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22 陳琪 世界和平論壇
來源：本文發表于《參考消息》，轉載自微信公号“27号學術空間”（Thu27center），略有删減。
作者：陳琪，beat365中美關系研究中心主任、beat365副院長，國際關系學系教授
沖突與示好交織是2008年前後國内政策分析人士對中美關系比較普遍的看法，也即中美關系具有穩定和緊張波動的特點。時至今日，權力轉移和“修昔底德陷阱”成為讨論中美關系的主流話語之一，我們還能用穩定中有波動來認識中美關系嗎？
中美關系緊張日趨常态化
國際社會對于中國崛起的認知始于20世紀90年代，主要依據中國經濟令人矚目的持續高速增長，中美之間實力差距的縮小突出表現在經濟領域。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借此契機，中國對内深化市場經濟改革，對外全面參與國際經濟合作，中國的産品和商業關系開始全面走向世界。
從2001至2008年，美國小布什政府陷入反恐戰争的泥潭，無暇過多地顧及中國的持續發展。雖然這一時期中美之間波折不斷，但仍能保持總體穩定，美國對華戰略以“接觸”加“改變”為主。
2008年以前，很多國内民衆都不認為中國正在甚至有可能趕超美國；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放大了中美之間實力縮小的速度，也加深了國内民衆和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認識。奧巴馬政府初期提出“兩國集團”（G2），意圖借中國之力幫助美國擺脫危機。圍繞G2的讨論使國際社會逐漸意識到中國已經成長為對國際經濟有着舉足輕重影響力的世界大國。
在此情況下，美國政治與經濟精英開始反思與中國的相處之道。雖然自由國際主義者仍然對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充滿樂觀，堅信其自我修複能力和融合能力，但有更多的聲音開始驚呼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已經難以“融化”中國，甚至不斷強大的中國有可能“撐破”既有秩序。
2010年中國國内生産總值（GDP）超過日本，東亞地區經濟格局的變遷引發了更多的關注。2010年美國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2011年美國推動通過了《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談判要點，國内輿論比較普遍地認為美國這些動作意在遏制中國。2012年3月，亨利·基辛格在《外交》雜志上撰文談及對中美關系的憂慮，他認為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在華盛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擔心中國将經濟優勢轉化為軍事力量。2012年9月“遼甯艦”交付使用在中國掀起了一股“航母熱”，進一步激發了美國國内強硬派對中國進行全面遏制的呼聲。而此時，中日釣魚島争端開始激化，當年日本政府策劃的“購島”鬧劇嚴重惡化了中日關系，美國對日本的支持更使得争端趨于複雜化。
在一系列對抗與沖突事件的背景下，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于2012年8月發表評論指出，太平洋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已經顯現。他認為正如雅典與斯巴達以及一戰前德國與英國的關系一樣，崛起的中國開始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艾利森認為，根據曆史經驗，崛起國對霸權國的挑戰往往會導緻戰争。“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學者和媒體的熱議。
2013年11月俄羅斯與美國的地緣戰略矛盾在烏克蘭危機中集中爆發，美國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中俄經濟合作和戰略協作進一步密切。2013年11月，中國政府公布東海防空識别區，作為對日本挑釁行為的反制；随後，美軍的B-52轟炸機闖入東海航空識别區并飛越釣魚島區域，直接支持日本與中國對抗，東亞地區形成劍拔弩張之勢。
2012年4月中菲黃岩島對峙以來，南海一直風波不斷。2016年5月奧巴馬訪問越南，宣布美國将解除對越南的武器銷售禁令。7月，在中俄強烈反對的情況下，美國和韓國決定将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此舉嚴重破壞了中美之間的戰略穩定性，成為中美在東北亞沖突的又一個焦點。
從總體上看，2008年以來中美關系從穩定中有波動走向緊張的常态化，所呈現的主要特點有三個：
第一，美國持續強化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存在和戰略主動态勢，從幕後煽風點火逐漸走向前台直接與中國對抗，變本加厲地在輿論上把中國塑造成地區秩序的“破壞者”，渲染中國的“強勢”和“威脅”。
第二，美國不斷加強與日本、韓國和菲律賓等軍事盟友的合作，中國與日本、菲律賓和越南的島嶼争端處于激化狀态，第三方因素成為中美關系緊張甚至對抗的主要媒介。
第三，中美主要博弈場所在東亞，雙方圍繞安全和經濟等方面展開綜合較量。
美憂心對華優勢日益縮小
回顧2008年以來中美關系走向緊張的曆程與特點，我們可以發現它在一定程度上仿佛印證了“修昔底德陷阱”的預測。但是，如果權力轉移引發戰争是規律，那麼從2003年中國提出“和平崛起”時，美國就必然視中國為主要戰略對手而全面遏制中國的發展，中美沖突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然而，情況并非完全如此。根據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戴維·蘭普頓的觀察，2010年是中美關系的一個轉折點，美國對華政策經曆了從“接觸”向輕度對沖、重度對沖乃至“威懾”的轉變過程。蘭普頓認為中美之間權力差距的縮小和美國政策精英對美國戰略優勢地位的憂慮是導緻這一政策變化的重要原因。根據蘭普頓的邏輯，權力轉移是必要條件，但隻有權力轉移引發美國對自身優勢地位的擔憂之時，美國才會行動起來去對付挑戰者。
