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瑩

beat365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

中美兩國如今需要面對的最重要挑戰

抑或最重要選擇是，未來是繼續在

同一個全球體系内解決彼此分歧

還是分道揚镳剝離成為兩個

相對獨立且又彼此連接的體系，各行其是

2020年2月，我和幾位中國學者一道參加了在德國舉辦的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這屆會議報告的主題是“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從歐洲人的視角看“西方”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最重要的地緣政治中心是否正在衰落。這是一個有曆史縱深的理論性問題，引發與會人士的熱烈讨論，但仍免不了被中美之間的現實矛盾所沖淡。

當時正值中國新冠疫情最困難之際，與會的美國政要們不僅對關于疫情的讨論或信息沒有興趣，而且擡高對中國批評的調門，糾纏華為5G、香港、新疆等問題，強勢要求歐洲人站隊，試圖形成對中國戰略競争的西方統一立場。出席會議的美國人陣容強大，包括衆議長佩洛西等二十多名參衆議員，還有國務卿蓬佩奧、國防部長埃斯珀、常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前國務卿克裡等政要、高官和智庫學者。他們顯然是協調了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一緻立場，把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威脅”作為與會的主打話題，污蔑華為産品是“中國情報系統安置在西方内部的特洛伊木馬”。他們指責中國奉行“脅迫性的海洋政策”，運用軍事和外交力量挑釁他國等等，同時宣稱“西方沒有沒落”“西方價值觀将戰勝俄羅斯和中國對‘帝國’的渴望”，要求歐洲與美國共同應對“中共不斷增強的進攻性”。

這些強硬表态呼應了特朗普上台以來對華政策的調整，把中國視為首要“戰略競争者”。三年來，美方相繼挑起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在軍事上深化針對中國的部署，政治上公開攻擊中國共産黨、質疑中國的政治體制。美方的持續挑釁迫使中方做出反應和反制，中美關系出現快速下滑。

在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傅瑩向美國衆議院議長佩洛西提問，引發高度關注。圖/作者提供

中國與美國“一進一退”

觀察美國政策的改變，不能不看到冷戰後中美兩國的國家基本路線呈現出兩種不同方向的演進态勢。

中國判斷和把握住了世界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順勢而為，堅持改革開放、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已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構建起全球合作網絡，同時也開始更多地參與和影響國際事務。

而另一邊，美國卻沉醉于“曆史的終結”和單極秩序，力圖按照自己的意願和模式改造其他國家，發動了多場戰争，陷入霸權的自我消耗。加之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對資本的擴張缺乏有效管理，導緻2008年金融危機的出現。同時，美國國内矛盾解決得不好，分配不均使得中低階層生活質量下降，身份認同的矛盾讓社會分歧擴大，政治日益極化。近年美國社會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不少人認為國家的政策和路線是不成功的。特朗普政府索性放棄自由主義國際政策，大搞保守主義和本國優先，美國的霸權呈現收縮的姿态，“燈塔效應”也變得黯淡。

中國與美國的“一進一退”，反映出兩國在同一國際體系中的反向演進，必然帶來國際權力調整的張力。

美國一方面需要解決這些年内外政策失誤累積起來的問題，另一方面對中國日益警惕，并且試圖打壓。美國的政策和态度的轉變給國際形勢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美方擔心中國與其争奪世界主導權，把與中國的競争視為一場輸不起的國家根本利益保衛戰。美鷹派勢力意圖推動對華關系走向全面對抗，認為唯此方能阻擋中國前進的步伐，這股力量的動員力和影響力都在擴大。美軍方則以西太平洋、東印度洋為重心，升級軍事部署、強化同盟網絡、推進“印太戰略”，利用南海、台灣等問題增加對中國的制衡。

外界普遍擔憂：中美是否會閉着眼睛跳入“修昔底德陷阱”，即所謂守成大國的恐懼與新興大國的崛起必然導緻沖突？多邊全球合作的架構是否會因此分裂甚至崩塌？

現在看來，2020年初發生在慕尼黑的一幕似乎預示了，中美關系将在這一年裡加速滑落。

對華戰略關鍵詞：“有原則的現實主義”

慕安會結束後不久，新冠疫情開始在全球蔓延。4月上旬，美國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的這場“全球大流行病”的新“震中”。此番疫情是進入21世紀以來第三次改變世界議程的重大事件。前兩次分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尤其是後者，使美國陷入嚴重困難。當時世界各國鼎力支持，與美國一道共克時艱。然而這一次，美國在全球層面沒有釋放團結合作的信号，完全沒有體現出發揮領導作用的意願和能力，不僅不出面組織國際防疫，還試圖阻礙合作、制造對抗，令世人驚詫。

