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于中國的重要性和美國發展曆程對于中國人的啟示作用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各位朋友一起來讨論一下美國曆史和文化。因為讨論美國選舉太過複雜，而且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雖然好像大局已定，但是也未可預期，所以實際上，選舉是不好講的問題。但我們是不是回避了現實美國——所謂官方說法叫燈塔暗淡，民間說法叫美國混亂，會導緻一個什麼樣的後果呢?現在的美國确實也跟我們今天的話題是有密切關系的。但我們今天講的更主要的是一個一般的話題，就是關于美國社會的變遷與保守主義所處的困境。

美國當然是一個新興國家;之所以美國受到全世界的矚目——當然也受到我們中國人的矚目——是因為這個國家發展太過迅速。在一百來年的時間之内，就登頂世界發展的巅峰，而成為世界領袖型國家。大多數國家都會把美國作為現代國家發展的典範，不管叫機械模仿還是創造性模仿，是把美國作為一個學習榜樣。所以，美國每每發生什麼事情，都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但是，美國别看曆史短暫，實際上包含的曆史内容可能不比一些千年古國更簡單。在某種意義上，美國二百多年的曆史是濃縮了整個人類的曆史;如果僅僅把美國看作繼承西方曆史傳統的一個國家的話，古羅馬以來的傳統，對于變成為新羅馬帝國的美國來說，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把美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發展的典範，就我們中國人現在琅琅上口所說的彎道超車而言，美國顯然屬于彎道超車——因為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時候，美國完全就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國家，基本上可以作為一個農業國來對待;第二次工業革命迅速崛起以後，美國很快在GDP上成為世界第一，而且這個國家的發展戰略從經濟、社會到政治都可以說令人矚目。為什麼這樣說呢?各位朋友要注意，美國在19世紀晚期GDP成為世界第一以後，幾乎是還修煉了50年時間，待到194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美元取代英鎊作為全球貿易結算主要貨币，可以說英美霸權轉移，美國才成為綜合實力世界第一的國家。

“二戰”以後美國主導全球的發展，更是曆曆在目，以至于有朋友都知道鄧小平1979年出國訪問的時候，在飛機上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也是他的智囊李慎之有一個對話;鄧小平指出，跟美國關系好的都發展起來了，而跟美國關系不好的，或者跟蘇聯走的國家，經濟上都發展得不好。因此，要打破中美堅冰。1972年，毛澤東出于戰略的需要打破中美堅冰;有些朋友現在總結中國的改革開放始自1972年，這是不對的——當時毛澤東并不是要向美國開放，而是考慮彼時跟蘇聯的緊張對峙，有可能在珍寶島戰役之後遭到蘇聯外科手術式核打擊，因而在政治戰略和國際戰略上，毛澤東轉而向美國示好。

美國因素真正在中國發展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确實是1978年以後，而且是由鄧小平主導以後。美國開始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現代發展以及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國際驅動力之一，這跟毛澤東1972年的選擇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1972年和1978年，尤其1979年中美建交以後，美國的角色發生了重大變化。可以說，在1949年中國共産黨建政以後，美國扮演了兩個角色。那就是從敵人到後來的朋友，也是從國家發展的敵對扮演者，到國際戰略的臨時同盟者，以及國際經濟發展、全球化發展的戰略夥伴關系。

所以，我們從美國相對于西方文化和美國相對于全球發展來講，美國确實堪值重視，在中國無論是親美也好還是仇美也好，雙方可能都不否認，美國對中國發展所具有的參照作用乃至于杠杆作用。親美、仇美，可以說中國人都是在美國那裡尋找典範性作用的正面和反面，尋找積極和消極示範作用的一種定位而已。

從保守主義切入看美國社會變遷

既然美國這麼重要，而我們又受美國啟示200多年，美國已經是複制了一個西方從羅馬到現代的複雜曆史，又同時開創了一個以工業化帶動全球化進程的世界曆史新階段，那麼美國在什麼面向上可以得到認識呢?我們今天可以說隻是選擇了其中一個面向，因為要全面去叙述美國，兩個小時的演講加讨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們選擇哪一個面向呢?按照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說的，我們要從美國建國的根基上去看美國社會世界的演變和美國精神世界的演變、它們是如何微妙互動的。所以我們的話題，各位朋友知道，是：社會變遷與美國保守主義的困境。

對這個話題，也許各位朋友會感到有點奇怪——社會變遷一定是跟美國保守主義思想世界的變化相關聯?而不能跟美國自由主義或者美國激進主義相關聯?我們之所以選擇這個話題很簡單，有三個理由。

第一，我們想從美國的根基上去談美國，所以一定要看美國之為美國的憲法根據——在立國之初它奠定在什麼根基上;保守主義跟它的淵源是最深刻的。美國的激進主義或者社會主義思潮，跟它的距離相對較遠。而如果把古典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合二為一來看待，美國今天的自由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應該是新自由主義;這個新自由主義實際上作為進步主義的一個産物，跟古典自由主義的距離已經相對較遠了。美國的自由主義，尤其自由派，大多數跟秉持進步主義的民主黨相聯系，然而這種社會思潮并不是在美國建國之初就産生的。

因此我們說，第二個理由也就出來了：之所以要去思考保守主義，就在于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尤其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建國以後逐漸生長出來的。

第三個理由就是，由美國今天急劇的社會變化所推波助瀾，重回前台的政治思潮主要的是保守主義。最明顯就是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中下階層或者美國農業州、“紅脖子”人士，以及鐵鏽地帶(位于五大湖附近)失落了早期工業發展的，或者夕陽工業地區的那一部分地區和人士。

因此，就這個角度來講，保守主義在當下也特别引起美國關注、世界關注。而且，在我們中國，最近幾年随着特朗普的執政，特朗普究竟秉持着保守主義還是民粹主義，桑德斯推進社會主義究竟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佩林反對建制派的保守主義，而崇尚近乎于特朗普的非建制的保守主義或者民族主義，或者保守的民粹主義，這些問題都引起極大的思想波瀾和社會反饋。

正是因為如此，我們選擇觀察美國社會世界變遷的精神世界維度，我們選擇了保守主義這個精神世界。圍繞這個主題，我想分享我三個部分的想法，留一段時間跟各位朋友互動;請各位朋友批評、指正、指教或者駁正，因為這些東西都是需要讨論的問題，沒有人能夠一錘定音。

第一個想分享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描述美國的社會變遷。第二個想分享的問題，是保守主義因何在美國艱難地尋找定位。第三個問題，是想看看美國社會的變遷中，是不是秉持某種現代意識形态意願的人群可以按他們的願望來重構美國社會。換言之，美國社會是不是像我們國内很多主流理論家們所說的，已經陷入不可挽回的衰落，以至于美國的衰落與中國的崛起攜手而出?我們想分析這三個問題。

美國社會的四次結構性變遷

首先來看第一個問題，如何理解美國的社會變遷。

(一)第一次變遷

對于美國社會來講，我們要理解它的變遷，當然我們要看美國的原初社會——美利堅合衆國以前的美國是個什麼社會?美國這樣的社會可以說包含着兩個重要因素。一個是原住民，也是我們今天知道的印第安人，數千年前開拓北美世界，而帶來屬于土著的北美社會。另一個是，16世紀、17世紀殖民者開始進入北美，尤其在17世紀進入高潮。殖民者與殖民當局最初他們是攜手的，來應對印第安人的土著社會，來建立自己的殖民地。

到17世紀二三十年代大緻落定了13個殖民地，這13個殖民地直接隸屬于英王，是相對獨立的。這個時候美國的原初社會，可以說是殖民當局也就是英國當局派駐于北美的管理者形成了一個三層結果——英王、殖民當局和殖民者，他們聯手開疆拓土，對付誰呢?對付土著的印第安人。這中間的曆史悲劇當然值得我們汲取，北美殖民者、殖民當局聯手起來，加上土著人未有免疫的歐洲來的病菌的助力，征服印第安土著居民。

但是，另一方面，就像馬克思的研究指出來的一樣，現代資本走向世界的進程就是鐵和血的進程，因而它絕對不是溫情脈脈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站在道德高位的批評是必要的，但是站在曆史理性的視角加以肯定的是什麼呢?這個曆史變局——殖民過程變局、世界化的資本運行過程的悲喜交集的人類現代進程——在曆史語境上是值得肯定的，因而我們觀察曆史，不能憑太簡單和太單純的道德眼光來看待;當然，反過來，我們也不能肯定軍事和政治征服就是絕對合理。道德和政治應該是相互校正的事業。這是北美社會的第一波變化。

(二)第二次變遷

可以說，北美社會的第二波變化是在美利堅合衆國的誕生和前進。原來由英王、北美殖民當局和殖民者聯手來對付印第安土著居民的這個過程，變化為殖民者與殖民當局、英王的矛盾，這個時候一種對土著印第安人最不利的局面也形成了。本來經曆一波被征服和外來大疫之後，印第安人遭到重創，但是後來殖民者在起來反抗殖民當局和英王的時候——這個故事大家都知道，來自于波士頓傾茶事件，萊克星頓第一聲槍聲打響了北美殖民地獨立戰争——這個時候反而是印第安人跟英王、殖民當局聯手，來反對殖民者，而這些殖民者的領袖人物或者代表人物就是那一批美國國父們。去年開始的美國“黑人的命重要”(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或者右派把它翻譯成“黑命貴”運動，基本上都把美國的開國者視為屠殺印第安人的犯罪分子;UCLA(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著名社會學教授邁克爾·曼，在寫《民主的陰暗面》的時候也說，從某種角度講，美國開國四位總統都應當作為戰争罪犯來看待。