對于“修昔底德陷阱”所代表的邏輯，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權力的轉移及其所帶來的利益再分配，必然會帶來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對抗乃至戰争。相反的觀點認為，時代在發生變化，現在的世界已不同于過往，核武器、高度的經濟相互依存和密切的社會交流與聯系，可以改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走向戰争的宿命。
這兩種觀點都有支持者，“必然論”側重曆史經驗，“改變論”強調中美關系的時代性與複雜性。從曆史來看，嚴格意義上世界範圍内的權力轉移當屬早先的英國與德國，關于英德走向一戰原因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和細緻，觀點繁多，比較重要的因素有僵化的聯盟體系、狂熱的民族主義、不斷持續的沖突、法德之間的曆史仇怨和軍事冒險主義等等，經濟高度依存的英德最終被盟友拖向戰争。
觀察當今的中美關系和東亞格局，可以發現美國與幾個東亞盟國的關系存在着靈活調整的空間，美國擁有絕對的主動權而不易陷入聯盟陷阱，而中國并沒有建立與美國對抗的軍事聯盟，東亞地區也沒有形成對抗的陣營。從1997年開始，雖然東亞經濟合作進展緩慢，但業已建立的諸多對話機制即便在地區沖突激化的時候仍可以定期舉行。這說明曆史雖有相似性和慣性，但是時代的變化和決策者的戰略自覺更為深刻和重要。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全球戰略有三個主要特點，那就是唯我獨尊、改變他者和崇尚武力。
唯我獨尊就是奧巴馬一直呼籲的“領導世界一百年”和例外主義，這種口号的背後是美國遍布世界的軍事基地、美元的國際貨币地位以及美國滲透于世界的跨國公司等所代表的巨大利益。
改變他者就是通過“政權變更”的方式重塑不符合美國意識形态的“異類”和不聽話的“搗亂分子”，通過新自由主義政策來改變其他國家的經濟制度，為美國資本的全球流動開創有利條件。
以上兩種戰略目标并不容易實現，面對複雜多樣的世界矛盾，更需要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從而使得“不聽話”的國家确信美國會使用武力。2001年開始，由于美國戰略上的肆意揮霍和窮兵黩武，優勢地位已經出現頹勢。2008年以後，一系列美國所宣傳的神話在動亂的世界中加速破産。
可以說，美國的優勢地位主要是被自己抑制不住的“帝國的沖動”和“過度擴張”所破壞。中國利用美國在世界為自己制造敵人的機會而快速發展。以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為起點，東亞經濟格局的改變先是引發日本的不适應，接着招緻美國所謂亞太再平衡的戰略壓制。
中美間戰略溝通至關重要
通過總結中美關系走向緊張常态化的過程和辨析“修昔底德陷阱”的不同争論的邏輯，可以歸納出中美關系不斷緊張化的三個主要症結：
第一，美國對自身優勢地位的擔憂是其在對華政策中不斷增加遏制成分的根源。
在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崛起的情況下，美國外交決策精英對中國的外交和軍事舉動過分敏感，并将中國無意觸碰美國利益的行為視為對美國地位的威脅。這加重了美國對中國的猜疑，将中國改革國際經濟制度的行為看作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視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為争奪地緣優勢，把中國在東亞的合作安排等同于謀求地區主導地位和排擠美國的勢力。于是，美國開始出現與中國開展“新冷戰”，将中國勢力“頂回去”的聲音。
美國的憂慮有一定的現實基礎，那就是中美經濟差距的不斷縮小。中國無法消除美國對自身優勢地位的憂慮和對中國戰略意圖的猜疑。因為無論中國怎麼釋放善意，美國都會認為中國是“有什麼實力說什麼話”，中國強大以後目标就會随之改變。但是，美國對中國戰略意圖的确存在誤解的成分，而且美國在維持國際經濟穩定和應對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的威脅等問題上又不能缺少中國的合作。
第二，美國強化在東亞的軍事存在，意圖主動改變東亞安全秩序的現狀，引發中國的反制，進而加劇了美國的反彈。
從軍艦和軍機威懾到部署“薩德”，中美戰略競争和沖突逐漸升級。
“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是存在由于國家之間意圖的不明确性所導緻的“安全困境”，而中美關系緊張是“安全困境”情形嗎？如果是安全困境情形所緻，中美需要進行持續的戰略對話來消除誤解、避免誤判，發展可信的合作關系，從而降低或消除“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沖突風險。但如果美國主動改變區域安全秩序現狀而對中國進行戰略遏制，中美關系緊張的常态化将極具危險性。
第三，東亞是中美較量的核心地區，第三方因素是中美關系近些年走向緊張的主要矛盾觸發點。
自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美國加強與韓美的軍事合作，放縱日本右翼勢力，分化與拉攏東南亞國家，在中國與日本、菲律賓和越南的沖突中以各種方式縱橫捭阖，增加戰略上的影響力。這不僅刺激着中國的不滿情緒，也助長了部分國家借助美國之力離間謀利的沖動。雖然美國對這些盟友的掌控力比較強，但對這些第三方因素不加限制或主動利用的話，将成為中美關系中危險的沖突引爆點。
這三個症結是中美關系走向緊張常态化的主要影響因素，緩解難度都比較大，也更需要智慧。這也可見中美關系的重要性與複雜性。但我們并沒有必要抱有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悲觀論。為了給中美持續的緊張關系降溫，中美之間的戰略溝通至關重要，這不僅需要中國努力，也要求美國改變思維、調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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