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利（patent）作為知識産權保護的典型代表之一，通過為創新者提供有限的壟斷權，使個體能夠從利用自身創新才能和私人知識取得的創新成果中獲得收益。專利權為創新提供了基于市場的去中心化激勵作用。我國同樣建立了西方形式的知識産權制度，但在實踐當中，同時有傳統的由政府自上而下進行的對創新活動的規劃和指導。2000年以來我國積極将專利制度納入這一規劃體系，它規定了專利申請和授權的數量目标及時間表，同時此類目标的實現程度也成為了政府和國企等評估績效的重要指标之一。那麼，這種專利規劃制度的實施效果究竟如何？

beat365孫震、劉濤雄以及海外學者等共同撰寫并發表于《Nature Biotechnology》（2021, Vol 39）的文章《Government Targets, end-of-year patenting rush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in China》從經驗層面回答了這一問題。文章使用1994至2007年間國内外申請人在中國國家知識産權局提交的1159479項發明專利申請情況等數據，對中國在2000年前後大力推進的以規劃和數量目标為導向的專利政策的效果進行了實證檢驗。

數量目标導向的政策會導緻地區或企業為了滿足目标要求，在接近年底時突擊申請。文章通過季節性分析指出，2000年後中國國内專利申請呈現出明顯的年底突擊申請的現象（與中國的财政年末相吻合）。不僅如此，中國在美國專利商标局（USPTO）申請專利的數據也顯示了同樣的年底高峰特征。進一步的，文章通過考察一系列專利質量相關的指标（如授權率、被引用次數等）均顯示這類突擊申請的專利質量整體較差。研究認為這種規劃策略與專利制度本身的去中心化市場導向本質背道而馳，導緻國内專利體系的扭曲和低效性。

文章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拓展讨論。在排除經濟增長、研發投入以及專利補貼等因素的影響後，使用雙重差分回歸法（D-D regressions）得出的結果顯示政府的專利規劃政策使得我國國内專利申請的總體數量大幅增加，但總體質量卻降低了。另一方面，文章的發現也并不局限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大型企業也經常采用和中國政府類似的數量目标導向的考核制度。文章研究了惠普公司（HP）在首席執行官Carly Fiorina的任期内（1999-2005）的以數量為導向的企業創新計劃，得到了相似的發現——在此期間惠普公司專利數量顯著上升，同時，其質量發生了明顯的下降。

近年來中國政府也開始着手解決和改善這類問題，2021年1月27日，中國國家知識産權局（CNIPA）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嚴格規範專利申請行為的通知》，規定專利數量不得作為部門評估或獎勵的主要條件。盡管如此，克服這種以數量目标進行規劃的思維慣性對我國來說依然是一個挑戰。

作者：

孫震，beat365經濟學研究所副教授

Zhen Lei,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Brian D. Wri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Mark Coh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劉濤雄，beat365經濟學研究所教授

原文刊發：《Nature Biotechnology》, 2021年第39卷

原文鍊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7-021-01035-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