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關鍵詞：

摘要：文章回顧了中國社會學形成發展的曆程，特别是回顧了改革開放40年來恢複重建的中國社會學所走過的道路，對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努力、中國現代化轉型研究、中國社會學理論的創新三方面做出了深入分析。首先，文章認為，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是基于對中華文明特征的深入思考、基于對中國社會基本特征的深刻認識，隻有在這樣基礎上建設的中國社會學才能夠真正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中國社會學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研究了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産業化道路，研究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研究了人的現代化。其次，文章分析了市場轉型造成的社會後果及社會學者提出的治理對策，強調了政府、市場與社會三大機制的平衡關系。最後，文章還分析了中國社會學在民生和社會治理研究方面的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

關鍵詞：社會學；社會學本土化；現代化；社會轉型；社會治理

一、關于我國社會學發展曆程的回顧與反思

通常認為社會學這門學科發端于1830年代的歐洲，當年歐洲正在經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重大社會轉型，所以，社會學是與社會現代化、與社會現代轉型密切相關的一門學科。社會學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入中國的，當年中國也正值從傳統體制向現代體制演變的過程之中。對于幾代中國社會學家而言，面臨的重大任務，就是怎樣将這樣一門源于西方的從整體角度研究社會的學科建立在中國的曆史文化、經濟社會土地之上。

新中國成立後，老一代社會學家緻力于探索怎樣使得社會學學科為中國的現代化服務，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理念相結合。在這個過程中，經驗和教訓均頗為深刻。1952年底的院系調整中，社會學學科被取消。今天回顧起來，這裡面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教訓。取消的一個原因是當時向蘇聯學習，因為當年蘇聯曾經取消了社會學。今日反思，在學科建設上照抄照搬蘇聯模式是不對的。再一個原因是考慮社會學是研究社會問題的，當年曾天真地以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存在社會問題的，否則便是給社會主義制度抹黑。既然沒有社會問題，當然就不需要社會學了，這顯然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對于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還不很理解。當然，更深刻的原因是對于怎樣将這樣一門源于西方的學科紮根于中國本土土壤之中，怎樣使得社會學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服務，認識十分不足。取消社會學曾帶來不小的負面影響，比如，社會學的重要研究方向人口學也被取消，對于新中國面臨的極其重要的人口問題缺乏研究，人才培養斷代，後來直接導緻了計劃生育政策方面的重大失誤。這些都是非常深刻的教訓。在這一段時間裡，老一代社會學家費孝通、吳景超、吳文藻、潘光旦、陳達、李景漢、雷潔瓊等，為探索恢複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學科也曾锲而不舍地做出了極大的努力。

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提出：“社會學”等學科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由此開啟了中國社會學恢複與重建的進程。當年老一代社會學家得知後奔走相告，以喜出望外的心情和高度的責任感立即投入了社會學學科的恢複與重建工作。當年中國社會學界歡喜慶賀的局面，今日回憶起來其場面都十分感人。1979年初正值我國改革開放初起階段，我國社會學界同仁與全國人民的心情一樣，目睹黨和國家在大政方針上撥亂反正，開始了大踏步的改革開放進程，也真正迎來了中國社會學發展的春天。所以，中國社會學與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真可謂是“同呼吸共命運”。

今天，我們認真反思，社會學被取消27年，教訓慘痛。社會學主張研究社會問題，當年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過程中的很多社會問題都缺少了社會學視角的科學研究。社會學有一套嚴謹求實的、高水平的科學調查方法，社會學主張撥開表面僞裝現象，發現真正的社會事實，當年放棄社會學的科學嚴謹調查方法的教訓是慘痛的。在諸如“大躍進”等時期發生的“高指标、瞎指揮、浮誇風、共産風”等嚴重錯誤，以及對于當年很多“低級紅”現象掩蓋的社會事實，都缺少以科學方法為基礎的社會調查研究。由于獲得不了真正的社會事實，必然會造成決策的失誤。由于缺少了社會學的視角，也就難以理解除了經濟建設以外，社會建設的重大意義。由于缺少了社會建設，也就談不上構建和諧社會。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時期，不要說社會學沒有了，整個社會科學研究也難以為繼，這是一場“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内亂”。文革結束後，黨中央果斷否定以階級鬥争為綱的方針。在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裡，社會學界同仁全力以赴研究國家的現代化；新世紀以來，他們又推進社會建設，并最早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張。

回顧與改革開放同步的我國恢複重建社會學的40年，社會學界同仁為推進社會學研究、學科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本文篇幅有限，隻能擇其要者概述為以下五點。

