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社會治理成為中國社會學界乃至社會科學界研究的熱門話題，而我們知道傳統的社會學理論中并沒有社會治理概念，所以，社會治理研究在社會學理論上具有明顯的創新意義，本文就從社會治理的重大理論意義談起。
一、社會治理的重大理論意義
1、社會治理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概念
社會治理是新世紀以來，我國理論界在基層治理實踐的基礎上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乃至社會科學理論概念，這個概念的提出是具有創新意義的。
為什麼說是一種理論創新呢？我國仔細考察以往的文獻，治理（Governance）概念以及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概念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不斷被提及，但是，将社會和治理連用，即“社會治理”（Social Governance）在過去的文獻中基本見不到，即使有極個别使用的，其涵義與今天我們所說的“社會治理”講的也完全不是一回事。
社會治理确實是我國思想界、理論界在新世紀以來的理論與實踐探索中提出來的。從我國文獻的理論朔源看，最初使用的是“社會管理”概念，到2013年以後開始用“社會治理”概念取代“社會管理”。具體的理論探索進程是這樣的：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了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的概念，強調了在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要加強社會方面的建設與管理。黨的17大報告和黨的十八大報告都延續了“社會管理”的提法，提出了要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使用“社會治理”概念取代了“社會管理”概念。
為什麼要用社會治理取代社會管理呢？這裡面有深刻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自2004年以後，我們明顯地強化了社會建設，在社會建設中，特别重視對于各類突發事件、群體事件、社會沖突、社會矛盾的處理，在政法系統成立了“綜治辦”、“應急辦”、“信訪辦”等衆多機構，來處理這些矛盾和沖突。在這一階段，社會上的矛盾和群體事件也确實處于高發期，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藍皮書》的統計，這一階段每年發生的群體事件從過去的數千起，發展到每年多達數萬起甚至十餘萬起，黨政管理部門的“維穩”壓力十分巨大。從2004年到2013年，通過九年的實踐探索，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在處理突發事件、群體事件、社會矛盾、社會沖突過程中，僅僅靠管理部門的嚴控，無法解決無比複雜的社會問題。由此，黨中央在文件上提出一個新的思路，即社會治理的思路。“社會治理”與“社會管理”雖然隻是一字之差，但是，治理确實體現了一種理論的創新。管理體現的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對立，體現了管理者用管控的方式處理問題，被管理者完全是被動的。而社會治理，體現了一種全新的多方參與的思路，盡可能動員多方的社會力量，來處理新形勢下新問題。在社會治理中，黨與政府當然處于領導和主導位置上，但是，問題的處理和解決卻是動員了多方面的社會力量、最大限度地激發了多方面的社會活力，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指出的：“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試想，具有近14億人口的中國，如果廣大老百姓、廣大居民都能夠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那将是一種多麼巨大的社會力量！
2、社會治理概念的定義
在此，我們從社會學的角度對社會治理概念下個定義。社會治理也就是治理社會，在中國的背景下，社會治理就是在黨和政府的主導下，多方面的社會力量共同參與，以激發社會活力和法治保障為手段，以保障改善民生和追求社會和諧為目的，以社會共同體（社區）為載體的治理社會的活動。下面我們對這一定義做出進一步解釋。