國際社會最初對中美合作抗疫是抱有期待的。一方面，經過13輪艱難談判，第一階段中美經貿協議在2020年初簽署，延宕一年有餘的經貿摩擦終于得到緩解，給持續下滑的雙邊關系踩了刹車。在雙方正式簽署協議之前，中美元首于2019年12月20日通了電話。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中美兩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達成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在當前國際環境極為複雜的背景下，中美達成這樣的協議有利于中國，有利于美國，有利于整個世界和平和繁榮”。

在這樣的形勢下，人們對中美關系前景的判斷和兩國合作的預期有所回升。

另一方面，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根據中美2001年攜手反恐、2003年合作抗擊非典、2008年同舟共濟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以及2014年共同阻擊埃博拉病毒的經曆，人們習慣性地預期，這次兩國仍能将這場全球公共衛生挑戰轉化為改善關系、恢複合作的機會。

然而，事情的發展并不如人們所願。武漢疫情發生後，美國政府沒有表現出關心和開展合作的願望，而是單方面撤僑、斷航，商務部長羅斯将中國疫情稱作“加快工作機會回流的機遇”，言談之間缺乏基本的同情和人道關懷。美國有一些企業、個人和華人華僑給中國送來了物資援助，但是根據中國官方的信息，沒有收到來自美國政府的實質性援助。《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文章《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刺激了中國民衆的痛苦記憶，引爆兩國間輿論對立，在美方拒絕道歉的情況下，中方取消三名駐華美國記者的執照，而美方則壓縮了駐華盛頓的中國記者的人數。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帶來的中美關系緩和勢頭很快被沖淡了。

3月26日，美國舊金山國際機場，前往中國的乘客采取嚴密防護措施，排隊辦理登機手續。攝影/本刊記者 劉關關

但此後，美國國内疫情的暴發和失控，導緻經濟衰退，并牽動2020年美國大選選情的變化。特朗普政府為了轉嫁防疫不力的責任、保選情，采取“推責中國”的策略，掀起批評中國的輿論浪潮。白宮的表态可以被看作是官方的措辭指導，強調是由于中國政府的延誤、不透明、向外輸出旅客以及與世界衛生組織勾結，才導緻美國和全世界深受疫情之害。國會一些議員聞風而動，煽動對中國的抱怨，挑動針對中國的溯源追責調查，個别州的檢察部門試圖發起針對中國的索賠訴訟。

中方也不示弱，堅決反擊美方不實之詞，同時用大量數據和事實呈現中國黨和政府采取的負責任措施。國務院新聞辦公室6月7日發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更加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曆程和做法。

特朗普政府沒有因為疫情而放松對中國的打壓，美行政部門頒布針對華為的貿易和出口新規，限制進而準備封鎖華為獲得美方軟件、硬件的産品供應，同時将更多中國企業和機構列入“實體清單”，限制在美上市的中資企業。由此可以看出，美加大推動與中方的科技、産業“脫鈎”力度。

與此同時，美國戰略界有輿論指責中國借疫情離間美歐跨大西洋關系、擴張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影響力，聲稱中國試圖加強對國際組織的掌控，說中國已經“不再掩飾”與美國争奪全球領導力的意圖。在台灣、香港、新疆等問題上，美國國會動作不斷，通過《2019台北法案》等新的幹涉中國内政的立法，後續還有一批涉華議案等待審議。美行政部門違背“一個中國”政策，與進入第二任期的台灣蔡英文當局增加了官方接觸和交往。加之中美航線聯系、人員交流等均因疫情而萎縮，這些都在事實上加快“人文脫鈎”的步伐。

兩國關系的急劇惡化對民意産生了負面的塑造作用，憤恨、敵視情緒迅速擴大。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3月3日至29日對1000名美國民衆的調查顯示，66％的人對中國持負面态度，這是自該中心2005年開始對這個問題進行調查以來最為消極的評價，2017年這方面的比例為47％。此次調查中，還有62％的民衆認為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是美國面臨的一個主要威脅。在哈裡斯民調中心4月在全美開展的調查中，90％的共和黨人、67％的民主黨人認為中國應該為疫情的擴散負責，66％的共和黨人、38％的民主黨人認為特朗普政府應該對中國采取更加強硬的政策。中國國内雖然沒有民調機構進行此類調查，但從網絡空間的大量評論和媒體聲調看，民衆對美國朝野疑華反華言行十分反感，負面情緒和不信任感也達到了建交以來的高點。

