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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觀點

趙可金:特朗普治國的個性之源

2016-11-30 趙可金 beat365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

特朗普的重利輕義、自戀成癖不是最可怕的,制度可以約束他,單憑特朗普一個人要想讓美國改旗易幟也是不可能。更大的麻煩在于特朗普并不是一個人在戰鬥,特朗普代表了一大批民粹黨人的情緒。

美國學者詹姆斯·戴維·巴伯在1972年出版的《總統性格:預測白宮的表現》一書中對約翰遜和肯尼迪兩位總統心理特征進行比較發現,兩人在心理上的差異對于理解約翰遜在1964年至1968年在越南的軍事升級密切相關,認為約翰遜強烈的個人權力欲使他把沒有保住吳庭豔的西貢政府看作是約翰遜本人的失敗,并且約翰遜對下屬專橫跋扈,動辄訓斥,根本聽不進幕僚的合理建議,在其身邊聚集了一群毫無保留地支持其自身滅亡政策的谄媚者。相反,肯尼迪并非用非此即彼的觀點看問題,不僅不拒絕批評,而且積極與堅持己見的顧問平等相待,這使得肯尼迪在古巴導彈危機中采取了明智的政策。

随着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全世界都在猜測其可能的政策路數。其中,分析特朗普的個性因素可能是一個重要的維度。因為一個人能夠成為總統,除了特殊的機遇之外,總統自身所具有的某些個性、心理和性格特質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年齡、身高、體格、外貌、精力、健康、表達、智力、學識、洞察力、創造力、積極性、堅韌性、責任感、信譽度等等。一些學者對曆任美國總統的經驗分析中發現,美國總統們往往共享一些個性特質,比如巨大的政治野心并願意拿出自己的金錢、地位和家庭生活來實現掌握總統權柄的願望、令人不可思議的自我中心意識以及近乎超然地果斷作出艱難決策等等。在未來的五年,美國的内外政策都将不可避免地打上特朗普個性的标記。

重利輕義的商人

美國政治靠兩個輪子驅動,一個是比較健全的民選制度,輿論制度,另一個是由傳統、人文、血緣、地緣背景聯系的社會網。總統的個性形成,從根本上是受制度和社會關系網共同塑造。從特朗普的情況來看,他最主要的生活背景不是政治圈,而是商業圈,重利輕義的商人個性可能是特朗普的主導性格。

特朗普1946年生于紐約房地産商之家,是那種衣食無憂、自信滿滿的家庭。少年的特朗普是那種不服管教的“混世魔王”,父母不得已送去“紐約軍事學校”,那裡的軍事化教育反而進一步造就了特朗普一呼百應的“孩子王”角色。大學進入了著名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在那裡更是聚集着一幫“人精”,也為特朗普注入了生意人的精明本性。此後的四十多年裡,特朗普一直混迹于商場,并大獲成功,擁有巨大的私人産業。

商界的成功讓特朗普釋放了自己的愛好,他開始活躍于賭場、娛樂界、體育界和交通界等領域,陶醉在虛幻的金錢遊戲和聲色犬馬之中。很明顯,對特朗普而言,他之所以享受這一切,完全因為出于自己的愛好,他也毫不忌諱在公衆面前袒露自己的愛好,社會規範的約束對他來說無所謂,隻要自己開心就行。同樣的道理,競選總統在特朗普看來也是完全出于興趣,他沒有想成為偉大的總統,更不在乎别人怎麼看他,隻要覺得好玩兒就做,隻要覺得有利可圖,他絲毫不在乎意識形态和價值觀,所謂的“政治正确”在他眼裡一錢不值。奉行重利輕義原則特朗普入主白宮,對美國國内政治和國際政治産生了複雜的影響。

在國内事務上,特朗普此種挑戰“政治正确”的任意妄為,很可能在美國國内引發一場文化和意識形态的激烈對抗,美國社會會沿着“支持政治正确”和“挑戰政治正确”發生分化,幾乎在所有的公共政策上,美國人都會展開争論。美國社會已經步入後現代社會,後無物質主義的文化分界線引發的摩擦和沖突将超過對物質主義的勞資對抗,族裔問題、教派問題、同性戀問題、堕胎問題等基于認同的矛盾會上升,決定了特朗普在國内将卷入一場意識形态的争論。從特朗普提名一些強悍人物進入司法部、内政部、教育部等部門的做法來看,特朗普的執政重點将是聚焦在國内事務,而他在國内事務上的大有作為,必然會以在國際事務上的韬光養晦為基本特征,除非特殊情況,特朗普不願意在世界事務上浪費自己有限的資源,這也是他生意人的本性決定的。

