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曆史社會學作為社會學一個重要的學科分支，已經曆過三波發展思潮，實現了研究焦點從社會結構到主體行動的轉變，行動者的能動性和情感被賦予新的解釋。在最近十多年裡，曆史社會學在第三波思潮的基礎上，進行了嶄新的探索。本文從研究方法、理論建構、宏觀研究議題和微觀研究議題四個維度梳理了曆史社會學大緻的發展趨向和框架式脈絡，展望曆史社會學的第四波思潮。

［關鍵詞］曆史社會學 研究方法 思潮 社會結構 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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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嚴飛，beat365社會學系副教授。

（摘自《廣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 P174-181）

1959年，賴特·米爾斯（C.Wright Mills）明确指出，“曆史想像力”對社會學的研究十分必要。事實上，社會學的出現，正是為了回應和解釋時代性的社會變遷——諸如資本主義的誕生、現代國家的起源、工業化與商品化的發展、社會制度的演進與更疊這樣宏大的命題，無不是社會學關注的焦點。曆史社會學也因此成為社會學學科領域裡一個極為重要的研究分支，吸引了衆多研究者投身其間。正如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鼓舞人心的宣言所昭示的，“曆史社會學已經從涓涓細流彙聚成了滔滔江河，流遍社會學領域的各個角落。”曆史社會學的發展自1960年代迄今一共經曆了三波發展的思潮。然而1990年代到今天，曆史社會學領域内又延展出嶄新的趨向和議題。本文将就這些趨向和議題，結合新一代曆史社會學者的研究，進行分類和總結，并就曆史社會學第四波思潮的發展路徑進行剖析和展望。

一、曆史社會學的三波思潮

曆史社會學的三波發展思潮深深嵌套在社會學學科本身的演化中。第一波思潮發生于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對政治轉型與變遷背後的制度性動因表達出深刻的曆史關切，提出要返回曆史的大視野，去剖析現代性的形成。但這種關切，還是帕森斯式的結構-功能主義的一種遞進，試圖建立起一套嚴密的社會運行演化體系，将複雜的曆史過程化約為無關時間的結構性變化，但忽視了社會變遷和轉型過程中曆史的動态變化和關鍵節點上的曆史偶變性，在曆史社會學理論層面，也缺少突破和創新。這一階段代表人物和作品有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t）的《現代化：抗拒與變遷》（Modernization：Protest and Change）、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的《工業社會中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以及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早期作品《旺代》（The Vendée）。

第二波思潮發生于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更加關注曆史發展進程中的差異性，或者說是曆史變量的差異性。研究命題依舊集中在宏觀層面上，注重結構性分析，特别是内部結構與外部結構共力之下如何産生疊加的聚集效應，從而導緻出諸如革命爆發、國家建構、資本主義形态的不同曆史演化軌迹。這一階段的學者，普遍忽略個體情感、文化制度這些重要因素，同時不再關注意識形态、思潮、觀念或者是社會心理層面的變量如何影響國家、階級的形成。

在方法論上，此一時期的一個突破性進展，就是曆史社會學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它把曆史比較研究方法納入到曆史社會學的範疇中，達成了研究方法上的提升。譬如說斯考切波在其代表作《國家與社會革命》中，不僅論述了“國家自主性”這一核心觀點，試圖統籌結構和能動這一矛盾，而且結合大量史實加以論證，确立了比較曆史研究法的研究範式。

第二波思潮也在學科範式的探索中陷入困境——雖然學者們努力在尋找曆史學與社會學的結合點，但在實踐中卻受到社會學家和曆史學家的雙重批評，被指為制造出“社會學的四不像”（sociological unicorns）。一方面，社會學家批評宏觀比較的曆史社會學家未能遵循标準的實證路線，必然導緻事先選擇有限的因變量，使得其解釋的适用範圍縮小，認為他們應當更加注重一般性、抽象性和科學性。另一方面，曆史學家則批評曆史社會學未充分關注個案的特定屬性，未深入掌握相關的原始素材和第一手文獻資料，放任自己做出缺乏根據的、疊加的抽象研究。與此同時，由于曆史比較研究方法中的求同法和求異法在案例選擇的時候，多是在橫向時間維度上進行比較，而缺乏縱向時間維度的因果機制提煉，導緻出現所謂的“有曆史無時間”的問題。

