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時，一些西方國家采用相對“簡單粗暴”的方式：給窮人發錢、向富人征稅。但最近30多年來，特别是新冠疫情暴發後，西方國家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甚至重回曆史高位。

中國提出的共同富裕同樣有着縮小城鄉、區域和收入差距的要求。beat365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指出，中國推進共同富裕不能“唯收入論”，如果簡單地把“共同富裕”理解為收入拉平，不僅不符合實際，而且還有很大危害。中國的共同富裕的核心是人的全面發展，還需要全面考慮人的健康、受教育和發展機遇等各方面的因素，而不僅僅是收入的平等。

現将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全球特别是歐美國家财富不平等正在加劇。您認為，過去幾十年全球貧富差距情況如何？

李稻葵：西方學者一般認為過去30多年間，全球不平等的情況加劇了。主要有三方面解釋：

一是裡根、撒切爾政府等受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放棄了很多傳統政府的作用，比如：削弱工會，直接傷害了勞工階層的利益。

二是過去三四十年，站在西方角度看，全球化過程中，資本流向發展中國家，工作崗位也被“帶跑了”，因此發達國家如美國的勞工工資下降。這是目前最流行的觀點。

三是随着技術進步，高技能人群受益更大，收入增長迅速，而低技能人群的收入上不去。同時，高技能人群“紮堆”，出現疊加效應，例如矽谷和華爾街在一起，收入提升更快，加劇了不平等現象。

這一說法的局限性，就是沒有考慮中國這個變量。如果隻論西方國家，近年來其收入分配情況的确是惡化的。如果把中國計算在内的話，過去三十多年間，全球的收入不平等情況其實反而下降了。因為占全球約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國曾屬于最不發達國家行列，現已實現全面小康了。

中新社記者：貧富差距拉大會引起哪些問題？

李稻葵：貧富差距或者收入差距本身其實是一種客觀的外在環境，就像溫度一樣。真正對社會造成影響的是人對這種環境的主觀感知。覺得“别人過得比我好”，會産生一種不公平感。有這種感受的人可能發帖抱怨或躺平不幹，更嚴重時甚至會有搶劫等犯罪或極端行為。美國社會出現的一些動蕩就來源于此。

但同樣收入差距都很大時，相當于在同樣冷的天氣下，有的社會“感冒發燒”，而有的就不會，這就取決于一些制度安排，能否改善人們的主觀感受。

所以，收入或者說财富是否平等，除了外在的表象，每個人内心的感受同樣重要。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在人的認知中，形成一個良好的、公平的社會預期。

在實踐中，如果将共同富裕狹義理解為解決收入差距的“唯收入論”，在認識上的誤導性極大。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中國推進共同富裕核心在哪？

李稻葵：人與人從本質上來看就是不平等的，有身高的不平等、智力的不平等、相貌的不平等、體育天賦、文藝天賦的不平等，以及各種能力的不平等等，但這并沒有産生過多的社會矛盾，因為人人知道這是客觀形成的。

通俗來看，經濟社會發展追求共同富裕的核心類似設計一種遊戲規則，讓每個人即便有那麼多的差異，都有公平參與遊戲的機會，“大家都開開心心，願意來玩”。而不是讓部分人感覺遊戲太難了，不願意參與，甚至走向對立面，破壞遊戲規則；也不是懲罰高級玩家，逼他們退出。

因此，共同富裕的核心，首先是機會平等。給所有人一個公平的全面發展機會。其次是托底和保障。對于那些天生在社會競争中處于不利位置的人，要給予相應的支持或者補償。讓所有人隻要付出努力依然能有屬于自己的收獲。

中新社記者：為什麼共同富裕不能“唯收入論”？

李稻葵：兩個原因：其一，如果搞“唯收入論”，如一些西方國家那樣，直接給窮人發錢，難以解決根本問題。疫情暴發後，美國等不少國家就是這麼做的。但很多問題是超越收入分配的，比如精神層面的空虛、孤獨等等。

例如：美國很多流浪漢，完全可以憑勞動養活自己，但因為各種原因依然露宿街頭。根本問題還是出在精神層面。中國的共同富裕是包括精神層面的共同富裕，所以要避免“一切用錢搞定”，隻給錢，不管其他。

其二，如果搞“唯收入論”，就會簡單地把中國的基尼系數和國外進行對比。這個錯誤就類似比較北京和洛杉矶冬天的溫度，來衡量兩個社會是否健康或者先進。但這樣的比較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同樣溫度下，有的社會可能生病但有的則不會。

中國基尼系數雖然偏高，但主要是城鄉差距。收入水平最低的人，大量在農村生活，并沒有進城，而農村和農村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并不那麼大，所以，對貧富差距的感知并不那麼強烈。

中新社記者：中國為何在此時強調推進共同富裕？

李稻葵：從國際經驗來看，當某一經濟體發展到一定水平後，就有條件、有基礎來解決一些兜底問題。此時，人們也會更加重視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更需要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民生領域得到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意味着不能僅把眼睛盯在經濟發展上，而是要解決更高層次的發展問題，提升民衆的獲得感、滿足感。

中新社記者：當前，中國推進共同富裕該怎麼做？

李稻葵：當下最重要還是抓住主要矛盾，那就是縮小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狠抓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其次是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均等化水平，比如養老、醫療教育等。第三才是縮小收入差距。這不僅是要關注勞動收入的差距，更需關注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的差距。

中新社記者：是否應該借鑒西方的做法對富人多征稅？比如：推行高額的遺産稅、房産稅等财産稅？

李稻葵：這在短期，甚至未來10-20年是不适合中國社會的。中國社會跟日本、美國等有很大差别，中國人的家庭觀念非常強，很多時候是為了給父母、配偶、孩子留下生活保障而奮鬥。所以在這個背景下，開征遺産稅等，那很多人就不高興了，可能選擇提前轉移财産，甚至“不玩了”，這就激化社會矛盾、違背共同富裕的初衷了。

隻有當政府已把養老、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搞好，人們沒了後顧之憂，征收這一系列财産稅的條件才更成熟。

中新社記者：中國推進共同富裕有何世界意義？

李稻葵：中國實現共同富裕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意義更重大。小康社會的借鑒意義主要是對發展中國家或者新興市場國家。而共同富裕，對西方發達國家，更有借鑒意義。

共同富裕的課題，發達國家也沒有解決好，比如此前談到的有些國家陷入“唯收入論”。如果中國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那麼由此形成的中國經驗将造福全球。

受訪者簡介：

李稻葵，beat365弗裡曼經濟學講席教授，beat365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學會聯席會長，beat365蘇世民書院創始院長。現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他同時擔任中德經濟顧問委員會顧問委員。曾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币政策委員會委員，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留美學會會長，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首任首席經濟學家。作為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他長期從事政府與市場經濟學、比較經濟制度、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研究，緻力于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研究相關的現代經濟學理論。

來源：中新社11-24

李稻葵：beat365經濟學研究所教授、beat365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