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庫茲涅茨倒U曲線理論為研究基點，将“增長與不平等關系”的研究傳統從以國家/地區為單位的長期趨勢分析轉向一國内部各區域之間的橫截面狀況的讨論。作者利用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着重考察了中國大陸各地級區域内的收入不平等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化水平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1）加快經濟發展、提升市場化水平對地區内部收入不平等具有較強的抑制作用，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市場制度建設越完善的地區，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反之亦然。此一研究結論與傳統的倒U曲線理論、以及關于中國經濟增長加劇收入不平等程度這樣的觀察結論是正好相反的。（2）地區内部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之不平等程度對收入不平等具有較強解釋力，教育不平等程度越高，收入不平等也越強烈，反之亦然。此研究觀察符合經濟學人力資本理論的解釋。
一、研究問題
庫茲涅茨倒U曲線理論是關于“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最具有影響力的理論之一。該理論自1955年由庫茲尼茨提出，其後經過學者完善與發展，較好地揭示了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一種長期關系。現有文獻表明，該理論既可以從一個或多個國家自身曆史的角度來探讨某種長期性發展趨勢，同時也可以通過利用橫截面的國别數據、将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設定在同一時間軸的不同曆史階段，以此讨論不平等變化的趨勢性特征。
50多年來社會科學界圍繞這一問題所形成的研究和讨論，絕大多數都是以國家為分析單位的。不過，本文作者認為，平等與增長的關系可以是一個較為廣泛的問題域而不是單一問題，換句話說，分析單位是可以推廣的，而且這也是有研究先例的。就中國來說，地域廣袤、人文地理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都是十分顯著的，因此，研究國家内部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與不平等之間的關系，也應是這一問題域中的重要研究議題。
那麼，就一國内部而言，過渡時期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收入不平等之間會呈現何種形态呢？此時的倒U曲線理論是否仍然是适用的？一國内部各地區的不平等與其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否有着不同的解釋路徑或解釋模型？這樣的研究問題，從研究形式來看，是一種對“差異中的差異”的研究，即對地區内部不平等在地區之間的變異的分析。當前，地區之間差距已然是國内社會科學界最為關注的讨論主題之一，相關研究文獻每年都在成百上千地增長。但是，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相對整個社會不平等來說，隻是其中一個較小的來源，更多的收入不平等來源于地區内部個體之間的差異。顯然，把握地區内部收入不平等的變化方式和變化規律，對我們推進一個國家整體性的社會平等來說，将具有更為重要的政策意義和理論價值。
二、研究假設
（一）發展水平、市場化程度與收入不平等的一般關系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發展對其内部經濟不平等的影響，首先取決于它的技術創新或産業轉型所處的發展階段。根據庫茲涅茨倒U理論的基本假設，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技術創新、産業轉型和人口結構轉變處于剛起步階段的時候，經濟增長将會引起不平等的加劇，而當傳統階段的人口結構轉變達到一定程度後，不平等就會開始逐漸下降。因此，單從經濟增長或技術創新的角度來講，當人口從傳統部門向新型技術部門轉移，人口結構中的同質性減少、異質性增加時，不平等就會增強；當新的異質性人口累積增多并達到一定規模後，這部分人口也開始形成一個正在逐漸擴大的、新的同質性群體，它将逐漸取代原來的結構主體而成為轉型後的新人口主體，這便開啟了收入不平等下降的進程，也就是進入倒U型曲線的右側部分。
20世紀70年代末啟動的改革開放，已使中國社會正在經曆從傳統到現代的産業轉型，經濟增長進入了一個加速發展時期。進入21世紀後，經濟增長和市場化程度更是達到了一個較高水平，總體上我國大部分地區已經跨越或正在跨越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型。這就是說，就經濟增長與不平等關系來說，當時各地區（或其中的大部分）實際已逐步進入庫茲尼茨倒U曲線的右側，因此，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其内部收入不平等之間應當開始呈現一種負向關系。為此，我們提出第一個研究假設：
假設1：在21世紀初的經濟增長條件下，各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其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反之亦然。
就市場化維度而言，因為存在“基于完全充分的自由市場經濟更具包容性”這樣的理念，因此市場制度本身對不平等影響總是具有緩解作用，也就是說，随着市場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市場化水平的提高，對社會不平等具有抑制作用。特别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市場制度的建立和運行，有助于對非市場因素造成的社會不平等産生抑制作用。故此，我們便存在市場化水平與收入不平等關系的假設：
