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第四次工業革命走向縱深，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深刻地影響着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國家治理，以數據驅動和數字治理為核心特征的政府數字化轉型成為全球治理轉型的核心議題。數字技術的快速疊代與普及推廣為政府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強大的科技驅動力，通過技術賦能和技術賦權雙重機制推進數字政府建設。政府數字化轉型以獲取、共享和分析數據為基礎，以面向、基于和經由數據的治理為機制，重構着政府、市場和社會關系。作為數字時代國家治理的新形态，數字政府旨在運用前沿數字技術，協同社會主體，通過政府數字化轉型重塑治理結構、優化政府職能、革新治理理念，以同時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社會協同能力。總之，政府數字化轉型不僅促使數字技術嵌入政府科層制以推進治理結構再造、業務流程重塑和服務方式變革，還構建着新型政府－社會關系、政府－市場關系，以支撐數字社會建構及數字經濟發展。

一、數字時代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政府數字化轉型

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邁入第四次工業革命，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驅動着人類社會的快速演化。第四次工業革命給我們創造了百年未有的大變局，新興科技的快速疊代和快速滲透，引起全社會快速地信息化和數字化。全球範圍内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撲面而來之際，恰逢我國處于推進治理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繼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之後的“第五個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是非物質層面的國家治理制度、體制和機制的現代化。相對于以往所推行的漸進性、單維型改革策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強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以“國家治理”主題突顯全面深化改革的統攝性、配套性和持續性，要統籌兼顧和協調推進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和生态文明的全面發展。

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轉型進程中，科技革命均在其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推動作用。衆所周知，科技革命驅動着生産力質的飛躍，由此驅動着上層建築——即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和國家治理體系的轉型。譬如，第一次工業革命以英國為社會試驗場，形成了以工具理性為基礎的準科層制組織，相應的政府管理理念及組織形式亦成為世界性的早期治理現代化模闆。第二次工業革命産生了新的動力系統，譬如新能源和通訊技術的廣泛應用，驅動專業化分工和流水線式生産模式的形成，促使巨型科層制成為政府和企業共同的組織形式，韋伯意義上的科層制成為全球政府組織的主流形式。以計算機和信息通訊技術為标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促進了服務型經濟和電子政務的産生，以無間隙政府、新公共管理等政府改革為标志對傳統科層制組織形式進行了自我調适。前三次工業革命塑造了工業社會的基礎設施和政府形态，中國在此期間始終疲于“追趕”和“學習”。而以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則離不開強烈的“中國印記”。我國積極參與并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技術變遷浪潮，通過實施科技驅動戰略加速了中國在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科技創新中的引領作用，尤為重要的是在國際社會率先探索适應于數字與智能技術的新興産業、商業模式和治理模式，這促使中國在數字經濟、數字政府領域走在世界前列。

大數據、區塊鍊、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在不到十年的時間中即經曆了從科技創新到廣泛擴散的轉型，深刻影響我們的社會經濟生活以及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以數據驅動和數字化治理為核心特征的政府數字化轉型，成為近年來全球政府治理改革的核心議題。各國數字化治理日益向縱深推進，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時代已然來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确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要求和深化改革總目标，強大新穎的數字技術和未來可期待的智能技術為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技驅動力。近年來，我國運用數字和智能技術驅動治理現代化已産生了大量豐富的實踐進展，發揮着激發市場創造活力、激活社會參與熱情、激勵政府自我改革等積極作用。在剛剛經曆過的新冠疫情期間，數字與智能技術在疫情防控、風險研判和複工複産等方面的創新應用，為我國有效應對疫情風險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支撐。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建議十四五期間加快“數字化發展”，其中數字政府建設要成為經濟與社會數字化發展的基礎保障。概言之，以獲取、共享和分析數據為基礎，以面向、基于和經由數據的治理為機制，數字技術重構着政府、企業、媒體和社會大衆等主體的行為模式及其互動關系，為政府數字化轉型準備了必要條件。