5月20日，白宮網站發布《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報告（以下簡稱“戰略方針”）。該報告是根據《2019财年國防授權法》的要求向國會提交的，并非出台新的對華戰略，但其中包含了根據形勢變化而更新的政策思考，更加明确地否定美國過去曆屆政府推行的對華接觸政策，更加激昂地渲染中國崛起對美國帶來的“威脅”和“挑戰”，更加具體地描繪對華競争的路線，意識形态對立的含義也更濃。可以認為，美國對華競争性新戰略朝着成型又邁進了一步。

究其原因，還是美國強硬勢力要咬緊與中國的戰略競争，不想讓雙方在抗疫中的合作需求緩和競争，進而分散乃至打亂他們的“戰略部署”；相反，他們試圖借機強化競争。“戰略方針”中提出“有原則的現實主義”（principled realism）概念，成為闡述對華戰略的關鍵詞。

回顧美國對外戰略中的現實主義傳統，影響最大的是裡根時期“以實力求和平”的現實主義思想，也被稱為“裡根主義”。在當時的冷戰形勢中，美國處境并不十分有利，裡根政府通過大力渲染擴充軍備、擴大核威懾，将蘇聯誘入軍備競賽的陷阱。近些年面對俄羅斯複興、中國崛起等挑戰，美有學者倡導“進攻性現實主義”，其基本判斷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态注定了大國競争的悲劇宿命，主張以進攻的思維和行動提防對手、維護權力、捍衛霸權。

“有原則的現實主義”更像是“以實力求和平”的裡根主義和“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雜糅，不排除白宮試圖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一套新的對華競争理論，對未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發揮“塑模”作用。

而中美關系在螺旋下降的循環中，步入兩國建交以來十分困難的階段。如果将美國對華戰略調整的過程比作一個360度的“圓”，那麼前半個180度的“圓”在2018年底就差不多劃定了，也即美國朝野、府學各界基本形成必須調整對華戰略的共識。但是對于後半個180度的“圓”怎麼劃，也即究竟應該形成什麼樣的對華新戰略才是有效的，則一度缺乏共識，有主張“聰明競争”、在加強遏制的同時保持必要接觸和合作的呼聲，也有主張不惜一戰全力打壓中國的叫嚣。2019年以來美政治動員的趨勢是，推動形成更加明确的與中國競争的“全社會共識”。兩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的碰撞明顯加快了這個進程，目前的狀态恐怕還不是最低谷。

美方加大與中國的競争

中美矛盾如今成為國際格局轉變中的一對主要矛盾，兩國之間的緊張态勢主要是由美方主動推動的，試圖挑起在以下四個博弈場上的競争：

一是制度和價值觀之争。新冠疫情之前，西方思想界已經開始擔心，中國作為非西式民主制度國家的成功，會帶來稀釋西方價值觀号召力的效應，進一步印證了“美西方”在冷戰後試圖在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上統領世界的不成功。在美戰略界看來，中國的崛起不僅是對美國現實利益和國際地位的挑戰，更是對美國的制度穩定和價值輸出的威脅，這是更具深層意義的挑戰。從中方的角度看，美國從來沒有放棄颠覆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企圖，近來美政府當局的涉華話語更是試圖将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割裂和對立起來，挑釁中國共産黨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須堅決與之鬥争。

“戰略方針”将矛頭指向中國治理和執政黨，将“價值觀挑戰”列為中國對美三大挑戰之一，突出中國内外政策的意識形态根源，似乎在刻意将中國包裝成當年的蘇聯，其意圖無非是将政治和安全因素推到美中關系的優先位置，為脅迫企業和經濟界接受“脫鈎”提供依據。沿着這個路徑走下去，兩國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零和對抗模式的意識形态之争。

二是輿論戰。今年以來，美國對華較量的重點出現從貿易戰轉向輿論戰的趨勢，但這并不意味着美國要放棄其他領域的競争。

貿易戰惡化的勢頭在第一階段協議簽署後基本得到控制，科技戰則難以速戰速決。在安全領域，美軍方目前的主流想法是保持足夠威懾，而非主動進攻。而在輿論戰方面，美方經驗豐富，有話語優勢，在國際輿論場上有傳統影響力。而中國與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信息庫和輿論場處于相對隔離狀态，關于中國的一手信息對美國和國際社會的通達度一直不夠充分。

打輿論戰需要設計一個簡單清晰、能直擊人心的主題詞，然後通過多角度推導和多叙事渲染，形成壓倒性的輿論潮。從一段時間以來美強硬勢力人物的表現和表态，基本可以看出對華輿論戰的軌迹，關鍵詞就是“中國不可信”。其目的就是要颠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确立的成功者和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換言之，就是改變中國的“人設”，貼上“不誠實”“不守信”的标簽，進而破壞中國的外部輿論環境。冷戰期間，美國也是不斷給蘇聯貼标簽，從道義的角度将對手放到讓公衆認為無法相容的對立位置上。

