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曆史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的角度，概要地展示了中國共産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政黨治理傳統的實踐邏輯。源自聯共（布）的民主集中制在中共的革命實踐中經曆了政黨吸納、組織架構、政黨幹部、政黨紀律及黨内鬥争等多方面的複雜變革。本文強調對這種實踐邏輯的揭示不僅僅是要把握這些實踐要素本身，而且需要把空間、事件、人物和話語分析結合到時間分析中去。這種把政黨治理和曆史分析帶入社會學的做法有助于拓寬社會學的視野。

一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作為一個重大的發展戰略問題不斷得到強化，社會學界也積極參與讨論，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不過，社會學界對此的讨論還有兩個方面亟待加強。

首先，社會學界将讨論的焦點更多放在“社會治理”問題上，而将“國家治理”問題留給政治學等學科。這實際上是承襲了社會學界以往在應用“國家—社會關系範式”時主要關注“社會”維度這一傳統做法。但是這種謹守現代學科分界的做法，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面對“治理”這樣的重大問題時，都是故步自封、捉襟見肘的。在托克維爾、馬克思、韋伯這樣的古典社會學理論家那裡，國家與社會、政治與經濟、曆史與現實從來就是不可分離的。今天的中國社會學要激活面對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想象力，就應該突破狹隘的學科邊界。為此，我們不僅要更自覺地把“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放在一起來思考，而且還要重視與之相關的第三個治理概念:“政黨治理”。政治學界已有一些學者提出了把政黨帶進“國家—社會關系範式”中，并把政黨治理作為治理問題的一個核心範疇突出出來。但是，“政黨治理”問題的重要性在社會學界還沒有引起足夠的反響。

其次，社會學界常常為層出不窮的新現象、新概念所吸引，而對其中時段和長時段的傳統重視不夠。目前在治理問題的讨論中也體現出這一特點，似乎社會學僅僅存在當下，而“察其淵源、觀其流變”屬于曆史學的定位。這是今天學科分工格局産生的又一不利後果。筆者曾提出為了拓展社會學研究的新視野，應該“把革命帶回來”。在今天思考治理問題時，我們如果不能很好地澄清革命時期的政黨治理傳統，那麼，在新時期提出的政黨治理方向就可能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有鑒于此，本文拟從政治社會學和曆史社會學的角度，就中國共産黨在革命時期形成的政黨治理傳統做一個概要分析。“政黨治理”甚為複雜，它既包括政黨内部的治理問題，也包括政黨與政黨、政黨與政權、政黨與群衆等外部的治理問題。即使是政黨内部的治理問題，也還包括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群衆路線等多個向度。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論社會學界以往較少深入讨論的政黨治理的組織傳統，即中國共産黨這個政黨本身是如何組織起來的，它在發展壯大過程中出現過什麼樣的治理問題，其組織問題解決的制度、機制、邏輯和過程給今天的政黨治理和國家治理留下了什麼樣的傳統。

二

中國共産黨所奉行的基本理念來自馬克思的思想，而遵照的政黨組織傳統則來自列甯的創造。尤其是中共在1943年之前一直接受聯共（布）所控制的共産國際的直接領導。因此，要澄清中共的政黨治理傳統，就需要先來辨析中共與聯共（布）在治理傳統上的異同之處。

中共與聯共（布）最大的相同之處在于兩者均屬所謂“列甯式政黨”。1903年列甯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上堅持用組織嚴密、紀律嚴明、高度集中、活動秘密的原則來建黨，以此形成了布爾什維克獨特的建黨路線，并與歐洲的無産階級政黨及俄國的孟什維克構成了鮮明的對照。1904年列甯把這個建黨原則稱為“集中制”，1906年列甯在經曆了與羅薩·盧森堡的辯論後将此原則改稱為“民主集中制”。正如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所說的:“列甯用一個有意識地創立、構建和組織起來的政治制度代替了一個無定形的社會階級。通過強調政治的優先地位和作為政治制度的政黨，強調需要在一個‘廣泛的革命聯合’基礎上建立起‘強大的革命組織’，列甯就為政治秩序奠定了先決條件。”而中共自成立以來接受的就是列甯的建黨學說和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這是理解中共的政黨組織傳統的基本起點。不僅中共黨内按照這一原則來組織，而且中共與共産國際的組織關系遵行的也是下級黨組織與上級黨組織之間的關系。