二、數字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挑戰與機遇

1、數字時代的治理轉型及其挑戰

近年來，我國快速進入數字時代，經濟和社會生活日益數字化。截至2020年3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9．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67%。同時，移動互聯網塑造的在線化社會生活形态大力加強，推動着電子商務、社會交往、移動支付、互聯網金融等新興業态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擴散，進而驅動着政務服務、政府監管和政府運行的快速數字化和智能化。互聯網+政務服務、互聯網+監管、互聯網+督察成為各級政府數字化治理的必備基礎設施，與此同時，網絡空間的公衆參與、政民互動、政治傳播愈加活躍，成為政府感知社會偏好、吸納并回應民意的新生渠道。然而，數字時代的到來向傳統治理模式提出了若幹挑戰，進而驅動着政府圍繞挑戰解決以調适公共部門的組織形态、治理技術和治理機制。

我國“三化疊加”的快速現代化進程為國家治理帶來外生沖擊。近年來，市場化、城鎮化和網絡化“三化疊加”驅動的社會經濟現代化為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帶來新要求。首先是市場化。市場化帶來社會利益多元化，以及批評性公民的形成，譬如伴随着經濟發展人民群衆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需求提升，對公共服務的質量要求提高，對公共治理的參與意願上升，這對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提出更高要求。其次是城鎮化。21世紀以來，我國經曆了快速城鎮化進程，其規模和速度在人類曆史上是空前的，城鎮化率從1995年的29．04%上升到2019年60．6%，城鎮人口在20多年間增加了4億多。這一進程促使我國進入各種社會問題頻發的過渡期。由于我國城鎮化進程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的極度壓縮，社會沖突呈現出頻度高、強度大、類型多樣、相互關聯、擴散性強等特征。再次是網絡化。随着數字時代的到來，網絡成為最廣泛、便捷的新興媒介，成為公共信息擴散、公共輿論形成、公衆參與的新生渠道，引起網絡行動主義浪潮醞釀着新生社會風險，更為集體行動提供了重要的組織資源和信息機制。

數字時代政府治理與社會治理的轉型為國家治理帶來内在挑戰。首先是治理理念面臨挑戰，數字時代政府需要不斷創新治理理念。随着數據爆炸，傳統的政務信息化、信息公開已經不适應時代要求，須更大程度地整合和公開政府數據資源。與此同時，新興技術促使公衆參與意識上升，重視對政務信息的知情權和民意表達權，以及對公共治理的過程參與。這些都給傳統治理理念帶來新挑戰。數字時代國家治理應倡導政社協同共治、公衆參與與政民互動的治理理念，政府要打破其與市場、社會等其他組織的傳統邊界，促進數據流通、公開以保障治理過程透明化運行。其次是治理方式面臨挑戰。傳統上，政府治理強調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決策權、評價權和監督權都集中在上位政府，注重管治規制而弱化服務職能，追求結果導向而忽視治理過程的質量。社會治理強調社會動員多于社會參與，重視宣傳引導多于偏好吸納和回應，政府通常在政民互動中居于被動地位。進入數字時代，公衆獲取和生産的信息量越來越大，政府不再壟斷信息資源，傳統社會治理方式未能有效發揮新興技術帶來的政治溝通和民意回應作用。同時，既有決策模式注重依靠經驗決策、小數據決策，而數字時代政府必須依賴采集多源異構數據，基于理論模型和數據分析加深對治理問題和場景的理解和判斷，以數據分析為基礎産生科學決策，逐步取代經驗決策。再次是新生數據治理體系還不健全，譬如個人隐私和政府數據開放問題。數據已經成為重要的生産要素，然而，我國數據開放和個人隐私保護方面的制度尚不完善，目前沒有一部完整的數據法對數據安全、隐私數據等做出詳細規定。政府數據公開也缺乏強有力的政策，這制約着政府數據的公開程度和數據價值的開發。政府不僅面臨着如何公開數據、公開何種數據的難題，而且安全與隐私、自由與規制之間的平衡亦難以把握。