2019年6月17日，華為公司創始人、CEO任正非（左二）與美國學者内格羅蓬特（左一）在深圳總部就“技術、市場和企業”主題進行對話。任正非稱，隻有全球化合作才能讓更多人享受科技成果。圖/新華

三是經濟、金融安全之争。疫情對美國經濟帶來重大沖擊，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2020年4月份美國失業率達到了14.7％，5月份略有下降，但仍然高達13.3％。經濟下行導緻美國财政狀況迅速惡化，在2020财年的前8個月，美國财政開支預計将超過3925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9120億美元，增速超過30％；其中在疫情高發的4月和5月，聯邦政府收入減少了45.8％，而開支增加了93.6％，赤字更是高達11620億美元。預計2020、2021财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分别高達3.7萬億美元和2.1萬億美元。财政惡化導緻美國聯邦債務快速增加，截至6月10日，其總額已經接近26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在本财年的前8個月内，聯邦債務增加了超過3萬億美元。美聯儲預計2020年美國經濟将會萎縮6.5％，因此，預計到本财年結束，美國本年财政赤字和聯邦債務占國内生産總值（GDP）的比重将分别達到18％、140％，這對美國政府來說是極為沉重的負擔。

為應對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美國政府推出約3萬億美元的救助計劃，美聯儲也計劃一直将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0.25％的區間内不變，直至實現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的目标。這種無底洞式的經濟刺激措施和直升機撒錢措施，不僅擡高債務率和赤字率，也會刺激高杠杆投機和流動性泛濫，埋下市場隐患。随着債務的不斷膨脹，美國聯邦赤字占GDP的比重有可能在未來幾年甚至長期保持在10％以上。

在此情況下，美方的焦慮感進一步上升，力圖借疫情中多國反思供應鍊安全之機，渲染中國将優勢産業“武器化”的風險，加快産業鍊、供應鍊結構調整中的“去中國化”。美國戰略考量中的理想目标是，通過重修規則、重定标準、重立區域貿易集團、改造國際機制、關鍵技術和産業“脫鈎”等做法，借“去全球化”實現“去中國化”。美方少數政客主張利用金融霸權壓制中國，盡管濫用金融工具會對美國家信譽和美元信用造成傷害，但已不能完全排除這個選項。

不過，全球供應鍊的形成和調整是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的結果。在中國的許多外資企業把本地市場作為自己的主要經營對象，在沒有大的政治和安全壓力的情況下，不大可能在短時間内大規模離開中國。

四是戰略安全博弈和海上安全較量。在軍事安全領域，美方在戰略、戰術和具體操作層面對中國的疑慮都在上升，試圖加大施壓和制衡。在涉及中國主權和安全的問題上，中方對美方的壓力和刺激須予以回擊，并采取适當的反制措施和必要的行動。從趨勢上看，未來一段時期中美軍事關系中的不确定性會增加，戰略信任的缺失難以彌補。兩國軍事艦機在海上和空中近距離相遇已非偶然現象，發生摩擦的幾率在增加。

新冠疫情期間，美海外部署的軍事力量面臨病毒威脅，不得不減少在全球的行動，但是為了防範中國“借機填補戰略真空”，反而增加了在南海、台海、東海針對中國的巡航、偵察頻率和挑釁力度。兩軍态勢最大的不确定性還在于，雙方未建立起有效的危機管控機制，彼此底線不夠明确，互動的規則和“紅線”不夠清晰。這導緻雙方需要不斷相互試探，增添發生突發事件和不可控結果的風險。兩國和兩軍高層在軍事上曾經達成“不沖突、不對抗”的戰略共識，如何切實維護是雙方都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中美之間的戰略威懾關系也開始出現一些新變化。美國調整核戰略、更新核武庫、降低核門檻，以及發展導彈防禦體系和高超聲速飛行器、醞釀在中國周邊部署中程導彈，可能拉大中美之間本就懸殊的核力量對比。并且，這是否會迫使中方考慮适度調整有待觀察。此外，中美雙方都是人工智能技術推動下的新型武器平台和軍事技術的主要探索者，兩國網絡、太空、極地軍事化的動力明顯，在這些領域如何管控兩國競争，亟待提上日程。