不過，由于曆史、民情、地理等種種因素的影響，中共與聯共(布)在政黨治理上還是存在着幾個關鍵性的差别。

首先，就黨員身份來說。按照列甯的建黨學說，共産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黨員即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成員。自1861年廢除農奴制後，俄國的資本主義獲得了迅速而持續的發展，工人階級到1890年代已成長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力量。

到20世紀初，俄國工人階級人數超過2200萬，約占全俄人口的18%，其中産業工人就高達300萬。而且，俄國工人階級的一大特點是聚集程度特别高，50%以上的工人集中在500人以上的大企業，71%的工人聚焦在俄國9大工業區，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更是工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因此，布爾什維克建立在這樣一支雄厚而集中的工人階級隊伍的基礎上是有充分保障的。而現代中國早期的工業基礎極其薄弱，工人階級力量既弱小又分散，社會底層仍處在小農的汪洋大海中。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小農如馬鈴薯一般相互分離，“它們彼此間隻存在地域的聯系，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系，形成全國性的聯系，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此外，早期參加中共建黨的積極分子較多是小資産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既然早期加入中共的主要成分是小農和小資産階級，那麼，如何應對階級出身和政黨先鋒性的張力，就成為中共建黨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其次，就革命道路來說。聯共（布）和中共走的都是暴力革命的道路。但是，聯共（布）的革命主要是通過城市暴動、工人罷工和士兵嘩變進行的。十月革命的勝利不是通過大規模的革命戰争取得的，蘇俄紅軍是在革命勝利以後才由上而下建立起來的。而中共革命經曆了長期艱難的農民革命戰争，以根據地為基礎，通過自下而上地創建紅色武裝，逐步由農村包圍城市，最後才取得全國勝利。中共的成長與軍隊及農村根據地密不可分，這也因此決定了中共與聯共（布）不同的組織形态。

再次，就黨内鬥争來說。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一大于1898年召開，但不久黨組織就遭到破壞而停止活動。直到1903年召開黨的二大，社會民主工黨才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但在二大上又形成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個政派。1912年布拉格會議後，布爾什維克開始被看作一個獨立政黨，直到1917年在黨的六大上，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才最後分手，正式成為兩個獨立的政黨。也就是說，俄國共産黨組織在十月革命前一直存在着公開的黨内政派，而從十月革命到斯大林當政期間，在布爾什維克的黨代會上也一直存在着公開的争辯。這是民主集中制在俄國的一種體現形式。而中共一成立就按照布爾什維克的原則建黨，沒有出現黨内兩個政派長期公開對峙、鬥争的情況。但是中共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在革命方針、政策和策略上會出現各種分歧和鬥争。中共在處理黨内鬥争的方式上也具有與聯共（布）不同的特點。

最後，就政黨關系來說。聯共（布）是世界上第一個列甯式政黨，共産國際是由列甯創建的。相對聯共（布）在列甯式政黨上的先發性或原生性而言，中共是後發的、外生的列甯式政黨;同時，中共又是共産國際的一個下轄組織。因此，聯共（布）和中共之間實際上存在着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後，聯共（布）的國際主義的政黨宗旨與蘇俄的國家利益以一種複雜的形式結合在一起。而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無産階級革命和反帝民族鬥争結合的産物。這就意味着中共與聯共（布）在革命目标和策略上也存在着一定張力。

總的說來，中共雖然在1922年就加入共産國際成為其支部，并在1927年6月明确了民主集中制作為黨的組織原則，但從聯共（布）移植過來的民主集中制真正适應中國社會的土壤，被重新加以改造、組裝并得以有效地運作，經曆了一個漫長而艱難的實踐過程。

三

黨在“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框架下逐漸形成了一些獨特的政黨治理要素。下文将對這些要素作一概要分析。