2、政府數字化轉型的新機遇

進入數字時代，政府數字化轉型成為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國家治理的理念、制度和技術體系迫切需要數字化再造，而科技革新為政府數字化轉型提供了重要的科技驅動力，進而驅動着治理制度、組織形态和治理技術體系的變革。當前學界從不同角度探讨了政府數字化轉型的新機遇。

首先，現階段我國存在政府數字化轉型的政策機會。黨中央和國務院高度重視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鍊等新興技術與治理現代化的關系，在國家層面形成多項頂層設計以推進政府治理、經濟治理和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尤其強調數字技術對于政務公開、公共服務、政府監管等各方面的重要價值。2015年9月，國務院公布了裡程碑式政策《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國發〔2015〕50号）。文件明确指出，信息技術與經濟社會的交彙融合引發了數據迅猛增長，數據已成為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大數據已成為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和推動政府的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此後國辦陸續推出互聯網+政務服務、互聯網+監管、互聯網+督察等政務服務改革以推進數字政府建設，使其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部署。

其次，數據是重要生産要素，也是數字時代的關鍵治理資源。在大數據時代來臨的契機下，大數據驅動治理轉型應運而生，反映着以新興技術推動國家治理網絡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的趨勢和努力。一方面，基于大數據的數字政府應用，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并豐富了政府治理技術工具箱，是改善政府質量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數字和智能技術應用于治理現代化存在豐富内涵和應用場景。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以來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運用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要“利用大數據平台，分析風險因素，提高感知、預測、防範能力”；要“運用大數據促進保障和改善民生，利用‘互聯網+N’推進教育、就業、社保、醫藥衛生、住房、交通等領域大數據普及應用，讓百姓少跑腿、數據多跑路”。這充分說明了應用大數據創新國家治理的豐富内涵和全景圖式。與此同時，2017年，國務院印發并實施《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對人工智能技術帶動産業升級和經濟轉型、改善民生和建設智能社會等提出了戰略目标和實現路徑。

再次，政府數字化轉型是信息技術驅動政府改革的新階段。199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曆經辦公自動化、政務電子化、政務移動化三個階段，逐步邁入數字政府建設階段。我國政府從1990年代啟動電子政務系統建設，曆經90年代注重自動辦公系統和政府信息化系統的建立，進入21世紀初強調政府上網工程普及政府門戶網站，2010年以來進入政務移動化階段，在全國範圍内建設一體化網上服務平台、網絡問政平台，以及微博、微信在内的移動政務。2015年以來，我國逐漸在政府信息化工程基礎上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強調利用數字技術推進政務服務、政府監管、決策支撐和政治傳播，進而構建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衆參與的新型治理模式。

三、政府數字化轉型的理論框架：概念、要素與理論基礎

伴随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轉型，創新治理模式、提升治理能力成為我國治理現代化面臨的迫切任務。社會快速轉型與信息化、數據化、智能化時代的重疊，向我國政府治理提出巨大挑戰的同時，也為政府治理的創新準備了極其有利的條件。十九大報告強調，要“加強應用基礎研究”，通過“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颠覆性技術創新”，為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以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為突破口的科技革命，成為推動數字政府轉型的重要力量。

1、數字政府：政府數字化轉型的治理模式

數字政府理念曆經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數字地球”“數字城市”“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概念演變，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在任福建省委書記時提出“數字福建”建設，至十九大提出“數字中國”建設，成為政府數字化轉型的新興治理模式。本世紀初，我國學者已開始探讨數字治理與數字政府，袁文藝等在2003年提出，數字政府的意蘊不僅限于技術層面的突破，更重要之處在于推動政府理念的革新、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政府體制的重塑。數字政府的目标是将巨型科層組織變革為适應信息經濟的無縫隙的、網絡化的服務型政府。徐曉林等在2004年提出數字治理廣義上指在電子技術支持下的社會運行及其組織形式，狹義上指政府與市民、企業互動以及政府内部運行中技術應用的程序。