為什麼殖民者在跟殖民當局、英王發生沖突的時候，印第安人不是跟殖民者攜手，而是跟殖民當局，也就是殖民地的管理者、英王的權力派出者和執行者他們聯手呢?這就是美國社會，可以說開始變化的一個原罪。這個原罪實際上就涉及，隻是殖民者才直接面對掠奪印第安人的土地、侵占印第安人的财富這樣的直接責任，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土著印第安人對于英殖民者或者歐洲殖民者，是憤慨、具有現實反感和仇恨的。而相反，殖民當局作為協調者，可以在政治經濟利益之外，有時候占據道德的位置上;而英王是萬裡之外發布指示、征收稅收而已，跟印第安土著居民沒有發生過直接的厲害沖突。印第安人可以跟殖民當局、英王聯手來對付殖民者，因此，殖民者在獨立戰争期間，可以說是以反擊形式而第二波規模性地擊殺了土著印第安人。

1775-1781年左右，北美殖民者與英軍長期作戰，是僵持作戰、互有勝負;而最終隻是1781年的重要戰争才開始扭轉局面，而且基本奠定了北美殖民者争取十三州獨立的底牌。

随着北美殖民地的獨立，建立了美利堅合衆國。這個合衆國最初實際上，應當說是一種邦聯性質的，所以一直到今天，美國盡管叫做聯邦，federal，但實際上它在某種情況下邦聯性質非常強——直到最近得州、佛州有人試圖倡導獨立，而得州自己的憲法相對于其他各州的而言獨立程度更強;大家隐約地從中可以看到，今日的美利堅合衆國依然帶有建國之初的某種邦聯色彩，因為各州也有自己的憲法，州權非常重要。

中國人在一般性地指責2020年特朗普總統在治理疫情上面錯誤的時候，其實就不了解，疫情的治理主要是州權，當然特朗普也有他的責任，想極力降低疫情對美國社會的影響;我們也看到，疫情之前大家基本上認為美國共和黨是躺赢，但是疫情一來，基本上把特朗普的政績歸零了。所以，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反觀，美國這樣一個特殊建制，對美國來講，從建國起，一直會伴随着美利堅合衆國的運轉;它要處理好兩大政治結構性問題。

第一，在北美殖民者建立自己國家的時候，實際上是與土著處于敵對地位，也與自己的宗主國處于敵對地位。這是一個重要參照系。

第二，美國在建立國家的時候，這個聯邦帶有邦聯性質;換言之，我們當下面對美國是否可能分裂而進行的思考裡的原初曆史因素，也就是邦聯可能肢解的這樣的因素，是我們要考慮的第二個大的背景。

但是，美利堅合衆國在剛剛建國之初，無論這兩個問題有多麼重大的挑戰性，一時半會兒在社會結構上來講，美國所呈現出來的基本上是，不同于政治上的重大挑戰，它是一個比較高度同質化的社會。高度同質化的社會指的是什麼呢?社會成員基本上是歐洲移民，社會是高度同質化的白人社會。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有色人種根本就沒有挑戰美國主流社會的任何契機，也沒有這樣的政治機緣，甚至也看不出有這樣的曆史機遇。因此，一直到南北戰争以前，可以說美國社會都沒有遭遇太重大的政治社會挑戰。美國就是一個以歐洲文化尤其歐洲移民文化，來複制歐洲尤其是複制英國模式的新興國家;有人也把它稱為第一個現代國家，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英國雖然是第一個現代國家，但是它是以不成文憲法、建立在慣例基礎上的立憲而逐漸生成的國家;這之後，真正以制定一部憲法來建立一個現代國家，以憲法忠誠來保障國家統一的國家，就是美國。

(三)第三次變遷

這樣的美國社會在19世紀中後期尤其是20世紀整個世紀，遭遇到可以說是結構性的兩次大變化。這就讓原初的美國，也就是殖民者建立的美利堅合衆國，出現了美利堅原初的結構越來越難以消解的根本性挑戰問題;這樣一個根本性的挑戰問題出現在南北戰争時期。南北戰争時期，可以說是美國第一次遭遇到聯邦裂變為邦聯，再裂變為兩個甚至可能多個國家的曆史課題。

美國南北兩部分，北邊是進步主義的重要區域，南邊一直是保守主義的重要區域。北邊一直是政治中心，南邊有政治飛地的感覺;其實南邊的重要政治參與和掌握聯邦權力也不弱，但是相對說來，地域上劃分，政治中心是在北方。而北方同時也是美國工業的策源地，尤其是在1860年代，盡管經曆南北戰争，但美國同時在謀劃能給美國工業革命帶來巨大動力的東西大幹線——鐵路大幹線。南邊捍衛美國作為農業國時代形成的基本精神，抗拒工業化帶來的城市化，抗拒進步主義，抗拒廢奴主義;南北之間發生了巨大分裂，最後不得不由林肯訴諸戰争。

一方面，南北戰争對美國是一個根本性的傷害：當時美國人口不多，南北雙方在戰場上直接犧牲的人口達到65萬——南方人口更少，但也犧牲了30萬;北方人口相對較多，犧牲了35萬。另一方面，由此以後，南北戰争成為美國人面臨危機時候重拾國家團結的一個重要的曆史因素——那就是因為教訓非常慘痛。

南邊的大種植莊園主當然不願意廢除奴隸的，因為種植園上的主要勞動力是奴隸，種植園上的主要經濟支撐是他們社會結構上能夠得以維持的重要支柱。哪怕是早期比較開明的學者，像做過副總統的政治哲學家卡爾霍恩，他也演變為整個農業主義者，演變為州權主義者，演變為反廢奴的重要政治領袖。南北戰争使得美國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是什麼呢?那就是美利堅合衆國1787年在費城制定憲法——127天的艱難讨論而建立了憲法——原初概念非常清晰，内涵非常明确，社會集群指向非常清晰的“We the People”(“我們人民”);“我們人民”為了建立一個什麼什麼，“我們成立美利堅合衆國，制定美國憲法”——美國憲法的序言是非常短的。“我們人民”的概念在南北戰争時期就開始出現了重要的憲政危機——“我們人民”究竟指的是誰?原來是很清楚的，就是反抗英王和英殖民當局的;南北戰争時期就不清楚了。

南北戰争之後，随着廢奴主義的逐漸勝利，美國在法權上肯定了奴隸的不合法，必須廢奴。當然，黑人他們的社會文化權力，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才開始完全落實，但是這個進程的起點就是美國社會的第三次大的變化——第一次是原初社會變為歐洲殖民者社會，第二次是歐洲殖民者社會變為美國建國的社會，内戰的時候是第三次變化。

一開始，“我們人民”要容納一個原來由白人組成的政治社會，黑人集群在政治上根本是陌生的——按照今天美國政治正确來說，“黑人”這個表述都不準确了，應該叫“非洲裔美國人”——這些非洲裔美國人在美國原來是被排斥在政治社會也就是國家的政治生活世界之外的。而南北戰争以後，他們要進入政治生活，但早期的挑戰并不嚴峻，而“我們人民”的範圍這個問題開始擺到了台面。這為差不多一百年後的聲勢浩大、對美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廣泛沖擊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埋下了伏筆。這意味着，美國國父們建立的那個白人為基礎、《美利堅合衆國憲法》中“我們人民”這個概念内涵原本非常清晰的美國，在其社會變遷上要面對他者進入“我們人民”的範疇。

不僅南北戰争凸顯了膚色、種族在美國政治生活中面臨的新的問題——因而社會結構将發生天翻地覆且不可預期的變化——而且，與此同時，在美國鐵路開展東西大幹線修築的過程中，美國鐵路公司發現白人的工作效率并不高，因此，他們無論有沒有種族歧視，無論政治立場、社會立場多麼不同，都主張引進刻苦耐勞、工資低下、善于互助而且績效很高的華工。

第一批引進數十個華工。華工的刻苦耐勞給美國公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迅速地，美國東西鐵路大幹線的修築主體都是華人——華工很快達到一萬人，後來高峰期達到五萬人。要注意，這五萬工人，最初是個體去的，後來家庭随着他們去，變成了美國社會的新興的集群。他們跟歐洲裔、意大利裔、德國裔、法國裔，或者英國裔這些人去北美移民不一樣。歐洲移民們的同質化程度比較高，因此，一般稱他們的文化為“歐美文化”;歐洲文化、老歐洲進入新美國，他們是具有文化社會同質化特點的，而黑人不具有這個同質性特點，進一步而來的華人也不具有這樣同質化的特點。

随着南北戰争結束，美國的工業化進程迅速推進。1890年代，美國在世界第二波工業化的進程當中開始跻身世界前列，這個曆史叙事也是我們都很清楚的，我們不用講得太多。第一波工業化國家是很少的，主要就是英格蘭——還不是英國，不是Britain或者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而是England——既不是蘇格蘭也不是威爾士，也不是北愛爾蘭。第二波，歐洲大陸的德國完成了工業化，亞洲的日本完成了工業化，北美的美國完成了工業化。由于當時的GDP統計并不是很精确，所以對美國什麼時候因為工業化而競争為世界GDP第一，統計數據有很大差異。根據我查經濟史的材料，有的說美國1873年就躍居為世界GDP第一，有的說1897年躍居為世界GDP第一;不管怎麼說，即使按最晚時間的說法，曆史邁進20世紀的前夜之時，美國已經成為世界GDP第一。

