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beat365文科資深教授、民生經濟研究院院長、社會學系李強老師給安超博士學位論文《拉扯大的孩子：民間養育學的文化家譜》作的序。
煤油燈撚子下的讀書少年
在社會轉型期，個體生命如何與社會結構進行互動、個體如何能動地參與到社會變革和曆史發展過程中來，一直是中國社會學關注的重要問題。1999年，我在《生命的曆程：重大社會事件與中國人的生命軌迹》一書中專門介紹了西方生命曆程研究的曆史發展、分析範式和理論應用。生命曆程的研究一般有兩個範式，一個是用定量方法中的“事件史分析”來追溯群體的生命軌迹；另一個是用質性方法中的口述史、生活史、民族志等方法來回顧和反思個體與族群的生命故事。安超的《拉扯大的孩子：民間養育學的文化家譜》就是用質性方法對一個鄉村家族的子弟100年來“長大成人”的生命曆程的書寫，寫出了不同于精英教育學的“民間教育學”。她的一個重要發現就是，無論在哪個時代，鄉村社會都存續着一種對于“讀書”的純粹精神、一種“立志”的功德意識，而支撐平民子弟最終實現社會流動和文化超越的，并不是“讀書改變命運”的功利性的急迫态度，而是民間社會内在的對“讀書”“學習”和“家國”觀念的道德信仰。安超的寫作也讓我重新回憶了自己讀書和成長的曆程。
愛學習是一種骨髓裡的理念
1955年外公于省吾與一些古文字專家及其家人合影
（前排左起金毓黻、唐蘭之子、外公、顧颉剛 後排左起唐蘭、陳夢家）
我出生于一個讀書世家，但是回想起來，從小沒有任何人教我專門學什麼東西，我也沒怎麼認真讀書。我的外公是一位大考古學家（于省吾），我是在外公家出生和長大的，外公家是個很大的家族，外公有四個兒子，七個女兒，在北京的院落也非常非常巨大。我的父親解放前在北京大學教書，1950年李富春同志組建重工業部就将我父親作為技術專家調入，五十年代中期重工業部改組為很多工業部，我父親成為冶金工業部最早的技術專家，是部裡的有色金屬專家，工作特别忙。因為當時國家建設需要技術人才，全國各地那麼多礦山和工業項目，他需要常年出差，一會兒從長沙回來了，一會兒從廣州回來了，經常能帶回好吃的來。我的母親就在家帶着我們，但她照顧一大家子人也特别忙，沒有專門的時間教育我。
我對讀書的濃厚興趣是1963年考進北京四中讀初中後培養起來的。北京四中當年是北京最好的中學，把一幫極有讀書興趣的人聚集到了一起。進了四中一看，這幫人太厲害了。我父親雖然會很多種外語，但他沒有教過我任何一種外語。一到四中，我發現同學們的英語都說得頂呱呱，有的同學連微積分都學過。我就非常吃驚，他們簡直是無所不知啊！後來我仔細觀察，原因可能是，1957年很多知識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賦閑在家，不像我父親天天出差，他們就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教育孩子上了。我覺得同學們都太厲害了，跟他們在一起學習，我不讀書、不拼命不行啊。從1963年到1966年，我真的是非常刻苦，基本上天天就是學習。四中的學習氛圍，就是讓你從内心裡覺得，讀書是一種樂趣。
1966年我讀到初三，準備考高中，正在為這個目标奮鬥，每天早上念英文。有一天早上念英文的時候，同學們就圍過來跟我說：“你傻啊，聽廣播了沒？”我仔細一聽，原來是高考取消了。我一下就發蒙了,心裡就嘀咕，難道從此天下就沒有考試了？一開始學校确實有一點兒混亂，大家不考試就看報紙，看各種大字報，但孩子對這些運動不感興趣。1966年底全國大串聯，學生走到哪裡都不花錢，就到全國去玩，跟瘋了一樣。但全國大串聯需要紅衛兵組織的介紹信，出身好才能當紅衛兵，我不是紅衛兵。我父親雖然在冶金工業部，但他屬于高級知識分子，既不是“地富反壞右”的黑五類，也不是紅五類。我屬于中不溜秋的，沒有人理你，就變成了“逍遙派”。“逍遙派”就不是特别關心運動，主要就是玩，一幫孩子到處去探險。
雖然考試廢止了，但是對四中的學生來說，愛學習已經變成骨髓裡的理念了。1967年初，有一個月我們去工廠勞動，就去了北京第二通用機械廠，住在石景山的魯谷中學裡。那時候整個社會流行“讀書無用論”。“破四舊”的時候，很多書要扔、要賣。市面上一律不收外文書，外文書隻能當廢紙賣。石景山那裡有個圖書館被砸了，無數的書被扔得到處都是，那可是寶庫啊！四中的學生很愛學習，我們就把有意思的書拿回來看。那時全國經濟建設大受影響，父親在部裡的工作也沒那麼忙了，總待在家裡。我家離冶金工業部不太遠，開個書單，父親就從部裡借一些書給我看，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自由閱讀了大量的書籍。