十九大以來，随着數字政府建設提上頂層設計，學界圍繞數字政府展開了系統研究。戴長征等從社會形态演變過程視角，強調政府基于數字化思維、數字化理念、數字化戰略、數字化資源、數字化工具和數字化規則等提供政府服務、增強公衆服務滿意度的過程。鮑靜等提出應從技術、行為、組織三個層面推進數字治理體系框架建設，分别聚焦于數字社會形态下的基礎設施治理、個體行為治理、集體行為以及組織形态變遷。黃璜認為不能将數字政府僅視為政府治理的技術化替代，而應利用數字技術幫助政府獲得和傳遞更多的數據、信息和知識，為政府治理目标服務。概言之，學界普遍認為數字政府是政府數字化轉型的未來方向，正在為後發國家形成新型治理體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發揮重要作用。數字技術普及為治理理論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技術賦能和技術賦權成為數字技術影響治理過程的兩大關鍵機制，前者強調新興技術對公共部門的賦能作用，後者強調新興技術賦權社會主體提升其參與和協同能力的價值。

2、政府數字化轉型的要素

政府數字化轉型的核心特征是全社會的數據互通、數字化的全面協同與跨部門的流程再造，進而形成“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治理體系。作為數字時代的全新治理模式，政府數字化轉型包含三個要素：

一是面向數據的治理。進入數字時代，治理對象從物理世界滲透到虛拟世界，“數據”“信息”“數字”本身成為重要的治理對象，即“對數據的治理”。面向數據的治理既是政府内部治理的應有之義，也是面向數字經濟與數字社會的治理形态。從經濟角度而言，數據成為新的生産要素之後，數據的所有權、使用權以及數據安全等均成為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制度基礎，這迫切需要建立适用于數據要素治理的法規制度。從社會角度來說，對數據的治理還涉及到隐私保護、政務數據與社會、經濟數據的邊界，以及圍繞數據采集與處理的群己邊界。近年來，歐盟提出的關于信息主體的“被遺忘權”擴展了隐私保護的内涵，美國提出“橡皮擦”法案，要求社交媒體巨頭應允許未成年人擦除自己的上網痕迹，這些都是從社會意義上确定數據使用的邊界。

二是運用數字技術進行治理，即引入新興治理技術。運用數字技術提升治理能力，尤其是提升政府能力進而提升治理效能，即“經由數據的治理”。如前所述，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可以為國家治理進行全方位的“技術賦能”，從技術上改進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和治理機制，提升政府的信息汲取、數據治理、數字規制、回應服務和濡化能力等。同時，依托數字技術也有助于構建政府、市場和社會多主體協同的治理結構，從而将不同主體所占有的重要治理資源——數據、算法、算力等充分激發，構建共治共享格局。

三是治理場域的拓展，随着越來越多的經濟社會活動數字化運行，虛拟空間的治理成為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場域，即對“數字空間的治理”。現階段，數字技術賦權社會大衆，人們越來越多地在數字空間開展經濟社會活動，甚至在數字空間與政府互動，這迫切需要形成“數字空間的治理”體系，對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移動支付、在線直播等數字融合世界的新生事物進行有效治理。圍繞數字空間的新生社會或公共問題，譬如假信息與低劣産品、數字勞工關系、數據産權、在線集體行動等進行有效治理和規範。

四、技術賦權：數字技術驅動的綜合治理能力

随着數字革命的興起，以信息、知識和技術為代表的社會資源的傳播方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不同社會主體的行動模式，并對之前的社會秩序和治理格局産生颠覆性的影響。作為社會治理主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技術對個人和組織發揮着顯著的“賦權”功能。依靠數字技術，通過獲得信息、參與表達和采取行動等社會實踐方式，在提升自身參與能力的同時，改變了舊的社會結構，繼而完成自我增權。