但是，在這個時候，在世界曆史舞台上發揮重大作用的還不是美國，而是英國。在某種意義上，德國，俄國革命前的俄國，後來的蘇聯(1917年後的蘇俄到蘇聯)，在列強的舞台上發揮的作用一點不弱于美國。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建議，倡導能夠阻止世界大戰悲劇重演的國際聯盟的時候，其實美國都還沒有能力主導國際社會，美國也沒有機遇去主導國際社會。晚清時，美國要進入中國，提的是門戶開放政策，也不是直接的征服性政策。

然而，随着美國成為世界GDP第一，美國潛蜇在其社會變遷當中的一些可能不為人注意、也沒有被人預估到其會帶給美國社會什麼結構性的、令人瞠目結舌變化的社會要素，會出現在人們的面前，而讓人們目瞪口呆。其中一個因素當然就是美國的國際地位的提升，使美國逐漸進入國際社會。要讓美國去主導一個新的國際秩序，對這一點，世界沒有做好準備，美國也沒有做好準備。同樣，我們可以說，中國今天是世界GDP第二，就想領導世界，那可以說物質上的準備都不足，還别說心理上的準備。當年美國即使在物質上已經準備好了，但是在心理上、政治手段上、國際政策上、資源配給上、資源部署上、國際關系調節上都沒做好準備。晚清時，西方列強國家進入中國，我們會有這個認識：美國是一個跟随者和政策建議者，但并不是歐美國家的主導者。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來，美國并未準備做世界的領導者。而更為關鍵的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本來成立國際聯盟是威爾遜提出來的建議，後來各種因素竟然導緻了美國的拒絕加入。歐洲國家實際上已經不足以用其物質财力來支撐國際聯盟。國際聯盟一成立，随着美國的不加入、英國的主導，它已經是一個跛腳的國際聯盟。在歐洲，英法沒有能夠有效地阻止納粹德國的崛起。

但是，這個時候對美國的機緣來說，并不是最好的。“一戰”時，雖然美國遲遲介入，但最後成為戰争的重要獲利方之一。而“一戰”之後，随着工業化的進一步擴大，随着歐洲本身的分裂，在20來年之後又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戰”“二戰”中損失最慘重的當然是歐洲大陸，因為主要戰場都在歐洲。“二戰”時，美國為了抗拒法西斯，結成了反法西斯同盟，這樣帶來了兩個後果。第一，反法西斯同盟取得了對法西斯戰争的勝利。第二，引入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因素，造成戰後長達40多年的“冷戰”。

“二戰”結束以後，蘇聯的盟國或者衛星國多是經濟欠發達的國家，多是想以社會主義彎道超車而邁過卡夫丁峽谷的一些落後國家。1946年以後，正式開啟了“冷戰”，但是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在經濟社會發展上的實力對比還是不對稱的。美國在“二戰”以後開始主導新興的國際秩序。面對一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歐洲，“馬歇爾計劃”的實行可以說不僅更加夯實了美國在“二戰”後的戰場勝利，也夯實了美國在歐洲重建中的領導地位，直至今天歐洲的防務都還得由美國主導。

随着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對壘，一時半會兒并不能區分勝負，到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可以說是個重大的轉折。訴諸戰争手段的話，估計後果會不堪設想;因而雙方開始談判，開始緩和，開始長期和平競争，開始了所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趨同的這樣一個曆史進程。而這個過程當中，出現了中國國際戰略的調整——毛澤東發現，同時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壘，對中國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因而，到1970年代初，開始打開向美國關閉了23年之久的大門。

這個時候可以說，美國社會迎來了内外部變化的重要曆史契機。從外部來講，雖然中國是跛腳的第三強國，但是由第三強國攜手第一強國美國來對付蘇聯，蘇聯可以說國力疲弱、笃定敗局。從遠期來看，内含了一個，或者預示了一個，美國成為世界單極國家、單一霸權的曆史前景。而一旦中國終結了癫狂的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十年動亂——官方的正式結論——這樣一層内亂終結，終歸要尋求發展;尋求發展，如果是在國力疲弱和工業發展又不均衡的蘇聯的基礎上就變得不可能，那麼要轉向美國。基本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也變成了美國社會變遷的一個重大因素。各位朋友要注意，我們這裡不是講美國是對中國的變化的影響因素，而是反過來講，中國将改革，這對美國來說是重大的社會因素。

随着1989-1991年蘇聯東歐集團的垮台，美國可以說在面對“二戰”以後最重要的國際變局來作為國内要素。美國取得了全方位的勝利，這是一方面。蘇東的變局和中國的變局，推動美國要領導全球，而這是美國國家面臨的變化，可能是美國不堪重負的責任;因為如果哪一個國家想扛起全球的責任，這一定會擠壓着這個國家變形——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不是從美國帶動歐洲、亞洲、中國的發展的視角，而是相反，是從美國自“二戰”以後取得領袖地位，自1990年代取得絕對領導地位迄今30餘年，美國受到國際壓力的擠壓這一視角。

大家也知道，特朗普一上任就開始全面收縮。為什麼呢?因為外部壓力太大，美國用于國内整治的資源就嚴重不足;國内資源相對短缺的情況下，國内矛盾就會尖銳化。而這恰恰是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之後面對着的重大挑戰。對國内來講，工人階級運動，可以說在19世紀-20世紀上半葉如火如荼。這一段時間，美國共産黨在天才領袖福斯特的組織下搞得有聲有色，隻不過他們對美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前景越來越失落，因此違憲展開了武裝暴動，最後讓美國共産黨領導的工人階級運動陷入低潮。但是，美國的階級對立，以及在美國建國之初就有的族群對立日益凸顯，而這個凸顯的過程可以說比較漫長，一直到1960年代，因為相對緩和時期的出現。1968年的政治風暴預示着美國解決國内問題，在某方面失敗的局面，或者說不太成功的局面。那個時候的風暴，在50多年前就已經開始釀成。黑人民權運動如火如荼，一直持續到今天;黑人民權的社會運動一直做得有聲有色。黑人平權可以說已經相當成功，直到最近，加州州議會決定，将向黑人賠償，以償付他們的祖先在販賣黑奴上、在對黑奴犯下的罪行上應付出的補償。美國在各種類型的工作機構裡的種族名額配置上，傾向于黑人。一般人們了解的一個數據就是，美國10%的黑人有12%的工作機會安排，這勝于其他種族，比如說勝于華人。

在美國國内，可以說1968年的民權運動有兩個重大的變化。第一就是膚色、種族之間的關系有了結構性調整。“我有一個夢想”，馬丁·路德·金所代表的美國夢，要求的是“We the People”——就是制定憲法的主體“我們人民”——這個“人民”開始天經地義地包括黑人。而與此同時，第二個變化就是——美國工業化之後日益固化的社會階層，在1968年風暴之中就有建制派——在1968年運動的時候，建制派遭遇到了青年學生運動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挑戰。建制派，簡單地講有三個含義。第一，重視法條。第二，維持慣例。第三，利益均分制或者利益均沾制。1968年開始，亞文化群體——當然1968年主要是民權運動，是黑人針對白人社會建制，是青年學生針對既定社會體制的——開始成為美國社會一個極其重大的變化。

(四)第四次變遷

随着1990年代外部壓力消解，美國可以說迎來了對社會結構或者國家結構而言，第四次結構性的重大變化。随着全球化運動，随着全球共識的興起，美國也就有所謂全球性政府的意味——就是超國家這樣一種建制興起，以至于美國政府可能具有了某種意義上的全球政府的理念，就像在歐盟，德國政府實際上已經不是單純德國選民的政府了，而是變成歐洲政府了，德國總理默克爾不是單純德國總理，而是變成歐洲總理。美國作為全球領袖，這個時候美國總統成了全球總統，美國建制派精英成了全球精英。這個時候，建制派雖然經過1968年以來持續不斷的社會運動的沖擊——比如說前幾年的占領華爾街，也類似于1968年非建制派對于建制派的沖擊——但不僅沒有被沖得稀裡嘩啦、陣腳大亂，反而因為全球化的經濟和社會運動，讓自己組織得更為嚴密，而在利益的勾連上更為密切，在交易的機制上更為隐秘。這使得社會對建制派的反彈情緒日益強烈。

我們知道，這個時候美國真正面對的不是一個“我們人民”憲法主體能夠容納的問題，而是一個“我們人民”容納不下的問題，是“我們人民”可能分裂的問題。基本上可以說，一切欣賞建制或者程序化的人群，都欣賞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建制派一起擠壓非建制派，因為非建制派的行動不可預期——在某種意義上來講，這種不可預期就很可能讓美國社會的發展難以整合。

在某種意義上來講，非建制派對建制派的反抗，恰恰在某種意義上要恢複的是什麼?這裡我們就要講到了，保守主義的出台恰恰是要恢複美國憲法的原旨主義。所謂原旨主義是什麼?Originalism，跟原教旨主義不同。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那是一種宗教偏執，而原旨主義主要強調“我們人民”建構起來的美國究竟應當是一個什麼樣的美國。這樣的一個原旨主義立場，開始作為人們争奪的一個最重要的美國的社會政治空間和精神空間。

