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所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雖然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機遇和挑戰之大都前所未有，總體上機遇大于挑戰”。
beat365教授楊雪冬認為，中國正行進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後半程，需要牢牢把握不斷變化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把握戰略機遇期的核心是清醒準确判斷所處時代的主要特征，及時有效因應國内國際環境的變化，不斷塑造出新的内外平衡狀态，最大限度利用好各種積極因素，為中國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并尋求與世界發展的同頻共振。
核心觀點
1、構建出“時-勢-變”的三元互動關系，三者相互内嵌、相互影響，形成一定的時空場域，既劃定了包括民族國家在内的每個行為者的選擇邊界，也塑造着它們的認知和選擇行為。根據這個三元互動結構，戰略機遇期的重要性就不單是時間的長短，而是在一定時期内由“時”“勢”“變”的組合達成的相對穩定的平衡狀态。
2、當下“時-勢-變”有八個特點，這些特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織、相互促進的，從而為各國發展提供了各自不同的時空場域，并随着各國的“應變”，不斷促成局部場域和整體場域的調整改變。
3、随着“時-勢-變”的三元互動，中國的國内國際關系發生着深刻的變化，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内涵和特征也随之改變。運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需要未雨綢缪、統籌兼顧，積極構建内外部關系的新平衡。
“時-勢-變”的分析框架
1、“勢”被界定為不能為個人、國家以及其他組織力量所左右，但能被其識别并利用的條件、狀态和趨勢，具有方向性、複合性和不均衡性等特征。在全球化時代，“勢”具有多重維度，既可以根據治理範圍分為全球性、區域性、國家性，又可以根據治理領域分為政治性、經濟性、社會性、文化性、科技性等，這些不同維度的“勢”不是孤立而行的，而是相互交織，進一步加深了“勢”的複合性和不均衡性。
從民族國家的視角，本文将全球化時代的“勢”分為三類：力量格局、基本矛盾、發展動力。力量格局指的是當今各國力量的對比和組合，具體表現為東西關系、南北關系、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關系以及圍繞不斷産生和變化的全球問題形成的各種國家間組合；基本矛盾指的是各國共同面對的根本性問題，具體表現為國家與社會的矛盾、國家治理主權與全球性交往及風險的矛盾以及自身發展與國際責任的矛盾；發展動力指的是推動世界發展的因素和主體，具體表現為資本實力和流動、科學技術創新以及主要國家推動共同發展的意願和投入。
2、所謂“時”，不是自然時間，而是社會政治時間，因此也具有多維度特征，可以根據不同的标準劃分為不同的時間。本文将“時”分為三類：時代、周期、時間節點。
時代是長時段的、更疊向前的，是“勢”在時間上的表現，每一個時代都與前一個時代有明顯差異。時代的命名有多種方式，但都要突出一定時期内的顯著特征，比如事件、技術、矛盾等。當今時代的顯著特征是複合式變革和轉型，具體體現在社會、經濟、技術、制度以及國家間關系等多個方面，全球化時代、風險時代、轉型時代、創新時代等說法，都是對當今時代不同面向的刻畫。
周期就是相隔一段時間定期出現的現象，具有重複性（但不是簡單的重複）和一定的規律性，周期可長可短。
時間節點，指的是時代或周期中某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段時間，可以用某個事件的發生、某個人物的出現、某個決策的實施等來标注。與時代和周期相比，時間節點更短，更帶有主觀色彩，可以被識别和捕捉。如果行為者能夠在時間節點出現前後采用相應的合理措施和有效行動，就能夠把握住“勢”，“乘勢而為”占據有利位次，達到孫子兵法說的“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3、“時-勢”的變易會對個人、組織等所有行為者産生沖擊和影響，而民族國家作為基本治理單位首當其沖，必然需要進行主動或者被動的調整，這就是“變”。“變”是“時”與“勢”的有機組成部分，當各個行為者的“變”形成互動合力，就會産生“勢”、塑造“時”；當各個行為者的“變”是分散乃至對抗的，則隻有少數行為者能夠把握“時”、順應“勢”。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國家作為政治共同體，其針對“時-勢”所作的調整，有三種類型化選擇：