首先是政黨吸納。如前所述，中共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政黨屬性與中共黨員以農民和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為主的階級出身之間存在着相當的張力。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試圖通過大力增加黨員和幹部隊伍裡的工人的成分來解決這個問題。同年10月，中共發出了“創造無産階級的黨”的第七号通告，要求推進黨的産業化、提高領導機關的工人化。但這種解決方案因脫離了中國社會的實際而收效甚微。中共早期即使是在以城市工人運動為主要革命方向的時候，想要在相當弱小的工人階級裡發展黨員也是困難重重。而1931年後随着黨的工作重心日益轉向創建農村根據地，黨員隊伍裡的工人比例就越來越低。至于說黨的六大以後一度強硬推行的盡可能由工人占據各級黨組織主要領導崗位的做法，也沒有真正落到實處。許多被匆忙提拔上來的工人無法勝任領導工作，在各級黨組織實際擔重責的基本上仍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他們多居各級黨委的秘書長位置，所以當時黨内文件中出現了所謂“秘書長專政”的說法。中共在後來的革命實踐中找到的真正有效的辦法是發育出一條獨特的群衆路線，并把群衆路線和民主集中制結合在一起。用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上的經典表述就是：“僅僅是黨員的社會出身，還不能決定一切，決定的東西，是我們黨的政治鬥争與政治生活，是我們黨的思想教育、思想領導與政治領導。”“經過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教育，使黨内小資産階級出身的分子實行思想上的徹底改造，改變其原來小資産階級的本質，使他們具有無産階級先進戰士的性格。經過這樣産生、又經過這樣鍛煉與教育出來的黨，與任何資本主義國度内的無産階級政黨比較，至少是毫無愧色的。”這種鍛煉和教育的根本之道就在于群衆路線，“我們黨——中國人民的先鋒隊，必須經常清除各種脫離人民群衆的傾向，而實行密切聯系人民群衆的路線”。群衆路線簡言之“就是使我們黨用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領導人民群衆的路線”。劉少奇特别強調黨對群衆的正确領導，實際上是要突出中共與群衆關系的雙向性。在聯共（布）那裡，隻存在布爾什維克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對工人階級及其他群衆的領導關系，而不存在布爾什維克俯下身來向群衆學習的面向。而中共與群衆的關系則呈現出雙向性：一方面是黨要“到群衆中去”發揮領導作用，按照黨綱和政策的要求引領群衆的進步；另一方面黨又要“從群衆中來”，要善于向群衆學習，黨員要不斷通過向群衆學習來改造自己的思想，保持革命的先鋒性，并依靠群衆，順應群衆的合理要求。因此，黨需要在引領群衆和順應群衆之間把握良性的平衡，黨員需要在發揮先鋒作用和改造自身思想之間把握良性的平衡，同時克服“先鋒主義”和“尾巴主義”的錯誤傾向。中共把群衆路線融進政黨吸納中，就此創造出一條獨特的無産階級政黨的締造機制。農民和小資産階級出身為主體并未妨礙中共的無産階級政黨屬性。

其次是縱向政黨構架。

1.組織層級的設置。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黨章修正案是按照行政區域來劃分黨的縱向組織系統的，黨的組織系統分為全國——省——縣或市——區——支部五級。但“八七會議”後，随着武裝暴動的展開和各根據地的創立，黨的組織系統根據實際情況做了調整。一個調整是各省委組織武裝暴動時并不是以縣為單位，而是将全省劃為若幹暴動區，每個暴動區包含了若幹縣。因此，就在各暴動區成立了專門的黨組織即特别委員會（簡稱“特委”）。在暴動結束後，特委并沒有随之撤銷，而是從臨時性機構逐漸演化成了省委和縣委之間的一個常設機構。有些跨省區或戰略意義重大的特委則是直屬中央領導的。另一個調整就是中共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幾乎都是在若幹省交界處誕生的，因此在根據地的省級組織往往是類如閩粵贛、湘贛、湘鄂西、鄂豫皖這樣的跨省的省委，隻有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省級組織基本按照地域來設置省委。在組織設置中另外一個重要的調整是地方黨組織與主力武裝的關系，稍後詳叙。