一是數字技術賦權公民參與。數字技術的革命帶來了信息自由，普通人在公共議題上擁有了選擇、制作和傳播信息的能力。政府與知識精英在話語權上的壟斷地位受到了挑戰。在新世紀初，建立于互聯網之上的論壇和博客首先成為個人獨立于傳統媒介之外分享信息的開放平台。與報紙、廣播電台、電話、電視等傳統媒體相比，互聯網無邊界、去中心的特點，無疑有助于人們自由表達權利的行使。通過論壇發帖和撰寫博客等意見表達方式，許多具有公共性質的議題在個人之間進行交流與互動。媒介權力的作用方向事實上已經發生了由以往的政治統治集團及其機構壟斷的“權威主導”逐漸向普通民衆參與傳播的“草根主導”方向逆轉。随着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短視頻自媒體平台的出現更進一步地打破了已有的互聯網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普通個人的信息崛起和話語平權。在此之前，在網絡上生産與傳播基本上是屬于知識精英的權利，信息内容大都需要由他們創作，并在信息傳播中發揮着媒介中心的作用。然而，移動短視頻不僅極大地降低了創作内容的難度，并且傳播推薦算法和激勵措施的去中心化，也使得每個用戶具有較為平等的傳播權利。例如快手的崛起，使人們重新審視被割裂了的鄉村亞文化以及邊緣化群體，龐大的草根群體在文化、經濟話語中得到了凸顯，由此而走紅的網紅也扮演着“意見領袖”的角色。随着諸如5G等移動互聯網技術延伸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數字鴻溝而導緻的社會分割将逐漸減少，政府同個人、精英同草根之間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也将進一步重置。個人意見可以即時同各地的話題參與者互動，并彙聚成網絡輿論，共同形成強大的現實影響力。需要注意的是，較低地準入門檻也使得互聯網中的信息準确程度比傳統媒體低。不準确的信息在經過網絡空間的碎片化後容易進一步激化沖突。

二是數字技術賦權社會組織。數字技術的更新促進了組織内部自治能力提升、組織形态虛拟化和邊界模糊化，提升了各類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發揮積極價值的能力。在商業組織中，信息革命對企業内部的組織性質也發生了重大影響。傳統企業也必須依靠互聯網思維，向以網絡化生态、全球化整合、平台化運作、員工化用戶、無邊界發展、自組織管理為特征的智慧型組織方向進行再造。丁未通過對中國稀有血型人群網絡自組織的觀察，發現作為制度性弱勢群體的稀有血型人群，利用新媒體技術的平台所組建成的網絡自組織，不僅令全國幾千名加入者的生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同時也使這個組織本身成為了維護弱者生活權利的社會中間組織。數字技術在虛拟社群構建中發揮着重要作用，為虛拟社群的“組織化”、邊界确立、資源動員和集體行動能力塑造發揮着支撐作用，組織功能從要素集聚和組織賦權轉變為資源整合與組織賦能，以平台化支撐和虛拟自組織方式參與社會治理。

三是數字技術驅動政社協同。新興數字技術有利于組織實現對個人和政府機構的交流與合作，形成個人、組織與政府三者協作共治的社會治理新局面。越是複雜的系統，系統協調的要求越高，協同效應也就越顯著，然而傳統由政府主導的線性管理模式不能對複雜社會問題給出有效的解釋和應對方案。在現代社會中，作為社會治理的主體，無論是在市場之外的非盈利社會組織，還是在市場中的以企業為代表的經濟組織，這些組織既是實施政府職能的重要組織力量，又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必備的支撐體系。數字技術的發展對内在加強社會組織力量的同時，對外也有利于其同個人與政府之間三者溝通協作力量的建設。

五、技術賦能：數字技術驅動的治理能力現代化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确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化改革诶總目标。作為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非物質層面的制度、體制和機制的現代化。中央關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論說不僅涉及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和經濟治理等多個領域，而且提出要提升治理能力和創新治理技術。從元治理意義上，國家治理現代化迫切需要構建全新治理模式以适應時代變革，厘清數字時代的政府、市場和社會間關系。當前我國治理能力現代化涉及理念創新、體系變革、機構調整和職能優化四大維度。理念創新強調要确立服務型政府的理念，要為市場主體和社會主體有序而積極地參與和發揮作用，提供基礎性條件和法治環境的堅實保障。體系變革主張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方向的指引下綜合考量各級政府的職權劃分，各就其位，各盡其責，建立高效而靈便的政府體系。機構調整指要按照治理現代化的要求，對政府部門進行優化重組構建整體性政府，一方面依據科學合理的原則精簡、合并和撤除冗贅的機構或部門，另一方面向社會組織或市場機構放權。職能優化是指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應當實現高效廉潔、簡政放權，從而最大限度地激發市場主體和社會主體的活力，實現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持續進步。