李強老師手繪的半導體線路圖（1967年）
1967-1968年，我最大的興趣是做半導體收音機。當時社會上流行半導體，我們一幫小孩就迷上了造半導體收音機。做半導體并不簡單，需要懂數理化的基礎知識，得熟悉關于電子、電路、晶體管的知識，把原理搞清楚。我們用萬用表測量電阻多少，測量電感應，測量三極管的β值。那時候大部分東西都是自己做的，線圈都是自己纏的，但電容啊、磁棒啊這些做不出來，需要想辦法去買。
那時候北京不是工業城市，經常買不到半導體的元件。但是北京西四有一條街都是老百姓擺的元器件地攤，可以換到元件。我有這個東西，你有那個東西，咱倆用萬用表測好了，就可以換。人家的元件好，給人家補點兒錢。有時候我們還搭車去天津買元件。當時天津是工業城市，從天津來北京的運輸車都停在前門現在箭樓的那個地方。我們一幫孩子經常湧到這裡，先推一個女生去跟司機打招呼：“師傅，我要去天津，能帶我們去一趟嗎？”師傅一看是女生，就說可以。一聽“可以”，我們一幫男生就呼地全都爬上後車鬥了。師傅也不好意思說讓我們都下去，就給我們拉到天津去買半導體元件。
那時候讀書，是因為有興趣、有需要啊，不懂原理做不出這個東西。到現在很多知識和操作我都能記得。興趣和熱愛，是最為純粹和深刻的學習動力。這種學習的質量是最高的，能夠跟着人一輩子。
知青時代的精神食糧
1968年離京下鄉前的全家照
1968年7月，我聽從學校安排“上山下鄉”，坐火車、汽車一路颠簸，花了三天時間輾轉來到了黑龍江邊境距離烏蘇裡江上的珍寶島不遠的地方，應該是屬于虎林縣，這裡在編制上是沈陽軍區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的一個連隊，其實就是一個村莊，在那裡我一待就是9年。當地的冬天一般是零下20攝氏度，寒冷的時候是零下40度。夏天就是蚊子太厲害，鋪天蓋地，一個老牛走過去，蚊子就“嗡嗡”撲過去，再飛起來就是一片紅色的，落在牆上一面牆都是紅色的。一個從小生活在城裡的青年，父母一直在身邊，雖然也下鄉勞動過，但沒有去邊遠的村莊獨立生存過。突然有一天，沒有父母了，就你一個人被扔到村裡面，心裡面特别震撼。
黑龍江的冬天長達半年，每年10月就下大雪，到第二年5月以後土地才化開解凍，當地人把熬過冬天叫“貓冬”，生活很枯燥，我最苦惱的事就是沒書可讀。當時我們也帶了一點兒書，但帶的書都被我們迅速讀光了。其實我帶的不多，同學們帶的書挺多。因為我父親的書都是各國文字的書，關于采礦的各種專業書，我也看不懂，所以帶的書不多。有個同學叫張弦，他帶的書很多。其中有一部年代久遠的線裝本、插畫版《聊齋志異》，由于是線裝書有好幾十本，我們都特别喜歡。但是這些書很快都被我們讀完了。怎麼辦呢？後來，我們發現了村裡的一個“讀書寶庫”。以前村裡有個圖書館，“文革”期間被砸了。村裡的文書叫路國起，他特别聰明，就把這些書都藏在了家裡，使得這些書幸免于難。我們就不斷從路國企那裡借書看，但很快也就看完了，知青之間就想方設法找書看。
與知青朋友在住處附近（1973年）
那個時候，北京知識青年相互都很有同情心，也都非常渴望讀書。記得是1969年有一次去黑龍江邊境的“迎春”火車站，迎面遇到了一個北京知青，于是就聊起來，他說他叫鄭也夫，是北京八中的。我們就這樣認識了，成了很好的朋友，到現在已經50多年了。當時他被分派到離我的連隊30多裡的種畜站工作，我有時就搭車去他那裡。鄭也夫也是讀書無數的人，是個很純粹的文人，他那裡還有其他知青，我就常去他那裡借書。
但是僧多粥少，一本書好多知青輪流閱讀，一本書在手裡最多也就是兩三天，因為後邊還有很多人排隊等着呢，一本好書，很多人看過，最後書頁都卷起，需要小心翻頁否則就破碎了。當時我們白天勞動，晚上就點着煤油燈就着微弱的燈光讀書。那時很少有電，我們拿一個小瓶子，棉花撚子伸到油裡去，煤油燈點起來隻有豆大一點兒火光。我們隻能在晚上拼命地讀，因為白天要勞動。白天有時候，倒在田地裡就睡着了，不眠不休實在太困了。
李強老師的讀書摘抄本（1975年）
從1968年到1978年，讀書大體上是這樣的。每個人都拼命看、拼命讀，開卷有益，什麼書都讀，也不分類型，隻要是本書就行。今天讀《卓别麟——不朽的流浪漢》，明天可能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後天可能就是《電工原理》什麼的。讀什麼書不由你的興趣決定，由有書和沒書來決定，那時候的書實在非常非常寶貴。