第一，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社會學學科體系。在社會學恢複重建的初期，我國老一代社會學家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當年，鄧小平講話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規劃聯絡局召開恢複社會學征求意見會的時候，很多古稀之年的老社會學家都積極參會、獻言獻策。關于怎樣建設社會學學科，費孝通先生提出了“五髒六腑”的思想，借用中醫的理論，認為社會學學科建設的五髒是：社會學學會、專業研究機構、各大學的社會學系、圖書資料中心、社會學出版物，六腑則是社會學的六門基礎課程。五髒六腑的學科布局對于今日中國社會學科的完整性意義重大。比如，費老任第一屆會長的中國社會學會就是一個非常團結的學術共同體，整合了中國各個方面、各個領域的社會學全體同仁，這樣的情況在中國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裡并不多見。社會學是一級學科，目前一級學科下的學科方向（過去稱二級學科）有七個：理論社會學、應用社會學、人口學、人類學、民俗學、社會管理與社會政策、社會工作。這樣的學科布局體現了社會學整體考察研究社會的優勢。相比之下，美國社會學的學科體系是比較窄小的，美國的人口學、人類學、社會政策、社會工作都是獨立于社會學之外的學科。

第二，中國社會學在本土化（或社會學中國化）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在中國的社會科學主幹學科中，社會學是最早也是最重視本土化研究的。早自20世紀30年代，老一代社會學家吳文藻（費孝通的老師）、楊開道、許仕廉等就提出了“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對于當年中國社會學者力行社會學中國化的成績，國際上也有很高的評價，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稱之為“現代中國社會學派”。恢複重建的中國社會學繼承了社會學中國化、社會學本土化的優秀傳統。所謂社會學的本土化當然絕不僅僅是研究議題的本土化，而是指對于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做出創新使之融入中華大地的文明之中。在恢複重建社會學的40年曆程中，中國社會學者發現，一些社會學理論與方法遇到了水土不服的問題，有的不能夠闡釋和應對真正的社會問題，有的甚至是與國情大相徑庭。所以，本土化更多地是将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加以修正，使之适合于中國的社會實踐、社會實際。中國學者也提出了一些在中國社會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新的理論與概念。社會學的本土化還尤其表現在中國社會學者的社區研究之中，近年來，全國各地有一批社區實驗、社區幹預實驗的社會學成果。對于社會學本土化問題，後文還有詳述，此處不贅。

第三，對現代化轉型研究的成就。社會學曆來重視現代化和現代化轉型研究，當年恢複重建的中國社會學與改革開放及現代化重新啟動的進程完全一緻，所以，中國社會學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怎樣改革傳統體制？怎樣變革傳統社會？怎樣推進城市化進程？怎樣将以農村為主體的社會變革為城鎮化為主體的社會？怎樣推進市民化進程？怎樣推進中國的現代産業化進程？等等。社會學關注的核心是人，所以，對于現代化轉型研究的成果更多地集中在中國的社會群體、職業群體、階級階層，集中于十幾億中國人地位變遷的研究。對其中地位變化最大的群體，如2.7億農民工的研究、為數巨大的産業工人的研究、農村人口變遷的研究、城市人口變遷的研究等。在這種轉型中，政府、市場與社會各自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也是社會學關注的理論焦點。

第四，在社會調查及方法方面的貢獻。在我國的社會科學諸多學科中，恢複重建的社會學在社會調查、社會研究方法方面的貢獻非常突出。當年社會學學科的奠基人之一迪爾凱姆（E. Durkheim）在闡釋社會學學科的使命時就強調是追求社會事實。恢複重建的中國社會學以實證社會調查為基礎，追求社會事實，完成了衆多艱苦細緻的調查工作，比較重要的大規模調查有“中國百縣市經濟社會調查”、“中國百村調查”、“中國綜合經濟社會調查”(CGSS)、“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等。概而言之，社會調查的目的就是要認識中國社會、認識中國基本國情，而認識中國國情是一件異常艱苦的工作。中國人口巨大、東西差異大、城鄉差異大、地方差異大，改革以來社會變遷速度快，這些都對于社會調查提出巨大挑戰，為處理和解決這些難題，中國社會學界在定性、定量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多創新。近年來，在新型大數據分析方面，也取得一系列成績。多種類型的雲端大數據記錄了人類行為軌迹，對于大數據分析并沒有現成的範式，中國社會學者在此領域也有突出貢獻。