2.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八七會議”以後的一段時間裡，中共中央在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實踐中，既在一定程度上提倡“黨内民權主義”，同時又反對“極端民主化”。但要在實踐中把握這兩種邏輯的平衡是比較困難的。在創建發展紅色根據地的過程中，由于各蘇區與位于上海的中央遠隔千裡，通信、交通極為不便，戰機又瞬息萬變，需要當機立斷，因此，各根據地擁有較高的地方自主權，這倒是在客觀上減少了中央“左傾”領導錯誤帶來的嚴重後果。但“各據山頭”的局面也暴露了一些問題，尤其是在長征時期更出現了張國焘以紅四方面軍的武裝力量威逼黨中央的嚴重危機。到延安時期，中央開始對其與地方的關系進行了以“一元化領導”為标志的新規範。1938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首次提出了“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領導，是黨在組織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必須無條件地執行。”1942年9月，經過延安整風後，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進一步明确了“黨的領導一元化，一方面表現在同級黨政民各組織的相互關系上，又一方面則表現在上下級關系上。在這裡，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之嚴格執行，對于黨的統一領導，是有決定意義的”。不過，戰争時期的特殊機動性質依然決定了各根據地在執行中央決定時并非機械的，而是具有一定靈活性的。在解放戰争時期，指揮華東野戰軍的粟裕把毛澤東原來的“小淮海戰役”決策變成“大淮海戰役”的設想（此設想後得到中央批準），就是一個中央領導的統一性與地方執行的靈活性相結合的經典範例。

3.組織内部的合議制。布爾什維克在内部的決策上采取的是合議制即委員制，也即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相結合的制度。中共自成立始執行的就是這種合議制，與國民黨實行的黨魁制迥然有别。但是，中共和蘇俄在軍隊組織的設置上差别甚大。蘇俄紅軍是在十月革命勝利後才開始組建的，曾經曆了“一長制”與“雙首長制”的搖擺。而中共中央在領導南昌起義時創立了“前敵委員會”（簡稱“前委”）這樣一種特别的合議制機制，但它最初隻是一種非制度化的領導機構。直到在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那裡，前委才演化為一種高度制度化的領導機構。毛澤東在紅四軍前委中建立起了一種獨特的合議制運作機制：即經由前委書記“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前委會議集體決策軍中一切重要事務，前委委員分工負責具體工作。紅四軍前委的這種運作機制成為後來中共各級黨組織運作的原型，它有别于聯共（布）那種允許在黨的會議上公開争議的情況。

4.高度靈活的領導方式。除了文件指導、會議決策、書面彙報這些科層化的正式制度外，中共還很早就特别重視巡視制度這種“活的領導”，将其提到“保證上級黨組織的正确領導的主要辦法”的高度。早在1928年10月中共就頒布了專門的《巡視條例》，以後又對此進行了多次修改。此外，中共還在早期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就發明了“工作隊”這種非正式的領導制度。工作隊一方面使黨的決策得以深入到中國社會基層，充分動員了基層群衆，另一方面又使工作隊員本身受到了群衆的教育，是群衆路線的一種具體實踐方式。工作隊這種治理技術在後來新老解放區的土改實踐中錘煉成熟，體現出中共在政黨治理上高度的彈性。

5.對基層組織的高度重視。中共在大革命時期就以基層組織建設見長。國民黨和共産黨當時雖然同時師法聯共（布），但國民黨始終缺乏健全的基層組織，而共産黨則表現出與下層民衆密切結合的生命力，時有“上層國民黨，下層共産黨”的說法。國共合作失敗後，中共走上獨立領導武裝力量開展土地革命的道路，更加重視支部組織的建設，定期開會，交流思想，共同行動，保證了黨對黨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餘部在三灣整編時創立的“把支部建在連上”制度，解決了中共在軍隊組織的下伸問題，鞏固了黨對槍的領導。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又進一步解決了如何開好黨支部會議等一系列有關部隊基層建設的問題。

