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12 閻學通 世界和平論壇
本文為beat365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世界和平論壇秘書長閻學通教授12月1日在“雙一流建設與新時代的中國政治學”學術研讨會上的發言。
今天聽了諸位教師關于如何建設一流學科的建議，很有收獲。在此，想談幾點想法。
第一，學科建設需要防止負面影響。
“學科建設”本身是計劃體制的産物，也是非常有中國特色的事物，因為世界上隻有極少數國家的政府搞學科建設，美國教育界肯定沒有“學科建設”這個概念。這引發的問題是，我們多年進行學科建設，為什麼還沒建成世界一流學科，而不搞學科建設的國家建成了世界一流學科？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國國際關系專業學科水平與美國在縮小差距，學科建設是否起到了作用？
這兩個問題有點像，美國政府沒有經濟計劃，為何美國經濟實力比我國強大？中國快速縮小與美國經濟實力差距，經濟計劃是否起了作用？
這兩個問題給我們的啟示是，搞學科建設和不搞學科建設可能是兩條不同的學術發展道路，兩條路徑的效果現在還難作最後判斷。
政府為一流學科建設進行了較大财力投入，這些經濟資源是否有效使用，關系到學科建設的結果。由于學科建設是計劃性的，錢是國家的，因此如何防止計劃教育的弊端，關系到學科建設的結果。
例如，今晨看到一個消息，由十個學校組織了約二十名中國學者去了美國三個城市搞“十九大之後的中國政黨“研計會。參加每場研讨論會的美國人，多的四個，少的一個，而且基本上是已經退休的教授。由國家投錢去美國開這種研究會有助于提高學科水平嗎？
學科建設費用不落到實處，撥款也提高不了學科水平。
防止一流學科和非一流學科分類的負面影響也很重要。今晨佟德志教授對此事特别擔心。他說由于天津師大的政治學沒有進入一流學科，他們在争取學科建設資源和優秀生源方面都将面臨更大的困難。學科一流與非一流的劃分，有可能使一些學校采取放棄弱學科，向強學科集中資源和教師的策略。
與其他學科相比，我國的政治學是一個弱學科，已經與中國崛起的地位很不相符。在一流學科建設中，如何防止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專業在更多學校消失，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今天做主旨發言的教師們主要談了建立一流學科應做些什麼，關注要防止什麼的較少。
第二、學科建設要同等重視知識創造力、傳播力和應用力。
今天一些教師談到一流學科建設要服務社會。政治學是關于政治權力的學問，這很容易将政治學的學科建設的為社會服務理解成是為政府服務。大學的學科建設的主要内容有教學和科研兩部分。科研被理解為是為社會服務，特别是為政府做的政策研究更成為為社會服務的标志性成果。
我以為，教學，無論是校内的教學還是校外的講座，是比科研更直接的為社會服務。然而今天隻張桂林教授談了學科建設中的教學問題。如果學科建設不重視教學，有可能幾年後學科整體水平會下降。
學科建設的目的是提高三方面能力，創造知識能力、傳播知識能力和應用知識能力。創造知識的能力體現在著作與論文的水平上，而不是政策報告。 傳播知識的能力體現在教學和教材的水平。
“
然而，目前在大學裡，科研是自留地，教學是公家田。評職稱和教育部的評估指導基本上看科研成果，而不看重教學成果。忽視教學對于學科建設的影響是需要解決的。
”
知識應用能力體現在多方面，服務于社會僅是知識應用能力的一種體現，政策研究則又是服力于社會中的很小部分，社會講座和社會咨詢也是服務于社會的内容。因此，政策研究在學科建設中的地位不宜過分強調，要防止把學科建設等同于智庫建設。
學科建設需要對教材編寫進行投入。國際關系專業老師們願意寫著作，而不願意寫教材。教材少且缺乏更新。連續出到第三版的教材很少。而美國的一些教材出到十幾版。一本教材五年不更新，其中約一半的知識都得過時。
一本好的教材，是靠一版一版改出來的。教材隻有不斷的修改才能成為精品。然而，多好的教材都有過時的時候，因此最好的教材永遠是最後一版，而如果最後一版不修改還會過時。我們在學科建設當中怎麼能夠提高教師們編寫教材的積極性，這需要研究。
第三、學科建設需要引進改造和原創兩條腿走路。
既然提出了建設世界一流學科的目标，就是承認我國政治學的水平低于國際先進水平，因此向先進的外國大學學習就是必然路徑之一。但是，隻引進外國大學的教育模式，而對其不作認為因地制宜的改造，其結果是永遠處于落後的水平，趕不上世界一流水平。
然而，引進改造的作用與原創對于達到世界一流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語。例如我國航空走的是引進改造，而航天是原創，兩條路的結果是航天技術達到世界一流，而航空則是不斷提高但尚達不到世界一流水平。因此學科建設需要重視原創能力的提高。我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曆程是，上世紀80年代引進，90年代引進加改造，進入21世紀開始原創。