首先，社會治理中的社會，并不是大社會概念。而是政府、市場與社會框架内的社會概念。社會學認為，政府、市場與社會是現代社會運行的三個最重要的力量，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治理機制。政府治理是運用行政規則在科層體系内部及其相關領域的治理活動。市場治理是運用市場邏輯的經濟領域的治理。除了政府和市場以外的部分，我們都把它歸到社會中去。社會領域運用的是社會規則、道德邏輯以及非正式的制度和傳統，是在黨和政府主導下多元社會力量和多元社會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場域，是最大限度激發廣大人民群衆、多種群體、多種社會組織活力的“能動社會”。
第二，在我國，社會治理是在黨政主導下展開的。一方面，黨和政府整合資源和動員多方參與的能力極強，可以促使各級政府聚焦于基層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創造激發社會組織和居民活力的制度政策環境，凝聚和整合各種力量合理配置社會治理資源。另一方面，黨和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角色和任務并不是簡單社會管理，而是從原來的管理者、管控者，過渡到積極的動員者、組織者、參與者。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體制，是黨領導下，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格局。
第三，多主體的共同參與并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是社會治理的基本手段。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社會組織、居民活力，為各類主體創造發聲渠道，簡政放權做強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能力，激發居民參與社區事務共治的手段能夠實現防患于未然，具有源頭治理和綜合治理的效果。社會治理在手段和方法上比原來的社會管理發生了重大革新，因為維穩、管控和壓制并不能真正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
第四，保障改善民生和追求社會和諧是社會治理的目的。民生和社會和諧作為社會治理的目的，是一個硬币的兩面，生活環境得到改善、基本訴求得到解決，社會矛盾的出現概率必然就變低了。民生作為社會治理的目的，正像市場創造價值一樣，将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社會資源公平地提供給老百姓則是社會治理的價值性追求。社會治理、社會發展就是要更好地滿足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民生需求，這樣的社會當然就是和諧社會。
第五，社區是社會治理的載體。社會學常通過社區研究來透視社會， 對于政府與社會關系的研究都将社區作為實施研究的落腳點，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社區這個場域就是最典型的社會治理的發生空間，根據法律，我國社區具有很強的居民自治特征，所以不可能單純運用政府的治理邏輯。社區是社會治理得以實施和應用的基礎，失去了社區社會治理就成了空中樓閣。在最基層的社區，政府治理是通過社會治理來與居民聯絡的，市場也通過它的平台來與社區居民交往。所以社區是社會治理的最重要載體。
3、社會治理的基本特征
第一，社會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特征
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非常經典地表述了社會治理的多主體共同參的特征。在我國，毫無疑問黨和政府處于領導和主導的位置上，但這絕不是說其他力量不重要，有學者認為社會治理中的“社會”可以理解為主語，那麼就是“多種社會力量和社會主體”對社會領域實施的治理。所以社會治理共同參與的特征是指，政府、市場、社區組織、居民等多元力量都為社區公共事務和公共服務獻計獻策盡心盡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不僅能激發社會活力，也能高效地利用各方資源。後文會提到，筆者主持的beat365“新清河實驗”創建了居委會“議事委員制度”，有效地擴展了居民的參與渠道、補充了社區居民委員會在民主議事和決策方面的不足，來自普通居民的“不坐班”的議事委員與職業化的居民委員會工作人員共同參與，極大地激發了蘊藏在老百姓之中參與治理的積極性和動力，在公共環境改造的決策和執行中發揮了巨大的力量，提升了社區的民生水平，提升了老舊社區改造項目的效率。