再次是橫向政黨構架。

1.地方黨組織與主力軍隊黨組織。中共最初的地方組織都是按照地域設置的，“八七會議”後通過革命暴動成立的紅色武裝都隸屬省委、特委或縣委等地方黨組織領導。軍隊的黨組織并不負責地方工作。但是毛澤東在領導紅四軍前委時，高度重視地方工作，強調要把軍事工作和群衆工作緊密結合起來，規定群衆工作是軍隊的三大任務之一。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常常采用紅四軍前委與特委、縣委開聯席會議的方式來兼顧軍隊和地方工作。随着紅四軍的日益壯大，加上主力紅軍高度的機動性，1929年毛澤東提出了“超地方的紅軍必須在中央直接指揮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環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義的累害”的方針。中央後來也同意授予紅四軍前委對割據或遊擊區域的黨務與武裝的統轄權。1930年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伴着發展”的軍事戰略。這種戰略以正規化的、職業化的、政治化的軍事武裝為基礎，在有紅色力量的地方逐步擴展，扶持地方軍事力量的成長，并推動地方政治秩序的重構。它不僅創造了晚清以來“地方軍事化”的新格局，更把軍事革命與社會革命結合在一起，實現了從“地方軍事化”到“軍事地方化”的跨越，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軍隊——地方關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也在中央蘇區正式統轄了軍權和地方黨政大權。到了延安時期，中央重新将各根據地的一元化領導權歸于根據地黨委：“各級黨委不應當僅僅是領導地方工作的黨委，而應當是該地區的黨政軍民的統一的領導機關（但不是聯席會議）”，“主力軍是黨領導下的武裝部隊”，“主力軍必須執行各級黨委的決議、決定”。不過，在“一切服從戰争”作為統一領導的最高原則的情況下，各根據地黨委的書記幾乎清一色是由主力軍的負責人出任的，因此這種一元化的地方領導格局和中央蘇區時期的軍事地方化是一脈相承的。

2.政府和群衆團體裡的黨團。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中共在政治上要高于其他任何組織，它在政府和工人、農民等群衆團體的領導作用是通過設置在其中的黨團來發揮的。黨團制度不僅廣泛存在于紅色根據地，而且也隐秘地存在于白區。抗日戰争時期，在一元化領導的格局下進一步完善了黨團制度。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黨團一般不發生上下級之間的聯系，而是歸同級黨委的領導。這是基于羅章龍在土地革命戰争時期曾利用工會系統黨團來反黨的教訓提出來的。不過，中央也提出要反對黨包辦一切、黨政不分、黨民不分的現象，強調黨對政府和民衆團體的領導“是原則的、政策的、大政方針的，而不是事事幹涉，代替包辦”。

另外是政黨幹部。

1.戰争形态決定了中共幹部的基本樣态。這是中共與聯共（布）的一個很大不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前不存在軍隊幹部;革命勝利後軍隊幹部的數量和影響均非常有限。而中國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争道路，軍隊幹部在幹部隊伍中的位置舉足輕重。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前夕，全黨幹部80萬名，部隊幹部高達50萬名，地方幹部僅30萬名。

2.選任标準。自蘇區時期始，政治正确、工作積極和鬥争經驗就被确立為選任幹部的三大标準。到延安時期将其進一步概括為“德才兼備”的基本标準。在具體的選用過程中，并行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個方向，體現着集中和民主的結合。

3.任人唯賢與照顧“山頭”。中共在幹部路線上強調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強調五湖四海，反對團團夥夥。不過，由于幹部問題的複雜性，尤其是中共長期處在被分割的農村遊擊戰争環境中，形成了黨的各個部分之間彼此不同的特殊的曆史、特殊的聯系與特殊的作風。即使在經曆了延安整風後，毛澤東也坦承“那個主張不應該照顧山頭、不應該照顧各方面的意見，也是一個理想，但事實上行不通，事實上還是要照顧才好，照顧比不照顧更有利益”。在他看來，“消滅山頭，就要認識山頭，照顧山頭，縮小山頭，這是一個辯證關系”。幹部之間由于出身、地緣、學緣尤其是戰鬥經曆上的異同會自然而然地形成感情上的親疏遠近，幹部的團結問題就成為黨的組織路線的一個焦點問題。它在不同時期表現出的重點有所不同。在土地革命戰争時期，幹部的團結問題主要表現在本地幹部和外地幹部之間、黨務幹部和軍事幹部之間的關系上。到了抗戰時期，中共進入了大發展階段，大批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如何把握軍隊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以及處理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的關系就成了一個關鍵問題。中共1942年将部隊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定位為“容”“化”“用”三個方面。而到了解放戰争後期，新幹部和老幹部、軍隊幹部和地下黨幹部的關系成為新的焦點。

4.重視幹部培養。中共在蘇區時期就很重視對幹部的教育和培訓。抗戰時期既是中共幹部大發展的時期，也是中共對幹部的培養自成體系的時期，常常是教育、培訓、考核、批評和自我批評多管齊下，形成了一個動态的幹部養成路徑，适應了戰争實踐對大批合格幹部的急迫需求。