進步主義強調“我們人民”的擴展性，保守主義強調的是“我們人民”應面對基督教信仰，面對憲法，捍衛人民利益，要有一個受到嚴格限制的聯邦政府、不可侵犯的州權，人民獲得充分保護——譬如說人民持槍權，反對政府的非法的統治乃至于鎮壓。這個時候，美國社會的裂變可以說是結構性的，所以我在《當代美國評論》已經發表過一篇文章——在美國選舉之前我就寫過一篇文章，叫《重構國家：特朗普理念的政治理論推定》。我說，特朗普本人不是一個政治理論家，而且他又不願意接受建制派、共和黨、保守主義的理論指引——比如《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是建制派保守主義的雜志;有新興的保守主義雜志，那就是《美國事務》(American Affairs)和《美國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

這個時候整個社會的裂變，促成了1980年代以來美國新興社會運動的一個政治合拍的曆史契機出現在我們面前。社會運動常常隻是社會抗議運動，它需要政府回應而已。社會運動一旦在政治上合拍，它就要反映為，對美國裂變的社會中不同的社會政治訴求，美國高層社會在政治觀點上和政策立場上做出回饋。這個時候，可以說，在美國曆史上曾經非常缺乏意識形态闡述的政治理念都已經開始進入美國的精神場域——那就是社會主義。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桑巴特曾經寫過一本非常有名的、斷定美國社會性質的書，叫《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他強調美國工業的發展，将美國工人高度組織起來，勞聯、産聯已經使工人的利益在工會組織當中得到了反映，而工會又跟國家有密切的關系——美國選總統不通過勞聯、産聯的認可，可能得票率都會受到影響——通過它們，美國就化解了像歐洲那樣、工會跟政府對着幹的危機，因而美國不會有社會主義。但随着美國的發展，外部族群的進入越來越多——美國成為一個全球霸主國家，那麼全球各個國家、各個族群都要來享受美國在全球化發展當中作為世界領袖的發展成果。曆來作為世界領袖國家，尤其是1500年大航海時代以來作為現代化世界領袖的國家，都避免不了被全球分享——盡管規模、程度和數量有很大的區别。但是到美國成為世界領袖的時候，真正的全球運動使得市場化的風暴席卷了全球，因而全球流動第一次變得可能。

在這個情況下，美國開始了一個巨大的裂變過程，同時種族問題依舊是熱點話題。而華人的美國社會認同上，一直有重大的分歧。這一次華人可以說既有非常非常忠誠的特朗普粉——“川粉”，但是也有相當多的拜粉，尤其是華人中層階級以上、在大學任教的。我前年到哈佛大學開會，跟一個MIT(麻省理工學院)的華人教授讨論起來，他說起特朗普就恨得牙癢癢的，以至于我都覺得很難接受了。同樣，黑人族群——有色人種代表人群，最有戰鬥性的人群，組織程度最高的黑人人群——來争取他們期待的在美國社會的權利，那就被身份政治誘導而産生的一種權利訴求，也就是有些評論者強調的：黑人要求的不僅僅是正當的公民權利，而要求的是成為主流的權利。身份政治要求的不僅僅是正當的憲法權利和社會權利，而且是主導憲法和社會的權利。再加上美國社會人群本身随着深度現代化的發展、身份政治的發展，讓LGBTQ試圖也要越位到主流文化的地位上去，因而，這一次美國社會的分裂——可以說是一次大分裂——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社會内部的細化讓身份政治試圖從亞文化、亞政治變成主流文化、主流政治。

而另一方面一個最重大的變化就是，曾經為美國做出艱苦奮鬥的白人族群，尤其是中下層——更尤其從地域上來劃分，農業州和鐵鏽地帶的人群，也就是為民主黨所蔑視的“紅脖子”——他們在社會上深感失落。而其中，一種最強烈的區分就是他們跟移民不一樣，他們把自己命名為“定居者”(settler)。他們認為：正是因為他們的定居而帶來美國的發展;正是因為他們的定居而産生了自由民主的美國，讓美國成為全球的燈塔;正是在他們建立的基督教背景上，确立了憲法原則，确立了對傳統的重視，通過溫情脈脈的農業文明、保守文明的建構，而使美利堅合衆國成為美利堅合衆國。而在他們眼裡，所有的移民，第一是多元背景，第二可以說是多元文化，第三是在美國已登頂世界之後才進入美國相對平等的社會空間;因此，美國的定居者對移民群體發生了非常強烈的怨恨，而我們說，這種怨恨如果基于美國的建國史來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憲法的原旨主義和美國社會本身的變遷，使得美國的政治反饋和精神世界的重建可以說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戰。而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來分析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相對分析得要長，因為要從曆史做一個宏觀的粗線條的描述，落實到現實。

保守主義在美國艱難尋找定位

我們來看，保守主義因何在美國的曆史進程中越來越演變為一個主流的意識形态流派?

(一)美國保守主義溯源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在美國建國之前，美國是沒有自覺的國家意識形态的。就國父們，尤其是奠定美國憲政機制的聯邦黨人而言，在《聯邦黨人文集》當中我們看到英國政治思想，尤其是約翰·洛克的政治思想，以及接受了約翰·洛克思想的法國的孟德斯鸠的三權分立設計，這些思想應該說是理所當然地成為美國的主流思想，而且背景文化當然毫無疑問是基督教文化——盡管約翰·洛克在《政府論》裡專門批判了教權論，使得雙建論的論證落到了世俗權力的平台上，因而變成了以人的自由來人為建構社會。這也是美國特别強調的、保守主義認為的憲法原則的重要性——而憲法的高位法地位，就是自然法和神定法它們的極端重要性。

随着美國的發展，尤其美國社會性質的變化，美國的意識形态也在發生嬗變。美國建國之初的意識形态是一種帶有保守色彩的——因為按照拉塞爾·柯克的說法，在19世紀以前保守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或者自由主義是一家。一直到1848年，歐洲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後，自由主義才面臨什麼呢?激進主義的極端挑戰。這才讓法國激進運動開始催生的柏克的保守主義，越來越具有了脫離于自由主義的獨立的意識形态色彩。大家也看到，在英美政治思想史上，甚至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在19世紀中期以前，基本上沒有分流叙述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在美國的自由主義及其批評者這樣的流行的圖書裡，社會公衆讀本或者大學教本裡，基本上也是把柏克、洛克列為自由主義陣營，而沒有把柏克列為自由主義的批評陣營。

随着激進主義的重要挑戰，也就是随着社會中下階級尤其工人階級進入社會的主流階層，社會主義進而變成一個狂潮，變成社會不可阻擋的一個潮流。這個時候，基于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對此的反應，以及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對自己意識形态建構的背景和基礎的一個再反省，兩者開始發生分流。而且，在自由主義内部，相對保守的人群和相對開明的人群，在對進步主義反饋的機制上也開始發生分流;而願意接受激進主義挑戰的那一部分所謂開明的自由主義者，逐漸在接受社會主義的某些訴求，最明顯的變化就是約翰·斯圖爾特·密爾。這使得自由主義在面向市場、面向價格、面向限權、面向神性背景保持了基本一緻性的立場時，開始發生重大的松動，而使得自由主義變成了意識形态的拼盤。密爾在經濟上是明确支持社會主義，而由于受自己太太的影響，密爾也是自由主義者裡第一個撰寫專著而鮮明支持女權活動的。按照曼斯菲爾德(Mansfield)的說法，第一代女權主義者實際上是由男性給她們提供理論支持的，這些男性對女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論武器。換言之，密爾等人把自由主義适應于社會經濟運動和反抗運動的因素，給容納進了自由主義;而在相對保守的柏克式的保守主義者們看來，那是不可以接受的。

拉塞爾·柯克也強調，19世紀中期，尤其遇見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運動興起，以至于英國開始對社會主義運動在政策上發生反饋;而後來，尤其由工黨建立系統的議會式社會主義的競争方案的時候，保守主義就跟所謂開明的自由主義徹底分流。開明自由主義這樣的一個新自由主義在意識形态上實際上是比較接近今天美國民主黨意識形态的。

在美國同樣如此。對于美國，實際上一般也都認為，開國領袖們，如漢密爾頓和傑斐遜的意識形态是有争端的，兩人也首開應用媒體來進行黨派競争，而真正掀開了美國政黨競争性政治的序幕。一些人認為漢密爾頓應當屬于美國保守主義的鼻祖，而傑斐遜應當屬于美國激進主義的鼻祖;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歸類，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傑斐遜實際上是非常捍衛鄉村特色的，他對他的山莊很眷顧，願意把他的律師費完全投入他老家山莊的修建，退休之後回到了山莊，從事農牧業，也可以看出其實他也有他的保守色彩，而且對地方，他是非常看重的，不是看重聯邦。漢密爾頓對于工業化、對于聯邦主義是非常支持的，對金融的發展也是極其支持的，因而他被稱為工業美國的設計者，或者現代美國的謀劃者。

