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較曆史分析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美國社會科學界開始興盛的一個跨學科研究範式，其淵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以前的歐洲經典社會科學傳統。本文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梳理了比較曆史分析的歐洲經典傳統的奠基、在美國學界發生的“扳道”以及複興的過程，剖析了以摩爾和斯考切波為代表的美國比較曆史分析主流學界對馬克思、韋伯等經典傳統的理解方式，批評了美國學界過度化約經典理論的複雜性帶來的“中層理論化”問題，并面向中國學界提出了比較曆史分析再造的新起點。

國内社會學界和政治學界近年來對曆史維度的社會科學研究興趣日增，以“曆史社會學”“比較曆史分析”“曆史社會科學”等為主題的專門綜述已有多篇（花勇，2017；孟慶延，2018；郭台輝，2019；黃傑，2020）。但目前的梳理仍存在一些普遍性的問題。首先是輕源重流。盡管沒有人會否認經典的重要性，但對經典的認識仍存在着相當的片面性、模糊性乃至空洞性，人們更重視的是由經典所導出的各種紛繁複雜的分叉問題以及最新趨勢。這種綜述方式更早地體現在國外的相關研究中（例如斯考切波，2007；Mahoney & Rueschemeyer，2003；Mahoney & Thelen，2015），也深刻影響了國内研究者。其次是對社會科學的曆史維度在美國的“中斷”與後來的“複興”之間的關聯語焉不詳，對比較曆史分析的興替與社會思潮變遷之間的互動缺乏深入的分析。最後，對西方傳統的梳理如何與中國正在勃興的曆史社會學之間建立恰切的關聯仍然成為一個問題。

本文以比較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為切入點。這個概念萌芽于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現代世界形成過程中的地主與農民》，明确于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它強調的是對宏觀社會結構進行因果推斷。但是，将對社會的比較研究和曆史分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學術傳統可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以前的歐洲社會理論。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比較曆史分析這個橫跨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分析範式在西方學界興盛一時，名家輩出。本文不拟對比較曆史分析進行全面梳理和評析，而是先概述比較曆史分析的歐洲經典傳統的奠基，在此基礎上考察這些傳統在美國先被遮蔽、而後又被激活的過程中曲折的表現形态。在這種考察中，本文所關心的既非比較曆史分析的具體問題和方法，也非對各種枝蔓的厘清，而是推動這一範式（paradigm）的形成和演化的最基本的社會與思想背景，并由此勾勒出它的基本預設乃至“無意識”傳統。通過這種知識社會學的辨析，我們希望能展示比較曆史分析真正的力量及其局限所在，以期找到它可以重新出發的起點。

一、比較曆史分析的經典：20世紀20年代以前的歐洲

經典社會理論是在應對17世紀以來的現代性總體問題中誕生的。這個問題在包括資本主義體系誕生、民族國家興起和社會革命爆發在内的一系列曆史巨變中凸現了出來。将曆史分析、比較方法與當時正在醞釀成形的社會科學結合在一起的做法内嵌在諸多經典思想家對現代性問題的思考中。但比較曆史分析在面對曆史巨變時并沒有形成一個綜合的形态。本節按照居于關鍵地位的經典思想家對比較曆史分析的不同貢獻來展開分析。

（一）孟德斯鸠—托克維爾傳統

盡管西方學界在“17世紀的總危機”的肇因究竟是生産力危機還是國家—社會之間關系的危機上存在争議（Trevor，1965），但這個概念還是有助于我們理解社會理論從18世紀開端時的基本社會背景。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正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論法的精神》開篇，孟德斯鸠明确提出，他要研究的是法與各種事物可能發生的關系（2009：13）。這實際上是要為社會研究奠定有如笛卡爾哲學和牛頓物理學一般的實證科學基礎。在這種探究背後，是從古代共和道德的舊世界向現代貿易和自由的新世界轉變的趨勢（馬南，2018：12-13）。為此，孟德斯鸠最早充分地應用了比較曆史的方法。首先，他在政體類型的劃分上完全突破了亞裡士多德的傳統，以曆史和現實經驗為基礎劃分了共和、君主和專制三種政體。這種劃分的實質是所謂“寬和政體”與“不寬和政體”之别，這也開創了比較西方君主與東方專制的先河。其次，他用隐晦的寫作方式突出了三種政體類型之外的全新政體，即以貿易和自由為基本特征的英國政體（潘戈，2016：15、155），由此奠定了以國家為單位的新舊政體之間、自由和專制之間的比較傳統。最後，他強調了“民情”（mores）這個概念在理解政體原則上的重要性，并通過各種比較展示了政制、自然、曆史與民情之間的複雜關聯，為理解社會與自然的法則以及偶然與必然的關聯提供了基本的思路。這實際上是将比較方法确立為社會科學的基本方法。

從“17世紀的總危機”進入到18世紀80年代開啟的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現代性問題繼續向縱深推進，19世紀的社會理論家面臨着“革命的年代”和“資本的年代”（霍布斯邦，2006a，2006b）這雙重命題的考驗。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相當程度上直接繼承了孟德斯鸠的思想傳統，并回應了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提出的平等與自由的張力問題。他接續孟德斯鸠從“民情”入手的分析方式，也刻意使用了比較曆史的方法。不過，他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将民主社會的标杆從孟德斯鸠眼中的英國轉到了美國，從地理、制度尤其是民情上比較了美國這種因為沒有舊制度的負擔而“生來平等”的社會與歐洲這種經過革命才“變成平等”的社會。他一方面承認美國民主化道路的某些特殊機緣，另一方面又揭示了這種民主化的“天命”性質。他深刻分析了民情與政治之間的複雜關聯，看到了“多數的暴政”和“溫和的專制”的症結，同時也揭示了美國社會針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機制（托克維爾，1991；曼斯菲爾德、溫思羅普，2016）。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将比較的視線重新拉回到歐洲内部，在深入分析法國中央集權制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間關聯的基礎上，比較了法國、德國和英國在中央集權制以及所謂“托克維爾悖論”上的不同表現（托克維爾，1996）。托克維爾這兩本主要著作本身即已構成了一個絕妙的比較。