假設2：在特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條件下，市場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市場化水平越高的地區，其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反之亦然。
（二）經濟發展、市場化水平對收入不平等影響的相互強化
經濟發展、市場化水平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不是孤立的，它與技術創新與産業轉型、市場化制度、以及分配政策、社會流動等其他社會經濟條件密切相關。如果說經濟發展（增長）和市場化是一個國家内部作用于經濟不平等的兩個核心過程的話，那麼這個基本邏輯對一個國家内部的各個地區而言也應是适用的。可以假設的是，一個地區收入不平等狀況受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的共同影響。在一個國家經曆了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和市場化改革後，國家内部的所有地區都共享着共同的制度環境和改革所積累的經濟基礎條件，所有地區内部的經濟活力也都開始被激發出來，人口總體中的結構已開始遠離早期那種低度發展時的同質化狀态，這種異質性的增長同時也意味着較高水平的不平等。依據前面假設1、2的讨論，總體來說，在21世紀初這個發展階段上，經濟發展可以緩解地區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一種完全充分的自由市場制度對不平等也總是能起到抑制作用。但要回答“發展與市場化水平是如何同時作用于不平等的變化過程的”這樣的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來審視中國經濟發展的地區不平衡。衆所周知，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平衡性是中國經濟的一個最顯著特征，由于資源禀賦、社會曆史條件、發展基礎、産業結構、地區的功能定位特征等等諸多原因，各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化水平上也會存在很大的差别。從以往的理論讨論和實證經驗來看，經濟增長和市場化水平對不平等的影響均在各自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有着不同的後果。
假設3：由于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經濟增長和市場化對收入不平等都具有緩解作用，因此，二者的共同作用會加速削弱地區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狀況。
假設3.1：處于“低發展-低市場化”類型的地區，收入不平等程度将普遍高于市場化水平更高、或者經濟發展水平更高的地區。
（三）教育不平等與收入不平等
在完全充分的自由市場社會中，個體獲取商品和服務的能力差異，是導緻最終報酬或地位不平等的主要來源，個體能力差異決定收入差異。教育在經濟學家那裡一直都是解釋個體層次上收入差異的核心變量，教育不平等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也同樣遵循這樣的邏輯。由于教育是個體能力水平的主要标志，因此，一個地區内部勞動者受教育水平的差異，同樣也将成為衡量其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于是，我們遵循經濟學關于教育不平等與收入不平關系的基本邏輯，期望在本研究中同樣能夠驗證：
假設4：教育不平等程度與收入不平等具有高度一緻性，教育不平等程度高的地區，收入不平等也會相對較高；反之亦然。
三、數據及研究方法
研究數據主要來自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本文使用的是該調查的一個再抽樣樣本，個案數為2585841（相當于當年全國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二）。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長表詢問了勞動者的年齡、受教育程度、行業、職業、收入、戶籍等信息。我們以地區（地級市）為單位對上述個體信息進行了彙總計算，獲得了各地區内部的收入Gini系數、勞動者受教育年限的Gini系數、戶籍非農比例等信息。該調查樣本含有地級單位的代碼，數據中共有地級單位345個，其中四個直轄市被劃分為城市地區和農村地區（重慶市被區分為市區、郊區和農村）。彙總分析前我們将四個直轄市的代碼進行了統一處理，減少了5個地級代碼，因此最終用于彙總分析的地級單位是340個。
此外，為配合使用上述抽樣調查的彙總數據，我們從《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等公開統計資料中收集了各地市的若幹社會經濟發展的指标數據，然後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析取出發展因子、市場化水平因子等兩個主要變量。
收入基尼系數是模型分析的主要因變量，發展因子（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市場化因子（市場化水平）為本研究的核心自變量，教育基尼系數是重要控制變量。此外，利用發展因子和市場化因子以均值0為界，得到兩維四象的分類框架（發展水平高/低-市場化水平高/低），這個框架是我們進行假設檢驗的主要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OLS，根據分析需要，不同模型或者引入了發展因子和市場化因子的交互效應，或者根據分類框架對樣本分割後進行了相應的分列估計，或者針對教育不平等對發展、市場化因子的調節效應而展開相關的中介作用分析。
