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彭佩奧于2020年7月23日發表演講，宣示特朗普政府将以意識形态為基礎組建反華聯盟的政策。次日，我國政府表達了不與美搞意識形态之争的立場：“最近美方一些反華勢力還蓄意制造意識形态對立……中國仍希望與美國實現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國不會随美方起舞，但也絕不容美方胡來。”在此，值得讨論防範中美意識形态之争加劇的戰略意義，以及如何防範的具體措施。

防範意識形态之争加劇的戰略意義

中國的崛起客觀上與美國維護其霸權地位的戰略目标形成結構性矛盾，使中美發生戰略競争不可避免。然而，競争什麼和不競争什麼則成為一個戰略選擇問題。科技、經濟、軍事、外交、教育等領域的競争事關民族複興的成敗，因此在這些領域進行競争是必要的。相反，搞意識形态之争則不利于我國實現民族複興，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不搞意識形态之争就成了我國政府的重大戰略原則。其戰略意義是多重的。

第一，維護長期有利于民族複興的國際環境。黨中央于1981年發表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曆史經驗教訓，其中最重要的外交經驗教訓就是不能與他國進行意識形态之争。《決議》提出：“适合本國特點的革命道路和建設道路，隻能由本國人民自己來尋找、創造和決定，任何人都無權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隻有這樣，才能有真正的國際主義，否則就隻能是霸權主義。在今後的國際交往中，我們将永遠堅持這樣的原則立場。”遵循不搞道路之争的原則，給我國争取到了30多年的和平建設的戰略機遇期。這一原則在2017年被具體化，即“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别國‘複制’中國的做法”。

第二，減少國際合作的政治障礙。不搞意識形态之争的原則之所以能為我國崛起争取到長期的戰略機遇期，其原理是避免意識形态之争給國際合作造成的政治障礙。例如，1989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因意識形态原因對華進行了集體制裁。為此，鄧小平同志會見了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對他講：“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着眼于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要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計較曆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态的差别。”由于我國堅持了不搞意識形态之争的立場，這使我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在1993年得到了恢複。

第三，增強國際戰略信譽，保持戰略關系的穩定性。不搞意識形态之争還意味着，我國與任何國家進行合作的基本立場不因對方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态變化而改變。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可增強我國的國際戰略信譽，從而保持合作的持續進行。例如，20世紀80年代後期，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提出了自由主義的“新思維”并進行休克療法式的改革。這與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方向不同。對此，鄧小平同志提出：“不管蘇聯怎麼變化，我們都要同它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地發展關系，包括政治關系，不搞意識形态的争論。”1991年俄羅斯繼承了解體的蘇聯，其首任總統葉利欽改變了蘇聯的政治制度。對此，我國繼續堅持不搞意識形态之争的原則，促成葉利欽在任期間四次訪華。這不但保持了兩國的戰略合作關系，還促成1996年共同組建了“上海五國”會晤機制，2001年發展成為上海合作組織。

第四，防範陷入新冷戰和代理人戰争。美蘇進行的冷戰，主要表現為雙方進行代理人戰争，在第三國扶持與自己意識形态相同的政權。我國政府清楚了解意識形态之争導緻新冷戰的危險，指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前幾天發表演講，試圖重新挑動意識形态對立，把世界引向一場新的冷戰。”冷戰不是“非戰非和”而是一種特定的戰争形式，即代理人戰争。如果進行新冷戰就得進行大量的代理人戰争，這不僅會給我國民族複興帶來巨大困難，甚至有導緻民族複興夭折的危險。将中美戰略競争限制在意識形态領域之外，有助于防範因意識形态之争引發的中美代理人戰争。

防範意識形态之争加劇的策略

我國政府已向國際社會表明了美國“蓄意挑起意識形态對立……中方不會被美國少數反華勢力帶節奏”的立場。當我國将此立場落實為具體政策和行動，就能使美國挑起意識形态之争的策略至少落個事倍功半的結果。鑒于美國是蓄意挑起意識形态之争，因此隻能靠我國單方的作為來防範意形态之争導緻新冷戰的危險。

第一，與任何國家都不進行意識形态之争。目前世界上有200多個政治實體，與我國意識形态和政治制度相似的極少。在此情況下，回避與任何國家的意識形态之争，對我國都是利大于弊。美國既然是蓄意挑起意識形态之争，就必然會對我國的内政指手畫腳。鑒于世界上采取與美國相似意識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國家數量很多，在中美意識形态沖突上，我國需長期堅持當前不接招、不被帶節奏、不随之起舞的做法，避免為美國以意識形态為借口組建反華聯盟提供口實。在與其他國家發生意識形态沖突時，我國宜采取包容的策略，主動以不計較的策略淡化分歧和矛盾。

第二，不批評他國的意識形态和政治制度。鄧小平同志在應對中蘇意識形态分歧時指示說：“不随便批評别人，指責别人，過頭的話不要講，過頭的事不要做。”這個經驗同樣适用于所有與我國搞意識形态之争的國家。針對美國的意識形态挑釁，我國政府回應說：“雙方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改變對方，而是都應尊重對方人民做出的自主選擇。”鑒于美國改變不了我國，我國不必擔心美國的意識形态攻擊；我國無意改變美國，因此無需批評美國的人權狀況和其國内政策。對于其他與我國産生意識形态分歧的國家，也可采取同樣的做法。以一方不争的方法達到另一方想争也争不起來的結果。

第三，對外宣傳工作不做我國與他國政治制度的優劣比較。我國一向主張：“各國和各國人民應該共同享受尊嚴。要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反對幹涉别國内政，維護國際公平正義。‘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适，隻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在我國經濟恢複和防疫工作好于他國的情況下，不橫向比較不同政治制度的效果有着更為重要的意義，這既體現了我國尊重他國人民選擇政治體制的自主權，同時還可避免因橫向比較引發他國民衆對我國的反感情緒。為增強我國與他國的友好關系，職能部門要有尊重他國不同政治制度的自覺性，抑制貶低他國政治制度的傲慢心理。

第四，提倡不同政治制度和平共處，不搞意識形态輿論戰。我國2011年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提出，我國将“大力提倡不同文明間對話和交流，消除意識形态偏見和隔閡，使人類社會一天比一天和諧和睦，讓世界更加豐富多彩”。人類的思想觀念是多種多樣的，消除國家間的意識形态分歧是不可能的。故此，為避免意識形态分歧影響我國對外關系，職能部門應嚴格執行不搞意識形态之争的原則，将制度自信建立在我國的制度最适合我國的原理之上。2011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也就是說，我們堅信中國的制度能給中國帶來進步，但我們并不假定外國的制度都不如中國的優越。為增強我國與他國的友好關系，我們要有尊重他國不同政治制度的自覺性，抑制貶低他國政治制度的傲慢心态。我國文化自信的傳統是“來而不拒，不往教之”，也就是我們不主動去輸出意識形态或政治制度，但對有意效仿者，我們也不掩藏。

政府部門要堅決執行中央關于不搞意識形态之争和不輸出政治制度的政策，即可體現我國對意識形态分歧的立場與美國的霸權主義不同，同時還能有效地避免新冷戰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