1969年秋季，我的父親被打倒，父親、母親和小弟弟都被下放到雲南蒙自縣（現蒙自市）草壩的冶金工業部“五七”幹校。當時郵政是通的，村裡有郵遞員，一般兩三天來一趟。但寫一封信寄給父母，要半個多月才能到。那時還有一些報紙可以流通，為了學習英文呢，我還想辦法訂到了《北京周報》，這是當時國内出版的英文版Peking Review。我的英文底子好，那個階段的閱讀功不可沒。
1971年前後，市面上開始出現了大量“灰皮書”，都是國外譯著，應該是高層允許印制的，比如《第三帝國的興亡》等等，封面上印有“供批判使用”“内部發行”“供内部參考”等字樣。這些書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個胡同裡，有一個隐秘的小店能夠買到，這個店隻要是中國人就可以進。這個店沒有門面，誰也不知道裡面有什麼，很多北京人都知道。我們就托北京的家人朋友買到寄過來。尼克松訪華後，政策就寬松了很多，很多外文書就公開賣了。這些“灰皮書”是時代的特殊産物，也曾經是我們很多知青的啟蒙讀物和精神食糧。
從公交車售票員到大學老師
大學時代留念
1977年，我27歲時終于回到了北京，我的父親也平反了，從此全家在北京團聚了。回來之後，我沒有工作，等着街道分配工作，當時，由于待業的年輕人太多，等了很長時間也沒有什麼工作機會。于是大家就四處找關系，當時我有一個親戚在北京人民汽車一廠，他說你來我這裡吧，可以當汽車司機。我去了以後才知道，要從售票員開始做，但什麼時候能讓你學車、開車也不知道。我就在320公交車上當售票員。賣票賣了兩個月，到四五月份的時候，聽說又有高考了，我就去準備考試了。7月考試，語文、數學、政治、外語、曆史、地理6科考了3天。那時候複習沒有參考書，隻能拿着筆記本東打聽、西打聽，到處去找題、抄題來練習。尤其是數學題，你自己編不出來，得看人家編的題。當時考試我外語考得最好，在北京市是前幾名，可惜的是當年外語成績隻作為參考分，不計入總分。就這樣，我考上了當時中國人民大學的國際政治系。
我在人大讀書的時候，當時人大圖書館的藏書還不多。我就經常跑到北海公園旁邊、當時藏書最大的北京圖書館（現為國家圖書館）去借書。我跟鄭也夫頻頻在北京圖書館碰到，他也是個讀書迷。我自己能申請到一個借書證，我父親也可以辦一個。當年主要是都外文書，一個借書證一次可以借走3本外文書。這樣，我用兩個借書證，一次能借走6本書外文書，不到一個月讀完還了再來借。每次從人大到北海公園南門，還是很遠的，春夏秋冬、周而複始，我就這麼看書。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八五屆碩士合影（1985年）
剛上大學的時候，我學的還不是社會學。1979年，當時東四的北京美術館（現為中國美術館）正在展出大量改革開放之後的進口書籍，展會上有一架一架的外文書。我當時看到有一架書的歸類是“sociology”，一翻書，圖文并茂，覺得太有意思了。慢慢地，我對社會學産生了極大的興趣，閱讀了很多社會學著作。9年的下鄉經曆也讓我對廣闊的農村社會有了更多的“參與式觀察”，讓我深切體會到了中國社會的廣袤和複雜。我于1982年本科畢業，接着念了3年研究生。畢業之後，機緣巧合，我在鄭杭生老師的邀請下，留校從事社會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可以說，正是我求知若渴的讀書經曆和特殊年代的生活經曆，讓我逐漸與社會學結緣，“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之後一直在這條路上辛勤耕耘，學習不辍。
我們這一代人生活的曆史時間和碰到的曆史事件太特殊。我們的讀書經曆，是與新中國的發展交織在一起的。在動蕩而艱難的歲月裡，求之不得、如獲至寶的讀書經曆是我個人成長中最濃重的筆墨，是我人生命運發生轉變的關鍵點，也是整個國家和民族從“讀書無用論”到尊重知識、笃信好學的态度之變遷、之發展、之成長的縮影。
李強老師年青時代縱馬于黑龍江完達山脈間（1972年）
李強：beat365文科資深教授、民生經濟研究院院長、社會學系教授
來源：铿铿金聲讀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