擊塑造台海局勢的可能，又應該如何應對美方的威脅？

達巍：我認為美國對台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要說這一變化是“質變”還要謹慎。現在島内的“台獨”勢力以及美方實質上采取了“切香腸”的手段，在不斷地靠近紅線，但是又盡量避免直接觸碰紅線。如果我們仍然要繼續争取和平統一，就是要做好兩招，一是盡可能增加與美方的對話，不斷地向美方傳遞我們的關切和不滿；二是必要時發出清晰和強硬的信号，用行動傳遞信号。但是通過行動傳遞信号存在一定風險，我們需要控制這個過程盡量不要失控，同時也需要提前想好下一步的應對措施。未來兩年中美需要重點關注台灣問題，雙方需要把這種“切香腸”的态勢停下來，避免擦槍走火的可能。

澎湃新聞：從中美關系的角度出發，您如何看待中國與其他國家尤其是傳統意義上美國盟友國家的關系，我們應該更多對他們采取争取還是強硬的策略？這些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是一種必然的選擇嗎？

達巍：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們能夠比較清楚地看出來，除了極個别國家外，大多數國家不希望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在中美之間平衡更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所以對這些“中間國家”或者說是美國的盟友我們應該怎麼做？如何處理好與這些國家之間的矛盾呢？在這個問題上我有三個觀點。一是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來決定我們和其他國家的關系，堅持原則，不宜簡單地說應該“懷柔”還是“強硬”；二是我們總體原則是要盡可能争取更多朋友，盡可能減少對手，縮短戰線；第三句話是我們要避免一種“殺雞儆猴”的心态，因為在國際關系的博弈中，“雞”是很難被“殺死”的。“殺雞”可能不但無法“儆猴”，而且還會讓“雞”更快地跑到“猴子”那邊去。我們不能将中美之間的矛盾或者由中美矛盾所引發的情緒和壓力發洩到利害關系本來相對較小的第三方身上去，多數情況下這是不明智的。

來源：澎湃新聞1-1

達巍：beat365國際關系學系教授、beat365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