第二，社會治理激發社會活力的特征
與社會管理概念相比較，社會治理的突出特征是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我國從2004年到2013年九年的實踐也證明，簡單突出維穩和管控的思路，并不能真正解決社會的矛盾與問題，政府行政體系對于社會事務的大包大攬，反而導緻了社會和市場對政府的過度依賴。按照過去的管理思路，自上而下的管控和維穩，最大的特點是事事都由決策層來管控，但是基層老百姓沒有積極性、對于社區的事情、自己身邊的事情參與度很低。老百姓遇到大小事情都養成了等靠要的習慣，認為任何事情都應該由政府來解決，而實際上政府不可能承擔無限責任，尤其是社區内的事務，很多都是社區自治能夠解決的問題，都推給政府隻能使得問題越積越多。社會治理則是充分發揮了政府、市場與社會三大機制的功能，三大機制都參與到治理中來。尤其是社會機制，它的最大的特點就是人民群衆參與的廣泛性、積極性和社會活力。一個激發了社會活力的社會是“能動社會”，很多社會沖突、社會矛盾、群體事件都可以讓廣大老百姓和社會組織自己解決，因為他們的利益與自治活動是交融在一起的。因此，考察社會治理是否有效的一個核心指标就看它有沒有活力，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是實施社會治理最有效的手段。
第三，社會治理重心在于基層治理的特征
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這句話點明了社會治理的重點和重心。正如上文在定義社會治理時所說的，社會治理必須下沉到基層社區，這樣治理才找到了載體、治理才能夠有的放矢。從社會學角度看，所有的社會交往、社會關系都離不開基層社區，所有的社會問題也都起源于基層社區，每一個基層社區治理好了，整個社會也就和諧有序了。其實，我們所說的基層社區，也正是我們所說的“社會”，基層社區既是國家體系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廣大人民群衆學習、工作、就業、日常生活得以進行的場域和基礎。社會治理落實到了基層社區的載體上才能夠真正發揮功能。在社會治理實踐中，我們也可以發現越是到基層社區，社會治理的自治和共治特征就越明顯。筆者在全國很多基層社區的調研中看到，我國基層社區在社會治理方面有衆多的創新，所以，基層社區也是社會治理最有用武之地的場域。
第四，社會治理的民生特征
上文已述，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會治理的最終目的。十九大報告特别強調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這就告訴我們，社會治理自身不是目的，我們所有的治理活動，最終都是為了給廣大人民群衆提供服務。理解社會治理的民生特征有三點比較重要：一是，要理解社會治理的邊界、内容、重點和工作方式都是由民生所決定的。民生需要解決什麼問題，社會治理就應該朝向這方面努力。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最終目标是要提高民生水平，而當前，人民群衆在就業、醫療、養老、居住和安全等方面的需求還存在不少短闆，民生保障的水平在城鄉之間、不同城市之間、城市不同屬性的社區之間、群體之間也還存在很大的不平衡。因此社會治理必須着重從這些短闆入手，充分挖掘各種資源，想盡一切辦法保障和改善民生。二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評價社會治理水平的根本标準。在社會治理發展過程中增進人民的福祉是社會治理的根本目的。基層的資源和财力畢竟是有限的，更應該在社會治理重心下移的過程中将有限的财力、物力、精力聚焦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工作，民生實現的好與壞是檢驗我們社會治理工作成敗的根本标準。三是在社會治理中，保障改善民生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标是一緻的。所謂和諧社會，就是人民群衆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構建了比較完善的公共服務保障體系，提升了廣大人民群衆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實現了全社會的公平正義感。和諧社會的實現就從源頭上防止、阻止和減少了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的發生。所以保障改善民生與追求社會和諧是一緻的，都是社會治理的最終目标。