第三波思潮則發端于20世紀90年代，最重要的一大特點，即研究維度的文化轉向（culturalturn）和對于行動者能動性（agency of actors）的強調。此一時期的學者們站在重塑現代性（reshape modernity）的立場上，将第二波所忽視的諸多文化維度放在了研究前端。他們透過對微觀情境中行動者主觀行為和動機的分析，試圖實現從社會結構到主體行動的轉變。

首先，第三波學者試圖用社會行動主體的能動性來對抗第二波的結構主義路徑，以及組織、社群、群體的理性選擇對内在社會結構的沖擊。理查德·萊赫曼（Richard Lachmann）就指出，“曆史社會學解釋應該要區分出人們日常的不重要的行動和改變社會結構的稀有的行動”。當分析單位從宏觀體系邁向個體的行動和社會互動時，學者重點關注社會關系如何反映在曆史過程中，并生産出邊界、身份、社會聯系這些期然或非期然的社會結果。特别是身份認同，作為一個明确的文化指标，如何被強化、轉換和越界，進而點燃所有曆史在場者（包括參與者、表演者、旁觀者）的情緒，激發出譬如暴力、革命、社會運動等曆史事件的規模性遞進和擴展。誠如這一時期的蒂利所言，“社會關系（而不是個人心理或社會整體）是最基本的現實。”其次，第三波學者對權力的分析不再從一個系統複雜的、宏觀的視野出發，而是強調微觀分析，深入到細節和進程中去。權力被拆解為不同官僚層級之間的協商、共謀與沖突，以及自下而上視角中基層民衆的動員和回應。同時，重新認識社會史的重要價值，并在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基礎上對經濟、政治和文化結構的演變進行解剖。再次，第三波學者除了聚焦政治、經濟結構之外，重新關注情感、性别、身體、話語，乃至符号與劇目式表演這些要素，重點查看文化向度、情感變量是如何影響社會轉型、城市發展、曆史疊變、組織演化，以及現代性下的家庭與社會公共生活之間的互動。這其中，文化作為一個工具包（toolkit），被賦予了重要的意義。按照蒂利的說法，“我将文化……視為社會行動發生的外在框架，将話語視為行動的主要手段。”

在這三大框架之下，我們可以看到羅傑·古爾德（Roger Could）抛棄了傳統的社會結構理論，揭示出階級行動者的行動并不是來自共有的階級意識，而是基于社區中的非正式網絡，在相鄰的社區中通過彼此的文化紐帶而緊密團結在一起，形成動員的力量，從而凸現出各種網絡、資源和文化建構的過程性關系。凱倫·巴基（Karen Barkey）從縱向與橫向兩個時間維度出發，考察了決定帝國延續的多重社會關系網絡，以及國家與社會行動者之間的結構洞。菲利普·戈爾斯基（Philip Gorski）舍中心取毛細，追溯各種主題概念形成的制度化譜系。趙鼎新則強調在社會運動研究中互動雙方的情感預期，從社會心理的角度去查看這樣的情感預期如何影響運動參與者的情緒變動，進而影響運動的發展。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以情感的模式重新檢視中國革命，發現情感治理是中國式治理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曆史時間上得到延續和繼承。

曆史社會學的第一波思潮重點解構現代性發展的政治過程，關注宏大的命題，缺少理論精煉。第二波思潮則撇去情感、心理、意識形态這些變量，主要看結構性的動因，并明确提出學科研究方法為“比較曆史分析”。第三波思潮重新進行文化的轉向，通過對微觀情境的分析探讨第二波所忽視的諸多文化維度，并在複雜的曆史過程中，試圖揭示出因果性的機制和邏輯。第三波的學者實現了從社會結構到主體行動的轉變，行動者的能動性以新的方式成為了思考的焦點。