“外向的選擇”，即通過深入參與外部事務，強化或重組外部關系，獲得更多外部資源，來解決内部問題，或緩解内部矛盾；“内向的選擇”，即将自己與外部世界盡可能地隔離開，通過塑造外部對抗關系，來強化内部團結，轉移國内民衆的注意力，緩解國内矛盾；“内外互動”，即在維持内外互動關系的前提下，根據“時-勢”的新變化，努力形成新的内外部平衡關系，在内外互動中，推動國内問題與國際問題的互相促進式解決。
根據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構建出“時-勢-變”的三元互動關系，三者相互内嵌、相互影響，形成一定的時空場域，既劃定了包括民族國家在内的每個行為者的選擇邊界，也塑造着它們的認知和選擇行為。在三者中，長時段的時代和周期更具有穩定性和結構化功能。無論是力量格局、基本矛盾、發展動力等“勢”的體現形式，還是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多種類型的“變”，都是在時代背景下，沿着時間維度展開的，賦予了“時”豐富的内容和具體的特征。“勢”也是在民族國家“變”的能動過程中形成并轉化的，“勢”在“時”的規定下，既客觀存在，也能通過發揮能動性實現可把握，甚至可利用。
根據這個三元互動結構，戰略機遇期的重要性就不單是時間的長短，而是在一定時期内由“時”“勢”“變”的組合達成的相對穩定的平衡狀态。在全球化背景下，戰略機遇期具有雙重涵義：一是對于具體的行動者來說，指的是有利于其實現突破性發展的“時-勢-變”結構；二是對于聯系日益緊密的世界來說，指的是關系到整個世界前途命運的“時-勢-變”結構。理想狀态下，二者是重合的，對于個體行動者有利的條件，也有利于整個世界的發展，反之亦然。但在現實情況下，囿于各個行動者的利益和認知差異，個體行為者往往會維護或争奪有利于自己的條件、機會、地位等，無視乃至破壞有利于整個世界發展的條件，進而形成惡性競争，以緻兵戈相見，造成世界性災難。曆史經驗證明，盡管戰争可能成為個别行為者的戰略機遇期，但是對于絕大多數行為者以及整個世界來說，和平才是維持戰略機遇期的前提。
當下“時-勢-變”的八個特點
當下“時-勢-變”主要有以下八個特點，這些特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織、相互促進的，從而為各國發展提供了各自不同的時空場域，并随着各國的“應變”，不斷促成局部場域和整體場域的調整改變。由于處于全球化平台期，因此，這種整體的時空場域會保持相當長的時期，這也為各國的“應變”和改變局部場域的狀态提供了機遇。
第一，這是一個多種變革同步發生的“疊加”時代。全球化與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響、相互推進的疊加進程。相比之下，除以互聯網推動的信息化具有嶄新性外，其他的發展都不是新現象。但正是在互聯網發展的推動下，這些變動有了新形式和新特點，并且由于同步推進形成了複雜多樣的互動關系，多重變革不斷釋放出革命性影響，推動了各民族國家内部與國際的互動交融，導緻了國内問題的“國際化”以及國際問題的“國内化”。這些變革疊加的核心效果就是推動了全球範圍交往的擴展、深化和分化。
第二，現在進入了持續較長時間的全球化平台期。2008年源自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曾經高歌猛進30多年的全球化進程放慢了腳步，西方經濟進入蕭條長波周期，大國的地位也進入了更替階段，全球化開始了速度放緩的“平台期”。在這個時期，全球化的推進速度将放緩，前期在各個領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逐步釋放，但因為各國在解決問題上難以形成共識而被擱置，一些重要問題上的全球合作無法達成，重要國際機制運行緩慢，由此造成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盡管“逆全球化”“去全球化”言論頻出，但是全球化并不會終結，也不會被根本逆轉，因為全球化作為一種曆史進程已經在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領域形成了穩定的形态，獲得了一定的制度支持以及社會觀念的支撐，全球化的基本結構沒有打破，全球化的前進方向沒有改變。
第三，現在進入了代際更替加速的時期。得益于教育普及和信息生産傳播方式的變革，年輕人的成長更為迅速，代際差異更加明顯；代際的劃分時段進一步縮短，從原來的每三十年，縮短到每十年，出現了所謂的“N世代”（互聯網一代）。在“N世代”中，也會由于群體接觸的遊戲、流行元素等不同，出現明顯的内部差異以及多種形式的“亞文化”。更重要的是，與以前的财富積累速度和方式迥然不同，借助互聯網與資本的結合，世界各國都出現了一批通過互聯網高速完成資本積累的超級互聯網企業以及富裕群體。