第五，中國社會學的理論創新。從西方傳入的社會學有其龐大的理論體系，梳理起來，幾十個分支甚至上百個分支都不止。傳統上，中國社會學者學習和引用西方的理論比較多，自己的理論創新不多見。改革開放40年來，在中國現代化轉型的理論研究與實踐運作中，中國學者在闡釋、理解、解決中國社會真問題中，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創新意義的概念、理論。這些理論雖然還處在與實踐互動的探索之中，但是，很具啟發意義。

囿于篇幅，後文就着重于對中國社會學者在本土化、現代化轉型和理論創新三個方面的貢獻做出分析。

二、關于中國社會學本土化的探索

盡管學界關于社會學本土化還有某些争論，但是，恢複重建的中國社會學在中國的土地上成長，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卻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上文已述中國社會學界對于本土化的探索已有長久的曆史，也可以将這種本土化探索分為幾個階段，但這并不是本文研究的主題。本文是想探究中國社會學重視本土化的原因。當然，筆者再次強調，本土化絕不意味着否定開放引進外來知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國社會學在複建的初期，主要是依靠開放引進，當時中斷已久的中國社會學，遇到了知識的斷崖式危機，所以，恢複重建的初期，費孝通先生積極邀請美國學者來講學，中國人當年也是如饑似渴學習美國學者傳授的社會學和社會現代化知識。隻是後來發現将西方社會學簡單移植、生搬硬套到中國的場景造成了問題，将中國的實踐削足适履到西方的概念确實到了食洋不化的地步，于是才提出社會學需要中國化的問題。

（一）對中華文明特征的深入思考

上文已述，在中國社會科學的主幹學科中，社會學是最重視本土化的。而且，随着實證研究的深化，社會學的本土化、中國化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社會學重視本土化與社會學學科的本質特征密切相關。社會學曆來強調從總體上把握對事物的認識，強調對于社會的綜合性認識，而對社會的整體把握，必然涉及到了對于社會文明形态的認識。對于當代的主要文明形态，學者們常常是各執己見，有認為是5種的，也有認為是7種的，不管具體分類是多少種，“所有學者都承認存在着一個單一的獨特的中國文明”。

對于中國文明、中國社會的認識，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學界的理解也在不斷深化。作為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馬克思更多地是從生産方式的角度分析中國文明的，他的“亞細亞生産方式”的觀點一直給我們以重要啟發。為學者所熟知的，馬克思在非常經典地總結自己思想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産階級的生産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态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更關注于亞細亞生産方式的“所有制形式”，強調這是一種建立在家庭和擴大的家庭基礎上的共同體。“家庭和擴大為部落的家庭，或通過家庭之間互相通婚而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聯合。”這與學界關于中國自古是一個家族、宗族社會的看法是一緻的。今日中國文化中的家庭血脈特征雖然因現代化進程和獨生子女家庭小型化而有所弱化，但是，社會學研究證明中國人對于家庭血脈還是有超強關注的。馬克思還強調了亞細亞共同體的集中統一的特征，他說在亞細亞各民族中水利工程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表現為更高的統一體，即淩駕于各小公社之上的專制政府的事業。”此外，馬克思還指出：“亞細亞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頑強也最長久。”

（二）本土化的核心是對于中國社會認識的深化

這樣，我們又回到了一個最為基本的話題：究竟應該怎樣認識中國社會？這是恢複重建的中國社會學界讨論得最為核心的話題。對于中國社會的認識在學界是個長久的話題，随着現代化的深化，我們還是不斷地有新的認識。筆者試從社會學角度闡述以下幾點思考。

第一，超巨型人口社會。據人口統計，中國清代人口激增，從宋、明峰值期的1.1億人增長到清晚期的4億人以上。新中國成立後，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為6億人，此後一路攀升，直至今日的近14億人。超巨型人口社會的直接後果是人均資源極為匮乏。例如，我國人均可再生淡水資源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不足三分之一，是全球13個人均水資源最為貧乏的國家之一。對于基本國情的認識，陳雲同志的六個字很深刻，“人口多、底子薄”，告誡我們不要頭腦發熱。也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說：我們的現代化“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時至今日，我們的經濟總量雖然巨大，但人均水平受到嚴重約束。對于近14億人口的社會來說，能夠讓每一個老百姓過上小康的生活，始終是最為重大的任務。所以，民生問題始終是我們的最大問題。當前我們試圖建立覆蓋每一個人的現代社會福利保障體系，迄今還沒有辦法做到全國統籌，遇到的最大難題還是超巨型的人口社會的難題。14億人口的乘數效應也是驚人的，譬如如果多數人亂扔垃圾那就會成為一場災難，所以，提高每一個國民的基本素質也是巨大難題。