二、第四波思潮的潛在趨向

迄今為止，我們依舊處在曆史社會學第三波思潮之中。會不會有第四波思潮?什麼時候會出現第四波思潮?對于這樣的疑問，我們目前尚難以給出非常明确的回答，但至少有四點曆史社會學發展的新趨向，值得我們重點關注。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新一波曆史社會學研究更加傾向于使用包括檔案、口述史、信函、内部文件在内的第一手原始資料。在以巴林頓·摩爾和斯考切波為代表的早期學者研究中，囿于研究設計和數據質量，基本上都是基于已經公開發表的二手資料。這一時期有高達84%的學者僅僅依靠二手資料就完成了比較曆史研究。盡管第三波思潮的學者已經愈發重視一手經驗材料的使用，但根據一項針對1993年至2013年32部在美國比較曆史社會學研究分會（AS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Section）獲獎作品的分析來看，盡管學者們在專著中更多地引用一手文獻資料，但經驗性證據的比例整體在下降，同時也沒有明确的證據表明研究性論文更多的使用了一手文獻資料。雖然使用二手文獻資料是可以被接受的，但過多的倚重二手資料而缺乏一手經驗材料的支撐，就會陷入“對于解釋進行再解釋”的雙重建構之中，難免不會出現斷章取義、囫囵吞棗式的歧義和選擇性書寫。因此，越來越多新一代的比較曆史研究學者，深入田野、檔案館和案例所在地區，通過不斷挖掘原始檔案資料和口述史訪談，再現曆史的情境。

第二，在理論建構上，新一波曆史社會學研究更加強調對于因果機制的探尋。對于曆史圖景背後的機制挖掘，其目的，一是運用通則性的機制解釋更大的變異。研究者的旨趣，不僅僅停留在對于曆史事實的機械還原或者把社會學的理論嵌套在史料之上，而是更進一步從複雜的曆史叙事中理出非故事性的邏輯，掌握其内在的因果律。二是運用曆史比較研究方法在比較的視域裡擴展出對單一社會與政治現象的聯動性解讀，強調解釋變量在不同時空脈絡背後所發揮的預測性效應（predictive power）。可以說，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強調因果律的可預測性與可重複觀測性。研究者們通過一個具體的實證案例研究，挖掘出事件發生背後的社會機制，并将這一機制放置在另一個社會情境、國别體系之下檢測是否依舊有其效度和解釋力。隻有經過這樣的反複檢驗和比較，才可以形成一個更優越的“經過社會科學認證過的故事”。

第三，在宏觀議題上，新一波曆史社會學研究更加重視量化技術分析。針對大跨度、長時段的曆史縱貫變遷，學者們依托結構化的曆史數據，或對已有的理論和模型進行檢驗，或通過定量研究發現新問題并建立新理論。早在1970年代，蒂利就已經認識到數據收集的重要性，不再進行人工的手動編碼，而是借助電子計算機的幫助，對國家締造和資本主義誕生等宏大命題進行探索。最近十年裡，曆史社會學研究的學者們通過報紙雜志、簡報文件、檔案縣志等資料開始系統收集曆史維度的數據，為數據進行編碼并建立數據庫，用計量統計探讨全球範圍内民族國家的誕生和蔓延，政治暴力的崛起和衰落，以及在空間維度上社會運動的擴散模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數據在曆史社會學領域裡的應用和發展。傳統定量研究中，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的研究手段，是采用經典的線性或非線性計量模型進行變量關聯的參數估算，但是這一方法卻常常基于以年為單位的截面數據，忽視内生性問題（endogeneity），難以解答時空跨度極大的宏觀社會學問題。大數據的出現和發展，為曆史社會學者對宏觀社會結構進行大曆史、大時空的時間序列解讀和預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前景。譬如，在“文化組學”（culturomics）的框架之下，學者們利用谷歌八百萬冊電子化圖書語料庫進行大數據文本分析，并運用主成分分析和時間序列分析方法，探讨了社會公衆的階層話語和宏觀經濟指标在20世紀的因果關系。此外，又用同一方法，提取計算了中國294座城市在英語書籍中出現的熱度，在300年的時間跨度上分析了都市治理體制變遷的内生性原因，以動态地測量城市文化的曆史演變路徑和形成機制。還有學者收集并構建了800餘位唐代詩人的年齡、籍貫、科舉、官秩等指标，及《全唐詩》、《唐詩别裁集》、《唐詩三百首》所錄詩作數量，對“國家不幸詩家幸”這一傳統觀點進行定量分析，展現了如何利用大數據技術手段，進行量化曆史社會學的研究。