2016年7月8日，中國海軍在海南島至西沙附近海空域組織實兵實彈對抗演練。圖/新華

中美博弈的全球大背景

許多學者将新冠疫情視為戰後世界曆史的一道分水嶺，認為它給人類帶來的沖擊不僅是心理上的，也是物質上的。但是目前看，它帶來的變化并非颠覆性的，而是在産生催化劑和加速度的效果，全面加快和深化了已經出現的趨勢。例如，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更快調整，國際權力進一步分化，大國戰略競争态勢更加清晰等等，一些國家的内部治理矛盾也更加嚴峻。中美關系的惡化不是孤立發生的，需要放在多角度、多層次的變化中加以審視和度量。

從經濟全球化角度看，疫情進一步挑戰全球化思維，主要經濟體紛紛反思和重審現行全球化模式下産業鍊對外依賴的風險。有分析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框架下，有可能會形成以中國（東亞）、美國、歐盟為中心的三大分體系，由此向外發散，離岸外包越來越被近岸外包取代，生産基地盡量靠近終端消費市場，供應鍊流程變短并更加多元，以便于靈活應對突發波動。

“三個中心”的形成也會促使國際資本相應調整流向，客觀上助推中美“脫鈎”。從目前各國的政策讨論和拟推出的舉措看，有以下動向：第一，攸關美國安全的産品生産，如生物醫藥、個人衛生防護設備（PPE）和部分尖端制造企業可能會移出中國，不排除美方立法強令企業回遷；第二，勞動力密集型産業因生産要素成本變化而從中國向外轉移的步伐可能加快，美在耐用消費品上的對華依賴下降；第三，适應中國市場需求的行業巨頭會駐守，它們在全球銷量下降之際，繼續從中國市場的複蘇中獲益；第四，5G等高科技産業“脫鈎”，導緻中國被排除在美國及其盟友市場之外，不排除形成事實上的不同體系和不同标準。

從全球治理的角度看，中美仍然擁有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廣泛共同利益，兩國專業人士在傳染病防治、應對氣候變化等重要領域的功能性合作并未停止。但是，現任美國政府不僅缺乏對兩國在全球領域合作的政策支持和資源投入，而且力圖阻撓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影響力，把從多邊機構中排斥中國作用當作重要的外交目标。特朗普政府架空世界貿易組織，終止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在世界知識産權組織、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中阻撓中方人選承擔關鍵領導職務。同時，與多國談判和簽署以“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為核心内容的新雙邊自貿協定，植入排斥中國的“毒丸條款”。美方這一系列做法，對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治理和合作體系的破壞和幹擾是比較大的，發展下去難免會影響到全球解決共同挑戰的意志和能力。

從國際格局的角度看，冷戰後中國對國際格局的描述是“一超多強”，但是這一格局已經因為美國和中國的相對力量變化而發生動搖。2020年初清華戰略與安全中心舉辦年度國際形勢研讨會時，中外戰略界學者對當今世界的力量和權力分配進行了評估。一個比較重要的看法是，美國的世界霸權難以為繼，但是作為超級大國，其實力地位和影響力仍然超群；中國雖然在硬實力和軟實力方面都與美國有相當大的差距，但是在經濟規模和新經濟态勢上同排在後面的國家已經拉開了距離。中美加起來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40％、全球軍費開支的44％，未來兩個相對強大的國家如何确立彼此關系，能否給世界帶來穩定預期，抑或相反，是當今國際政治中的最大的課題。

中方學者認為，中國與美國在實力上仍然有比較大的差距，不願意接受“兩個超級大國”的概念，國際社會對“兩極世界”也有很不好的曆史記憶。但是，兩個遙遙領先的國家不可避免地對世界發展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也因此必須承擔更多責任，包括準确判斷彼此意圖，避免基于誤判确定戰略。更重要的是，要對新的全球問題進行探索并推進國際共識。這原本是一個在複雜互動中緩進的過程，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發生及其後果與美國大選選情的變化交織在一起，與美國國内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的激化相疊加，使得美國的自信心進一步下降，對中國的恐懼和疑慮更深。這也必然會影響到兩國探索新路徑的互動方式和節奏，無論向哪個方向發展，都會明顯提速，中美界定彼此看法和相處方式的迫切性變得更加突出了。

在中美戰略博弈過程中，不能忽略第三方視角。中美關系已經成為影響新的世界格局形成的主線，未來世界能否保持在和平與發展的軌道上，還是會進入大國戰略競争甚至沖突？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關于對方和兩國關系的定位，是“敵”還是“非敵”，結果大不相同。而在這個方向的确定過程中，兩國都會受到其他各方政策取向的影響。國際上的其他主要力量，無論是歐洲、日本、澳大利亞等美國的盟友國家，還是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目前都在采取一定的觀望态度，構成某種“第三方力量”。

