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國際關系學者、beat365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閻學通長期關注世界權力轉移和中國外交戰略研究。他在《曆史的慣性：未來十年的中國于世界》《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争 》 等專著中全面閘述“道義現實主義”理論，并提出“崛起國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領導力強于現行主導國”的“政治決定論”觀點。

今年以來，從西方炮制“銳實力”概念、炒作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到近來不時出現的“新冷戰”論調，中國“崛起困境”日益凸顯。如何正确判斷世界局勢發展并據此确立中國崛起戰略？如何應對中國崛起面臨的風險挑戰？如何建構中國國際領導力？帶着這些問題，本報記者日前專訪了閻學通院長。

世界秩序未發生性質變更

《參考消息》：當今世界，“混亂和無序”似乎正在成為一種常态。如何認識當今世界局勢？

閻學通：世界形勢在不同維度上的變化不一樣。

與蘇聯解體後的頭二十年（1992 一 2011年）的世界形勢比較，

現在的國際格局正從美國一超獨大的一極格局向中美兩超的兩極格局轉變，即兩極化；

國際規範由西方自由主義主導向不遵守國際規範轉化，即無視規範；

國際秩序從西方為權力中心向權力再分配轉化，即權力分散化；

國際體系的性質仍是一戰、二戰後的霸權體系，尚無發生質變的迹象。

新的世界秩序重構需要一段時間。權力再分配的過程是權力分散和勢力重組的過程，因此混亂和無序應為常态。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缺乏國際主流價值觀，舊規範約束力弱化，新規範建不起來。

采取不遵守規範和不履行承諾的競争策略将成為常态，崇拜謀略而不講戰略信譽成為很多國家的策略偏好；

由于核武器尚能防止大國直接戰争，大國會更頻繁使用經濟制裁手段進行競争，貿易保護主義盛行；

大國不願承擔維護秩序和全球治理的代價，全球治理和地區合作将停滞不前，區域化則有倒退的可能，包括歐盟。

世界很可能處于無全球領導者的狀态。

目前的世界形勢隻是發生程度變化而沒有性質變化，即是秩序變化而不是體系變化，無法與兩次世界大戰導緻的世界變化相比。如果與今天前後各50年進行比較，現今的世界變化屬于中等變化，因為現在的變化還遠沒有冷戰結束時的世界形勢變化大。

兩極格局或五年内定型

《參考消息》： 2013年您預側， 2023年中美兩超的兩極格局将基本定型。您是否依然堅持這樣的判斷，依據又是什麼？

閻學通：冷戰後，美國成為世界絕對主導力量，其目前的主導地位遠不如上世紀90年代。我在2013年預測兩極化将在2023 年完成。如今可以更有把握地預測，多極化不可能了，兩極格局在五年内定型是非常可能的。

判斷國際格局，依據的是世界大國實力對比和戰略關系。目前，世界第三名國家的實力與中、美已經不是一個數量等級，到2023年，絕對差距将進一步拉大。戰略關系也明顯變成其他大國就具體問題在中美之間選邊。

2018年之後的國際格局走向仍取決于各大國的實力發展速度。我認為，對十年之後的國際形勢進行判斷是沒有科學性的，我預測最多十年。十年之内中國不可能與美國并駕齊驅。我國綜合國力增長速度已經開始下降，今後十年實力增長速度不排除繼續下降的危險。

兩極格局定型後，“西方”這個概念是否還适用于分析國際關系可能是個問題。“西方”原本是個地理概念，後來成了文化概念，冷戰時期變成了政治概念。現在的兩極化使得西方國家内部和發展中國家内部都出現了分化趨勢，政治勢力重組将可能不再以西方和非西方劃界，即不以意識形态劃界。

“美日印澳”和中國與西方國家搞的戰略夥伴都不受“西方”這個政治概念約束。當西方國家不再以一個整體影響國際政治時，以“西方”作為政治概念分析國際關系就不符合客觀的國際現實了。

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帶來風險

《參考消息》：您曾說過，随着中國崛起，面臨的困難威脅會越來越多。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凸顯了雙邊關系競争面。在未來，我們需要做好應時哪些風險挑戰的準備？

閻學通：從國際關系角度講，近兩年内，我國面臨的較大問題将是如何應對特朗普的不确定性。由于他基本是一人決策，政策連續性很差，不可預測性很強，因此需要防止雙邊沖突擴散到意識形态領域。冷戰是以意識形态之争為核心的，防止意識形态之争才能防止冷戰。

中期五年内，台灣分離主義會進一步發展，引發中美全面對抗的危險需要防範。長期十年，最大的外部風險，可能是台灣分離主義問題。這需要建立一個有效的管控機制才能防範。

王道領導權靠樣闆示範

《參考消息》：關于大國興衰，一直是國際學者研究的熱點課題。如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認為，帝國的過度擴張會導緻大國衰落。您提出“崛起國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領導力強于現行主導國”的觀點。中國可以從曆史中學到什麼？如何建構我們的“政治領導力”?