（二）斯密傳統

孟德斯鸠對貿易和自由的高度推崇也對英國思想家斯密（Adam Smith）産生了重要的影響。斯密的《國富論》在孟德斯鸠以及休谟（David Hume）思想的啟發下，以國民及國家财富的最大化為問題線索，對現代勞動分工、市場、貿易及其與國家的關系作了深刻的剖析，成為古典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他在書中雖然并未正面論及比較曆史的方法，但仍對這一分析範式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首先，他強調了國家财富是國家力量的來源，将經濟引入到政治實踐中，将市場與政府在國家“治理術”的意義上緊緊聯系在一起，奠定了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開展比較分析尤其是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其次，他對比了以外貿為動力的英國資本主義道路與随農業的推廣和改進出現的“财富的自然的發展”道路，也比較了歐洲資本主義增長道路與中國“似乎停滞于靜止狀态”的發展道路，将發端于孟德斯鸠東西方發展道路差異的讨論帶向了更複雜的方向（斯密，1994：65、345）。

（三）馬克思傳統

德國思想家馬克思以其獨創的辯證唯物史觀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和變化趨勢，尤其是商品和資本運行的内在矛盾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深入批判。他開創的社會理論傳統對後來大多以國家或宗教為分析單位的比較曆史分析來說似乎是一個悖論。因為早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就提出了人的解放優先于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猶太人的解放，就其終極意義來說，就是人類從猶太精神中解放出來”，“完成了的政治國家，按其本質來說，是人的同自己物質生活相對立的類生活。這種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繼續存在于國家範圍以外，存在于市民社會之中，然而是作為市民生活的特性存在的”（馬克思，2009a：30、50）。馬克思分析的主要着眼點是對資本主義世界而言具有普遍性的市民社會和生産方式，而非特殊的國家或宗教之間的比較。但是，馬克思這種以階級和生産方式為主線的分析方式極具曆史穿透力，對于後世着力于國家或文明形态比較的做法深具啟發意義。此外，馬克思還有兩個具體的研究方向與比較曆史分析有着緊密的關聯性。第一個研究方向是他晚年高度重視的一個問題。馬克思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稱為“人體解剖”，而将他在晚年花費了很大精力進行的關于前現代社會的人類學、曆史學研究稱為“猴體解剖”。他在研究東方社會時，提示了一種獨特的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即亞細亞生産方式；他也指出了在俄國村社制度基礎上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可能性。馬克思強調，不同社會從前現代形态走向現代形态，從“猴體”變為“人體”，是因不同的曆史條件而異的（馬克思，2009b：463-467，2009e：570-590；梅洛蒂，1981）。第二個研究方向是馬克思對法國政治的分析。在他看來，德國與理論有更強的親和性，英國與經濟有更強的親和性，而法國與政治有更強的親和性。他對法國政治的研究有著名的“三部曲”——《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及《法蘭西内戰》。他的這些研究，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既與英德政治構成了或明或暗的對照，同時又為我們展示了階級政治與國家自主性兩條線索之間的張力（傅勒，2016；應星，2017），成為後來的比較曆史分析的一個焦點問題。

（四）韋伯傳統

19、20世紀之交是資本主義體系最後的成型時期，也是經典社會理論最後的高峰時期，同時還是比較曆史分析最重要的經典傳統的成熟時期。它們集中體現在德國思想家韋伯（Max Weber）的著述中。韋伯對比較曆史分析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韋伯是第一個将比較曆史分析作為自身整個思想體系的支撐點的經典大家。韋伯思想的複雜，再加上早逝導緻文本的不完整，造成學界對韋伯的中心問題究竟為何存在頗多争議。不過，中外學界還是較多認為理解韋伯中心問題的“鑰匙”不在韋伯最後未完成的《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而是他生前親手編訂的《宗教社會學文集》第一卷（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Tenbruck，1980：316-351；李猛，2001：113-127）。在該文集的總緒論中，韋伯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他的問題：“身為現代歐洲文明之子，在研究普遍曆史問題時，都會必然地和正當地銘記如下特殊問題：各種情境因素究竟以什麼樣的方式結合起來産生了那些在西方、而且僅僅在西方出現的，并在曆史發展進程中（至少文明傾向于認為）具有普遍的意義和有效性的文化現象”（韋伯，2010：1）。韋伯還在該文集中把他的方法明确地稱為“比較宗教學”（韋伯，2011：404）。可以說，韋伯的核心問題即是通過比較宗教學的方式探究歐洲資本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獨特性格。這個問題指向與比較宗教學方法之間的“選擇親和性”（elective affinity）（韋伯，2010：56）清晰可見。

其次，韋伯也是第一個系統而深入地提出了比較曆史分析的方法論的經典大家。韋伯的時代與他之前的時代所不同的是，大學開始了以專業化為标志的“制度化經營”（enterprises）。而專業化首先就表現在方法論的自覺上。“業餘者與專家的唯一不同，就在于他缺乏一套完全确定的工作方法，因此，對于自己的想法，他一般不能完全控制、評估乃至貫徹執行其中的全部意涵”（韋伯，2018：14）。韋伯自覺地構建了一整套極其獨特而複雜的比較曆史分析方法，其主要内涵包括：第一，将位于理論抽象與特定經驗現實之間的“理想類型”（idea types）構建為基本的研究工具；第二，在探究因果關系上強調“多重因果”（multicausality）和“因果妥當性”（adequate causality）；第三，在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之外獨辟蹊徑地提出了“解釋性的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強調社會行動的脈絡—遇合（contextual-conjunctural）的解釋模式；第四，堅持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第五，反對線性曆史觀和有機整體論，強調曆史錯綜複雜的張力、悖論、裂變、反諷與意料之外的後果（韋伯，1999；Kalberg，1994）。

再次，韋伯在極其廣泛的研究領域展示了比較曆史分析應用可及的範圍。與其說他更關心比較曆史分析的方法論本身，不如說他更關心對實質經驗問題的探究。在他看來，“隻是通過解釋和解決實際的問題，科學才得以确立，它的方法才得以進步。與此相反，純粹認識論的或者方法論的思考還從未在這方面起過決定性的作用”（韋伯，1999：44）。而他對實質經驗問題的理解是：“鑒于經濟因素所具有的根本的重要性，每一種力圖做出的解釋都必須首先考量經濟條件。盡管如此，我們也不應當忽略反向的因果關聯；因為經濟理性主義的起源不僅要依賴于理性技術和理性法律的在先發展，而且取決于人們支持某些踐行的、理性的生活方式的能力和性向（disposition）”（韋伯，2010：11）。故此，包括經濟、支配、宗教、法律、組織、身份群體在内的“諸社會領域”“世界圖像”以及“生活樣式”（韋伯，2011：420、434），均在他的比較曆史分析範疇中（蘇國勳，2016）。