第二，這樣的超巨型人口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結構呢？這就涉及到了中國社會分層的基本特征。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貧富差異巨大的社會，處于權力中心的皇權壟斷了巨大财富，廣大農民是很貧窮的。中國自古城鄉差異就十分明顯，曆史上曾有“國人、野人”之分。這種巨大的社會差異是以身份等級為基礎而存在的。人們日常生活中常有人分三六九等的說法，《左傳》稱“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國語》中也有“明等級以導之禮”的觀點，再者有所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的區分等。身份等級的意識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影響極其深遠。不僅梁山泊好漢注重排名次，時至今日舉辦會議活動，排名次、擺桌簽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這種身份等級尤其容易與官位相結合，官與民是自古以來的基本社會分層，所以亦有稱，中國是官民社會。這種身份等級的陋習，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曾被大家所唾棄的東西，在今天的生活中又卷土重來，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身份等級的現象仍然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産生重要影響。比如，大城市買房等受到戶籍身份約束，學生參加高考也會受到戶籍身份的嚴格約束。此外，中國自古是一個精英社會，即主要由精英操控的社會。自科舉以後創造了選拔精英的重要渠道。時至今日，全民高度關注的“高考”，其重大社會功能仍然是選拔精英。

第三，中國的政權特征。中國自秦以來奉行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前，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裡，基本上奉行的是君主專制體制。應該承認這樣的體制機制對于中國社會産生了深遠影響。1911年以後開始嘗試學習西方的民主共和體制，但是屢屢遇到水土不服的難題。新中國以來，我們的經驗教訓頗多。黨和政府居于主導位置上是我們的優勢，集中統一管理，舉國體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權力過分集中也顯然有弊端，對于這種弊端，黨中央的文件曾經有非常深刻的批判。改革開放以後，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承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重大作用，由此帶來了經濟的極大繁榮。所以，要認真處理好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的平衡關系，發揮多個積極性而不是一個積極性。當然也要充分認識到，中國政治體制的基本特征是一元化。梁漱溟先生很早就闡釋了中國政治權力一元化的特點，他說：“此所雲權力一元化，是指中國從來沒有，亦永不發生‘鉗制與均衡’的三權分立的事。”梁先生還深刻剖析了西方國家為什麼形成了三權分立的曆史原因。當然，我們的體制機制也還處在深化改革之中。鄧小平說：“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這種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不能搬用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我們不搬用西方的三權鼎立，但是也必須約束公共權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應該承認，究竟怎樣将中國的集中統一管理的一元化機制與現代民主相結合，很大程度上還在探索之中。然而，對于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鄧小平同志給予了明确的回答：我們評價政治體制是否正确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産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

第四，家庭倫理本位社會。中國自古不是宗教社會，那麼我們依靠什麼維系社會呢？就是依靠家庭倫理本位的精神理念維系社會。我國曆史上曾經長期奉行家族、宗族基層自治，族長、士紳階層在自治中發揮重大作用，在這種基層自治體系中有所謂皇權不下鄉之說。由于家庭關系、家庭倫理的核心位置，自古也有“以孝治天下”之說。進入現代體制以後，家族宗族機制雖然解體了，但是，家庭仍然是最基本的社會生存單元。夫妻、父母子女、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等，仍然是一個經濟社會交往、互助，情感相互依托最為密切的社會共同體。梁漱溟研究發現，中國與西方不同，中國家庭成員在經濟上是一個共同體，親密的家庭成員之間财産是共同的，梁漱溟稱之為“共财”或“通财”。筆者在1998年的全國調研也證明，當職工失業下崗遇到經濟困難、就業困難時，更多地是從家庭親友方面得到了幫助。，130改革開放40來的社會學研究證明，任何一項社會政策如果尊重、維護家庭共同體的利益，就易于實施、易于推廣，進而形成經濟社會發展的極大動力。反之，如果忽視或無視家庭共同體利益的政策，不但極難實施、屢屢受挫，也會給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傷害。衆所周知的例證就是改革開放以前的“人民公社”實驗。成立人民公社，打碎家庭作為經濟單元和生産單元的社會結構，讓每一個農民都成為“社員”參加集體勞動，完全忽視了農民以家庭為紐帶的經濟利益共同體，結果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極大傷害。改革開放以後，中央果斷實施了“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回歸了家庭本位、家庭經濟共同體，結果極大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沒幾年糧食問題就解決了。今天農村經營中雖然創新了很多新的模式如公司加農戶模式、農村新型合作經濟模式，但都是建立在家庭經濟共同體基礎之上的。對于廣大老百姓來說，家庭是命根子、是核心，家庭利益至關重要。當然應該承認，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家庭小型化對于家庭倫理本位的信仰信念體系是重大沖擊，實施二胎政策以後，略有一些緩和。