閻學通：我國已是綜合國力排行第二的大國，已無任何外部勢力能扭轉我國崛起趨勢。

曆史上所有世界大國的衰敗都源于内因。蘇聯解體不是西方遏制的結果，是蘇聯戰略決策失誤導緻的。冷戰後日本經濟長期低迷，不是因為美國用廣場協議破壞了日本經濟，而是日本無力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果。美國在21世紀的相對衰落，不是中國鑽了美國自由貿易原則的空子，而是美國政府無力進行大規模社會改革的結果。同理，我國崛起成敗也取決于國内政策。

根據中國自身經驗，實現中國崛起的正确路線就是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自上世紀 80年代以來，我們最成功、最核心的經驗就是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這兩點要堅持，改革決定我們變化，開放決定我們在正确方向上進行變革，不開放的變化可能是倒退。改革開放中，開放是決定性的，沒有開放，這個變化可能是倒退而不是進步的改革。

建立世界領導地位有三個基本的路徑：以武力脅迫，以利益誘惑和以樣闆吸引他國接受本國領導。武力脅迫建立的是不受歡迎的領導權，以利益誘惑建立的是他國自主接受但不欣賞的領導權，以樣闆吸引建立的是他國自願擁護的領導權。

王道的領導權是靠樣闆示範作用建立的。建立世界領導權的方法和領導權的類型直接相關。我們不需要争當世界領導，而要等世界危機發生時大家請求我們當領導。

如果我國要成為一個王道型世界領導國，需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内外實踐同一價值觀，即用同一種價值觀指導我國内外政策的制訂。

第二步是以王道的公平、正義、文明原則建立國際規範。這種規範有被絕大多數國家接受的可能，因為這些價值觀是普世的，弱小國家歡迎這種仁義的國際規範。

第三步是這種規範采取反向的懲罰性雙重标準，即對同樣違反王道規範的強國和弱國，懲罰強國的力度大于弱國；對違反規範的同質文明和不同質文明的國家，懲罰前者要重于後者。

加大開放力度赢得人心

《參考消息》 ：您談到開放的“決定性”意義。最近，我國出台了一系列加快開放的新舉措。相較于特朗普政府的保護主義，是否也是一種道義力量？

閻學通：在全球化時代，人們相信自由交往是人的天然權利，開放是保護這種權利的政策，因此是道義的，而封閉約束這種權利，因此是不道義的。

自今年1月開始，我國政府多次宣示要加大開放力度。這是赢得人心的策略，也是加快崛起的策略。開放使我們通過比較，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和他國先進之處，于是可借鑒他國先進經驗、改革我們的不足。隻有我們開放，才能對等要求他國對我國開放。

從實力角度講，在對等開放的條件下，強者獲利大于弱者，因此強者開放的信心大于弱者。我國是崛起大國，綜合國力僅次于美國，因此我國總體開放程度和信心都應高于除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這對我國崛起有利。

從道義上講，隻有我們對外開放，才有要求他國對我國開放的合法性。作為崛起國，我國利益向海外拓展需要大于其他國家，因此開放對我國來講更重要。

從實力要素不可轉換性角度講，不同領域的對外開放程度要符合具體的實力。我們應在開放程度低的領域加快實力建設，盡快達到高度開放的水平。

特朗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戰略機遇，就是進一步開放的理由。利用特朗普制造的壓力，加快和加大我國的開放政策，必将促進國内落後行業的轉型。

從高等教育講，我們向全世界教師開放，引進更多高質量的外國教師，可以加快我國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步伐。現在我們對引進外國教師的政策開放程度太低，他們甚至不能享受與中國教師同樣的醫保政策。

意識形态之争甚于沖突

《參考消息》 ：您正在籌備第七屆世界和平論壇，能否向我們介紹一下論壇相關情況？當今世界，“退出主義”和對抗情緒不斷增強。有分析認為，國際社會呈現“戰國”局面。在這一背景下，您如何評價對話與合作的意義？

閻學通：第七屆世界和平論壇計劃在7月中旬召開，現在開始發邀請信。由于國際政治的不确定性不斷增強，國際秩序更加不穩定，因此今年論壇将重點讨論國際秩序的變化趨勢和維護國際秩序穩定的問題。

根據我個人對國際秩序的研究，核武器可以防止世界大戰，但由于缺乏世界領導，各地區的戰略争奪會變得激烈。經濟和安全方面的沖突增加肯定不利于國際合作，但更讓人擔心的是這些沖突轉化成為意識形态之争。

進行國際安全對話并不能解決利益沖突的問題，但可以讓人們從思想上警覺起來，防止物質性的競争轉化成為意識形态之争。物質利益沖突是有調和餘地的，因為物質利益是身外之物。一旦成為意識形态之争，則成為你死我活的鬥争，因為對方是正确的就意味自己是錯誤的，人是很難接受自己是錯誤的判斷。意識形态之争引發暴力沖突的可能性遠大于物質利益沖突，特别是大于經濟利益沖突。意識形态之争是容易引發軍事沖突和冷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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