最後，韋伯的比較曆史分析與既往的比較曆史分析傳統尤其是馬克思的傳統建立了深刻的對話關系。“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上與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常如鐵道上的轉轍器，決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推動着人類的行為”（韋伯，2011：421）。這段話簡明而清晰地表明了韋伯對馬克思思想傳統的吸納與批判。

綜上所述，韋伯代表了比較曆史分析在經典時期所達到的最高水準。由于韋伯的作品理論深邃、方法獨特、領域廣泛，繼承他的思想遺産具有極高的難度。韋伯在20世紀初期的影響主要限于歐洲尤其是德國。比如，德國曆史學家欣策（Otto Hintze）通過将韋伯社會學引入曆史學而形成的比較制度史研究就構成了比較曆史分析經典傳統的一部分（Gilbertt，1975）。

值得一提的是，與韋伯同時代的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Émile Durkheim）對比較曆史分析的影響比較特别。在方法論層面，他一方面澄清了英國思想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比較方法無法适用于社會學”的誤解，強化了比較方法在社會學中的核心位置，提出了比較社會學就是社會學本身而非社會學的分支學科；另一方面又相對弱化了曆史維度的研究，否定了社會學創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的曆史方法的意義（塗爾幹，2020）。不過，在他的經驗研究尤其是關于原始宗教和社會分工的研究中，比較曆史分析方法仍穿插其間。在塗爾幹的直接影響下，莫斯（Marcel Mauss）所作的曆史文明比較構成了與韋伯的德國傳統所不同的法國傳統（莫斯等，2010；王銘銘，2018）。

總的來說，比較曆史分析從孟德斯鸠那裡發端，到韋伯這裡達到了頂峰，先後形成了四大經典傳統。這些傳統一方面是共同面對現代性的誕生這個總體性問題的，另一方面又絕非同質性的，它們之間既有繼承和發揚，更有否定和批判。無論是18、19和20世紀的世紀傳統，還是法國、德國和英國的國别理論傳統，或是現代人自我意識的三大領域——曆史、社會和經濟——的交錯（馬南，2018），都充滿了巨大的思想張力。正如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在分析霍布斯的《利維坦》時所說的，“我稱其為傳統，因為它們具有某種傳統的特性，這種傳統不是堅持與某種單一的特性的一緻，而是包容了内在的多樣性并将其連為一體，同時還能夠在不失去其認同的情況下而發生變化”（奧克肖特，2003：175）。盡管上述經典思想家反映了各自國家的思想傳統，也對各自國家進入現代的特殊路徑進行了思考并啟迪了後世的“國别單位”（national unit）比較，但是，經典傳統所确立的是遠比那種比較更豐富的思想層次。

二、比較曆史分析的“扳道”：20世紀20年代至60年代早期的美國

以韋伯在1920年的去世為标志，社會科學的重心開始從歐洲轉向美國。通常認為，美國社會科學的興起導緻了比較曆史分析暫時的“中斷”；而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比較曆史分析又因緣際會，得以“複興”。其實，這種“中斷”與“複興”存在着微妙的關聯。與其說“中斷”，不如用韋伯那個“扳道工”（switchmen，也譯為“轉轍器”）的比喻（韋伯，2011：421）來說——從20世紀20年代起，比較曆史分析被扳離了經典時期的軌道。

（一）20世紀20年代至60年代早期的美國社會與大學

美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經曆資本主義的大發展，成為最主要的工業化國家。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遲緩了其發展的節奏，但經過“羅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的龍頭地位更加穩固（曼徹斯特，2006）。美國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成功使“制度化經營”的概念從經濟層面擴展到科學和教育層面。随着美國大學在20世紀的快速擴張以及财團力量和政府智庫對美國大學的深入影響，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都出現了規模化、集團化、專業化的“制度化經營”特點。韋伯在其1917年的演講《科學作為天職》中就已洞察到這種美國式的“制度化經營”注定要變成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韋伯，2018：7）。正是美國獨特的發展模式以及二戰後霸權地位的獲得決定了在美國的大學及科學體制中什麼是最緊迫的問題以及什麼是處理它們的最恰當方法（華勒斯坦等，1997：37）。就美國社會科學而論，其特點突出體現為所謂“工具實證主義”，即以經驗實證為主流取向，強調通過恰當的方法對不穩定的因素進行控制性的研究；以自然科學方法論中所假定的嚴格性為社會科學的首要目标，進而在社會科學中推崇統計技術；強調歸納式的研究策略和團隊研究；重視社會科學的價值中立信念等（葉啟政，2018：1-78；羅斯，2019：608）。即使是那些宣稱要繼承歐洲經典思想的美國學者也大多自覺或不自覺地卷進了美國社會科學的獨特軌道。就其代表人物而論，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最關鍵的社會學家。圍繞他的思想激起的擁護、修正和反對，是理解比較曆史分析從被遮蔽到激活的關鍵線索。

（二）帕森斯的思想及其追随者

帕森斯的實證主義行動理論和結構功能主義是以一種特别的方式與美國的工具實證主義關聯起來的（葉啟政，2000）。他在幾個方面啟動了對比較曆史分析經典傳統的“扳道”。

首先，他對經典進行了選擇性的會通（convergence）。他在《社會行動的結構》中會通了塗爾幹、韋伯和帕雷托（Vilfredo Pareto）等人的社會理論（帕森斯，2013）。這種所謂的“會通”即将異質性的研究傳統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傳統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為了保證這種統一性，他在“會通”中排除了馬克思、托克維爾的傳統，對韋伯傳統則作了“實證社會學化”“去曆史化”“單面化”的改造（趙立玮，2012：155-204）。