主要變量之間的散點分析圖如下：
四、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主要見于表6。模型0-1、模型0-2分别是隻包含教育不平等系數和隻包含發展與市場化兩個因子主效應的初始模型。結果顯示，教育不平等可以解釋29%的收入不平等方差，而發展因子、市場化因子對收入不平等的粗解釋力約為11.2%。兩類自變量同時加入後（模型1），其解釋力提高到30.9%，在加入市場化因子與發展因子的交互效應後（模型2），解釋力進一步提高到33.5%。
從模型0-1到模型2，估計結果都穩定地顯示出一個地區内部的教育不平等對收入不平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正向關聯，假設4（教育不平等程度高的地區，收入不平等也會相對較高，反之亦然）在這裡得到了明确驗證。
表6中的模型也驗證了本文最關心的兩個主要研究假設（假設1、假設2）。模型結果顯示，發展水平、市場化水平的提高，都将有利于緩解區域内的收入不平等。表6中的模型顯示，發展因子、市場化因子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系數都是負向的，這說明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越低，二者對收入不平等都起到了明顯的抑制作用。如模型1所示，控制教育不平等的影響後，發展因子提高一個标準差将使區域内收入不平等降低0.8%；市場化因子提高1個标準差則可使收入不平等降低0.4%。
模型3可以說是市場化—發展水平對收入不平等的聯合影響的另一種表達形式。模型結果顯示，在控制了教育不平等的影響後，市場化-發展水平的提高都有可能降低收入不平等，這個結論與前述讨論是一緻的:在低發展-低市場化區域，收入不平等水平是最高的，其他三類區域中的收入不平等都相對較低。假設3在這裡得到檢驗。
五、總結與讨論
本文在回顧了經濟學關于收入不平等問題的幾種主要理論思路後，集中讨論了經濟發展、市場化水平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方式。就量化研究方式而言，本文不同于以往大多數文獻的地方在于，我們不是簡單地以一個或多個國家為整體來考察收入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而是将研究的重心從國别資料的讨論轉向了一個國家内部不同區域之間的不平等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本文利用的是2005年地級區域的截面數據，對中國340個地區的收入不平等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市場化程度以及教育不平等之間的量化關系。
本文提出的幾個主要研究假設均得到了實證的有效檢驗。首先，從一個國家内部的地區資料分析可以發現，經濟發展、市場化水平對地區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都具有較強的抑制作用，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市場制度建設越完善的地區，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反之亦然。這與當前關于我國經濟增長加劇了收入不平等的基本觀察結論是有很大區别的。這樣的研究結論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義。在以往關于社會不平等的認識中，人們普遍接受了庫茲涅茨的所謂倒U型理論，并将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平等程度的上升歸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必然後果。而我們的研究則指出，經濟增長并不必然導緻收入不平等先上升後下降，相反，經濟增長、以及市場化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降低收入不平等社會功能，至少目前從2005年的340個地區資料分析來看是如此。這就是說，我們似乎并不應該讓經濟增長、市場化改革來為收入不平等買單。政府或其他決策者在為一個地區進行經濟社會改革、市場化改革以刺激經濟增長的時候，似乎并不需要背負起“不平等上升”的原罪包袱。經濟增長和市場化改革可以降低收入不平等，這對增強地方經濟發展的持續動力來說，無疑具有更為重要的政策借鑒價值。
此外，與大多數利用國别資料的相關研究結論一緻的是，本文也發現地區内部勞動者之間的教育不平等對其收入不平等具有很明确的相互強化作用，教育不平等程度越高收入不平等也越強烈。盡管我們對這一研究結論本身并不感到驚奇，但是，當我們将之與經濟增長這個符号聯系在一起的時候，更深刻的研究問題顯然也就蘊含于其中了：如果我們将經濟增長推動教育擴張、教育擴張又明确地降低教育不平等這樣的邏輯引入收入不平等之變動的研究框架的時候，一副更為複雜的分析圖景也将同時展現了出來，這正是我們後續的重要研究課題。
劉精明，beat365社會學系教授，研究方向: 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教育社會學，兒童發展。
朱美靜，beat365社會學系博士，北京工業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原文出處：劉精明,朱美靜.經濟發展、市場化與收入不平等——基于地區截面數據的實證分析[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22(01):10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