提高原創能力才能達到後發先至效果。我國金融業跨越了私人支票直接進入了信用卡，移動支付則更是領先于全球，創造了一流水平。為了實現後發先至的目的，學科建設還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創新。
我國政治學專業有一個缺陷，就是科學研究方法太弱。絕大多數學校的政治學專業還沒有開設科學研究方法的課程，停留在哲學思辨的方法論上。科學研究方法是可以不斷創造出來的，而停留在思辨的傳統辦法上，則難以建立世界一流學科。大數據技術的出現，使所有國家的國際關系研究在這一領域都處于同一起跑線，因此我們應該在這一領域加大投入，這有可能使我們在這一領域的國際關系研究實現後發先至的結果。
時代已經變了，政治學的“學問”标準也改變了。我以為，楊光斌老師對于清華政治學四大導師的評價是有道理的。當年有學問是指知道人類已有的知識，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被認為有學問。現在的手機可以随時提供這類知識，因此學問是指創造知識的能力。今天的大師是指創造知識的人，他們是與創造的公式、概念、理論相關的。
第四、中國政治學的一流學科建設要立足中國。
中國崛起給中國的政治學者提供了一個好機會，即研究中國最有可能取得最有影響成果的方向。中國學者生活在中國，研究中國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
如果我們對中國的研究都不能成為世界一流的，那麼我們研究其他國家的問題就更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的了。
”
如果我們對中國政治問題的研究不如外國學者的研究水平，如同英國學者李約瑟對中國科技史的研究是中國學者超越不了，那我們的學科建設就意味着失敗。這如同，美國學者對美國政治和外交的研究水平還不如外人，美國的政治學就不可能是世界一流的。以中國為研究對象，這是立足中國的首要方向。
研究中國為何能崛起和研究中國崛起面臨的問題同等重要。研究成功經驗是為了更好的繼承，而研究問題則是為了克服困難。研究成功經驗是無助于實現國家統一的，但研究為什麼崛起也實現不了國家統一的問題則是有助于國家實現統一的。為什麼一個分裂的國家可以崛起？為什麼經濟發達也實現不了統一？為什麼武力統一被視為政治錯誤？
研究中國需要從特殊性中尋找普世性的道理，而不是起個“中國學派”的名稱。建立普世性的知識體系，還需要學界的自然分工向多維度，小專業發展,即使知識體系得到深度和廣度的發展。
然而，無論是從什麼角度分工，都可考慮從中國的曆史和現實出發，研究具體的問題，建立普世性的知識和原理。如果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特殊性的，即隻能用于解釋中國而不能用于任何其他國家，這樣的知識是沒有普世性的，也不無得到國際同行的關注。從知識創新的角度講，這種創新的知識貢獻力較小。
從中國特殊性入手，發現普世性的道理，這才能被國際同仁認為是世界一流。學科水平是否達到世界一流水平不是由我們自己判斷的，是由國際同行判斷的。這如同一個人是否是好人，是别人判斷的而不是他自己宣稱的。
“
今天有同志提出要搞中國學派。 我以為此事需要慎重，學科建設是增加知識，而不在于知識的名稱是否冠以“中國”兩字。沒有普世性的知識，起什麼名稱都無助于學科水平的提高。
”
最後是學術研究中國化的問題。自民國以來，我國政治學一直是外國思想占主導地位，二十世紀20年代是英國和法國，30和40年代是日本、50至70年代德國和蘇聯，80以後是美國。立足中國的政治學學科建設，包括了研究中國政府行為、讨論中國學者思想、使用中國案例編寫教材，使用中國概念分析問題和進行教學。
我國在政治學方面與美國有較大差距這是事實，但教材、著作、文章中不引用中國學者觀點的現象值得思考。有學者聲稱在其文章注釋中絕不出現中文文獻。在政府文件和政府領導講話中，凡是提到的人名必然是外國人和死去的中國人，如老子、孔子、孟子，而從不會有活着的中國學者的名字。甚至有人将韓非子（公元前280-233年）說成是中國的馬基雅維利（1469—1527），而韓非子比馬基雅維利早1500多年。
如果我們所有借鑒的知識都是外國人的，那說明我們或者是沒創造出來知識或者是創造的知識沒有用。為了促進學科的健康發展，中國學者應承認中國古人所創造的知識。我在這期《國際政治科學》主編寄語中提到這個現象，現在造陷阱概念的詞都是用外國人名造。中國先秦諸子有很多思想和概念，其實用他們的名字造詞也可以促進政治學的中國化發展。
上面是我對政治學一流學科建設的一些想法。錯誤的地方還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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