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8日晚，beat365文科沙龍“國家·民生”主題讨論會在beat365教師發展中心舉辦。本期文科沙龍邀請公共管理、政治科學、數字經濟學等學科領域的教師，共同讨論不同時期師生與校友為“國家·民生”作出的貢獻，分享他們對于農村治理、數字治理與平台治理的理解。

孟天廣老師将“國家-民生”關系解讀為政治學意義上的“國家-社會”關系，基于北京市從“吹哨報到”到“接訴即辦”的改革案例，生動地向我們展示了信息技術如何把國家和民生相連。談及基層治理，孟老師結合“國家進場”與數字技術的作用，解答農村自治困境的破局之法。關于數字治理的未來，孟老師指出良性的數字治理應當實現國家/政府與社會良性互動，在“賦能政府”的基礎上，更多地“賦權社會”，激發社會治理活力。

理解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從“吹哨報到”到“接訴即辦”

如何理解大數據時代下的國家與民生關系？孟老師認為，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國家與民生的關系，其實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究議題。中國自古有強國家能力的傳統，如較強的國家汲取能力、動員能力。但步入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逐漸發育，尤其是在數字時代到來後，社會的活力、自治能力，以及與政府的協同能力都在明顯提升。十八大以來，民生日益成為政府治理的重點問題；但政府往往面臨信息稀缺、信息碎片化和信息不對稱的困境。

那麼，信息技術如何把國家和社會聯系起來呢？孟老師以近3年在跟蹤的北京從“吹哨報到”到“接訴即辦”的改革升級為例進行闡釋。所謂“吹哨報到”旨在通過“市民吹哨、委辦局報到”的制度優化去解決基層治理的碎片化問題。然而，在缺乏信息基礎條件的情況下，即使給基層授權、配給了相應資源，政府也依然無法感知市民訴求、預測公共需求，進而精準提供民生服務。

而“接訴即辦”，正是增加政民雙向互動，幫助民衆把訴求反饋給政府的新機制。孟老師指出，過去的數字政府傾向于用傳感器、攝像頭捕捉客觀信息，感知的信息更多來自物體；但城市治理更重要的是“人”本身，政務熱線或其他訴求表達機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人的偏好、人的訴求。政府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獲得海量社會數據有助于更及時、更進準地感知城市運行，從而打通民衆訴求與政府決策的通道。

從“吹哨報到”到“接訴即辦”的案例啟示我們，基于數字技術，國家和社會可以協同去破解民生問題。現在我們國家的數字治理更多“向政府賦能”；但孟老師認為，另一個不容忽視的機制應當是“向社會賦權”。現在很多城市，仍然主要把數字治理認為提升政府能力，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已經開始充分認識到數字賦權的重要性，加快數字賦權社會的進程以提升社會協同能力。在未來，數字治理要更多地實現兩條腿走路，既要向政府賦能，也要讓社會有自我發育的活力。

撬動基層自治：國家進場與數字技術的作用

談及農村治理的困境問題，孟老師表示，“國家進場”是一個可能思路。盡管自從上世紀90年代，我們國家就出台了村委會組織法倡導村莊自治，然而沒有有效解決農村集體行動與公共品供給難題。農業稅改革後，村莊自治缺乏财政資源，也留不住村莊精英。自從精準扶貧提出後，國家在農村場域逐漸“入場”，讓國家整合社會力量。第一書記來整合村黨支部、村委會到合作社，超脫村莊利益又與上級政府聯系密切的“國家代表”發揮着重要作用，國家入場還提升了村民參與活躍度。

孟老師以城市社區治理作比，指出社區治理存在黨組織、居委會、業委會和物業4種力量。十八大後，社區黨建引領社區力量的效果更加明顯，所以國家早就在場，城市能夠較好地實現有機團結，各司其職，做到了協同共治。

數字技術對基層治理而言作用如何？孟老師指出，數字技術一個重要的影響在于解決政治參與的“實質平等”問題。數字技術能讓弱勢群體更容易發聲，孟老師基于2008-2018年全國地級市的研究發現，數字技術的普及首先帶來農民和城市非正式職業群體向政府表達訴求的能力增強，解決了政治參與的“數字鴻溝”問題。在決策過程中，數字技術促進弱勢群體民生問題反饋進入決策過程，并使其訴求在決策結果上得到體現。這将更有利于實現我國強調的人民中心、人本主義的治國理政理念的踐行。

賦權社會：數字治理的未來方向

數字技術未來将走向何方？孟老師認為，技術主要是解決效率問題和信息機制問題。社會科學往往面臨複雜問題，計算維度特别高，與流水線式工業流程全然不同，必須考慮技術、社會、國家間如何互動。技術應用的方向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數字治理采取“國家的視角”還是“市民的視角”，其效果存在明顯差異。當前而言，數字政府的設計有些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出于對民生需求的理解，自上而下地為民衆定制數字應用，而不是讓老百姓自下而上設計，未來數字治理要更多地體現“市民的視角”。

接着，孟老師談及其團隊發布的《2020數字政府發展指數報告》，其中一個指标度量的是地方政府開發衆多app是否真正有廣泛的用戶群體。結果有些出人意料，大量城市設計的數字政務app處于粘性不足、用戶不足狀态。但是在地方模仿和競争壓力下，衆多地方政府競相開發本地化政務app，導緻重複性建設、成本高、效率低。

除此之外，孟老師的一個有趣觀察是：雖然“國家進場”能夠撬動基層自治，但是國家進場會擠出社會自治機制也是不争的事實。民衆過度依賴國家會導緻國家内部出現緊張，基層政府壓力太大。為了破解社會治理主要依靠政府的限度，許多基層政府主動培育、孵化新的社會組織，譬如老街坊議事會、小巷管家，鼓勵社會力量支撐社會治理。

上述迹象啟示我們，如果我們換一個思路，使數字政府基于民衆訴求“自下而上設計”，将既能使政府往前走一步，也可以幫助社會激發活力。孟老師主張，技術邏輯一定要與治理邏輯一緻才能運行起來，城市治理的關鍵在于是否能讓市民參與，如何實現政府社會協同共治，讓人民群衆收獲數字治理的獲得感。

“中國社會給了技術最大的信心，也給了政府使用技術最大的耐心。所以我們在很多數字技術的應用上，應當從更長遠的角度考慮，令人民的視角與政府的視角能夠互補。”孟老師如是說道。

孟天廣：beat365政治學系副教授

來源：公衆号“清華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