從全球視野來看，互聯網自誕生之際就深刻地影響着社會結構、社會互動模式，改變着社會變遷的進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通訊技術及其應用擴散，為人類社會積累了海量人們互動及行為的數字化痕迹，進而為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開展數據分析以理解社會運行提供了可行性。因此，數字技術驅動治理能力的類型與維度等問題引起了學界廣泛而熱烈的讨論。概言之，現階段存在三個技術賦能政府改革以提升治理能力的維度。

一是重構政府治理能力的構成。政府數字化轉型是新興技術革新所創造的政府變革新機遇，是一種集數據驅動、技術嵌入、社會協同為關鍵機制的新型治理能力。數字技術對治理能力的驅動首先反映在數字技術驅動的認識論上，數字技術驅動意味着政府治理能力必須要“直接面對數字技術、全面基于數據治理和創新應用數字技術”，超越了既往治理能力的認識論基礎，如傳統政府能力強調經驗驅動、危機驅動和理想驅動等機制。其次，數字政府轉型拓展了政府治理的領域。在“一切皆可量化”的數字化浪潮中，數字空間逐漸成為現實世界的“鏡像”，數字社會與現實社會日益融為一體，國家治理不再局限于物理世界，而是拓展到數字空間，要求治理主體全面掌握數字空間與物理空間的經濟社會運行規律，實現線上線下充分聯動、協同共治。第三，數字政府轉型豐富了政府的治理工具。運用數字技術，可從更寬領域、更長時段、更精細度對公共事務和政策過程進行分析，更加準确、及時、深入地把握多元訴求，預測研判社會發展趨勢及潛在社會風險，提升政府決策、監管和服務能力。

二是賦能政府自身治理。政府在數字生态系統中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該層次主要強調數字技術對于政府内部運作與政府本身治理的意義，認為數字技術可以改善政府的決策流程，優化政府的決策目标，提升政府決策的質量，明晰政府決策的效果，便利政府施政評估。其中，學者緻力于互聯網及大數據等技術對政府治理的功能邊界、基本能力和主導機制等方面的影響和重塑，形成對電子政務與在線政府、開放政府與數據治理、數據流動與數字權利等方面的廣泛讨論。比較有代表性的有：（1）電子政務/在線政府。馬亮、孟慶國等人認為受到信息技術進步和政府改革實踐雙重推動的電子政務，已對變革政府管理過程和手段産生巨大變革，且已形成多個學科支撐下的不同層面的豐富理論和方法；（2）數據開放與共享。鄭磊、鄭躍平等人聚焦于電子政務和信息管理領域中的政府數據開放問題，其系列成果對政府數據開放的曆史、進展、意義、關鍵因素和互動關系以及趨勢等進行了深入淺出的闡釋。（3）數據流動/數據權利。數據無障礙流動是實現數字政府建設目标的必要條件。黃璜等人将數據視為連接技術創新與政府治理的分析框架，認為電子政務等技術驅動的“電子”理論無法為“數據流動”提供社會理論支持，進而将“數據流動”劃分為數字機器、應用系統、數據網絡和信息空間四個層次，為數據驅動的新議題和技術驅動的傳統議題之間提供了相互連通的理論基點和分類框架。

三是賦能政府的經濟與社會治理。王浦劬認為，社會治理是指政府行政系統作為治理主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就治理對象和基本内容而言，包含着政府對于自身、市場、社會實施的一系列公共管理活動。首先，這一視角關注數字技術對于政府作為治理主體的“對外”施政行為的影響，認為數字技術可以改善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水平和質量，大大便利政府履行監管和審批職能，提高政府應對和處理社會危機和自然災害的反應速度和敏感程度，尤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當下，可以為展開“精準扶貧”、推行“精準施政”、實施“精準激勵”提供堅實的數據基礎和技術路徑。這主要通過制度創新、平台創新、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源體系創新四個維度，來考量數字技術對政府治理所帶來的積極影響。政府在社會治理過程中，二者的互動行為可以改變和改善政府與一般民衆、社會組織和市場主體之間的互動，包括程序公開、規則公開、結果公示和信息發布等在内的政務公開，涉及網上辦事、意見征詢、網上投訴、實時反饋等在内的在線政務，可以大大超越傳統治理方式的阻礙、時滞和資源限制，極大地改變和改善政府與社會公衆的互動關系。數字技術不僅是一種現實技術，而且是一種結構性的話語體系，有助于人們開拓科技與治理之間良性互動的新可能與新空間。

