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05 何茂春 國關前沿通訊
編者按:9月4日,G20領導人峰會在杭州開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緻辭中強調,面臨挑戰,我們應該創新發展方式,挖掘增長動能。通過創新、結構性改革、新工業革命、數字經濟等新方式,為世界經濟開辟新道路,拓展新邊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由于全球經濟也面臨着結構性矛盾和瓶頸,面臨着增長方式落後帶來的經濟增長潛力不足。正如美國學者奧蘭·揚所說:“世界事務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治理。”
在經濟低迷的氛圍下,近年來全球範圍内更呈現出一種保護主義的态勢,貿易壁壘凸顯,自由貿易的未來由此被蒙上陰影。如何看待全球貿易所呈現出的碎片化趨勢?中國在全球貿易中扮演着怎樣的角色?中國在世界經濟複蘇進程中的角色?就這些主要議題,鳳凰國際智庫專訪了beat365社科學院國際關系學系教授何茂春。
全球自由貿易“碎片化”很正常,但過猶不及
鳳凰國際智庫:目前,在世界範圍内似乎呈現出一種保護主義的态勢,全球貿易壁壘屢現,應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G20作為尋求全球經濟合作的論壇又能做些什麼?
何茂春:G20作為 國際合作的一種新型機制,顯然在推動自由貿易,延續WTO多哈回合談判精神,促進指導性共識、原則的達成等方面有諸多裨益。這些共識的長效影響不僅包括國際層面上的諸如促進市場準入、減少各種壁壘、促進争端解決等,同時還可以“倒逼”各國的國内改革,即促使與會國積極調整其國内政策,向G20的全球自由貿易精神靠攏。以上這些對各國自身與作為整體的國際社會都是有好處的。當然,但我們也不應指望一個僅僅為期兩天的會議能夠解決一攬子具體問題。畢竟G20的本質是協商平台,而非正式國際組織機構。
作為東道國,中國可以以G20為外交主場,精心設置相關議題。中國将從創新增長方式、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推動包容聯動式發展等4個重點領域進行峰會籌備工作。即便最終未能就具體事宜、項目達成成文的協議,但毫無疑問峰會能夠為有關國家在未來解決全球經貿問題提升互信的氛圍。峰會的召開,能夠把大量問題拿到台面上磋商,從而通過雙邊和多變的對話增加國與國間的互信、共識。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可以且應該利用G20作為平台,再次激活貿易作為本國和亞太經濟增長的動力。
鳳凰國際智庫:觀察全球貿易規則,有學者認為當前的全球貿易規則呈現“碎片化”趨勢,确實如此嗎?
何茂春:所謂“碎片化”,是符合現代國際市場基本情況的,也是很正常的。“重疊”也好,“碎片”也罷,都是由于各個國家在不同市場上的不同競争力、不同适應性所決定的。所以,在全球性的自由貿易共識達成之前,人們和不同的人做不同的生意,遵循不同的規則,這些都再正常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說,“碎片化”恰恰是全球自由貿易發展到現階段時“多樣性”、“靈活性”的體現。
但同時我們也需要辯證地看“碎片化”。凡事都有一個度,正所謂“過猶不及”。在全球自由貿易發展的現階段,一方面刻意追求“一緻性”、“統一性”是不現實的,因而也是無益的;但“碎片化”程度過高,也不利于全球自由貿易。歸根到底,其中“度”的把握最重要。而G20的價值也正在于此。G20是G7和G8機制的延伸,它的出現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增加了對話、合作的機制平台,是前述機制的重要補充。盡管G20不能替代WTO、 TPP或TTIP,但是在多元化、全球化的今天,其“聯動、包容”的主題可以為TPP、TTIP等具有排他性特征的區域性自貿協定提供補充、修正;但彼此并非敵對、沖突的關系。
TPP所代表的全球貿易新标準有進步意義,中國應主動融入
鳳凰國際智庫:本次G20峰會特别關注貿易議題,意在推動貿易的開放包容。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貿易領域備受關注的排他性協議TPP則被國内輿論否定和唱衰,您怎麼看?