社會學是從中華民族的信仰信念體系角度來認識家庭功能的。上文已述，中國自古不是宗教社會，社會道德、信仰價值觀的形成都依據于家庭倫理本位，家庭崇尚是民族崇尚的基礎，家庭倫理本位的内在約束是中國人行為内在約束的基礎，對法治社會的建設、對中華民族信仰信念構建的意義都至關重要。

除以上四條以外，也還有其他很多特征，比如在社會關系的處理上，是一種“整體利益社會”思維，将整體利益置于至高無上的位置，強調國家整體利益和個人對于國家的效忠。這種整體利益又得到了土地公有的支撐，這與“個體本位”的西洋社會完全不一樣。在社會意識形态上，非常強調社會秩序、社會穩定的重大意義，長久以來形成了“治亂興衰”的觀念，好的社會就是“大治社會”，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壞的社會就是亂世的發生。還有崇尚禮儀社會、和諧社會等，囿于篇幅，恕不贅述。總之，社會學的本土化就是依據對中國社會認識的深化而調整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這種認識的深化沒有止境，社會學的本土化也沒有止境。

三、我國社會學對中國現代化與轉型的研究

（一）對中國社會現代化道路的探索

實現現代化一直是中國人的夢想，自20世紀初葉的社會大變革以來，中國人已經為之奮鬥一個多世紀了。恢複重建的中國社會學正值中國改革開放起步時期，當時多年困擾國家的“文革”剛剛結束，全體國民極為振奮，一心一意要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究竟什麼是現代化呢？按照當時最廣泛的說法是“四個現代化”，即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這種将現代化理解為四個部門的現代化的思想反映了當年中國人的認識水平。如上文所述，1979年底，鄧小平同志規劃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想法，提出了國民生産總值1 000美元的指标。在這個階段，社會學界對于究竟什麼是現代化做了深入的學術研究。其實，當年，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見過現代化，也并不能深刻認知什麼是現代化。既然自己不懂那就虛心學習，當年影響比較大的是80年代初，社會學界請來了美國研究現代化的著名學者英格爾斯（Alex Inkeles），他介紹的現代化指标體系流傳很廣，共11個指标，包括人均國民生産總值3 000千美元以上、非農業勞動力比重70%以上、城市人口比重50%以上等。這些在當年中國人看來都是高不可攀的指标，其實在今日中國大部分都已經實現了甚至是超過了。

社會學恢複重建40年來，社會學者對于現代化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尤其是對于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的認識不斷加深，主要關注于四個方面。

其一，中國特色的城鎮化建設。我們知道，現代化的進程曆來是與工業化、城市化密不可分的，中國也是如此，當然，中國走的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從概念上看，國外叫城市化，中國叫城鎮化。城鎮化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影響。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一方面城市和農村無論是管理體制還是生活狀況都存在巨大差異；另一方面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以後，農村剩餘勞動力又有強大的向城市轉移的壓力。于是費孝通先生提出建議：小城鎮是農村與城市之間的重要環節，大力發展小城鎮，既可以避免人口過多向大城市集中，又可以讓農民改變生産方式、生活方式，走上現代化道路,費老的“小城鎮大問題”觀點産生了巨大社會影響和政策效應。反思40年來中國城鎮化所走過的道路，有很多經驗可以總結。與國際上多數國家的城市化比，中國城鎮化與工業化的關系是工業化速度快、城鎮化速度慢，而國際上多數國家兩者的關系是城市化速度是工業化速度的2倍。所以，中國的經驗是，通過控制城鎮化的速度，而避免了不少發展中國家遇到的“過度城市化”問題，避免了由于工業吸納力不足而造成的大量人口在城市聚集以及困擾社會的“城市貧民窟”等問題。中國的特點是流動人口、外來人口雖然數量巨大，但是在城鎮裡基本上都是能夠找到工作的。當然，中國今天還是要下大力完成城鎮轉移人口的市民化任務。再一個重要的理論貢獻就是，從過去比較注重“物的城鎮化”轉變為今天強調“人的城鎮化”，即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實現人的生産方式、生活方式轉變，實現公平公正的權利權益，以及實現人的文明素質的提升。