二、為什麼社會治理必須創新？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開始使用社會治理概念以來，“創新”都是社會治理面臨的首要任務。當前，我們所面臨的新局面、新形勢、新時期和新要求，都決定了社會治理體制必須要進行“創新”。
我們知道，社會領域的建設與經濟領域的建設有很大區别，經濟領域的建設面對的是經濟全球化的壓力，我們的經濟貿易必須與國際接軌，所以，經濟建設可以參考國際上發達經濟體的體制機制，企業運營也要參照國際上的先進經驗建立新的企業制度。而社會建設、社會治理、社會體制機制則比較特殊，它是在各個國家特定的曆史文化土壤中形成的，它更多地是要适應本地文化習俗、适應社區居民的生活方式，很難将其他國家的社區生活模式移植到另一個國家的社區生活之中。所以，社會治理雖然不排斥學習其他國家社區治理的一些成功經驗，但是，這種參照系的情況極其複雜，很多基礎性要素都不一樣，根本不可能簡單模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層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遷，已有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已經不适應新形勢、新局面的要求，所以隻能結合我國具體國情、結合每個社區的具體情況進行創新。下面，筆者從社會學角度闡釋一下體制機制的變遷迫使我們必須進行社會治理創新的原因。
1、市場轉型與基層社會治理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最大的變化就是市場體制引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來，社會學屆将此種變化稱之為市場轉型。改革開放以前，糧食等農産品采取統購統銷的政策，城市社區用票證配置日常生活資源，居民住房也采用非市場的分配房屋機制。改革以後，市場機制逐步建立起來，從最初的商品市場到勞動力市場，後來又擴展到房地産市場、金融信用市場等領域。居民社區公共服務的供給也引入了市場機制，物業公司逐步替代了原來政府、單位背景的治理主體。市場通過價格來調控物品的分配，替代了原來依靠計劃和指令配置資源的方式，其正功能是各行各業從業者的競争積極性被激活了，釋放了極強的發展動力，物品和服務的種類和品質大大提升，大大推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當然，市場不是萬能的，在社會治理的諸多方面市場也存在其負功能，特别是在我國市場機制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各種各樣的發展不平衡、不公平、不公正和貧富差距也在社區生活中顯現出來，導緻了不滿和焦慮情緒在社區的蔓延。尤其是住房市場化以後“衍生出社區公共資源、公共空間、公共财産的使用問題，一系列的業主之間、業主與房地産公司、物業公司的糾紛也肇始于此，市場主體參與社區治理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缺乏監督、規範和引導問題。這本質上是一個市場失靈的問題”。面對此類問題，需要找到一種替代性的機制和辦法，來解決社區中發生的事無巨細的糾紛矛盾，如果能夠在社區中内培育良好的社會力量，達成一緻的議事原則，主體之間實施監管和溝通，便可以以最低的成本解決這類問題，而這就是我們說的社會治理創新。
2、城鄉基層社區的巨大變化與社會治理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人口狀況和城鄉管理的體制機制都發生了巨大變遷。一方面，大量人口從農村湧入城市，給城市社區治理帶來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在高速發展的局面下，經濟社會的不平衡也促生了很多新的社會問題。在城市中出現了城中村、城鄉結合部的管理缺失、缺少物業管理的老舊小區、拆遷安置等一系列複雜問題。在農村社區也出現了有經濟活動能力的勞動力大量流出、農村老人缺少關照、土地撂荒、村莊經濟凋敝等問題。面對如此複雜的城鄉社區變遷的新局面，如果僅僅用單一的行政組織管理方式是難以滿足居民多方面需求的，如果僅僅用市場競争的方式也隻會造成“馬太效應”、差的更差、好的更好。在城市裡，商品房小區居民通常可以通過繳納的物業費，由物業公司維持小區的正常運行，但是衆多老舊小區和不少經濟适用房小區，其物業費卻難以支撐社區的運行，還常常面對物業公司退出造成的社會風險。