在保守主義的追根溯源上，哪怕開創了美國1950年代後期保守主義運動，以至于後來對美國保守主義政治發生深刻影響的拉塞爾·柯克，在尋找美國保守主義的鼻祖的時候，他也沒有找漢密爾頓和傑斐遜，而是找到了美國第三屆同時也是第二任總統——華盛頓擔任了兩屆——約翰·亞當斯。約翰·亞當斯是有着非常明顯的宗教潛質的。拉塞爾·柯克在解釋美國憲法的重要著作裡，也特别強調宗教背景的極端重要性。他特别強調，美國的保守主義如果要追根溯源，在外部因素上來說，找到的就是柏克。對于宗教信仰、對于社會傳統、對于文化慣習，甚至于對王權，在某種意義上的一種尊重——不是一種服從——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們明确地反對以人來設計現代政治，明确地反對試圖通過激進的社會革命，一蹴而就，來進入理想社會——他們認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而拉塞爾·柯克也特别強調，不僅約翰·亞當斯奠定美國保守主義，在六大原則上可以說對保守主義在美國本土産生了奠基作用，而且亞當斯家族一直是美國保守主義的重要根脈、一個重要的源流，一個其來有自而蔚為大觀的保守主義的根底、根源、依托。而在美國建國時期，盡管意識形态有争端，但是基本上可以說，是在約翰·洛克和柏克的基礎上奠定了美國的意識形态。

那麼，美國在什麼時候開始發生關于建國意識形态的争端，以至于使保守主義跟激進主義、跟自由主義斷然分流呢?可以說，是到了20世紀。随着美國社會結構變遷的劇烈化，亞文化擴張為主流文化的結構性挑戰日益浮現，在保守主義者看來已經危急了美國的憲政根本。自由主義的進步主義這樣的民主黨的意識形态或者民主黨的政治理論家們，與共和黨的政治理論家們，以至于遊離于共和黨和民主黨之外——雖然對共和黨，尤其小布什兩屆執政團隊有非常重要影響——的施特勞斯學派這些形形色色的保守主義，開始登上舞台。

(二)美國保守主義的分類

像今天我們在分析美國保守主義的時候，很多人認為美國保守主義好像就是有一個整全的建制，好像是一個有完全紀律而高度組織起來的意識形态團體——這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誤判。随着我們前面講到的20世紀中期，美國社會的結構性裂變，移民文化導緻的種族沖突、傳統的有色人種跟白人的沖突、社會的亞文化謀求社會主流文化的地位和功能這個劇烈的沖突，以及原有的社會階層尤其工人階層、農民階層跟城市裡的中産主體的沖突，開始日益劇烈化;這起碼催生了四大類型的保守主義。

1.施特勞斯學派的保守主義

第一大類型的保守主義可以說是反現代而又有現代面目的保守主義——他們認為他們并不像一般人闡釋的那樣是反現代，他們認為自己是現代的同路人——那就是最近十幾年在中國掀起了不少熱潮的列奧·施特勞斯學派。第一，他們反對宗教保守主義。第二，他們反對政治保守主義。第三，他們反對社會文化的保守主義。他們對一切基于現代性的保守主義的立場都持一概反對立場，但他們又有一種什麼樣的現代特性呢?列奧·施特勞斯的保守主義，它也采取了理性的和哲學的進路，但是它是拒斥17世紀開始落定的理性的保守主義的自由主義(這裡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是統一的)也就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社會政治方案。它是要恢複到柏拉圖式的哲學和理性，它是要強調哲人王式的政治。因而，在他們看來，通過人定法，通過現代性的捍衛，通過理性和哲學的文化，人們已經越來越遠離美國國父們的開國立場、開國的制度建構、開國所奠定的社會文化的路線。如果說列奧·施特勞斯本人所寫的著作主要是經典的解釋，那麼他的高足布魯姆(Allan D. Bloom)寫的《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就有一種對于日益平等化的美國社會嚴厲的拒斥。在某種意義上，我把布魯姆的施特勞斯學派的保守主義方案定位為幾個反應的結果。

第一，直接是對1968風暴而帶來的美國社會分裂的反應結果。是否找到一個重新彌合美國社會的方案?他們拒絕進入現代尖銳對立的各個意識形态的戰場，而另辟蹊徑，要回到柏拉圖式的傳統。用前現代圓滿自足的理性與哲學，來拯救日益碎片化的現代性的理性與哲學。

第二，針對美國社會發展，因為美國社會日益世俗化、功利化。在某種意義上，美利堅民族從整體上被定位為一個逃避哲學的民族，直到19世紀晚期20世紀初期，約翰·杜威建立起了美國的國家哲學——實用主義。而實用主義既是後果取向也是效用取向，因此，美國實際上還是沒有國家哲學。列奧·施特勞斯學派想針對美國來塑造一個開放而理性、喜好智慧、愛好哲思的民情，同時追求國父們在憲法中的隐微的傳授、神秘的意圖——這個當然帶有宗教色彩，但是并不止康德所說的理性化的宗教。

2.宗教保守主義

這種保守主義對美國，尤其小布什政府八年确實産生了重大影響。産生重大影響以後，可以說形成了美國的建制派的保守主義。所謂建制派的保守主義就是進入了美國權力集團、權力圈子的保守主義。而這種保守主義在美國可以說有三種形态。

第一種，是宗教保守主義。美國有強有力的新教傳統之外的天主教傳統——虔心的天主教傳統相信禁欲、積極行動、介入、捍衛傳統、保守文化對于美國社會所具有的極端重要性。在某種意義上，确确實實我們從發生學的角度上講，如果排除美國社會虔心的基督教的背景，如果我們不看到上帝在白宮中徘徊和引導，我們确實不能夠深刻地理解美國的政治。從這一點上說，白宮的上帝與美國天主教的、基督教保守主義的政治傳統，以保守主義面對1968狂飙突進運動，同性戀、雙性戀、跨性戀、變性戀或者酷兒理論，他們有一種嚴厲的拒斥态度。宗教保守主義運動所支撐的美國社會運動是特别具有行動力的，比如在社會運動上反對堕胎。有部美國電影，講的就是天主教徒、基督新教徒，他們對一個未婚受孕的女孩兒，一方要保護她有堕胎權——這就是新教徒要做的事情;另一方天主教徒也要保護她，因為一個受精卵就是一個生命，所以天主教徒們要保護她一定要把這個小孩生下來。于是，雙方争奪這個女孩。美國人以此内容拍了一部兩個多小時長的電影片——好像我們國内沒有公映，我是在飛機上看了播映的片子。可見，他們喚發一個社會運動、社會政策和政治政策的時候，有多麼尖銳的對立。

特朗普也一樣。大家知道他的當選有比較強烈的宗教背景，于是陰謀論把天主教的不同流派也拿來作為分析美國政治的一個背景因素，對此我們就不去分析了，我們總要保持理性分析的立場——這是我自己的主張，各位朋友如果不同意，等會兒可以再讨論。

3.政治保守主義

第二種，就是政治保守主義。政治保守主義就是我剛才所說的美國人要緻力于捍衛憲法原旨主義——不是宗教原教旨主義，不是Fundamentalism，而是Originalism。國父們制定這個憲法究竟想怎樣保護人民?捍衛的美國，是人民選擇的美國，而不是特權階層的美國。在對這一點的争奪上，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意識形态甚至發生了逆轉。美國共和黨最近也有議員建議，最好把共和黨定位為工人農民的政黨，因為他們現在在為社會下層說話;而我們知道，這個定位恰恰是民主黨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态主流，但現在民主黨恰恰與跨國資本緊密地結合。跨國公司跟建制派合流，對政治保守主義方面的原旨主義予以拒斥，對進步主義予以堅定性捍衛。我在基本立場上支持保守主義，但是在政策做法上我是支持進步主義的;因而我有個提法，叫“從民主黨手裡拯救進步主義”——不要讓進步主義變成不可控的、非主流文化擴張為主流文化——而同時“從共和黨手裡拯救保守主義”，因為極端的基督教背景的保守主義就無視了變遷了的美國社會的現實結構。

政治保守主義如何去因應于社會現實，變成了保守主義自身出現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當年法國大革命過後，馬上柏克就寫出了《法國大革命反思錄》，就要求法國人不要期待激進的社會運動解決一切問題：人性是亘古不變的，我們自己要通過維護傳統漸進改良，像英國人那樣通過幾百年的代價，雖然漸有暴力沖突和戰争，但大波瀾未曾出現。我們知道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寫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開篇，其實就溫和地批評了柏克。為什麼呢?像英國付出那樣小的代價，是因為在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有各種曆史的偶然機緣，以至于使英國是得天獨厚的，一切後發現代國家很難走上英國那麼從容的發展道路。按照現在的說法，1215年英國貴族與約翰王達成大憲章，一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470多年時間，償付了如此漫長的時間代價，經過了無數次大大小小的起伏，英國才終于落定在現代立憲民主國家或者自由民主國家的平台之上。法國人是不可能有這麼從容的。當然我們說，我們中國人更不可能這麼從容;因特朗普而産生的中國輿論場的撕裂，其實恰恰就是我們無法從容應對我們的社會變遷和現代國家建構的一個最直接的反應和感受。我們相對跳開一點，可以說，對這一點的印象應當是刻骨銘心、極富挑戰性的。另外，我們能夠理解政治保守主義回到原旨主義的初衷，但是它要應對社會發展而出現的挑戰。