在國際事務上,特朗普生意人的個性将決定他不在于價值觀和意識形态的分歧,更關注是否對美國有利益上的好處,與美國打交道,必須堅持利益至上。對盟國來說,說服特朗普的唯一途徑就是給美國利益上的好處,日本、韓國等盟國除非支付美國足夠的好處,否則,難以讓特朗普給予強大支持,美國海外軍事存在的費用恐怕要盟國掏腰包了。對穆斯林世界,特朗普已經公開表達的強硬立場,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防止穆斯林在西方社會蔓延,可能是特朗普對外政策的一件大事。相比之下,在叙利亞打擊極端勢力的俄羅斯則很容易為特朗普所接受,特朗普不在乎西方社會如何看待普京,隻在于普京能否在應對穆斯林挑戰上能不能用得上。對于中國,特朗普的重利輕義和習近平的義利結合、以義為先的正确義利觀之間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如何駕馭這一矛盾,将是中美關系的一個問題。其中,特朗普更關注是否在經濟上對美國有威脅,在安全上是否會有挑戰,而不在乎民主、人權和社會制度問題,更在乎實實在在的經濟和安全利益,這與他生意人的本性也是吻合的,如何與這樣一個美國總統打交道,也是中國對美外交必須考慮的問題。

自戀成癖的冒險家

特朗普不僅是一個精明過頭的商人,更是自戀成癖的冒險家。在特朗普幾十年的從商生涯中,他經曆了無數的失敗-成功-再失敗-再成功的“驚險跳躍”,他有着異乎常人的抗擊打能力。也許在特朗普内心深處,各種挑戰和失敗隻不過是一個精彩的遊戲,而他在商場、情場、輿論場以及前不久的選戰戰場的豐富經曆,已經顯示出是一個自戀成癖的冒險家,他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有着令人難以理解的自信。

在大選期間,面對鏡頭時,他完全可以信口開河,毫不顧忌周圍人的反應。在與希拉裡對峙時,他也表現出絲毫不顧及政治正确的約束,對希拉裡刁鑽的責難反唇相譏,甚至開口對罵,讓競選辯論和競選演說看上去不是在讨論治國理政的大事,而更像是脫口秀、肥皂劇甚至是市井之徒的口舌之争。可以預料,特朗普的此種做派也會延伸到國際場合,在與其他國家領導人見面時,不僅時時會爆發驚人之語,甚至有可能還會有情緒激動後的肢體動作。特朗普至少在本性上不會理會作為國際政治正确原則的外交禮儀,挾美國超級實力之便利,特朗普不會在乎其他國家領導人的面子,讓對方下不來台可能是家常便飯。

毫無疑問,特朗普是一個對外交政策毫無經驗的“紐約客”,但特朗普自己并不這麼認為。當媒體問及在對外政策上将問計于何人時,他幾乎毫不猶豫地回答,自己是自己的超級智囊。特朗普的自戀成癖為美國的對外政策注入了不确定性,他會憑着自己的理解經曆一個不确定的對外政策學習過程,隻有在對外政策上碰得頭破血流,他才可能幡然悔悟,在這一點上有點像當年1992年當選的克林頓總統。特朗普身邊的智囊對他可能會提出建議,但影響恐怕不會很大,這就是不僅整個世界為之憂慮的原因,而且美國政治精英也擔心的所在。

對美國人來說,唯一的希望都剩下國會的制衡了,如果國會放棄制衡,特朗普就一定會成為對外政策方面的“帝王式總統”,盡管他可能内心裡對國際事務沒有太大興趣。目前來看,共和黨在國會兩院居于多數,特朗普也極力讨好米奇.麥肯内爾和保羅.瑞安,希望國會能夠對他大開方便之門。如果國會山給予特朗普開出“空白支票”,國際社會就更加坐立難安了。

口無遮攔的大衆情人

特朗普的重利輕義、自戀成癖還不是最可怕的,美國人還寄希望制度去約束他,因為單憑特朗普一個人要想讓美國改旗易幟也是做不到的。更大的麻煩在于特朗普并不是一個人在戰鬥,特朗普代表了一大批民粹黨人的情緒。特朗普是一個口無遮攔的性情中人,他的各種個性在大選中被一部分憤怒的選民所青睐,這批人既有來自草根大衆,也來自權貴精英,他們在“美國第一”和“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的旗幟下聚攏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社會網絡,這個社會網絡分布在美國各個角落,口無遮攔的特朗普成為這個網絡的“大衆情人”。

特朗普入主白宮之後,身居廟堂之上的特朗普駕馭着全世界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機器,在江湖上還有一大批粉絲搖旗呐喊,特朗普的每一次驚人之舉,都會赢得來自粉絲的熱烈響應,這将進一步加劇特朗普的自信滿滿。面對此種态勢,也許那些政治正确黨人會在國内事務上同特朗普鬥法,但在國際事務上則會姑息縱容特朗普的所作所為,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合流,會進一步縱容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肆意妄為。如果這一幕成為現實的話,整個世界的确令人憂慮,特朗普的當選也很可能成為世界政治的分水嶺,它意味着沒有人再擔當提供國際公共産品的重任,各家自掃門前雪,個人自管門庭事,民族利己主義和民粹排外主義會把世界帶入一個混亂的未來。如果真的這樣,我們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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