數字技術正成為政府回應社會偏好的重要機制。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正在建構新型政治互動的生态、機制和空間。首先，公共議題在網絡空間的深入讨論和廣泛傳播，正不斷地發揮着治理相關信息的生産和處理、理性公衆的培育和訓練，以及良性政民互動方式的形成等功能。這些實踐使人們切實看到網絡技術對公共話語權所賦予的力量。其次，網絡為政府回應帶來治理創新的機遇，互聯網為政府降低信息不對稱提供可能，成為信息渠道、公共領域和集體行動的平台。孟天廣等認為，随着一系列回應制度的建立和實施，如網絡問政平台、市民熱線等渠道的形成，政府對公衆需求的精準定位、及時應對，以及基于社會數據進行決策輔助成為大勢所趨。基于數字技術的治理理論創新緻力于發展出适用于數字時代的國家社會關系類型學、技術驅動的治理轉型等理論創新。

六、數字政府：未來政府演進的必然路徑

數字政府轉型已然成為全球浪潮，其發展速度之快、遍及國家之廣、涉及領域之多，在人類治理轉型的曆史上都值得矚目。原因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大數據技術不分國界，在技術引進、技術移植、技術交流方面，較少遭遇來自政治環境或者政治制度的阻力。二是政策效果顯現周期較短。在緩解政府預算壓力，為決策提供證據支持，改善自然環境和公共環境等方面，數字化治理都能産生近乎立竿見影的成效，提升治理能力。三是治理成果覆蓋面廣，大多數人都可以從中受益。無論是社會精英還是普通公衆，都可以分享數字化治理帶來的好處。

中國在這場全球浪潮中緊跟技術革新的步伐，将政府數字化轉型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機制。運用新的治理技術進行掌控與引導，則成為政府治理改革與創新的重要依托與關鍵動力。由數字技術和治理理論結合所催生的數字治理新模式，為政府組織形态變革、職能機構整合、運作方式轉變、治理主體協同、無縫隙服務等，提供了理論源泉與實踐路徑。一方面，利用數字政府建設的時代契機改善政府的決策流程，優化政府的決策目标，提升政府決策的質量，明晰政府決策的效果，便利政府施政評估。另一方面，推進數字化治理，改善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水平和質量，大大便利政府履行監管職能，提高政府應對和處理社會危機和自然災害的敏感程度和反應速度。

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普及推廣為政府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強大的科技驅動力，通過技術賦能和技術賦權雙重機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伴随着社會生活“網絡化”和“數字化”進程的持續推進，數字政府成為未來政府形态。作為數字時代國家治理的新形态，數字政府旨在運用前沿數字技術，協同社會主體，通過政府數字化轉型重塑治理結構、優化政府職能、革新治理理念，以同時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社會協同能力。數字技術嵌入政府内部引發傳統政府向數字政府的轉變，在政府治理的實踐中通過數據融合化、業務協同化、線上線下一體化的數字化轉型提升治理能力。數字技術嵌入社會運行機制，驅動數字經濟與數字社會的演化，推進各類創新應用進而塑造社會成員的數字慣習和數字素養。總之，政府數字化轉型不僅包括數字技術嵌入政府科層制内部所帶來的内部結構再造、業務流程重塑和政府公共服務方式變革等，還包括新治理模式所引發的政府與社會關系、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變革，以及由此産生的數字社會建構及數字經濟發展。

孟天廣，beat365副院長，政治學系長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治理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