4.社會文化保守主義

第三種，當然就是更為流行的社會文化的保守主義。我們要強調，這裡有三個因素。

第一，現代一切意識形态是因應于一個政治社會集群而建立起來的，按現在的說法，實際上就是因應于一個具體國家建立起來的。某種意義上，保守主義最初是反對國家立場的。為什麼?因為基督教是世界社會;某種意義上，早期的保守主義的經濟社會運動，是支持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的，這與基督教來源背景是高度吻合的——源自于基督教的一種理念，是超越具體的民族國家的。像哈耶克這樣的保守主義分子——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因為他公開聲稱“我為什麼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所以很難把他歸納為一個保守主義者，但是他是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他對市場的辯護是最強而有力的，因為他認為隻有市場才能打破極權專制的統治，因而主張國際主義，主張跨國市場，甚至主張全球市場。但是，全球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越來越激發了人們對于國家的認同感，所以社會文化的保守主義逐漸落實到國家領域裡。像特朗普特别強調國家，特别引入民族主義，“美國第一”“讓美國再次偉大”“保持美國偉大”，堅決反對全球化。這是社會主義保守主義第一個令人矚目的特點。

第二，就是真實的具體文化傳統不是多元文化主義的傳統。對“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這兩個概念，叢日雲教授有一個很好的分析;在我們漢語學界，基本把它們混為一談。在我們中國，很多人對細微的分析不感興趣，甚至我自己都不感興趣，但是，很多人常常就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急于進行意識形态的表态，相互指責别人是極端——Extreme Politics(極端政治)已經變成一個帽子了，在美國滿天飛，在中國也滿天飛。

而實際上，在具體的社會文化傳統裡的要求，不應是多元文化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強調的是各個亞群體、種族群體他們文化的絕對獨立性和必須受到主流社會的高度尊重;這樣就無法建立國家認同，無法建立社會認同，無法建立公民彼此之間的友愛，它是culturalism(文化主義)。而真正的文化多元主義強調的是pluralism(多元主義)，隻不過是在文化上體現的多元主義。而多元主義強調的核心一定要有一個憲法認同，而憲法背後一定要有個自然法的道德規則，甚至神法認同。當然，這個神法在來源上應該是基督教的;但我自己慎重地保留意見——是不是唯一地歸于基督教?這點上，我跟有些信基督教的朋友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另外，就是在社會文化上的多元傳統不能夠侵害在憲法及其高位法上的趨同性認知。這對保守主義來說，捍衛起來也非常困難。原因在哪裡呢?美國左翼提倡多元文化主義已經數十年。這一次聲援特朗普而導緻了沖擊國會的悲劇，但是更大的社會悲劇是什麼呢?美國居然興起了告狀文化——新生一輩的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引導下，居然告狀，說自己的父母前往國會支持特朗普，以至于導緻自己父母喪失工作;這是在美國以往比較少出現的社會現象。

第三，社會文化的保守主義認為，社會的基本規則令人眼花缭亂的變化，以至于我們喪失了對“什麼是社會”的常識性認識。原來我們一般認為，社會是建立在比較清晰的曆史文化傳統基礎上的、比較清晰的道義基礎上的，也是在比較清晰的性别認知基礎上的。社會變遷發出了社會挑戰。比如，我們現在對性别的認知遭遇挑戰。前面提到的LGBTQ，已經讓我們對性别無法有一個确定的立場。美國左翼政治人物以尊重多元信仰的理由，連禱告上帝的禱告語都改了。設立廁所上，LGBTQ那就有不同的廁所。婚姻上，那也更為混亂。而更重要的是，這些人進入主流文化之後，擔任國家領導職務;我們從法權上當然尊重他們的權利，但是從社會文化的視角上講，确實有點超出我們的接受度，變化太快——引用一個前十來年流行的說法：“不是我不明白，而是這世界變化快”。保守主義相應地就要訴求一個對這種社會運動的阻遏，讓其放慢腳步;不過，保守主義特别強調它是不反對變化的，而反對的是太過迅速的變化。

(三)美國保守主義面對的難題

保守主義曾面對美國社會變化的幾大階段。我們說，在美國建國前的原初社會階段，無所謂現代意識形态。在美國建國之初，可以說建國意識形态是非常清晰明白，以至于人們很容易捍衛這種意識形态的原旨主義立場及其宗教背景。美國社會第三、四次的結構性變化，讓保守主義陷入了愈來愈艱難的意識形态的“諸神之争”——“諸神之争”是馬克斯·韋伯形容的現代意識形态的一個基本狀況。這讓一般的凡夫俗子不知所措——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凡人覺得不知所措，那就随意選擇，或者依據自己偏好選擇，因而意識形态競争越劇烈，社會的撕裂也就越深刻。有人講，民主黨上台，拜登當了總統，是不是可以彌合美國社會?前天在深圳衛視做美國選舉節目的時候，我說：非常困難，因為新選出的衆議院已開會，通過了一個議案，就是關于性别認知的問題，對父母等人的性别稱呼都要重新審視。以後我們沒有辦法用性别定位了，人們是不是變得有點彷徨失措呢?其實是有點彷徨失措。

這個時候，可以說，保守主義要面對三大難題。

第一，我們保守主義究竟保守什麼?保守主義内部其實也是莫衷一是的。有的人說是保守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也有舊教、新教的信仰之分;而新教的流派更為衆多，舊教内部的主張也不一樣;建制化的舊教傳統和非建制化的舊教信徒之間，他們的主張也不一樣。因此，保守主義能不能相對一緻地就保守什麼，在宗教背景上達成共識，而真正能夠出現保守主義運動必須要解決的凸顯于社會主流這樣一個目的，看來征程漫漫。

第二，保守主義保守什麼這個問題，也包括保守美國這個國家的什麼内容。美國畢竟是一個世俗國家，政、教在建制上分離，但是這不等于宗教在不介入政治生活的時候也不影響社會生活;因而，怎麼樣在宗教與社會權利影響政治生活的情況下，來重新拟定政教關系，不要讓世俗國家濫俗，這是保守主義需要作為的。我們的世俗走到了我們隻能在世俗的角度上來辨認各種世俗生活的取向的正當性，而不承認國家還對世俗生活有權力整合，以及權力整合背後還有更高位的自然法和神法的支持。

第三，就是如何重新校訂因身份政治而帶來的社會的巨大裂變。馬克·裡拉(Mark Lilla)也好，弗朗西斯·福山也好，他們的意識形态偏好是略有差異的，但是都主張應當重建公民的憲法政治，應當重建citizenship(公民身份)，來解決身份政治對公民撕裂所産生的負面影響。但是，做到這些談何容易?!原因在哪裡?美國這個國家究竟是誰的?今天美國政治學界的争論，非常非常重。羅伯特·達爾也好，亨廷頓也好，既談到了美國城市社會的内部沖突，談到了誰統治的問題，也談到了美國憲法本身的缺陷;達爾特别力求要有更民主的憲法。而各位朋友知道，對于最民主的憲法，我們可能以它的确定性設計出來，而更民主的憲法是設計不出來的，因為更民主的憲法意味着，對任意一個甚至可能訴諸于個人的亞文化的代表者——這是極端推論，不是事實上——都得去滿足，而在這一點上，保守主義是不可能同意這樣的滿足的。

在文化上來說，各個族群既然有自己的背景文化，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情況下，各個族群就捍衛自己的文化傳統，而不願意融入主流文化;那麼，多元文化主義給身份政治帶來挑戰，怎麼可能重回國家認知而帶來社會文化的趨同或者認同呢?所以，我們可以說，美國的保守主義今天已經很難有一個清晰明白的主流定位，而與此同時，美國意識形态遇到的挑戰、社會運動已經滲透到了政治變遷過程當中。

怎麼滲透到政治變遷過程當中呢?比如說，我們剛才提到美國以前是沒有社會主義，而現在伯尼·桑德斯作為兩屆強有力的美國民主黨黨内的總統初選候選人，是明确主張社會主義——這在美國曆史上是沒有的，所以美國人定位伯尼·桑德斯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進入政治高位的社會主義參議員;他做過衆議員，後來也當選參議員。而進入建制派的伯尼·桑德斯公開聲稱，反對大資本，而應該着重于分配平等的社會主義。伯尼·桑德斯自己公開主張他信仰社會主義。同時，曾是2008年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的薩拉·路易絲·希思·佩林，在競選失敗以後，組織了“茶黨”，開展了建制化的保守主義運動。

可以說，社會運動已經在政治變局和權力競争的場域中有了直接的反映。在這個背景情況下，保守主義又不是一個整全或者整合了的意識形态，而它同時要去應對一個比較建制化的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建制化的保守主義運動;以挑戰建制化保守主義而如火如荼興起的非建制化的保守主義運動如何去應對建制化的運動?從現在開始，起碼四年之内，或者至少兩年之内——因為參議院、衆議院2022年還有中期選舉——保守主義要面對民主黨全面執政的一個結果。