第四，在微觀議題上，新一波曆史社會學研究更加側重曆史情境的模糊性（ambiguity）與偶變性（contingency）對于行動者的選擇與行為的影響。延續第三波學者對于個體能動性的微觀探讨，最近的研究則更進一步地追問，在什麼樣的曆史場域中，在什麼樣的曆史轉捩點上，行動主體會做出回應性選擇（無論是理性的亦或者是非理性的），改變行動，從而深度影響曆史的進程。一般而言，當行為者處在曆史的關鍵節點上，必然會面臨選擇。在這一關鍵時刻，行為者被置于某一特定位置，并且運用其個體判斷力做出決定。當被置于不确定性的政治環境中，就會迫使個體面臨随之的選擇，選擇又反過來産生新的分化、利益和身份認同。

首先，“模糊”是相對于“确定”的一個概念，“模糊”意味着無法預測和不确定。在傳統的結構性分析當中，個體的結構性地位是一個相對靜态的衡量指标，在此基礎上産生的選擇推斷是基于内在身份和地位利益，以及人們在正式組織中的社會關系，因此具有穩定性，更能适應對較長曆史階段的分析。但在曆史圖景風起雲湧、政治情勢變化迅速的情況下，行動者不再能夠明确區分什麼是對與錯的意義，社會結構模型的解釋力度就會減弱。語境的轉變要求行動者迅速采取行動，并對外部的變動做出即時反應。對潛在機會和政治威脅的不同的“感知概況”就會使得行動者朝着不同的方向發展。行動者的決定性決策是深深嵌入在不斷變化的地方語境（local context）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語境都處于模糊的狀态。那麼，模糊不清的地方語境什麼時候會出現?有學者就發現，反複無常的外部信号會導緻當地政治環境産生混亂，因為它“可能構成一個障礙，阻止[有偏見的]人按照他們的偏見行事，或者相反，當地的互動可以把人們拉進他們以前可能沒有計劃的活動中，”從而阻礙置身于當地環境中的行動者做出可靠的判斷以及一緻、冷靜的決定。一旦這個過程開始，它便可生成自身的動态性且無法停止。

其次，在模糊且持續變化的情境下，行動者的行為選擇是一種應對外部沖擊的回應性選擇。回應性選擇是一種認知機制，在此機制下，行動者會根據自己的理解對政治現實進行策略上的重新解釋，并做出決策。在新選擇之下，新的政治身份以及新的政治利益就會産生，并促使行動者在接踵而至的政治事件中策略性地适應自己的新身份。這些身份不再是靜态的，也不再根植于既存的結構屬性中。相反，它們是流動的、有彈性的、可塑的，并且可以進行重塑和轉化。

再次，還原曆史的偶變性，就需要采用序列研究法（sequential method）去追逐事件發展的“過程”（process）。所謂過程，指的是“一系列特定的事件如何随時間進行變化”，是具有顯著社會結果和效應的曆史過程。曆史景觀之所以存在，正是存在于相互作用或相互關聯的情境中。新一代學者更加看重構建并分析在時間序列上身處曆史情境中的行動者不同的策略操縱、變革套路、互動參與（包括跨界互動、組間互動、組内互動）等關鍵過程和銜接行為。

