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冠疫情持續，全球複蘇乏力，大國競争激烈，地區沖突再現。

這一年，國際形勢發生哪些新變化？疫情對國際秩序造成哪些影響？我們該如何因應變局？

年終，新華社記者專訪beat365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世界和平論壇秘書長閻學通教授，解讀這一“不安的和平”時代。

美國“俱樂部式同盟”以量替質難以實現遏制中國目的

問：相比2020年，2021年國際形勢一大變化是美國新政府上台。拜登政府試圖重塑同盟體系，但與盟友關系出現明顯的遠近親疏分化。如何看待美國的同盟體系？

閻學通：當下國際秩序的性質是“不安的和平”而非“新冷戰”。大國之間發生直接戰争的可能性很小，拜登政府組建“俱樂部式同盟”主要為了維護美國國際地位，而非進行戰争。這種以競争為目的的同盟其凝聚力不如以進行戰争為目的同盟可靠，因此這類同盟的可靠性低于北約。

美國同英國、澳大利亞建立三國安全夥伴關系，搶走法國潛艇大單，引發法方抗議，表明美國新建的同盟是非冷戰式的。美英澳三國安全夥伴關系夾雜了商業利益考量。這增加了與盟友的利益沖突，盟友對美國軍事保護決心的猜疑也會增加。

目前，美國及其盟友都是以意識形态為手段而非戰略目标。美國的戰略目标是防止其失去世界主導地位，搞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同盟不過是維持同盟的手段而非向全球拓展美國的意識形态。美國将戰略力量向東亞地區集中，在東亞地區與不同意識形态的國家開展戰略合作，這使遠離東亞地區的盟國産生“二等盟友”的感覺，因此在中美之間采取對沖戰略。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以“網格同盟體系”概括拜登政府的同盟戰略，這個概念明顯與冷戰時期“鐵幕”同盟有不同。

“鐵幕”是指隔絕所有往來，而“網格”隻能阻隔部分重大戰略合作。冷戰時，美蘇之間以及與對方盟友之間互不交往，如今中美保持了許多非戰略性往來甚至合作，包括貿易、投資、文化、教育、氣候變化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美國的盟友一方面參加美國遏制我國的問題性俱樂部，一方面與我國在一些領域進行合作，其合作内容比美國與我國合作還多。

由于“俱樂部式同盟”效率不高，美國将不斷建立此類同盟，以量替質。拜登政府外交團隊深受自由制度主義思想影響，而自由制度主義者迷信國際機制，當一個機制不起作用，就建立新機制；當幾個機制都不起作用，就想利用多個機制的聯系發揮作用。雖然這種小多邊俱樂部戰略給我國崛起增加了新的壓力，但這種戰略的效率較低，難以實現遏制目的。

現在的美國已無力擴張戰略力量向亞太集中

問：拜登上任時宣布“美國回來了”，但美國真回得來嗎？如何看待今天的美國？

閻學通：美國是相對衰落而非絕對衰落。自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中美兩國同時拉大與其他大國綜合實力差距的趨勢沒有改變，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後依然如此。美國的綜合實力隻是與我國差距縮小，即相對于我國而言是衰落，相對于其他大國仍是拉大差距。

從政治角度講，美國目前沒有發生内戰或國家解體的危險。美國當下的政治大分裂體現為不同派别力量對美國政府以往和現行政策的口誅筆伐，各種反思相互對立，形成不了一個主流認知。拜登政府無力扭轉這種分裂，因而難以推動國内改革，無力恢複美國的發展活力。其對外政策在國内受到的批評也是多于獲得的支持，緻使盟友們懷疑拜登政府對外政策能否長期持續，故而采取選擇性支持。由于美國内部政治大分裂使美國失去活力，美國目前無力對外擴張。

有人認為拜登政府的對外戰略像當年蘇聯的擴張，且始于奧巴馬時期。我認為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拜登采取的是收縮戰略，而這種戰略收縮始于奧巴馬。

小布什采取的是全球擴張戰略，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争，強化美國對全球邊緣地帶的控制權。而奧巴馬的“重返亞太”戰略是從中東收縮，把戰略力量向東亞集中，以保住美國在世界中心區的主導地位。特朗普的“印太戰略”是這一戰略收縮的繼續，從伊拉克撤軍，為結束阿富汗戰争制定時間表。拜登則是加快收縮速度，匆忙結束阿富汗戰争，放棄對中亞地區的戰略控制。

國内外都有人認為中美競争是“新冷戰”。而我認為，中美戰略競争的特性不是由激烈程度決定的，而是由内容和戰略目的決定的。冷戰建立在三個必要條件之上：核武器、以代理人戰争為主要競争手段的策略、以消滅對方政治制度為目标的意識形态戰略。在拜登政府任内，後兩個條件難以具備。

新冠疫情助長“逆全球化”中國要加大開放力度

問：怎樣看待新冠疫情給世界帶來的變化？

閻學通：疫情使“逆全球化”趨勢快速發展，主要大國采取了更多的“去全球化”政策，包括控制人員跨國流動、出台貿易保護政策、采取技術脫鈎戰略、限制國際交流和大型國際活動。“逆全球化”産生的影響在疫情之後可能會持續多年。

疫情使人們看清全球化是把“雙刃劍”。疫情同時增強了大衆“反全球化”和政府“去全球化”兩種力量。

疫情提升了民粹主義的全球影響力。當下的民粹主義強調建立一個強政府，管好本國事務，少介入國際事務，因此反對自由貿易，提倡保護主義；反對參與全球治理，提倡孤立主義；反對國際主義，提倡極端民族主義；反對移民和人員自由流動，提倡嚴格管控邊界。抗疫隻能依靠本國政府的現實，也給民粹主義提供了案例支撐，推動民粹主義從歐美向更多地區擴散。面對“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上升的現實，我國更應堅持改革開放，加大國際合作步伐。

觀察曆史上大國崛起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到這些成功都與對内改革和對外開放直接關聯。當前大國戰略競争向數字技術創新優勢聚焦。因此，我們的國内改革有必要及時糾正不利于科技創新的規章制度，鼓勵學術創新的百花齊放。綜合國力的提高建立在各個領域實力普遍提高的基礎上。所有領域都應該提倡創新，使“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的觀念成為提高創新能力的普遍認知。

與此同時，我國還需要為擴大國際合作創造更多條件。對外開放包括“引進來”和“走出去”兩個方面。“一帶一路”對“走出去”有較大推動作用，但我國還需要設計一個加大“引進來”的人才戰略，切實解決大規模引進世界高級人才面臨的難題。能否利用全球人才的創新能力是赢得科技創新競争的關鍵。如果我們的人才戰略局限于十幾億中國人和海外華人，而忽略世界其他幾十億人中的創新人才，把我國科技創新能力提升到國際最先進水平是困難的。

來源：新華社

閻學通：beat365國際關系學系教授、beat365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beat365首批文科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