中國對世界經濟擁有巨大影響力，全球70％的國家和地區都以中國為第一大貿易夥伴。而美國擁有在世界金融和科技等領域的領先優勢和對國際事務的傳統影響力乃至其同盟體系的聚合力量，仍對世界發揮着主導性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三方力量”普遍不希望中美關系緊張到導緻世界發生大分化的地步，各國也因與中美都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聯，不想在兩國之間做選擇。但是，如果中美不可逆轉地走向了沖突，許多國家在缺乏來自中國的利益和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即便不主動選擇美國，也很難選擇支持中國。

疫情期間，我在參加一些中外學術線上會議時注意到，國際學界在議論“他者的崛起”，言外之意，如果世界進入領導力缺乏的狀況，需要考慮如何構建新的聚合性領導力。2019年法德曾提出“多邊主義聯盟”的倡議，意在聯合多國應對單邊主義挑戰，維護其自身利益和全球治理體制。

以上便是中美博弈的全球大背景，這些高度複雜和多元、多層次的因素是流動性的，也是可以轉換的。中美競争固然已經不可避免，但并非像美蘇冷戰等曆史上曾經有過的因大國權力争奪而引發的對立關系那樣，兩者不可進行簡單類推。

近現代史上曾出現的比較典型的大國競争，如“一戰”前的英德競争、上世紀30至40年代的美日對抗、20世紀後半葉的美蘇冷戰，有一些相近的特點。例如，都曾經有全球性經濟危機的背景，新興大國表現出進取姿态，守成大國在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被追趕的恐懼心理驅動下，選擇了遏制對方的政策。

但是，中美競争是在世界經曆了比較長時間的和平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進程之後，被人為地突出起來的，兩國相互之間和各自與世界多國之間已經存在深度依存的關系，中國自身也以和平的方式實現了綜合力量的全面發展。這些特點和條件在以往的大國惡性競争中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決定了中美競争将更加複雜，利弊關系更加難以拆解。雖然競争面比較廣泛，有時甚至十分激烈，但是兩國在競争關系和敵對關系之間，仍有相當大的空間。中美兩國需要面對的最重要挑戰抑或是最重要選擇是，未來将是繼續在同一個全球體系内解決彼此分歧，還是分道揚镳剝離成為兩個相對獨立且又彼此連接的體系，各行其是。如果出現後一種情況，那也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終結和現存體系的裂解。

中美能否實現良性競争的新型大國關系？

一場世紀博弈的序幕已經拉開，無論中國人是否情願，都已被裹挾其中。需要看到的是，美國已不具備冷戰剛結束時的那種影響國際事務和國際關系的絕對強勢地位，也沒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夠的号召力掀起一場對華全面戰略圍堵和意識形态圍獵的世界浪潮。中美關系揭開了新的篇章，雙方需要在新的環境中重新評估彼此，兩國既存在觀念和利益上的分歧，同時也有着維系現存體系與總體和平合作大勢的共同責任，兩國人民在世界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等重大問題上，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

目前中美兩國對相互競争的認識和基本判斷存在比較大的差異，甚至可以說雙方競争的目标不在同一維度上：美方堅信中國的意圖是從自己手中奪取世界領導地位，兩國之争的性質是“老二”與“老大”的地位之争，因此其競争戰略以從各方面有效制約中國為目标；而中國的意圖是實現“兩個百年”的發展目标和民族複興，如果說争，争的是自己的發展空間。由此可見，未來中美是否會陷入零和對抗、抑或實現“競合”關系，關鍵要看兩國能否客觀判斷對方的實力與意圖，進而能否找到彼此目标相容的空間。

在2020年餘下的時間，美國外交舉措必然要受到大選因素影響。經濟衰退、兩黨極化、種族等社會問題和特朗普本人極富争議等現象，使得美國内持續動蕩，政治争鬥和民情撕裂的程度高于以往。針對“中國威脅”的炒作進一步向“高政治”辯題發展，強硬勢力會更加賣力地激化與中國的矛盾，不能排除利用各種借口發動激烈攻勢和采取激進舉措，中美關系的形勢會更加嚴峻。

無論美國大選結果如何，中美關系的未來方向都是下一階段雙方決策層需要認真思考和理性探讨的。看美國對華态度的演變趨勢，在如何實施新戰略上可以觀察到兩個方向上的推動力：一股力量以華盛頓右翼為主導，主張對抗和“全面打壓”中國，不斷挑動争論，包括用“國家安全關切”和“政治分歧”等引領議題，極力減少雙方各領域交往和持續推動“脫鈎”；另一股相對理性的力量也是存在的，不主張放棄“有限接觸”，希望保持務實關系，督促中方修正自己，改變“違規”和“不公平”做法。特朗普政府過激的對華政策措施對美自身的傷害日益顯現，因此，雖然後一種觀點常常被更加高調和尖銳的對抗聲音所遮蔽，但是并非沒有廣泛和沉默的支持者，将來随着美國内政治局勢的變化，其影響可能會有所上升。