其二，關于中國特色的産業化道路。這裡之所以強調“産業化”概念而沒有簡單使用“工業化”概念，就是為了突出中國的現代化是工業與農業同樣受到重視的。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業改革開始的，對于我們這樣的巨型人口社會來說，如果沒有成功農業的支撐，工業也難以發展起來。而且，中國的工業發展也經曆了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的重要階段，創立了鄉村發展工業的新型範式。所以，從社會學角度看，過去我們認為工業現代化與農業現代化是分開來的兩件事情，在中國現代化的實踐中認識到兩者是可以結合在一起的。這樣我們就更清楚地看到，核心是應用一種現代産業運作方式、采取一種集約化的原則來推進經濟運行，這種運行方式所組織的生産要素既可以是農業的也可以是工業的，在此種産業模式下各生産要素的組合是非常高效的。最近，新型産業運作方式遍地開花，在農村常見的新型合作社方式、公司加農戶方式等，都是運用現代産業方式的成功案例。

其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學界也常常稱之為“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中首次提出的。該思想表明，現代化不僅僅是各個産業部門分類上的農業工業國防科技等技術層次的現代化，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種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制度。國家治理是指總的制度體系，它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态各個領域現代治理體系的建設，因此，這是一種全方位的現代化思想。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提出是對于傳統的現代化觀念的大大深化，是從制度層面對于現代化的深刻思考。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要在中國的土地上創造和創新符合現代法治原則的低成本、高效率，廣大人民群衆都能夠廣泛參與的治理體系。

其四，關于人的現代化。這是社會學界特别重視的。社會學界強調人的現代化有深厚的理論傳承。在中國的場景下，人的現代化的任務顯得更為突出。中國有近14億人口，如果每一個人都具備了現代文明素質，其發展潛力不可限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國現代化和中國發展的重要基礎就在于人。改革開放以來，在人的現代化方面創造了很多有利條件：中國有極具奮鬥精神的、刻苦耐勞的9億勞動者，我國的産業化造就了數以億計的多行業操作型技術人才、造就了數以千萬計的管理人才，全民族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極大的提升。未來幾十年我國仍處在城鎮化高峰期，數億人口會加入到城市生活中來，會實現市民化轉型，會接受城市文明、法治文明、産業文明的訓練。當然，也必須認識到，人的現代化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也還有一些陋習和糟粕，在現代化的訓練中也必須抛棄這些陋習和糟粕。中國人的文明素質的現代化不僅是實現現代化強國的必要條件，而且，也隻有這樣才能夠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尊重。

（二）對于市場轉型與社會轉型的研究

改革以來，從體制變遷的角度看，中國社會最大的變化就是引入了市場機制，也就是說從改革以前的那種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即基本上由政府采用行政幹預的方式配置資源，改變為創建新的市場機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央文件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社會學角度看，改革40年來的市場轉型，步驟和節奏是十分清晰的，從最初的商品市場，到勞動力市場、房地産市場、金融信用市場，市場發揮了巨大功能。對于市場本身的研究，經濟學是主戰場。那麼社會學關注的是什麼呢？社會學關注的是市場機制建立以後，對于人和人群的影響，即市場如何改變了億萬老百姓的社會生活，如何改變了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這是社會學關注的焦點。從社會學角度看，市場轉型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帶來了經濟的高增長，另一方面也引發了貧富差距擴大等新問題，而社會學更關注于解決市場轉型引發的社會問題。下面就嘗試着按照我國市場轉型的步驟和節奏做一簡略分析。

我國的市場轉型是從商品市場改革開始的，商品市場的核心問題是物價，市場轉型也曾一度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當然最終我們闖過了物價關，實現了商品市場的極大豐富，在這一階段社會學者也提出了衆多社會學的應對策略。20世紀90年代中期，随着國企改革的推進，核心是在推進勞動力的市場化轉型，國企當年面臨的問題是冗員太多、效益低下，所以果斷地采取了“破三鐵”等一系列舉措。勞動力市場化的初期曾經引發了嚴重的失業下崗問題，社會學在推進勞動力市場化和解決失業下崗問題方面做出了諸多貢獻。到新世紀初葉我國市場化的勞動合同制度已經普遍建立起來。