三、總結與展望

以上從研究方法、理論建構、宏觀和微觀研究命題四個維度梳理了曆史社會學最近十多年大緻的發展趨向。實際上，在很多精妙細微的層面，曆史社會學也展現出了一些有趣的分支演進。

譬如說，曆史社會學是否可以引入實驗研究方法?社會科學發展到今日，當下最為流行的研究方法，是基于設計的實驗法。在政治學領域，實驗法因為可以通過嚴謹的實驗與控制的對照組設計，為研究者提供更為準确的因果效應估值，因此被廣泛地應用在測量政治态度、政治行為、政治傳播等研究領域。曆史社會學因為其學科本身的特殊性，沒有辦法專門設計出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對照，所以可以嘗試借助“曆史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 of history）進行研究。所謂“曆史自然實驗”，是挑選一些受到曆史關鍵事件影響的個體和一些未受影響的個體組成對照樣本，再通過測量比較他們受此曆史事件所造成的長期沖擊——譬如教育水平、政治态度、社會信任等，來進行長時段曆史遺産的因果識别。例如有學者就通過自然實驗，發現在同一地域範圍内，接受過殖民統治的地區相較于未被殖民的地區，其殖民遺産對當地的福利提供和民衆收入提高都具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曆史自然實驗面臨代表性問題，同時因為涉及到選取工具變量進行穩健性測試，要求研究者同時擁有計量分析技術和辨别曆史史料的敏銳感。

再譬如說，曆史社會學是否可以和藝術、文學相結合?一方面，文學藝術的發展與嬗變，本身就是源自于社會變遷與都會文化的發展。以19世紀中期的巴黎大改造為例。城市空間改造之前，巴黎在文學領域有浪漫主義詩人與小說家，之後則是嚴謹、精簡而洗練的散文與詩歌。改造之前，整個社會盛行的是烏托邦主義與浪漫主義，之後則是現實的管理主義與社會主義。從文化轉移與知識生産的角度出發，文學藝術無疑是曆史分析的最好載體。另一方面，從文學的文本出發，彼得·蓋伊（Peter Gay）在《曆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中展現出如何從小說的叙事切入，分析曆史事件和社會變遷：“小說在一個時代的文學和政治之中如何形成，以及小說作者如何賦之以生命形式。”社會學領域裡的最新研究，則利用社會網分析法，剖析了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在其長篇小說《押沙龍，押沙龍！》（Absalom，Absalom！）中如何通過叙事構造出曆史社會學的時間性問題。小說家和曆史學家都是在追尋一種“真實性”。

此外，曆史社會學如何進行本土化的探索，實現理論自覺與方法自覺，也值得深思。譬如前文提到的情感治理術，就具有非常鮮明的本土特色。在文化的維度，中國人更加強調情感上的共情共生。這樣的共情應用到國家治理上，就将“國家”這樣的抽象概念拟人化。諸如“憶苦思甜”、“兩憶三查”、“送溫暖”等情感性技術應運而生，被策略性地用于喚起民衆的政治覺悟和政治參與，值得我們結合本土經驗，進行深入研究。

曆史社會學發展到今天，已經充分獲得了學科内的制度性認受，越來越多的學者回歸到曆史的視野，透過曆史的脈絡去洞察社會運行背後不斷重複的機制性動因，尋找國家治理的曆史線索。與此同時，新一代曆史社會學學者也在不斷成長，将跨學科視野和複合分析方法帶入傳統的比較曆史分析中。米爾斯在闡釋“社會學的想像力”時，曾以屬于個人的生命經曆（biography）與整個社會的曆史過程（history）相對照，強調社會學的課題即在于取兩者并觀，互相闡發，因為“無論是一個個體的生命，或者一個社會的曆史，若未得一并了解，則兩者皆不可解。”于此，我們有理由期待，曆史社會學的第四波思潮，将會以更加兼容并包的姿态，去審視曆史的存續、綿延、自新和變革，并由此扣問現代性處境下的人心、文化與制度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