第四，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去西方中心化”。冷戰後開始變化的東西關系、南北關系加速調整。新興國家快速崛起的同時，西方大國的力量相對下降；新興國家之間聯系加強的同時，西方國家之間的裂痕加深，西方主導、北方優勢的局面正在發生改變。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西方國家更熱衷于炒作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民主國家帶來的制度競争。2020年，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發布題為《西方的缺失》的報告，對西方社會内部認同感降低、外部吸引力下降表示了深深的憂慮。2021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發布的《全球趨勢2040：一個競争更加激烈的世界》以及英國内閣辦公室發布的題為《競争時代的全球英國：安全、國防、發展與外交政策綜合評估》的國防評估報告都以不同方式表達了類似憂慮，尤其擔心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帶來的制度性競争會動搖西方國家構建和主導的國際秩序。
第五，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在應對基本矛盾上處于“同一起跑線”上。盡管各國依然存在着發展差距，但是面對國家與社會的矛盾、國家治理主權與全球性交往及風險的矛盾、自身發展與國際責任的矛盾，以及這些矛盾的交織互動，普遍缺乏足夠的經驗、資源和能力。即使是具有制度先發優勢的西方國家，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上也沒有表現出比其他國家更明顯的優勢，反而暴露出深層次的問題。有報告指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各國治理績效的競賽不能再繼續沿用20世紀和21世紀初的意識形态模式——以“自由”和“不自由”來衡量各國的治理績效。一方面，國家的重要性更為凸顯；另一方面，不能單純依靠國家，必須進一步推動國家與社會的協調配合，這是提升國家治理績效所必需的前提。
第六，世界發展的動力組合在發生深刻改變。盡管資本依然是最為活躍的發展要素，但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領域的出現、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崛起以及社會、個人力量的增強，使得世界發展的動力要素有了新的組合形式，世界發展的動力分布更為均衡。一方面，各項颠覆性技術的發展和疊代速度以指數級展開；另一方面，大量新型科技成果進入人們的日常生産生活，深刻影響着人類思想、文化、生活和對外交流模式，進而深度影響政治、經濟、科技、外交、社會等層面。“互聯網+”不僅加速了資本、物質等要素的流動，也為知識價值的傳播、思想觀念的交流交融交鋒提供了新的平台和空間，加深了人們對于自身、他人、共同體以及整個人類的認識，帶來了認識和觀念的變革。
第七，全球問題和全球風險的顯性化，對如何更有效實現國際責任以及展開全球性治理提出更為緊迫的要求。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得全球風險更為顯性化。全球問題和全球風險是全球化的必然結果。一方面，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風險的來源。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員、物質、資本、信息等要素跨國界流動的加速以及各個國家、社會、人群相互聯系和依賴的增強。這必然導緻原來局限于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風險擴散到更多的國家和地區。這些風險在擴散的過程中，彼此間還可能産生互動關系，産生新的風險源，加大風險發生的幾率。另一方面，全球化放大了風險的影響和潛在後果。風險影響的放大主要是通過兩種渠道實現的。一是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增加了風險後果承擔者的數量。二是發達的現代通訊技術使更多的人意識到風險的潛在後果，也容易因為信息的不完整導緻過度恐慌。有效應對全球風險，需要推進全球治理改革，提升現有國際制度的約束力以及各國在全球問題上的協同力。
第八，治理的“内向化”作為國家的應變方式正在成為一些國家尤其是西方大國的選擇。随着各類全球風險的爆發，國際因素對國内社會經濟問題的影響日益深入和複雜，各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都面臨着如何平衡國内與國際問題的嚴峻挑戰。一方面，每個國家都是國際社會的一員，各國之間交往的範圍不斷擴大，交往的内容不斷深入，相互依存度大大提升，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宣稱自己能夠脫離國際社會而“獨立”生存或發展；另一方面，國際合作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必須發展的基本職能。遺憾的是，“本國優先”正在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發達國家處理國際事務時公開或者隐藏的主張，并借此為謀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尋求國内民衆的支持。