經曆了90年代初期的立法，到90年代中後期，我國開始大力推進土地要素（土地使用權）進入市場的實驗，于是房地産市場迅速發展起來。住房市場化以後，住房建設的總量大增，我國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從1978年的3.6平方米增加到2017年的約40平方米，所以住房市場化改革的成績還是明顯的。當然，住房是老百姓賴以生存的基礎，住房市場化以後，必然對老百姓日常生活産生巨大影響，自然成為社會學關注的焦點。最突出地表現在兩方面。其一，居民從過去的絕大部分人住在公房，變成了居民擁有住房，中國成為居民擁有住房比率非常高的國家，北京大學的研究報告證明，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财産的79.8%是他們的住房。居民擁有住房以後，其價值觀、心态、行為當然會産生重大變化。有恒産者有恒心，居民擁有住房是中國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同時，對于居民的物權觀念、法治觀念亦有重大影響。其二，住房市場化後，對于廣大人民的社區生活産生重大影響。居民生活從過去的那種主要由單位管理社區的模式，轉變為由居住者付費的市場管理機制，即物業公司的管理機制。由此社區之間也産生了分化，一部分社區能夠适應市場機制，得以良性運行。也有一部分社區與市場機制發生矛盾，如很多老舊小區，居民不願意繳納物業費，出現了嚴重的市場不适應問題。目前，很多社會學者都在參與老舊小區的體制機制改革與建設。所以，住房市場化的負面影響也不能忽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在房屋占有上，居民之間的分化比較嚴重；其二，房地産市場化過程中，一些人利用公共權力獲取私利，産生很多腐敗事件；其三，一些城市房地産價格暴漲，不僅造成資産泡沫危機，而且使得外來的新生代就業者購買不起房屋，造成了新的社會問題。從理論上看，房屋具有兩重性質，房屋既是商品，同時房屋也具有公共物品性質，怎樣保障居者有其屋，處理住房市場化以後的社會不公問題，也成為我國社會學者長期研究的重點。

當前，國家正在推進金融信用市場改革。這項改革更要多多關注廣大老百姓的利益，特别要關注實現金融的普惠功能。曆史經驗證明，金融是特别容易被少數人操控而牟取巨大利益的領域。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就是近在眼前的教訓，美國少數操控金融的集團獲取巨大利益，而廣大人民群衆利益受損，造成貧富分化、引發社會的不滿。所以，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尤其要注意金融改革的普惠目标，一定要讓廣大人民群衆從金融改革中獲益。

對于改革開放40年來的市場轉型，社會學更多地是從政府、市場與社會三大機制的角度來進行解讀的。政府、市場與社會是現代社會運行的三大機制，三大機制之間的平衡關系是社會良性運行的關鍵。當然，在我國，政府是指黨和政府。改革開放以前，大部分的資源配置都是通過政府幹預完成的，糧油布匹等基本商品是采用票證制度配置給居民的、勞動者就業采用分配工作的體制、城鎮住房采用分配體制等。政府的過多幹預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運行原理，所以，造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滞後。改革開放以後，大膽進行市場轉型實驗，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社會取得長足進展，經濟總量更躍居世界第二。社會學認為，目前三大機制中，社會機制薄弱比較明顯。市場機制的完善，需要社會體制的支撐，目前之所以有很多市場不規範行為，與社會體制的薄弱有直接關系。社會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激發社會活力，社會具有強大的調節能力。當然，社會是由每一個老百姓構成的，改革的難度很大。因此，中央提出了社會建設、社會治理創新，下文會有進一步論述。

總之，40年來，我國超巨型人口的市場轉型和社會轉型，在世界上是沒有先例的。所謂社會轉型，就是指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當年，歐洲的社會轉型，從英國工業革命算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時期，大體上用了三百年時間，涉及人口也僅是4億人。今日，中國的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涉及的人口是近14億，中國正在推動着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城鎮化、産業化進程。對于這樣的轉型，還是要充分考慮到可能遇到的困難與難題。行百裡者半九十，中國社會學将繼續為我國的現代化轉型做出新的貢獻。

四、社會學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學在經曆了最初的學習引進階段之後，在長期本土化探索的基礎上，也做出了社會學理論的一些創新。比較重要的新概念包括：社會建設、和諧社會、民生、社會治理等。在西方傳來的社會學中确實沒有這樣的概念。四個概念的英文翻譯也比較困難，需要做出比較多的背景解釋，然而，四個概念在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已經成為比較普及的概念了。囿于篇幅，下面僅談談民生與社會治理兩個方面。

（一）民生研究與社會學理論創新

民生是頗具中國特色的社會學概念，目前大多翻譯為“The people′s livelihood”,其實這個翻譯很難展現其深刻涵義，所以筆者主張直接音譯為MinSheng，然後再闡釋其涵義。民生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孫中山先生曾經解釋說：民生就是“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衆的生命”，其闡釋還是相當深刻的。

從理論溯源看，我國理論界是在2004年提出社會建設的，社會建設理論提出的背景是在當時經濟高速發展的局面下，社會領域的建設明顯不足，經濟與社會出現了嚴重失衡的局面。當然，在後來的研究中也感到，社會建設的概念太大，幾乎無所不包，于是突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經過多年的理論與實踐探索，梳理出了民生的九大領域：教育、就業、收入分配、醫療、住房、養老、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扶助貧困、社會治理，由此社會建設就有了具體抓手。