其次，他的“宏大理論”背後的宏觀經驗指向有别于經典傳統。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後來在激烈批判帕森斯時贈送了他一個封号——“宏大理論”（grand theory）（米爾斯，2017：33），意指其理論的高度抽象性及其對概念的堆砌。應該說，米爾斯的這一批判是不夠公允的。實際上，帕森斯的抽象理論背後有着明确的經驗指向，即以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為核心群體的、從大蕭條到二戰後的美國主流社會。他對這種經驗現實的理論構建不是零碎的、局部性的，而是系統的、總體性的。就其關懷的問題的宏大性而言，帕森斯理論與歐洲經典理論有相似之處，隻是兩者定位的總體問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前者定位于發達資本主義的美國社會，後者定位于現代性在全世界所開啟的曆史巨變。

再次，他将社會分析與曆史分析分離開來。帕森斯在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基礎上确立了現代化在發展道路上的唯一正當性。他的這種進化論思想與功能主義的結合導緻了線性的曆史觀，曆史研究因此失去了重要的意義。此外，帕森斯長期位居哈佛大學社會關系系主任、美國社會學會會長等要職，積極推進社會學的學科專業化，刻意強化社會學與曆史學等人文學科的分界。受其影響，帕森斯的高足斯梅爾塞（Neil J. Smelser）在其《社會科學的比較方法》一書中就重新闡釋了托克維爾、韋伯、塗爾幹，将他們對曆史實質問題的研究與比較方法完全割裂開來。在他看來，“科學事業就是為控制變化而奮鬥”（斯梅爾塞，1992：172）。在帕森斯的追随者中，也有個别人從事曆史社會學研究，艾森斯塔得（Shmuel N. Eisenstadt）的《帝國的政治體系》就是一例（艾森斯塔得，1992）。這項研究雖有相當的價值，但其鮮明的功能主義色彩與前述經典比較曆史分析已大異其趣。

（三）默頓：帕森斯時代的修正派

帕森斯理論在美國社會學稱雄近二十年，既有大批的追随者，也引發了各種批評。本文把比較溫和的批評稱為修正派，其中最傑出的代表是默頓（Robert K. Merton）。他對比較曆史分析最重要的影響體現在他所提出的“中層理論”（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默頓自己主要是從經驗研究的主題上來界定中層理論的，即經驗研究應該在宏大理論問題與微觀工作假設之間搭建中層的理論構架。這是因為社會學的成熟度尚無法與自然科學相比，所以應該降低學科期望，緻力于社會機制分析，例如角色沖突理論、社會流動理論、相對剝奪理論就是這樣的中層理論。值得注意的是，默頓提出中層理論，不僅是要批判帕森斯所構造出來的“宏大理論”本身，也反映了他對帕森斯借重歐洲經典理論來構造新理論的做法的不滿。在他看來，社會科學應該像自然科學那樣重視學科的積累機制和最新進展，而“由于相當遙遠的過去的理論和發現在很大程度上被結合到現今的積累性知識中，所以對于過去偉大貢獻者的紀念實質上被保留在這一學科的曆史之中”（默頓，2006：43）。歐洲經典那種學科不分、論域無邊、問題含混、方法缺乏操作性的做法不符合準确、簡潔、清晰的美國實證科學标準。因此，他認為社會學應着力分析的是可以被觀察、操作或檢驗的因果關系，而不是糾纏在那些過于複雜、含糊的因果關系中。如果說經典對默頓還有什麼價值的話，那就是在孔德所謂的“大腦衛生學”（cerebral hygiene）的基礎上從經典中抽取一些看似可用的部分，并賦予其功能性的意義，即應用權威來證成自己思想的合法性，避免重複勞動，培養自己的鑒賞力，等等。經典思想脈絡本身的完整性、面對現代性總體問題的重要性、其理論概念與方法界定及經驗問題的扣合性都在默頓這種功能主義的經典觀中被消解了（默頓，2006：54-105；田耕，2006）。他在《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中對經典理論的功能性闡述與對中層理論的分析是前後緊連的，這表明二者的内涵是有關聯的。就此，我将默頓這種經典理論觀稱為經典理論的“中層理論化”。中層理論的這兩種内涵既相互關聯又相對獨立。即使研究的并不是中層的經驗主題和社會機制，而是宏大的經驗主題和社會結構，但如果追随默頓那種功能性地拆解經典理論的方式，也仍舊等同于把經典理論降格處理成中層理論。後文中可以看到，默頓的這些主張對比較曆史分析的“扳道”産生了極其關鍵的影響。

（四）米爾斯：帕森斯時代的批判者

帕森斯時代最激烈的批評者當屬米爾斯。他對比較曆史分析的複興起着最直接的觸發作用。首先，他重新調整了經典的構成，把馬克思确定為社會學最重要的典範。米爾斯是大蕭條中成長起來的那一代“新左派”，是二戰前後著名左翼群體“紐約文人圈”（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的成員。他自稱“樸實馬克思主義者”，以别于“庸俗馬克思主義者”和“詭辯馬克思主義者”。他對馬克思的理解受到托洛茨基（Lev Davidovich Bronstein）等人的影響，并且強調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色彩。從對馬克思本身的理解來說，米爾斯遠談不上深刻；不過，他的“匠人精神”及寫作風格對美國大衆社會及左翼社會學家産生了很大影響（米爾斯，1965；聞翔，2016）。他對韋伯的譯介也較帕森斯深入。他和自己的老師格特（Hans Heinrich Gerth）合編的《馬克斯·韋伯社會學文選》（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是美國社會學界曾長期流行的标準韋伯選本（Gerth & Mills，1958）。其次，米爾斯把曆史分析重新引入社會科學分析并将比較曆史分析置于中心位置。他提出，“社會科學家要想履行其任務，甚或隻是想說清楚這些任務，都必須運用史料。除非你接受某種有關曆史本質的跨曆史理論，或者你同意說社會中的人是一種非曆史的實體，否則沒有任何社會科學可以被認為超越了曆史。所有名副其實的社會學都是‘曆史社會學’”，而“比較研究和曆史研究彼此有着非常深切的關聯”，“曆史的觀點導向了對于各社會的比較研究”（米爾斯，2017：203-204、210）。

帕森斯派、帕森斯的修正派和反帕森斯派以一種十分複雜的形态逐漸把比較曆史分析從經典軌道上扳離，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最終導向了比較曆史分析的美國複興之路。