相對來說，美國已經有這樣一個定位，那麼保守主義怎麼面對這些意識形态的流派?怎麼面對主流的民主黨的進步主義?這種進步主義是西奧多·羅斯福擔任總統以來在美國發展持續，曆史正義最強，理論上最蔚為大觀，以社會開明而赢得美國新老居民甚至非法進入美國的難民他們共同歡迎的東西。在某種意義上，進步主義之所以受到歡迎，就在于它滿足了大家分享一個領袖國家發展成就的願望。一個國家欠發達，全世界可能會幫助它，但肯定不會喜歡它，更不想到它那裡去生活。但一個國家成為世界領袖國家，就避免不了全世界來分享它的成果——尤其美國這樣地域廣袤、人口相對短缺的國家，如果經濟發展、勞動力缺口更大，那就激發世界不同的政體背景、曆史背景、權利背景、國家背景、社會背景、階層背景和個人背景的人來進入美國。

那麼，美國曆來很自豪的大熔爐政策，能不能繼續發揮熔爐的作用?這變成一個極具挑戰性的現實問題。我們說美國面對一個轉折的時候，美國不僅内外部的實際社會政治問題、文化挑戰很多，而且意識形态發展和意識形态對壘的新生因素也很多。保守主義要衡定自己的意識形态坐标，談何容易?!因而，對秉持保守主義立場的美國朋友們，或者是親和美國的朋友，我願意提出一個問題來讨論，那就是：你的保守主義愈趨近于保守主義的原旨主義乃至于原教旨主義，你要想想，你對美國社會變遷而必有的包容性要求有什麼考量?如果沒有考量，那麼你隻不過讓保守主義成了撕裂美國社會的又一支力量而已。

因此，保守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要保守原旨主義，如果隻是贊賞原旨主義，而不是解決美國問題的一個出路的話，那麼保守主義本身對社會變遷的因應性、時效性和包容性也變成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于是，我們講到第三個大問題，結論性地來分析一下。

未來美國社會的可能前景和保守主義的抉擇

一個社會，美國這樣的社會，它是可以随便塑造的嗎?我們就設定這樣一個問題，簡單回答一下——對這個問題，等會兒各位朋友也可以一起來分析。

我們首先想，如此龐大的一個美國社會，937萬平方公裡，全世界各個族群進入其中，達到3.32億人口。而且由于長期實行進步主義的這樣一個包容政策、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社會公衆尤其新生代——90後、00後——都深深受進步主義尤其是極端進步主義立場的影響，人們想随着這種願望來塑造美國社會，那麼，我們可以大膽地推測，它的結果可能有兩個，或者結局可能有兩種。

一種結局，就是今日歐洲。我最近為一本從歐元危機來讨論歐洲危機的書——馬上要出版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寫了一篇導讀。一方面，歐洲危機是它的發展危機，發展危機也是它的政府管制危機;但另一方面，歐洲危機也是它的移民危機，甚至難民危機。歐洲，尤其西歐，是世界第一個完成現代化的區域，北美是第二個區域，東亞和南美曾經被認為是最有希望的第三個區域。所以，實際上長時期裡，起碼在“二戰”以前，甚至“一戰”以前，歐洲是世界的主導;整個19世紀被稱為“自由主義世紀”的時候，實際上也可以被稱為“歐洲世紀”。但是，歐洲為什麼越來越衰落呢?一方面是歐洲社會、歐洲國家内部整合成了問題，因而後來想以歐洲聯盟來解決這個問題，既杜絕世界大戰，也為歐洲的整合性發展提供契機。但目前看來，歐盟的發展至少是進入一個低潮。另一方面，因為歐洲的發展，與歐洲毗鄰的中東甚至非洲，就近分享歐洲的發展成就，乃是歐洲近期社會危機最重要的導因。如果一個發達國家、一個發達地區不能很好衡定自己的國家政策，不能捍衛自己國家的基本原則和政策選項，讓外部世界隻想來分享好處——也就是美國保守主義所區分出的“移民們”分享好處——而讓“定居者”付出代價的話，那麼，“定居者”和“移民”沒有能夠相對地在憲政平台上得到共同安慰，這樣就可能陷入發展的頹敗之像。

第二種結局，是我們說的“美國是當今的羅馬帝國”。羅馬的衰朽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它們在今天美國正在出現。所以，這是保守主義最具有号召力的地方。第一，随着美國社會的多元化，政府為了讨好自己的民衆，而不斷地出台民衆喜好的政策，以至于讓國家發展的動力機制完全渙散開來。在晚期羅馬，按吉本的說法，羅馬帝國為了能夠讨好帝國的公民們，鬥獸場等各種窮奢極欲、極盡奢華的享受紛紛出台。這是不是有點接近今天民主黨的政策?總是哄選民們高興，所以得到的選票很多。第二，當然就是随着羅馬帝國式的這樣一種社會和政治的渙散，美國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因為它政治的回應力已經沒有了。當然，對美國來說，這是更悲壯的命運了。

我們如果從曆史哲學的角度來看，要進一步總結，就是任何國家似乎都避免不了衰落——它有興盛就有衰退和滅亡。隻不過，很多人覺得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到今代還在發揮燈塔作用，千萬不要現在就衰退，千萬不要首先重蹈歐洲覆轍、然後重蹈古羅馬的覆轍——這是人們強烈的願望。在美國和美國之外，無論是“拜粉”還是“川粉”——我願意從善良的角度去評估他們的想法——我相信他們的善良願望在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但是，對國際社會來說，這種願望是能夠影響美國的嗎?很難。那麼，對美國社會來說，這種願望是不是就能夠如意呢?尤其是美國保守主義的社會運動是不是就能夠得到迅速的呼應，而讓美國社會重回一個憲法原旨主義的發展道路，而讓保守主義的社會政治目标都能夠得到兌現呢?我們說，對此是需要打一個問号的，因為其中涉及三個問題。

第一，保守主義的發願可能是好的，但政治回饋如何?起碼從特朗普具有民族主義色彩(或者有人說民粹主義色彩)的保守主義運動來講，盡管可以說是保守主義運動曆經70年來(1950年代到現在)在政治權力上一個最大的回饋——因為在某種意義上，這種保守主義運動是反建制主義的，就是反對進步主義美國政治，從極端上也是反裡根式的保守主義，當然更反民主黨的進步主義——但是目前，這種保守主義運動，起碼是受到了挫折。

第二，就是在政治回饋受到挫折的情況下，相應說來，反建制的保守主義作為一方，建制的保守主義和進步主義的合流作為另一方，雙方這個不對稱的力量問題如何可以解決?其實，首先從政治生活來說，反建制者的前途就不被看好。佩林曾是共和黨内反建制的保守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大選失敗，後來建立茶黨;茶黨所赢得的社會呼應有限。這些都表明，建制派的保守主義運動可能獲得一定呼應，但非建制派的保守主義運動會受到建制派保守主義運動的拒斥。

建制派的進步主義面對反建制的社會主義，但實際上，反建制的社會主義也栖身于民主黨。雖然有的人把伯尼·桑德斯說成是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支系，接近于北歐——但是北歐也不承認伯尼·桑德斯是社會主義，因為他沒有走到北歐的那種福利社會主義的地步，盡管他特别重視福利、重視分配。

實際上，伯尼·桑德斯兩次在民主黨内選總統候選人，最後都被選下來。對此，有一種說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那就是民主黨進步主義的建制派們，也都反對桑德斯的非建制主義的社會主義。而特朗普的非建制的保守主義運動，訴諸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美國憲法原旨主義;這一運動有其社會理念，有其政治理念，有其政治理論根據，雖然還缺乏一個明确的闡釋者，因為美國的知識界總得說來是傾向于民主黨的意識形态。那麼，非建制的保守主義這種選擇顯然比佩林和桑德斯要走得更遠，因而就要承擔更大的壓力。

在這種形勢下，非建制的保守主義要有一個捍衛保守主義的政策回應，首先就要有能突破建制派的超高的政治技藝。然而，特朗普是個政治素人，雖然他有他政治高明的地方，尤其他對他堅持的原則的信守，以至于讓舊教——天主教背景的保守主義者——都認為他是上帝揀選的人，但是與建制派的全面對抗，在國際社會上與自己盟友的對壘，四處出擊，顯示出他在政治技巧上的不足。當然，也許有朋友說，曆史到了這個關頭了，再不出擊就來不及了，因為是正邪的終極對戰——這種說法，可以說是一個政治的詩意表達，不是一個政治的理性分析。

保守主義面對非建制的捍衛和建制派的抗拒之間這樣一個對沖，怎麼去尋找到保守主義的突破口?這是對保守主義的現實挑戰。

第三，在社會與思想的競逐當中，保守主義如何去把握住社會變遷的節奏感?這變成了保守主義要顯示自己保守主義氣質最具有挑戰性的方面。保守主義一旦訴諸社會運動，有時候顯得非常激進的。就像有人寫的傳記，說非暴力運動的領袖甘地，一生反對暴力，但他面對暴力而采取的進取性本身就是一種暴力，所以他是非暴力的暴力反抗——不是訴諸武裝暴力，而是肉體暴力，這個反抗對于一般還保有底線良心的人來說，挑戰性更大。當然，這可能是一種令人覺得有點意料之外的評論、令人有點驚奇的評論，但是不妨也引導我們思考。

因此，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保守主義如何把握住這種節奏感?從一種分析的角度來說，不掌握社會變遷的節奏，不因應于美國社會最近兩次的結構性變化，如何成功?你說你捍衛變化，但是堅決拒斥快速的變化和全局的變化;你說你不反對世俗社會，但是堅決要捍衛基督教、一神教背景——也許在你的立場上，在内部同情人的立場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要注意還有一個社會大背景。也許我們說，為了兜住美國社會的衰退，為了保證美國社會的燈塔作用，尤其為了捍衛保守主義者内心本身的信念，以這種信念兌現為社會政治變遷的一個過程，保守主義永遠有它令人敬畏的地方;但是，意識形态避免不了思想競争，而社會變遷避免不了政治遊戲，保守主義何去何從?在美國社會變遷和保守主義自身困境的衡量之中，也許我們要去尋找更為恰當的進路。這就是我的一個不是結論的結論。

我就講到這裡，下面請各位朋友批評指正;提問、指引，都歡迎。謝謝大家!