對中方而言，如何應對美國的競争挑釁，如何準确判斷世界潮流，并且能順勢而為，對内确保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的進程不被打斷，對外赢得和保障國家發展所需要的和平與合作的環境？如何赢取更多國家對中國政策的了解和理解，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道路上有效争取和開展國際合作，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勢不受嚴重幹擾？這些都是擺在21世紀曆程途中必須面對的大問題。而中方對兩國關系發展方向的選擇，将很大程度決定對上述問題的回答。

毋庸諱言，美國對華政策和戰略的調整帶來的挑戰是嚴峻的。在前述兩個方向的選擇中，前者意味着正面對抗，意圖将兩國關系拖入惡性競争的軌道。若此，中國自身的發展路徑很難不受到大的沖擊。一旦中美滑向局部乃至全面“脫鈎”，美對華采取極端行為的顧忌就會減少，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難度也會增加。第二個方向看似緩和，但是順此發展下去，不能排除美方會持續提高要價，所謂“合規”的壓力從經貿領域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領域，将中國規範為美國治下的新全球體系的一部分。

需要認識到的是，曆史人物是否成功，關鍵取決于他們的思想和行動是否符合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們看今天的美國對華政策調整，不能低估一些政客出于各種利益的考慮刻意誤讀、誤判中國和由此可能對兩國關系帶來的傷害，甚至會讓兩國關系一時偏離正确軌道。但是，我們也不必高估他們改變曆史潮流的能力。正如習近平主席講到的，各國逐漸形成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這既是經濟規律使然，也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邏輯。習近平還指出，我們應該把握時代大勢，客觀認識世界發展變化，以負責任、合規矩的方式應對新情況新挑戰。

鑒此，我們需要對未來中美關系的發展做認真的思考和設計，主動提出自己的選擇和方案，既能夠切實維護中國根本利益，又能解決美方合理關切，同時也符合世界和平發展的大方向。畢竟，中國的發展已經與世界息息相關，中美兩個大國，合則兩利，鬥則雙輸。為此，兩國領導人曾經達成的構建“穩定、合作和協調的中美關系的共識”，應是思考和設計兩國關系具體路徑的根本指導。

中美關系未來比較好的前景是，經過博弈和理性的利益權衡，形成“競合”關系，即相互進行有限、可控的競争，同時能保持協調，維系雙邊關系在具體問題上相對穩定的發展，在多領域和全球事務中開展合作。最終實現這種大國良性競争新型關系的前景，需要雙方認真做出努力。然而，目前美國在官方層面不僅這種意願比較小，反而在加緊向相反的方向使勁兒。因此對中方來說，朝這個方向努力的難度和阻力是非常大的。在今年美國大選結果出爐前的幾個月，美方對華态度很難有積極的改變，接下來中國的選擇和作為将對中美關系能否走向正确方向更具塑造力。

明确站位，大膽博弈

我們需要學會從相對平視的角度觀察和處理對美關系，客觀和冷靜地評估我們所處的世界環境，善用對未來所擁有的前所未有的塑造力，須以足夠的自信、定力和韬略同美國這個老道的大國打交道。中美關系的更新和調整，必然要經曆一個較長時期的艱難博弈過程，好的結果是不可能求來的，隻能通過艱苦鬥争、大膽博弈和主動協調來赢取。

在現階段的中美博弈中，中方需要更多地從積極的角度發揮引領作用，盡可能多地注入理性和務實的成分。

可以考慮主動進取，主動出牌，推動在關鍵領域開拓坦誠對話，彼此真正傾聽，切實解決雙方的合理關切，累積經驗和條件。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就是在這個方向上努力的一個成功案例，雖然雙方都沒有實現所有的願望，但是結果惠及彼此，也有利于兩國關系的長遠。這個協議在執行中難免遇到困難，尤其在當前氣氛惡化和疫情持續的環境中，阻力和壓力必然增大。但是，放棄協議帶來的風險會更大，協議的有效落實才能避免兩國關系更快下滑。協議中涉及的許多問題，亦是中國的改革中需要解決的。

中國堅決維護自身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的安全，反對任何幹涉國家内政的企圖。同時，中國也不以消滅其他制度為目标，更不會重蹈“美西方”向世界推廣自己價值觀的窠臼。要實現新時期的大國關系穩定，雙方需要通過對話和談判加深對彼此核心利益、制度尊嚴、價值體系的理解，按優先順序梳理各自和共同關切的清單，就行為邊界和底線形成共識和必要的默契。需要培育尊重對方關切和恰當的利益交換的能力和習慣，對一些不可調和的安全利益和分歧，做出必要的管控安排。