三、比較曆史分析的複興：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美國

（一）摩爾與比較曆史分析的重新奠基

“20世紀60年代”（the 1960s）一詞對美國而言意味特别——民權運動、反戰運動等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社會思潮急劇“左轉”，從學府到社會無不可見馬克思思想的影響。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新左派”又與“老左派”決裂，在法蘭克福學派影響下，倡導革命的左翼思潮愈加激烈（迪克斯坦，2017；馬爾庫塞，2020）。學界通常認為，比較曆史分析在歐美的複興有三條基本路徑，即以摩爾、斯考切波為代表的宏觀曆史因果分析路徑，以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為代表的曆史解釋性路徑，以及以艾森斯塔得、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為代表的普适性理論建模路徑（Skocpol & Somers，1980：174-197；斯考切波，2007：373-407；Kalberg，1994：4-9）。篇幅所限，本文僅選取在美國20世紀60、70年代影響最大的宏觀曆史因果分析路徑進行分析。

摩爾的代表作是他從1956年左右開始醞釀、1966年出版的《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現代世界形成過程中的地主與農民》（Moore，1966；摩爾，2012）。這本書用“曆史主義”颠覆了帕森斯的“現在主義”，重新實現了比較社會分析與曆史分析的結合；它将馬克思重新引入到社會分析中，揭示了馬克思思想在比較曆史分析中的巨大潛力；它開創性地以農業生産的商業化程度及地主和農民的關系為分析主線，展示了走向現代民主和專制的多元道路（Ross et al.，1998：1-21）。本文并不對該書的貢獻及局限作全面的檢讨，而是側重分析摩爾在為比較曆史分析重新奠基時是如何處理與經典著作的關系的。

我們先來看摩爾對馬克思的理解、接受和批評。摩爾對馬克思的接觸主要不是始自他在古典語言學和社會學領域的學生生涯，而是始自他1941年博士畢業後到美國司法部和戰略情報服務辦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工作期間。當時正值二戰，這給了摩爾思考階級問題的契機。更為重要的是，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紐曼（Franz Neumann）等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成員正好與摩爾在美國司法部和戰略情報服務辦公室共事。摩爾對馬克思的理解深受他們尤其是基希海默和紐曼的影響（Snyder，2007a：90-92）。這些獨特的經曆使摩爾在進入馬克思的分析路徑時具有強烈的道德關懷和真切的問題意識。不過，從他在二戰結束後發表的第一篇關于階級分析的論文看，他對馬克思的解讀遠談不上深刻。該文所引用的唯一一篇馬克思文獻是《共産黨宣言》，而文中對階級分析的理解也甚為單薄，一味認定馬克思對階級鬥争缺乏嚴格的定義（Moore，1945：31-37）。二戰結束後，摩爾最初在大學裡從事蘇聯研究。他對馬克思的認識是在對斯大林式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中進一步展開的。這種展開路徑與米爾斯等“新左派”的影響分不開（Smith，1983：7-8）。

我們再回到《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現代世界形成過程中的地主和農民》來看摩爾與馬克思的關系。他在書中對馬克思思想的應用主要偏向階級分析視角和政治受經濟、社會制約的基本立場，但全書直接引述馬克思著作的僅四處（未計入對所謂“馬克思主義者”［Marxism］的引用），且兩處都是對馬克思的批評。摩爾精通德文，但他引用的馬克思著作卻是20世紀30年代由杜特（Clemens Palme Dutt）所編譯的兩卷本英譯本《馬克思著作選》（Dutt，1936）。他完全未涉及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馬克思晚期對東方的分析在他看來則是“不甚嚴肅的研究”（Moore，1966：554、416）。摩爾更多的是在與蘇聯流行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話，他對馬克思原著的閱讀和理解則是功能主義的——盡管他堅決拒斥功能主義理論本身。必須承認，摩爾全書的一個主要洞見，即在走向現代社會的曆史分析中将農業生産的商業化及地主和農民的關系作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馬克思的國家理論。不過，摩爾的這一洞見主要源自英國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經濟史家托尼（Tawney，1912）。他對托尼的引證和重視遠超過其他任何一個經典思想家（Moore，1966：558；Snyder，2007a：98）。

我們再來看摩爾與韋伯的關系。雖然摩爾早在1958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承認韋伯的重要性（Moore，1958：118-122），但我們從後來的訪談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對韋伯的真實态度，即認為韋伯的比較宗教有其經驗研究的價值，卻并不具有理論上的重要性，甚至《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也很難經得起經驗的驗證（Snyder，2007a：103-104）。《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現代世界形成過程中的地主和農民》對韋伯僅有的四處引證有兩處都持批評态度（Moore，1966：559）。摩爾讀的倒是韋伯的德文版原著，然而他對韋伯的思想還是表現得相當陌生。在對韋伯所謂“現代化形象”的解讀上，摩爾實際上不自覺地受到了帕森斯以及本迪克斯的影響，盡管他毫不掩飾對帕森斯理論的厭惡之情。

有兩個因素多少彌補了摩爾在經典解讀上的這些明顯缺陷。首先，他具有紮實的語言功底、獨特的個人閱曆、敏銳的經驗感和厚重的曆史感。其次，他拒絕開展什麼學科建設，不立門派，不守學科分界，連終身教職也不屑争取，在美國正在專業化的大學體制裡特立獨行。這既使他的著作在理論上較含混，在方法上較模糊，在行文上有些猶豫，卻也保留了更多的原創性和啟發性。摩爾身上還留有經典思想家的餘韻。這也是他留給學生們最深的印象（Ross et al.，1998：3-4；Snyder，2007b：655-656）。因此，摩爾在比較曆史分析的重新奠基上還具有過渡性。究竟如何來發揚他的思想成為後來者面臨的問題。

（二）斯考切波與比較曆史分析的定型化

摩爾本人不立門派，受惠于他的學生卻為數衆多，蒂利（Charles Tilly）和斯考切波當屬最出色者。蒂利是摩爾早年的學生。作為史學造詣和社會科學分析能力俱佳的學者，他對比較曆史分析有諸多實質性的貢獻，尤其是他對西歐早期現代政治史中城市和國家兩個基本類型的确立，不僅在史論上綜合了歐洲中世紀史和早期現代史的經典理論，而且在視野上既不完全受國别比較的限制，又突破了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線性進化論（蒂利，2007；Tilly，1964，1975）。不過，蒂利的學術作品有很強的個人色彩，他對比較曆史分析或曆史社會學的學科化規訓沒有興趣。他的研究主題和方法靈活多變，常常遊移在比較曆史分析前述的三個路徑之間（Tilly，1984：ix；休厄爾，2012：82-85）。真正謹守比較曆史分析的因果分析路徑并最終将其定型的是摩爾後期的學生——斯考切波。本文不對她的著述進行全面的評析，而是側重分析其早期代表作《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與經典著作的關系。