問 答

提問：我想請問一下，為什麼保守主義盛行的美國，1月6日出了沖擊國會這麼大一檔事情?是美國本身的社會變遷過大，政治人物無法跟上?還是說曆史已經到了這個關鍵時刻了呢?

任劍濤：你的提問已經設立了答案，我覺得你說的兩個因素都有。第一，美國社會變遷太劇烈，但是人們在反應上，尤其社會運動的反應還沒有達到一種自控或者自律的程度，因為一種社會政治運動不是能很迅速地就可以反應到位的，尤其是大衆性社會運動。大衆裡面有激進的、保守的各種分子，雖然他們都信仰保守主義，但是行動上可能是激進主義的，不見得是吻合行動上的保守主義的，所以1月6日有沖擊國會的悲劇——有的人說是美國民主政治羞恥的一天。這是社會運動本身跳躍性地展開而導緻的一個狀況。

第二，當然美國也确實到了一個可能的三岔分路的階段，因為美國要選擇前途——我們剛才說了，歐洲的教訓就在眼前，羅馬的教訓正在遠處。美國有這麼多的移民，有内部這麼強烈的身份政治的分裂，在政治上确實到了一個決斷關口。所以有的人講，雖然有1月6日的事件，甚至特朗普不得不因此接受敗選結果，但是特朗普後的特朗普主義可能才是對民主黨最大的挑戰。有人講，參衆兩院有共和黨議員出來挑戰選舉的合法性，其實就是為了表明他們對選民尤其對共和黨的鐵杆選民的一種政治立場。

美國下一步究竟怎麼發展?1月20日政權交接後，民主黨既掌行政權又掌立法權;如果民主黨對自己的意識形态沒有一種反思，還是繼續推進激進的社會政策，比如說以性别政治等推進身份政治，那麼，美國下一次選舉就到了一個更嚴峻的關頭。

提問：華東師大的許紀霖先生曾經提出一個觀點，認為特朗普背後有很強的民粹主義，而清華的秦晖教授卻有不同的看法。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呢?從這次疫情到大選看，即使特朗普不是民粹主義思潮的産物，也與民粹主義、反智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您對這個問題如何看待?

任劍濤：首先我強調，對特朗普的政治行動有一個主義上的歸類，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愛好;而政治行動跟意識形态的分類不是吻合的。對任何政治行動，都有一些意識形态的要素是吻合的——用愛國主義，用民族主義，用保守主義，用民粹主義，都可以去分析特朗普的行動。民主選舉在動員民衆的情況下，為了選票——有些朋友也指出，政治學家們也指出——有天生的民粹色彩，除非不進行民衆動員;當然，民衆動員是否過頭，可能是民主和民粹的一個分水嶺。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用民粹主義去概括特朗普，概念顯得比較貧乏，我也不是特别同意這樣的概括。如果提問的這位朋友有興趣，可以看看我在《當代美國評論》發表的那篇文章《重構國家：特朗普理念的政治理論推定》，可以看到，我大緻把特朗普主義歸于保守主義，可以說它是帶有民粹色彩和民族主義色彩的保守主義——這也是美國保守主義最新的階段，從國際主義、世界主義，再回到今天國家和民族主義的立場。保守主義所結合的其他意識形态，在美國也不是時時一樣;保守主義是一個雜拌，不是像最初保守主義者表述得那麼清晰。

在美國的政治裡一直有強烈的反智主義色彩。确實，政治不遵循理性是不正當的;但是，完全把政治看作理性行動而沒有情感主義的導向、沒有反智主義的成分，也是不正确的。我們國内馬上會出版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我應邀為這個書寫一個導讀。

霍夫斯塔特指出，可以說，美國從政治高層到社會生活、到知識界，都具有一個反智主義的強烈傳統——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傳統。反智主義某種意義上是對理性政治、規條、法律的一種不信任姿态。實際上，反智主義是理智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一個伴随物。我們中國人也不要一看反智主義就認為它好像要錯得離譜、隻能接受譴責——這種認知是我們在政治意識形态上太過單純的一種表現。但是，對反智主義确實要遏制，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就我自己的立場來講，我是堅決主張政治生活必須是理性主義導向的，這是政治生活的宿命;如果進入政治世界的人都訴諸反智主義的話，那就完蛋了，就不可能有政治合作，就不可能有政治妥協，進而就不可能有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憲法認同。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特朗普的有些做法确實也是可以校正的。

提問：四年前，特朗普剛當選總統時，就有文章從美國人口構成發展的角度分析，認為這是美國傳統白人族群價值觀(或者說保守主義)主導的最後機會。任老師怎麼看待這個觀點?

任劍濤：對這個說法，我自己感覺，一方面是略有一點危言聳聽，但是另一方面，美國也确實可能到了一個轉折關頭。拉丁裔和非洲裔移民的不斷增多，讓美國的保守主義無形中增加了焦灼感;美國傳統白人可能日益占據少數，因為白人的生育願望越來越低，少數族群生育願望是比較高漲。在某種意義上，美國傳統價值觀如果缺乏了白人這個主要的承載群體，有可能守不住，但是民主黨有些人已經開明到令我們都有點瞠目結舌的地步了。

而對保守主義者來說，确實他們不是隻保守白人的族群價值觀，而是反對多元文化主義。他們的訴求是，第一，回到文化多元主義;第二，捍衛憲法原旨主義，從而保有美國成為美國的理由。這也是說明，他們看到了問題的一個焦點。在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這個機會不是“最後機會”：我不願意在政治生活中用這麼極端的概念：“正邪的最後一戰”“美國白人的最後機會”。不是什麼“最後機會”，機會總是有的，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也許在下次選擇當中，白人群體的分裂性在内部得到一定彌合，以及移民群體、理智主義者本身對美國政治之為美國政治、美國之為美國理由的共同認知，可能會對保守主義者有不同的政治反饋。

而且，更現實的效應在哪裡呢?美國政治是，兩年就是議會的一次選舉，四年就是美國的總統和議會的選舉;它是個政治周期。凡是在台執政者，可以說都是面臨挑戰的。民主黨上來執政，如果導緻美國進一步撕裂，可能下一屆選舉，行政權和立法權多數都失去，參衆兩院都變成共和黨坐莊了。這也未可知。當然，我樣說，可能說得太活泛，但是也算是一個預期吧——意思就是，我們要因應政治周期的變化。

提問：如果目前保守主義不能有效解決問題，那麼未來美國撕裂的局面走向整合可能采取的是何種社會思潮?

任劍濤：到了最後，應該是何種社會思潮來整合?如果我們進行一個最簡單的回答，它一定是帶有包容性的思潮——也許偏好某一種色彩。在我看來，如果要給出一個比較直接的回答，它一定不是激進主義的方案。桑德斯在民主黨内都突破不了初選，所以，如果民主黨走得太遠，在民主黨内，比如說對佩洛西也會有反彈。

某種意義上，回到溫和的保守主義，或者回到溫和的進步主義，可能能幫助美國整合，彌合它的實力。所以，我有個提法，在剛才的講座中我也提到了，就是：要從極端民主黨人手裡拯救進步主義，要從極端共和黨人手裡拯救保守主義。因為對一個國家來說，最重要的就是中左和中右他們雙方的合作。

其實從美國反觀中國，中國也是要有一種包容性的社會思潮，這對于中國來說非常關鍵。

提問：拜登上台後，會在多大程度上繼承特朗普的政策?比如說經貿協定、對華政策上。

任劍濤：其實拜登上台，至少台面上是沒有所謂繼承特朗普政策的說法。因為各位朋友都知道，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際輪替就是政策更替調整的節點，所以無所謂拜登要繼承特朗普的政策。我理解這位朋友提問的意思可能是，拜登多大程度上不能違背特朗普的政策?因為特朗普在退下去之前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是要讓拜登不能走回頭路，免得他否定特朗普的政策，所以有的人講，特朗普是以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規訓拜登。因為美國現在保守主義運動有個口号就是“共産主義正在接管美國”，所以如果民主黨走得太遠，保守主義以這個口号來批評民主黨、批評拜登，可能拜登的政策就會受到重大的壓力，尤其是對華政策、經貿協定上——至少不會是即刻的轉向，這是我的判斷。

提問：如果一個國家無論是在社會文化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好像都有很強的反進步的色彩，您認為這個國家屬于保守主義國家嗎?

任劍濤：這個判斷太籠統了，反進步不見得就是保守主義，我們不要進行一個對立性解讀。保守主義就是反進步嗎?保守主義是不反進步的，保守主義是反太過迅速的進步，反對革命，反對極左，反對激進。

任劍濤：beat365政治學系教授

來源：公衆号“學人Scho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