所以，城鄉社區治理都隻有創新才有出路，所謂社會治理創新就是創造一種多元主體參與的、動員多方社會力量的、比較靈活的治理方式。筆者在基層調查中看到了很多社會治理創新案例，全國各地的社會治理創新比比皆是。例如，筆者調研的北京的城中村魏窯村村民委員會，利用租房的市場機制強化了村莊的集體經濟，建立了自管自治性質的物業公司來提供本村的公共服務，給街道安裝了無死角的監控攝像頭并24小時值守。又如，筆者調研的成都市郫都區戰旗村委會，利用市場機制經營農村撂荒土地的同時也要求本村莊的公司雇傭本村勞動力并提供租金，還将整理土地後富餘的集體建設用地變為加工廠和旅遊集散地，在社會治理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體制機制創新，并得到了中央的認可。
3、傳統治理方式失靈與社會治理創新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城鄉有一整套依托黨政行政體制和單位體制的傳統治理方式，這套體制曾經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今天都大體失靈了。過去的單位制曾經很有效率，單位在基層社區具有很強的動員能力和整合能力，對每個人的行動方向、情感、意識形态都能進行有效的動員，将工資、房産、晉升、娛樂、消費等資源幾乎全部整合進單位行政體制内，掌控資源并按照行政級别分配到個人和家庭。然而，今天的絕大部分社區，單位制解體了，這使得城市的老舊小區受到打擊。單位制解體後，老舊小區失去了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而新的市場機制又沒能建立起來，于是造成社區發生一系列治理的新難題：小區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環境根本沒有人來維護、一些房屋變成危房，物業公司也因欠賬的成本太高不願進駐此類社區，最終變成所謂棄管社區。
怎樣解決傳統治理方式失靈的問題呢？解決辦法隻能是社會治理創新！筆者在基層調研時，也目睹了全國各地的很多基層社區都在社會治理創新方面有很多發明創造。針對老舊小區失去傳統單位依托和支撐的問題，采取的社會治理創新大體上是兩種思路，一種是動員和組織居民自治，在基層黨支部和居委會領導下重新建立公共服務體系，另一種是創新市場與居民自治相結合的體制，引入物業公司完善基層社區的公共服務。下文提到的筆者組織的“新清河實驗”也遇到了很多這類一方面市場不接軌，另一方面原單位公共服務衰敗的老舊小區的問題，下文會有詳述，此處不贅述。再如筆者調研的成都市的和美社區，是一個擁有8萬多人的超大型新建商品房社區。試想8萬多人的社區，這在傳統體制下，足夠一個街道的規模了，但是該社區卻在同一個社區居委會的治理下，管理得井井有序，依靠的就是社會治理創新。該社區引入了社會企業，采用多種治理方式提供了專業化的健身、文藝等服務，大大減輕了居委會的負擔，提升了社區的活力。可見達成新的治理共識、創新社會治理是應對傳統的治理失靈的有效方式。
三、新清河實驗與社會治理創新
作為社會學學者，為了研究和實踐社會治理創新，筆者帶領beat365團隊開啟了“新清河實驗”，目前清華社會治理創新實驗已經進行了五年多時間，在學界産生了一定影響，下面就非常簡略地介紹一下筆者的社會治理創新實驗。
1、什麼是“新清河實驗”？
清河地區由清華街道管轄，位于北京海澱區的東北部，轄區面積約10平方公裡，戶籍人口與外來合計約16萬人，曾經是典型的城鄉結合部，社區類型比較複雜，轄區内有29個居委會也有村委會和一部分農村戶籍人口。2014年1月筆者帶領的beat365課題組與地方政府合作開始了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實驗。名稱之所以叫“新清河實驗”，是為了區别于曆史上的“清河實驗”，20世紀30年代，社會學家楊開道、許仕廉曾經在該地區進行過“清河實驗”當年主要是鄉村建設實驗，1937年日軍占領北平，從此該實驗就中斷了，所以，新清河實驗也有社會學學術傳承的涵義。筆者之所以選擇清河做基層社區治理實驗還有以下三點考慮：一是離beat365比較近，方便師生長期開展頻繁的參與型、幹預型社區實驗，目前以該實驗為基礎完成的博士、碩士論文已經有不少篇了。二是清河街道的社區類型複雜，有商品房、平房、單位大院、老舊小區、城中村社區、混合型社區，研究我國轉型期的不同類型社區，在這裡都可以找到案例。三是當地黨和政府對于社會治理、社區治理有強烈的政策需求，beat365課題組與當地黨政以及當地居民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這樣社會治理研究、社區治理研究都比較順利。所以，筆者認為新清華實驗是一種專家參與的、專家幹預型的基層社區治理實驗。