斯考切波與米爾斯、摩爾是典型的兩代人。米爾斯和摩爾是在大蕭條和二戰中成長起來、在20世紀60年代前後發揮學術影響力的一代。斯考切波則是在20世紀60年代的動蕩歲月裡成長起來、在70年代中後期于學院中立足的一代，她自稱屬于“桀骜不馴的一代”（an uppity generation）（Skocpol，1988：627）。這一代美國社會科學學人具有鮮明的雙重性。一方面，他們作為學生抗議者，不同程度地參與了民權、女權、反戰等社會運動；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從學院直接走向學院的專業學者，在争取終身教職和學術榮譽的過程中被分工日益專業化、方法日益科學化、研究日益項目化的大學體制所吸納（Skocpol，1988：627-643）。他們将革命、反叛、社會運動這些全新的學術議題帶進大學，不僅自覺地将叛逆的矛頭指向帕森斯這樣的前輩學者（Abbott，2001：94-95），也不自覺地指向了經典理論，包括他們曾樹為革命旗号的馬克思。斯考切波和摩爾一樣，試圖繞過帕森斯，返回到被帕森斯所“會通”或剔除的經典思想家那裡。但是，斯考切波這一代無論是與帕森斯那一代相比，還是與摩爾、米爾斯、本迪克斯這一代相比，都更不熟悉和同情經典理論的複雜性。馬克思的思想和口号雖然盛行在他們當中，卻是以一個已被現代資本主義大學及學科規訓化的形象來定位的。他們對馬克思階級分析工具的接受與對其整體思想（包括意識形态分析及其早期、晚期思想）的理解是脫節的，他們又常把對蘇聯社會主義道路的不滿與對馬克思思想本身的某些批判混淆在一起。簡略地說，他們身上具有反體制和體制化的雙重特性，而反體制在某種意義上又是與反經典同步的（渠敬東，2019：12-15）。

我們具體進入到她的書中來看。盡管馬克思在該書一開篇就以引語的方式出場，且該書對馬克思原著的引用比摩爾要稍廣一些，但作者在進行實質分析時仍像摩爾一樣把重心放在對後世各種“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上，體現出對文獻傳統輕源重流的特點。在和經典的關系上，該書既接納了更多的經典，又進行了更幹淨的切割。與摩爾主要依據馬克思所不同的是，斯考切波的書中馬克思和韋伯的影響并重，欣策等更多的歐洲理論資源也被引入。但是，她對經典理論進行了更系統的“中層理論化”改造。這種改造體現為兩點。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努力追求讓事物清晰化，讓複雜和模糊的東西變得清晰和容易理解。因此，她在書中高度重視研究的可控制性與方法的操作化。就此，她所對标的不是過于艱深的韋伯的方法論，而是密爾的求同法和求異法。她基本上是把密爾在自然科學研究中提出的比較方法直接挪用到比較曆史分析中（Skocpol，1979；斯考切波，1998）。其次，在實質理論上，她秉持着“革命不是制造出來的，而是自然發生的”以及“将國家看成是一套具有自主性的結構”（Skocpol，1979：17、27）這種強結構主義觀。為此，她一方面要援引馬克思和韋伯以為其理論合法性的支撐，另一方面，馬克思關于革命的社會結構導因與社會行動導因之間的張力、關于階級鬥争與國家自主性之間的張力以及韋伯政治社會學與宗教社會學之間的張力等論述均不符合她的理論需求。于是，她就将馬克思思想的社會行動面向與韋伯思想的文化面向都作為“贅餘物”幹淨利落地割棄了，書中隻留下了作為強結構主義者的馬克思形象和官僚制分析者的韋伯形象。總的來說，斯考切波固然重新激活了馬克思和韋伯的思想，但這種激活的關鍵機制在于化約經典思想及其研究方法的複雜性。這種化約無視經典思想的完整性和核心問題，僅着力于對經典“六經注我”式的功能性使用。甚至她對摩爾的著作也因嫌其“含混”而試圖用幾個表格來清晰地表達摩爾的主要觀點（Skocpol，1973：1-34）。但這種對“含混”的處理方式恰恰丢失了摩爾思想中一些有味道的東西。比較曆史分析在斯考切波手上完成了學科的規訓，而摩爾原有的理論缺陷在學科的規訓化中被進一步放大。本文因此将由摩爾開創、斯考切波定型的比較曆史分析路徑稱為“摩爾—斯考切波路線”。

毋庸置疑，斯考切波的這本著作自有其創新價值，尤其是在對國家自主性理論的深化上。它很快被接納為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新經典。但這不完全是基于其本身的學術高度，而更是因其展示了在比較曆史分析上可操作、可控制、可經營、可積累的學術發展路徑。加之長期身居哈佛大學的斯考切波很早就緻力于學科建設，編書、辦會、網羅同道、提出口号、介入論辯（Snyder，2007b：672；Skocpol，1994），這使她成了美國比較曆史分析領域不二的領軍人物，更助其著作成為教科書式的典範。米爾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激情，摩爾在學院圈子的特立獨行，被斯考切波在專業圈子的登頂形象所替代——“桀骜不馴的一代”有些諷刺性地成了學科權威。用她自己的話來說，“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最終接納了前學生抗議者（ex-student-protestors）一代喧鬧的降臨”（Skocpol，1988：632）。

四、比較曆史分析的赓續：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美國

（一）摩爾—斯考切波路線的繼承者

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美國社會開始遠離60、70年代的激情和喧嚣，進入了一個更為多元化和去意識形态化的局面。後現代思潮和文化相對主義替代左翼思潮成為最強勁的思想推動力（布盧姆，2007）。比較曆史分析在斯考切波那裡徹底完成從經典風格到現代風格的轉化後蔚然成風，代代相傳。摩爾—斯考切波路線的繼承者們的前行軌迹概括起來有三個特點。