塑造内外關系新平衡是運用好戰略機遇期的核心
随着“時-勢-變”的三元互動，中國的國内國際關系發生着深刻的變化，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内涵和特征也随之改變。運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要積極構建内外部關系的新平衡。一方面，堅定不移推進國内改革和制度化建設，保持全社會活力，充分發揮創造力，提升全社會的整合性，為制度優勢的發揮夯實更深厚的社會基礎，提升戰略持久力，更好地運用重要戰略機遇期。另一方面，要全面考慮外部環境的各種變化和各種新挑戰，逆勢出擊、主動謀劃，盡最大努力争取國際社會更多的支持，維護和推動外部環境向好發展，清醒辨别和及時把握發展的新機遇，順勢而為、構建優勢，努力尋找與國際社會更多領域、更多維度的同頻共振，實現與更多國家發展的相互嵌入。
首先，繼續保持戰略定力，凝聚戰略信心，提升戰略持久力，将戰略機遇期有效轉化為發展時機。提升戰略持久力，就是要平衡好政治與治理的關系。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識是奮進的動力。因此，要努力塑造社會共識，增強各種力量的協同。當下的核心是補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短闆。治理旨在利用更為豐富的機制和方法有效解決問題。在各領域治理中，尤其要密切關注哪些社會群體更為脆弱，哪些問題人民群衆更為關心，認真分析國家治理體系還存在哪些缺陷，國家治理能力還有哪些不足，跟蹤研判國際環境中哪些變化會成為“黑天鵝”事件，哪些會産生“蝴蝶效應”、“灰犀牛”效應。要常懷憂患意識，培養系統思維、同情共理思維，提高預判能力、回應能力、應變能力，及時補齊短闆。
其次，面對“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現象，要堅定不移捍衛和平發展安全這個新的時代主題。在當今時代，共同發展的核心是基于各國發展道路選擇權的發展，不僅要鼓勵各國探索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更要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推動各國共同探索适合世界情勢變化的發展路徑，形成全球發展合力。要積極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安全環境的深刻變化，倡導建設全球健康安全共同體，為共同發展提供安全條件。要深入研究和挖掘利用區域内的比較優勢，依托周邊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推動區域性分工合作，繁榮區域發展，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夯實區域化基礎。
最後，要充分認識并利用好中國市場廣闊、空間多樣、回旋餘地大、産業完備、自主性強等綜合性優勢，推動國内均衡發展的戰略轉移，提高自身發展韌性，為世界的共同發展提供支持。随着外部環境不确定性的增加，需要加強國内市場和資源更有效的動員和利用，以國内的均衡發展來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中央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應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全面提升發展質量，加大力度推動地區、城鄉、不同人群之間的均衡發展，将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為價值導向。同時，通過持續擴大國内需求，積極擴大有效投資，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深入推進鄉村振興、區域發展等措施，将資源、政策等要素投入到更需要快速發展的領域，以局部的不均衡投入實現整體的均衡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轉載自公衆号“人民智庫”
文章來源：《學術前沿》雜志2021年8月上（有删節）
楊雪冬：beat365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