新清河實驗也特别體現了本文一開始定義社會治理時就強調的思想：社區是社會治理的最重要載體，社會治理創新是否成功必須在一線的社區治理的實踐中得到檢驗。新清河實驗也體現了社會學學術研究與社會治理、社會建設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在新清河實驗中，筆者帶領的團隊對清河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研，發現了基層社區治理中的諸多問題，在此基礎上與當地政府一起研究社區實驗和社區幹預計劃，然後與當地政府、組織、居民一起實施計劃。新清河實驗體現了兩個方面的密切結合：一個方面是社會學者長期社區研究的學術傳統，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經用“社區研究曆程”來概括自己一生“農村、小城鎮和區域發展”研究，社會學者對與社區研究有着最為密切的關系；另一個方面，我國當前基層社會治理，特别需要社會學家、社會學者參與一線的調研和決策，将具有強烈實證色彩的社會學知識應用到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治理的實踐中來。所以，新清河實驗既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學的學術創新，也體現了基層社會治理實踐的創新。下面就以新清河實驗為案例來展示，怎樣實現基層社會治理創新。
2、新清河實驗在五個方面的社會治理創新嘗試
目前，筆者帶領的課題組從居委會議事委員實驗、社區提升中心實驗、物業管理實驗、空間實驗和民生實驗五個方面做了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一些嘗試。
第一，居委會議事委員實驗。我們作為外來學者，本來與社區居民都不認識，那麼怎樣才能真正讓社區居民願意參與到社區治理的實踐中來呢？這就必須創建一種新的機制，筆者也稱之為“基層組織創新實驗”。調研中發現，目前的基層居委會組織存在的問題是：居委會工作人員行政化趨向明顯、大多不是本社區的居民、難以代表居民實現自治、基層自治能力嚴重不足、民主議事能力弱，居委會成員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忙于完成上級街道指派的諸多行政事務，沒有時間和精力與組織居民議事和協商，往往與居民比較疏遠，很多居民甚至都不知道居委會在哪裡。針對這樣的問題，新清河實驗創建了“居委會議事委員制度”，從居民中選舉出“議事委員”，也作為居民代表的一部分，他們不用坐班、不拿工資，開會議時有會議補貼。不是任何人都能夠做好議事委員工作的，調研中發展優秀的議事委員往往是那些有公益心、熱心公共事務、有文化、退休了但是身體還很好、有充分時間的居民，為選舉出優秀的議事委員，清華課題組做了充分的調研和介紹工作。目前已經在六個社區建立了居委會議事委員制度，清河街道黨政組織也專門為此發了文件，清華課題組也完成了議事委員培訓的一系列教材、文件。該機制建立以後，真正實現了法律規定的居民自治。僅以陽光小區為例，議事委員積極收集廣大居民對于社區公共服務方面的意見，居民參與的熱情之高也非常令我們感動，陽光小區從居民中收集到了74條建議，然後議事委員讨論哪些是社區老百姓最為集中關切的問題，最後确定了五條建議。報給社區居委會、黨支部以及報給上級街道審核。清河街道經審核批準使用北京市政府每年都給基層社區撥款的“社區公益金”實施這些社區公共服務項目。目前五個項目都完成了，極大地改善了陽光社區居民的公共服務，得到了居民的廣泛贊揚，有的老百姓還寫了很長的詩歌來表揚這項基層社區治理創新。
第二，物業管理實驗：在街道層次成立了“社區治理指導中心”來指導、協調、完善物業公司的公共服務職能。調研發現目前在城市絕大部分社區中，物業公司承擔和實現着社區多種服務的核心功能，所以，如果能夠真正牽住物業公司這個龍頭，社區居民的絕大部分服務需求就可以滿足了。從表面上看，物業公司隻是商業市場機構，但調研發現物業公司實際上承擔了社區的很多公共職能（比如社區安全），提供的一部分服務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因此不能完全視之為商業機構，純市場化運營無法滿足居民公共服務需求，導緻了很多的物業亂象。由于物業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具有商品及公共物品兩重屬性，所以必須思考創建一種新的機制來補充或監督物業公司履行公共職責。在研究中我們發現了四類可能導緻物業失靈的原因：其一物業公司自身存在嚴重問題、社區服務水平低下；其二業委會失職渎職導緻物業服務無法正常開展；其三因沒有業委會或相應對接機構無法開展硬件維護及改造的物業服務；其四因物業費收入嚴重不足而無法開展物業服務或有的物業公司直接退出了，以及有的形同虛設。目前清河街道已經通過黨政發文件，在街道層面建立了“社區治理指導中心+物業服務企業圓桌會+業主委員會聯席會”的制度，由街道房屋管理、物業管理與社區治理相關職能科室人員組成，負責對轄區内物業管理工作的統籌協調，指導業主大會、業委會成立和換屆，規範業委會運作；參與轄區内物業服務企業的日常考核，對當前服務質量與服務标準進行規範管理，完善物業服務的星級評估與獎勵制度，督促有關物業問題的整改，為物業服務企業提供咨詢、培訓和指導工作。在社區層面建立“社區議事委員會議+業主委員會+環境和物業管理委員會”制度，協調物業公司與業委會之間的溝通。