首先，他們與經典的關系更為疏遠。雖然他們的著述必引經典，但其對經典的閱讀較多依賴各種選本，對經典的運用基本是功能性的。有論者對其評價道，“出于純粹的策略性和工具性理由而參考經典文本就變得重要了。正是在每一個雄心勃勃的社會科學家和每一個興起的學派直接的切身利益中，他們需要面對古典思想的創始人以獲得其合法性，即使他們并不真正關心經典文本的問題”（亞曆山大，2006：198-199）。于是，經典承載的不再是對“狹隘的專家沒有頭腦，尋歡作樂者沒有心肝”（韋伯，2010：118）的現代性處境的憂慮，也不再是米爾斯那種以“匠人精神”書寫“社會學的詩”的戰鬥激情（聞翔，2016），而變成了學科合法性的裝飾和對理論先驅的儀式性緻敬及功能性摘用。

其次，他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方法的精進和研究的可控性上。在分析工具上定量方法與質性方法的糾纏，在分析層次上民族國家與所謂“次國家”（sub-national）的辨異，在案例數量上跨案例比較或案例内比較的糾結，在分析重心上比較性與時間性的搖擺，在學科分際上政治學與社會學的劃界，諸如此類的争辯、和解和推進不時可見（金等，2014；格爾茨、馬奧尼，2016；斯奈德，2013），他們将之稱為具有高度的“方法論自覺”（methodological self-consciousness）的比較曆史分析（Mahoney，2004：97）。然而，一旦脫離了經典那種對問題複雜性的追問方式，這種“方法論自覺”離韋伯所諷刺的“方法論瘟疫”（methodological pestilence）（Oakes，1977：14）究竟又相距多遠呢？

最後，他們在研究議題上逐漸從宏大問題走向中層問題。斯考切波（1998：41）所确立的比較曆史分析對象是“變項太多而實例不多”的情況。由于他們更多緻力于拓展這些實例不多的國家間的比較，所以在二三十年的時間裡就把可供比較的宏大議題消耗殆盡，不得不轉向各種中層問題。這樣一來，比較曆史分析在斯考切波的後繼者那裡不僅在研究方法和對經典理論的态度上體現出“中層理論化”傾向，而且在研究議題上也開始轉向默頓原初意義上的中層理論。

（二）摩爾—斯考切波路線的修正者

随着後現代思潮和文化分析的興起，斯考切波曾主導的比較曆史分析路數也逐漸被撕開了一個口子。亞當斯（Julia Adams）等人于2005年出版的《再造現代性：政治、曆史和社會學》（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中将曆史分析和文化分析兩種思想風潮結合起來，提出了以文化、宗教、性别、社會網絡等為分析主軸的曆史社會學第三波，以區别于以摩爾和斯考切波為代表的第二波（Adams et al.，2005）。第三波的這些學者雖然較多受到福柯等當代思想家的影響，但并沒有抛棄韋伯的遺産，反倒比第二波學者更重視韋伯，并努力擺脫由帕森斯所塑造的韋伯形象。相對第二波學者對經典理論的強結構主義解讀，他們更強調經典理論的文化、宗教面向，并由此為比較曆史分析帶來了更寬泛的主題（這些學者一般更願意自我定位在曆史社會學領域，以區别于日益為政治學家所占據的比較曆史分析或比較政治領域）。但作為比較曆史分析正統共識的“摩爾—斯考切波路線”在第三波中并沒有受到根本的撼動，更不要說颠覆。第三波與第二波在經典解讀上的差别主要體現在對經典不同面向的摘取上——“韋伯的作品常常被比作一座礦山，幾十年來，學者們的學術研究或在其中拖取園石巨礫，或撿選碎片殘垣，并用各自的視角加以審視”（羅思，2010：3）。韋伯的比較文化和宗教分析在其思想體系中本來是具有總體意義的，與其對官僚制和權力的分析密不可分。但第三波所呈現出來的韋伯文化和宗教分析面向往往被與其政治分析視角割裂開來。而《再造現代性：政治、曆史和社會學》中也很少提及孟德斯鸠、托克維爾和斯密。事實上，第二波學者多數根本不承認有所謂的“第三波”存在（參見Goldstone，2006：359-369）。至少就經典理論的“中層理論化”切割與解讀而言，二者似乎談不上什麼代際差異。

五、比較曆史分析的再造：站在中國的角度

本文絕非全然否定摩爾—斯考切波路線的學術價值。他們針對美國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功能主義盛行、社會分析與曆史分析脫鈎、無視馬克思思想的做法提出了強有力的批判和修正。他們的分析範式嵌入在美國特定的社會思潮和學術體制中，問題意識清晰，研究方法精緻，提供了一種便于操作、利于積累的學術進步路徑。毫無疑問，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比較曆史分析或曆史社會學領域也不斷湧現着相當出色的學者。然而，在美國學界這種常規化的學術進步中，人們很容易忽略它的基本預設和底色。這種基本預設和底色較為集中地體現在它對經典傳統所采取的一種特别的态度，即“中層理論化”的切割、片面化的解讀和功能性的使用。多年前，國内就有識者呼籲：為了克服西方社會科學日益突出的碎片化、過度專業化以及理論想象力枯竭的危機，應該擺脫在經典解讀和應用上的“中層理論化”傾向，系統地、深入地重返經典社會理論的思想世界，在此基礎上重新建構社會科學的傳統（李猛，1998）。時至今日，這一努力方向更顯其緊迫性和必要性。具體就比較曆史分析或曆史社會學的再造而言，我們站在中國社會的角度，可以把握以下幾個基本要點。