從社會學的視角看，在這九大領域，都要通過制定社會政策影響民生資源的配置。社會學強調在處理民生資源的配置方面要遵循四個原則：第一，公平公正的原則，強調機會公平、權利公平與規則公平；第二，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的原則，民生資源的配置涉及到近14億中國人的利益，特别要注意統籌的原則，既要考慮到廣覆蓋、重視多數人的利益，又要量力而行、要可持續，必須考慮到巨型人口社會保障的承載力，防止福利資源被掏空吃空的風險，最終目的是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第三，激發多方面社會活力的原則，需要政府、市場與社會的多方參與；第四，維護社會安定、保證社會穩定的原則，任何一項社會政策的出台，都要做社會穩定的評估，一定要防止某一項社會政策的出台會引發社會不穩定、引發社會矛盾、引發社會沖突。

（二）社會治理研究與社會學創新

雖然治理（Governance）、善治（Good governance）概念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有很多讨論，但是将社會與治理連用（Social governance），在以往的國際學界還比較罕見。仔細考察可以看到，“社會治理”是中國理論界在推進社會建設過程中提出的新概念。從文獻上看，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社會管理”的概念，強調社會管理創新，這反映出我國經濟在突飛猛進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經濟與社會之間的不平衡，表現為社會領域的社會問題比較突出，例如，在一段時期裡，社會上的群體事件高發，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藍皮書》的數據，中國每年發生的群體事件多達數萬起甚至十餘萬起。由于社會矛盾、社會沖突凸顯，需要有針對性地采取各類社會管理手段。然而，在經曆了長達九年的“社會管理”實踐以後，中央在指導方針上改用“社會治理”取代了社會管理。2013年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中，首次用社會治理概念替代社會管理概念。從社會學角度看，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變化是重要的理論進步。管理比較強調管控，強調管理者對于被管理者的管控，而治理則是一種廣泛參與的視角。對于具有近14億人口的中國社會來說，試想，如果僅僅強調管控的手段，需要用多大的隊伍才能夠實現管控呢？反之，如果是一種廣泛參與的思路，如果廣大人民群衆都能夠熱情參與、都有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那将是一種多麼大的能量，那不但可以節省巨大的管理成本，而且可以取得極高的成效。社會治理理念的核心就是：人人都參與治理，并且人人都能夠分享治理的成果，所以，十九大報告強調的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在社會治理的創新中，中國社會學者還特别重視“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社會學的基層社會治理研究是以社區為基礎的。所謂社區是指人們的地域生活共同體，是社會學研究社會的基本地域單位，複建的中國社會學尤其重視基層治理研究。社區研究、社區治理曆來是社會學所擅長的。自早年吳文藻、費孝通提倡以後，中國社會學界多年堅持社區研究，取得一系列豐碩成果。我國社會學成功地将社會治理研究具體化為社區治理研究。我國城市社區與農村社區還是有比較明顯的差異。筆者曾經在探索城市社區治理比較成功的案例中，發現了四種類型：第一種是突出政府功能的模式，即黨和政府有強大的資源調配能力，有效地推進了高水平的社區治理；第二種是突出市場功能的範式，即那些奉公守法有較高聲望的房地産機構和物業公司，在市場機制下高水平地實現了有效的社區治理；第三種是社會自治模式，雖然案例非常少見，但也确實有成功案例；第四種是專家參與模式，筆者就曾帶領beat365研究團隊，在beat365北邊的清河地區與地方政府合作開創了“新清河實驗”，目前正在做的包括：社區組織實驗、社區規劃、社區空間營造實驗、社區民生實驗，清河實驗采取了社會學學術研究與社區幹預相結合的方式。

農村社區治理創新的案例近年來也比比皆是。筆者在社會調查中發現很多創新範式，在經濟方面采用股份化的方式處理農村集體經濟分配，在生産運營方面采用公司加農戶模式、采用新型的以家庭為基礎的農業合作社模式，在社會治理機制上創造了新型城鄉統籌城鄉融合體制，創造出新型土地管理機制、新型社區管理機制、住房管理機制以及城鄉融合的養老保障體制等。

社會學的基層社區治理研究、基層社區治理實驗、基層社區治理創新的意義十分重大，俗話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如果我國的基層社區都能夠有效實現社會治理，基層社區都能夠良性運行，那麼，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我國的現代化進程都會建立在非常牢固的社區治理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