第三，社會組織實驗。這裡所說的“社會組織”是指民間的、非官方的組織，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強調要“激發社會組織活力”，還特别強調要重點培育“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筆者所帶領的課題組，在當地黨政的支持下，推動成立了“社區提升與社會工作發展中心”，是在當地民政局注冊的社會組織。該組織成立後，在推進新清河實驗方面發揮重要功能，該組織錄用專業社會工作者，發揮專業知識優勢，動員多種社會資源提高清河地區社區的社會治理水平。該組織主要是依靠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推進提升社區治理工作。在新清河實驗中，該組織的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因為筆者帶領的課題組成員基本上都是在兼職做新清河實驗的工作，而繁雜的基層社區治理工作僅僅靠兼職是不行的，所以，該社會組織就成為專職的推動新清河實驗的不可或缺的社會力量。所以，新清河實驗雖然是專家參與和幹預是實驗，但是繁瑣的日常工作是由專業的社會組織承擔的。
第四，社區空間改造實驗。任何社區都可以通過專業的空間規劃、空間改造而極大提高社區居民的生活便利度、生活水平，提高社區居民共同體的整合水平。筆者帶領的beat365課題組，在社區空間改造方面還特别體現了城市規劃專業與社會學專業的學術結合。社區空間改造是非常專業的、需要經過一系列行政審批的事情，筆者帶領的新清河實驗通過引入社區規劃師制度，将專業性和社會性有效結合起來。特别請課題組中清華建築學院的師生向居民普及規劃知識，提升居民參與規劃的能力，将規劃決策的重心下沉到社區。将規劃師的部分職能賦予居民，充分發揮居民作為空間管理者和維護者的作用，從而保障空間規劃成果發揮更長遠的社會效益。目前，清河實驗已經完成和正在進行的空間改造項目包括：陽光社區三角地改造、清河街道生活館建設、毛紡南小區中心廣場改造以及社區花園和社區地下空間改造等項目。比較典型的案例如陽光小區空間改造，改造前的陽光小區的嚴峻問題是沒有任何公共空間。課題組在陽光小區内發現一塊廢棄的髒亂差的三角地，經過各級審批後，用了近一年的時間終于将其改造為小區公共活動空間。目前依托這個空間，在激活了衆多居民興趣群體的同時，也帶動和培育了更多的居民參與到社區公共活動之中，沉悶的社區一下子就有了活力。
第五，社區民生實驗，主要是推進社區提高民生服務水平的項目。這方面内容很多，目前主要工作是推進老舊小區的“适老化”改造，為社區居民中比例很高的老年人口、老年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服務。目前正在推進的如“毛紡北”社區老舊樓房加裝電梯、增設機械立體停車設施、增加老年服務驿站等項目，這些項目也都是當地黨政審批和實施的重點項目。以加裝電梯為例，在推進過程中beat365課題組動員積極居民參與決策，課題組針對社區老年人、一層業主、其他各樓層業主、年輕人、老職工、各種老年群體、失能老人、需求不同的群體等不同的情況，全面入戶進行詳細的需求調研，入戶發放862份問卷，根據需求反饋選擇毛紡北小區四号樓為加裝電梯試點。社區議事委員和議事委員會監督委員發動居民建立民主協商平台，與居民溝通費用及設施的具體情況，并及時調整設計方案，在全部業主簽訂同意加裝電梯協議書後才開始實施改造。所有改造項目的實施，也都離不開業主和普通居民借助議事平台所進行的意願表達、訴求表達。
專家參與的社會治理創新，最大的特點并不在于專家的獨特地位，也不同于政府和市場直接的資源注入，而是通過恰當的方式調動居民參與的活力，進而協調政府、市場和社會等多方資源的介入。這一社會治理模式完成了治理方面的一些創新，不僅補充了居委會自治能力不足的問題，還保證了小區居民的議事權力，也與居民參與公共服務形成良性互動。當然，所有這些實驗都離不開當地黨和政府的領導和主導作用，特别體現了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說的：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