首先，要完整、系統、深入地研讀經典社會理論及其對比較曆史分析的啟發。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一個根本不同之處在于，它真正的“前沿”并不在花樣翻新的“前面”，而是在常讀常新的“後面”，在我們身後那些最偉大的經典創造者那裡。經典理論并不僅僅是先驅，也絕非後人在創建自己的體系和概念時用來建立論述合法性的工具。如果說自摩爾以下的比較曆史分析浪潮僅僅是各種流變的話，那麼，其真正的源頭在于20世紀20年代以前那些偉大的思想傳統。中國學界和美國學界在社會背景上的基本差别在于，我們身處巨變的社會，而非當代美國那樣高度制度化和專業化的社會。孟德斯鸠—托克維爾、斯密、馬克思和韋伯所代表的經典傳統在面對現代性問題初現時提出的基本思考方向，遠比美國社會科學場域裡的各種中層理論更能觸發我們的靈感，更能切入要害的問題，是我們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和政治學話語最有原創性的活力源泉。我們在理解經典上需要做到完整、系統和深入。第一，何謂完整？比較曆史分析至少有四個主要的經典傳統，如果進一步探究的話，應該還可以挖掘出更多被忽略的重要傳統。這些傳統之間雖有對話，卻是無法替代的。我們在重構傳統上要有足夠寬廣的視野。與此同時，我們要明白，經典不可能像帕森斯的“會通”或斯考切波的“接納”那樣被整合成同質性或切片性的傳統。這種完整是一種充滿張力的完整。第二，何謂系統？即使我們的研究立足在比較曆史分析領域，也不能把目光僅僅聚焦在經典與比較曆史分析直接相關的那些概念、主題和方法上。我們需要對經典大家的核心問題及其在各層面的展開和相互的關聯有一個較為通透的理解，隻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抓住經典思想與比較曆史分析之間關聯的要害。第三，何謂深入？我們一方面要放慢速度對經典文本進行精細的讀解，另一方面還要将這些文本放到其誕生的觀念史、政治史和社會史的背景中去理解，培養一種知識社會學的批判眼光。當然，這些絕非個人能夠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代代志趣相投者的共同努力。

其次，對以美國學界為代表的比較曆史分析的現代流派，要進行恰當的評判和審慎的取舍。美國的比較曆史分析路徑在各種具體問題和研究方法上的不斷創新是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的。但是，我們在學習時，既要在堅持結構性思維的同時避免過度的傲慢或過分的小心，盡可能對事件和時間保持更高的敏感，對史學和史料抱持更大的耐心；又要破除“方法主義”的迷信，不要奢望通過方法本身來保證自己研究的科學性；更要清楚“化約複雜性”的流行做法所帶來的局限乃至危險——有時，過于追求清晰簡明反倒會導緻思想的粗糙乃至粗暴。需要警惕的是，今天學術體制的氛圍對我們保持這種健康的學習心态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我們常常本着緩不救急的心态，放棄了對經典耐心、從容、不具太多實用性和操作性的讀解，而直接對标美國各種中層理論化的比較曆史分析流派，以期更快捷地出成果、更便利地接軌所謂“國際主流學界”。另一方面，有些人又可能滋生出“學術義和團”心态，坐井觀天，盲目抵制對西學的學習。王國維百餘年前的正告今日仍應牢記在心：“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王國維，2003：700）。

再次，要重視20世紀前期中國學界的相關積累。盡管民國學人對經典社會理論的理解本身還不能說都已達到非常準确、深刻的程度，但是，無論是費孝通的社區和士紳研究、林耀華的家族研究、楊開道的鄉約研究，還是瞿同祖的地方政府研究、蕭公權的鄉村控制研究、何炳棣的社會史研究，再加上從康有為到王國維再到陳寅恪的經史新傳統，這些具有深切的時代感、敏銳的經驗感與厚重的曆史感的研究都為我們今天重返古典理論的想象力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我們在上述努力的基礎上，可以确定比較曆史分析在中國再造的兩大基本主題：文明與革命。它們既是從孟德斯鸠—托克維爾到馬克思再到韋伯的西方經典思想家面對現代性問題時所提出的，也是中國進入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因此既展現了古今之變的通則，又蘊含了中西之别的特例。關于前者，前文已有論及，此處僅略述後者。第一，先從文明來說。正如李猛在其對韋伯的最新研究中所指出的，“傳統包含了每一種文明離自然本身最近的道路，包含了這個文明的生活之道與自然最初的約定。隻有回到傳統的根源，科學家才能重新找到生活真正的可能性”，“（我們需要）找到一條進入傳統的道路，不是為了回到傳統，而是通過傳統，回到人性本身”（李猛，2018：347-348）。中國社會學界探尋“通過傳統”來重新觸碰和理解中華文明的嘗試已在多個方向展開（參見應星，2018；田耕，2019），這裡僅列舉比較有代表性的三種思路。一種思路是探究以家庭和喪服制度為核心的中國人的行動倫理（周飛舟，2018；肖瑛，2020）；另一種思路是從近代國族構建出發，通過理解中國長時段曆史中農耕—遊牧生态來探究不同于“從帝制秩序到民族國家”思路的族群和國家轉型（王明珂，2009，2020；王銘銘，2015）；還有一種思路雖然并不完全認同“通過傳統”的旨趣，但仍有助于深化對中華文明的理解——這就是着眼于傳統國家治理的研究（周雪光，2019；周黎安，2017）。第二，再從革命來說。革命是經典理論和摩爾—斯考切波路線共同關心的主題，卻長期被排斥在中國社會學的視野之外。我近年一直倡導“把革命帶回（到社會學視野中）來”（應星，2016）。從馬克思提出的階級革命到列甯開展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再到毛澤東領導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這些革命理論與實踐既有延續性又有變動性。中國革命在學術分析上的獨特價值和複雜蘊含遠遠不是“摩爾—斯考切波路線”所能涵括的。“民主集中制”“群衆路線”和“階級路線”等這些原本作為中共黨史研究的主題，完全可以通過适當的方式轉化為社會學的研究，從而豐富和深化社會學的想象力（應星，2020；孟慶延，2016）。這種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社會學研究實際上是在一定的意義上延續了孫立平此前所開拓的土地改革口述史研究。他曾把這種研究的旨趣歸結為對中國共産主義文明的研究（孫立平，2005：383-428）。這種說法倒是無意中點出了本文所說的文明與革命兩大主題的内在聯系性。應該承認，中國社會學界從比較曆史分析角度着手的文明和革命的研究尚未完全成形。然而，道路已經敞開，在這條道路上我們似乎隐約可以聽到韋伯當年的呼喚：“重大的文化問題的光芒依然存在”（韋伯，1999：41）。

應星：beat365政治學系、社會學系雙聘教授、 《清華社會科學》主編

來源：《社會學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