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總統競選過程中還是當選後，拜登不斷重申其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承諾在基礎設施、汽車産業、交通運輸、電力部門、家住住房、農業環境保護的一攬子投資計劃，以創造更有彈性、可持續的和不可逆轉的經濟模式來抵禦氣候變化。拜登之所以将氣候變化當作執政後着手處理的重要議題，背後一大動因在于，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對美國政治傳統的破壞是深刻而全方位的。拜登政府需要一個抓手來進行政治布局和政策規劃，在重塑美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同時再次樹立美國在國際上的戰略領導力。

雖然特朗普政府在執政的幾年間保持了強硬的反氣候協議措施，但共和黨黨内一部分人的言論已經有所緩和，兩黨在參議院就氣候和環境問題逐漸展示出某些合作的迹象。2020年9月，民主黨和共和黨就一項削減氫氟碳化合物（HFCs）使用的法案達成共識。作為曾六次當選參議員的老牌政客，拜登對于如何在兩黨間左右逢源，在政治對立相對溫和的議題上促成朝野合作有着豐富的政治經驗。

拜登已任命前國務卿克裡擔任氣候大使，克裡同時還将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這凸顯了拜登政府對于氣候問題的重視。應當看到，這其中的象征意義超過實際意義。氣候問題的重要性不在于本身，而在于其是最好的“政治杠杆”。雖然拜登團隊宣布了一份雄心勃勃的清潔能源計劃，計劃在2050年實現“零碳排放”的目标，但除了短期内計劃增加聯邦政府購買清潔能源車輛的訂單和制定嚴格的燃油标準之外，其餘大多是10年以上的中長期目标。正如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認為的那樣，有鑒于《巴黎協定》下的自願承諾與應對氣候挑戰相距甚遠，達成氣候政策的目标需要很長時間和一攬子後續政策，美國重回氣候談判更多蘊含的是政治正确的象征意義。

從外交視角而言，美國與盟國關系出現裂痕，美中關系和美俄關系都處于低點。拜登政府為了赢得有利于調和國内政治矛盾的國際環境，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弦更張，營造一個至少看上去更加趨向合作的國際氛圍。不妨可以将氣候大使視作拜登政府的“第二國務卿”。

2020年12月11日，氣候活動人士在德國柏林勃蘭登堡門前點燃蠟燭，拼出“為1.5攝氏度而戰”的口号。《巴黎協定》設定的目标是将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1.5攝氏度以下。圖/人民視覺

可以預見，美國将會盡快重返《巴黎協定》，并借用這一多邊平台積極開展活動，一方面實現拜登政府修複美國國際形象的戰略目标，另一方面在不引人注意且更加寬松的環境下展開對歐洲盟國和中俄的大國外交。拜登的氣候政策除了帶來中美兩國重啟合作和協商的可能前景之外，仍包含着對中國進行遏制的政策目标和含義。盡管不能期望拜登上台能為降到“冰點”的中美關系帶來本質的改變，但中國仍應保持積極的态度，抓住契機提前布局，與拜登政府進行溝通，一方面以“十四五”規劃的制定來切實推動碳減排、碳市場實現綠色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對話緩解美國的戰略焦慮，避免重大戰略誤判。

通過《巴黎協定》這樣的多邊機制，中美可積極倡導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的治理議程，展現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做好溢出準備，以有利于将來把這種共識向諸如國際安全、國際貿易等領域推廣，并昭示中國的發展對于全世界的繁榮不是威脅而是機遇，中美可在進行有效管控分歧的同時推動務實合作。

陳琪：beat365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秘書長、beat365教授

薛靜：beat365中美關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本文發于2021.1.18總第981期《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