最後是政黨紀律與黨内鬥争。黨的紀律始于黨的二大黨章的專門規定，這也正是列甯式政黨的一個基本特征。不過，對黨紀首次大規模運用是在1927年11月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那次會議按照共産國際代表的要求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對執行暴動政策不力的幹部進行了懲辦。後來稱這種濫用黨紀的做法為“懲辦主義”，甚至連當時身在中央的周恩來都“覺得這一條很新鮮”。在土地革命戰争中後期，由于“左傾”思想的影響，在各根據地又先後出現了“殘酷鬥争、無情打擊”的思想鬥争和從肉體上消滅的“肅反”鬥争。中共直到延安時期才找到了恰當的黨内鬥争方式。劉少奇在1941年分析中共的黨内鬥争時提出了正确的黨内鬥争應該是以思想鬥争為主要方式，而機械的、過火的黨内鬥争以及黨内無原則的鬥争都屬于錯誤的黨内鬥争。在對黨内錯誤的組織處理上，毛澤東提出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強調團結可以團結的大多數人。這種黨内鬥争和紀律把握的治理方式的運用在延安整風中達到了高峰。

以上就是中共在革命實踐中形成的五個主要的政黨治理要素，它們彙流在“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框架下，融貫了群衆路線的獨特創造，并在中國革命的實踐基礎上逐漸把握了民主和集中、統一與靈活、剛性與彈性、鬥争和團結的平衡支點。

四

中共的政黨治理傳統在1921－1949年長達28年的革命過程中當然不是線性推進的，空間、事件、人物和話語等諸因素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上所産生的複合作用，形成了若幹波峰或波谷，這構成了治理傳統形成過程中的關鍵環節。

首先是空間。楊念群曾分析了晚清儒學的地域化發展形态，尤其是湖湘、嶺南和江浙三大地域化儒學的基本特點及其對現代的影響。他指出，毛澤東早期在氣質上受到湖湘踐履型知識群體的深刻影響。他的這種分析思路是較有啟發意義的。當我們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候，這個“中國化”并非單指一個籠統的中國，而是與中國内部既有的自然、文化、社會和經濟的區域劃分相關。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列甯式政黨在中國落地的時候，勢必要與不同地理區域、地域化的思想形态、不同區域的社會經濟傳統發生碰撞、磨合。我們對毛澤東的那句名言耳熟能詳:“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來了。”但是，我們往往注意的是這句話的後半段——“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忽略了前半段——“來自五湖四海”，似乎這種說法隻是一種修辭。然而，這五湖四海之間的差别難道真的不重要嗎?那麼，為什麼中共最早的共産主義小組是在北京、上海、廣州、長沙、武漢和濟南而非其他地方誕生?為什麼毛澤東創建的中央根據地落足于贛南、閩西，而不是在他的家鄉、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中心之一湖南?為什麼中共軍隊的高級将帥較多出自湖南、四川、湖北而不是其他地區?為什麼抗戰時期八路軍是在山西和山東而不是其他地方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為什麼大别山能成為中共1927-1949年唯一一個紅旗始終不倒的根據地?實際上，這一類問題除了與當時當地的政治軍事形勢有關外，也與特定的自然、曆史、地理及區域文化、社會和經濟傳統有關。甚至那些走上革命歧途的人也與其出身的區域存在着某種微妙的關聯。比如，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對廣東有較大影響，中國的“托派”分子較多來自江浙地區，這都并非偶然現象。當然，就如同階級出身本身不能決定黨性強弱一樣，區域空間本身也無法決定革命的勝敗或道路的正誤。但是，我們在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需要考慮區域空間這個因素在其中所起到的某些複雜作用。恰恰在這裡，社會學的視野和人類學的訓練及地理學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找到理解中國革命道路和政黨治理傳統的一些重要而獨特的入口。