何茂春:TPP的實現盡管道路曲折,但其前進的大方向是正确的。TPP和TTIP的停擺未必是全球化的福音。因此,如果因為美國國内的黨争或者亞太有關國家的國内事務而是TPP無法達成,那麼這将成為自由貿易的悲劇。誠然,TPP目前存在很多問題,包括飽受批評的排他性遊戲規則,包括對中國的帶有明顯偏見色彩的種種措施,但長遠看TPP的确代表着未來的自由貿易發展方向。因為隻有提高貿易的标準、規則,才有可能使參與的“玩家”們共同進步。這個過程可能很痛苦,但自由貿易的發展規律就是這樣,必然是一步步,從低級到高級發展。所以說TPP雖然有很多挫折,走走停停,但最終還是一個人類自由貿易發展的必由方向。
當年中國“複關”、“入世”時,在國内也是飽受争議,認為會對我國的弱勢産業構成沖擊。入世後,短期内我國相關弱勢産業也的确受到一定沖擊。但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回頭再看,中國實際上是以WTO為代表的新一輪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明确這個原理後,我們就不難得出結論,中國不僅不應排斥TPP,還應該拿出當年“複關”、“入世”的勇氣去主動直面它的挑戰。
崛起的中國與鄰國關系:總體向好,不容悲觀,仍相向而行
鳳凰國際智庫:2年來,周邊外交在中國外交工作中的比重逐年提升。G20雖然是全球性的經濟協商平台,但從中國官方的吹風會和民間、學界的熱議來看,周邊事務顯然在議程設置中占有相當的比重。那麼當前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政治、經貿關系發展得如何?中國取得哪些成果?又面臨哪些問題和挑戰?
何茂春:“總體向好,不容悲觀。”形成當前這種盡管存在一定矛盾、龃龉但總體仍然“相向而行”的中國周邊關系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崛起的中國自身在身體力行和平政策,同時能夠讓鄰國感同身受。從曆史上看,中國和鄰國矛盾,幾千年來相對都是比較和諧的,尤其是橫向去曆史上其他地區的頻繁戰争相比較。但自十九世紀以來,中國自身以及周邊鄰國相繼被西方列強殖民。有些鄰國在趕走殖民者、赢得了民族獨立後卻繼承了被西方建構的種種理念,包括西方人強加的邊境線,于是造成了他們現在與中國的不和諧。
目前,中國已經完成了和周邊國家的大多數邊界談判,比如正北、西北邊界已經基本無争議。剩下的少數争端,中國仍以和平共處、平等協商的态度在努力和周邊國家進行溝通。因此中國有信心通過自己的能力、努力、誠心、耐心,和平解決這些争端。而與上述中國主觀意願相匹配的是,今日正在加速崛起的中國有國力、能量去實施有關睦鄰政策,帶動周邊國家與我們“相向而行”,因此“我們沒有悲觀的理由”。
“一帶一路”本質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3.0版
鳳凰國際智庫:中國正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一帶一路”是中國在全球治理新模式上的積極探索,早在 “一帶一路”構想被提出前,您就已經開始對中國周邊古老的、充滿潛力的經濟走廊進行實地考察,并長期不懈地向有關部門撰寫報告、建言獻策。七年來,您走遍了中國周邊的六條經濟-文化走廊,行程遍及六十餘國。那麼,作為“一帶一路”最早的倡導者、踐行者,您對現在“一帶一路”實施的進展怎麼看?
何茂春:實話實說,“一帶一路”并不新鮮,它跟我們以前的對外開放也并沒有本質不同,隻是一個升級版而已。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是最初的1.0版。本世紀初中國加入WTO是第二層級的進一步開放,是2.0版。到了“一帶一路”,則是3.0版本:崛起的中國更有信心,更加積極地參與自由貿易規則的運用與制定、改革。它本質上仍秉承着中國和平發展對外大戰略的精神。
可喜的是,目前“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得到了大量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與配合,中國的項目與相關國家成功對接。現在已經有70多個國家不同程度地參與其中,與我國簽署2000多個合作文件,涉及大小規模不等的工程、項目。其中很多項目已經開始實施。我在實地考察時看到,不少項目開展近三年後,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早期成果,主要表現在工業農業合作、産能合作、基礎設施建設、文化科技交流等領域。
需要特别強調的是,“一帶一路”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我們國内的“五年計劃”,而是指導性、方向性、長期性的大戰略。同時,一帶一路不是慈善行動,而是商業性的,因此我們的公司、企業在策劃和實施項目時,也必須結合有關國家的具體國情、市場情況,而非由中國單方面掌控。其次,還是那句老話“發展中的問題要在發展中解決”,“一帶一路”前進中的問題也要在推進的過程中解決。其中最主要的挑戰是:“一帶一路”的投資、經營主要是在境外展開,這就面臨各種政治風險、金融風險、結算風險、傳統和非傳統安全風險等。所以,在微觀層面,我們的企業不能像在國内那樣指望靠政府的力量做到“令行禁止”,而需對具體的項目認認真真進行提前論證,要在各種規避風險的措施想好後才能投資。國外“全面開花”、“一哄而上”隻能給企業和國家、人民帶來損失。而在宏觀層面,我國政府要從各個角度盡全力保護我國企業的商業利益,同時還要保護有關國家合作夥伴的長期的合作動力、對我方的信任。從這個意義上講,民心溝通、政策溝通顯得尤為重要。
綜上,“一帶一路”是一個長期的發展戰略構想,而不是“短平快”的小項目。宏觀看,它的提出與實施完全符合世界經濟複蘇和中國和平崛起的要求;但從微觀看,包括中國政府和中資企業在内的實踐者們,必須做到審慎再審慎,總結經驗,吸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