中國的海上力量在成長，其意圖和目的必然是美國等其他海上傳統力量關注和應對的新問題。我們需要在西太平洋維系力量存在并建立有效威懾，通過必要的維權行動、積極的溝通磋商、務實的海上合作和專業有效的風險管控，實現保衛國家安全和維護地區和平的責任。為此，須使我國的防衛政策和目标更加透明，讓各方切實了解中國軍事安全的合理主張和底線。

國際戰略界也關心中美能否通過談判構建軍事力量和平共存的戰略均勢。雖然目前缺乏談判的氣氛，但是中美作為亞太兩大主要軍事力量，雙方在戰略安全領域建立對話渠道尤顯重要。應開辟有效和多層溝通的管道，同時加強危機管控機制建設，避免發生誤判。另外，中方雖然不參加涉及美俄雙邊問題的核裁軍條約談判，但一直是國際軍備控制體系重要成員，幾乎參加了所有重要機制，在國際上有良好口碑。中方在這方面可以更多地主動作為，例如推動有核國家接受中國提倡的“不首先使用”原則等。

中國人關心和擅長的，主要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例如在科技這個新的博弈前沿，需要将美方施加的巨大壓力轉化為激勵自強的動力。可以充分利用當今世界全球科技的開源知識環境，努力提高創新能力，補“短闆”以增強在技術、元件上的自給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增“長闆”，提升向世界科技進步提供支撐的能力。唯有更好地維護我國在世界科技和經濟體系中的影響力，維系全球體系的健康成長，才能真正打破“脫鈎”和分裂世界的企圖。還應堅定和及時地采取“反脫鈎”策略，在各個領域都執行堅決維護和增進交往的政策，各部門都多做“挂鈎”的事，不做和少做會進一步導緻“脫鈎”的事。

我們需要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引，明确中國作為國際秩序和體系維護者和改革者、完善者的站位，堅持高揚全球治理、多邊主義的旗幟，用中國的“進”應對美國的“退”，用維護和平、促進增長的行動，對沖美方的破壞性舉動，維系經濟全球化的勢頭。面對後疫情時期世界發展難題和矛盾增加的局面，盡可能多地開展協商，協助各國解決問題，也就是在國際關系中多做“加法”，多“賦能”，承擔合作型大國的責任。做第三方工作要切實以發展彼此互利合作為目的，以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為大方向，而不需要形成中美争奪第三方的零和局面。

在全球問題上，當特朗普政府在一些領域減少投入之際，世界多國都期待中國能發揮領導力。我們需要調動各領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多為解決世界性問題發揮作用。目前在氣候變化等領域，國内已構建起政府與智庫的有效合作機制和政策儲備手段，無論是在官方層面，還是在社會層面，都與國際社會保持着比較好的互動，體現了合作的力量。可以此為藍本，在涉及反恐、防擴散、禁毒、跨國傳染病防治乃至人工智能治理、打擊跨國犯罪等全球關注的重大課題上，培養官方和智庫的有效合作，鼓勵拓展國際對話渠道，不斷提升向世界提供有效資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在國際傳播領域，我們需要增強有效傳播的能力，包括鼓勵和動員多元化的傳播手段和渠道，積極培養人才，改善和增強中國國際形象。我們需要更多地向國際信息庫提供關于中國的一手信息和資料，讓世界更多地從中國人這裡獲取而不是從間接渠道得到中國信息。此次美國大選，共和、民主兩黨都在用中國議題競選，通過炒作“中國威脅”“中國挑戰”來拉選票，這對中國來說是挑戰。但另一方面，從傳播邏輯的角度看，外部的高度關注也為中方有針對性地傳播中國知識和信息提供了窗口，如果有效和合理利用，可以讓更多的美國人乃至國際民衆了解到中國的真實情況和中國人的想法。

總之，中國已經從力量偏弱的國家，成長為擁有較強力量和一定國際影響力的大國，進入一個需要在新的實力基礎上和更廣闊的利益平台上運作内政和外交的時期，對美關系的處理也需要反映和适應這種變化。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一直試圖論證中美之間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最近他在把研究重心轉向為避免沖突提供解決之道，發起了一項名為“尋找應對中國挑戰的大戰略”的專項研究。這樣的研究在美國并非僅此一家。中國的戰略界是否也需要行動起來，研究“應對美國挑戰的大戰略”呢？我認為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