其次是事件。事件在曆史變遷中的重要性是衆所周知的。但我們還需要細緻辨識不同類型的事件及其在政黨治理傳統形成中的意義。一是淵源性事件。要理解政黨治理傳統，“察其淵源”極為重要。有些事件看起來是遠源，卻具有原型的性質。比如，1927-1928年在莫斯科發生的“江浙同鄉會事件”就構成劉少奇後來所批評的“無原則的黨内鬥争”的原型。二是轉折性事件。這類事件對既有的制度、結構或慣例提出了新的挑戰，構成了曆史的轉折點。它既包括古田會議這樣的正面轉折點，也包括以負面教訓影響了黨團制度走向的“羅章龍事件”，還包括形态複雜、影響深遠的“順直省委事件”。對轉折性事件需要拓展曆史視野，不僅僅聚焦事件本身，而是要在一個較長時段結合“局勢”來分析，同時要從社會結構的層面展示所謂的“事件路徑”。三是典型性事件。在蘇俄革命中，更重視理論性的宣傳;而在中國革命中，更重視普及性的鼓動。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他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黨要引導他們前進，僅用理論性的、一般性的号召是難以打動他們的，因為農民群衆總是習慣從親自看到的、體驗到的事情上而不是抽象的口号上去理解問題；因此，黨就必須在工作中樹立典型來示範，利用事實來鼓動其情緒，增強其勇氣，從而促使他們在黨的号召下積極行動起來。“樹典型”就此成了中共群衆動員的一種基本方式。比如，1942年4月《解放日報》對勞動模範吳滿有的塑造就是最早的這類典型性事件。四是“關系/事件”型事件。“事件”是與“日常”相對的，事件本身又有大小等級之分。應該承認，在塑造政黨治理傳統中，大事件的重要性超過了小事件。不過，事件的大小其實是史家賦義的，因此其等級系列具有相對性、變動性。表面平淡無奇的萬曆十五年或一個小小的“叫魂”案件在别具慧眼的史家筆下也可以窺見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及其症結。因此，我們不應囿于某種既定的大事件标簽，而是“必須在出乎意料的地方，在我們通常往往認為沒有曆史的地方——在情感、愛、良知、本能中——守候這些事件；它必須對事件的重現保持敏感，但不是為了追蹤事件演進的漸進曲線，而是重新找出事件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場景；……甚至還必須界定沒有出現這些事件的地方，沒有發生這些事件的時刻”，在所謂“根莖”狀的“關系/事件”中為事件重新賦義。比如，山西潞城縣張莊在1948年發生的土改在當時的革命進程中隻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個案，似乎既不具有轉折性，也不具有典型性；然而，經由韓丁在《翻身》中的書寫，已成為中國土地改革的一個經典案例。

再次是人物。政黨領袖對于塑造政黨治理傳統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比如，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就是最突出的代表。毛澤東的貢獻是全面的、具有決定性的，而劉少奇在理論上和白區革命實踐上的貢獻、周恩來在政策上的執行力量和組織上的團結力量，都是無與倫比的。除了領袖外，還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在參與塑造這個傳統的過程中留下了自己的烙印。比如，王觀瀾對土地革命政策和農村調查傳統所發揮的作用;再如，魯迅這個“革命的同路人”對中共文化宣傳傳統所産生的複雜影響。

最後是話語。中共早期的話語尤其是文件術語受到聯共(布)、共産國際以及留蘇派人士的強烈影響，許多政治術語或是直接譯自俄文，或是以俄為師，圍繞“國際路線”“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等話語展開。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期間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嚴厲批判了黨内盛行的“黨八股”，提出對中共話語進行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基本目标的系統改造，強調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來對中國革命經驗進行總結和提升。由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民主主義”“三大法寶”“路線決定一切”“團結—批評—團結”“反對本本主義”“共産黨員的修養”“黨内有原則的鬥争”“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做黨的馴服工具”“四個服從”“黨的一元化領導”等一大批新話語先後誕生。延安整風使這些新話語在全黨和全軍中确立起了無可辯駁的主流地位。

總的來說，中共以民主集中制為标志的政黨治理傳統有着極其複雜的實踐邏輯。如果我們要對其進行深入探究，就需要以政治制度的淵源流變為觀察節點，以政治話語及政治實踐的考察為中介，結合社會空間背景對焦點事件和人物進行分析，厘清社會區域因素如何影響了特定政治制度的形成，而與此同時意識形态話語和政治實踐又是如何肯定、解釋或排斥、改進這些因素的。

應星：beat365社會學系教授

來源：《學海》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