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5 晉 軍 讀書雜志

編者按

一百多年前的“泰坦尼克号”船難，依然可以作為現代社會的一個“隐喻”——社會結構中“無形的力量”對社會成員的個人境遇和人生軌迹有着無比深刻的影響。晉軍用數據搭建了一個“泰坦尼克号”的結構空間，在其中我們可以清楚而細緻地看到，不同性别與社會階層的個體在生存機會上的巨大差異。時至今日，結構的力量依然無處不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也依然重要。

結構的力量：“泰坦尼克号”上的生與死

文|晉軍

（《讀書》2016年8期新刊）

一九五九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米爾斯出版了一本名為《社會學的想象力》的小冊子。将近四十年後，國際社會學學會評選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社會學著作，這本小冊子高居第二，排名僅次于社會學奠基人韋伯的《經濟與社會》。全球的社會學家為何如此看重這本小書？因為它強調了結構的力量，強調社會結構對個人生存機會的影響。

不同版本的《社會學的想象力》

米爾斯說，個人的境遇看似偶然，但背後一定有着結構性的原因。比如，在一個二百萬人口的城市中，一個人的失業可能因為不努力或不能幹，甚至僅僅是不走運。而當十萬人同時失業時，背後就一定存在某種結構性的因素。社會學的想象力，就是将個人困擾和公共問題連接起來，從個人或群體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來判斷他們獲得各種資源和機會（如教育、就業、健康、安全等）的可能性，進而理解他們的生存機會和人生境遇。

在路邊餐館裡用餐的C. 賴特·米爾斯

（？Nik Mills，來源：www.columbia.edu）

“社會學的想象力”這一概念，強調結構視角，着眼個人經曆，凸顯了結構力量如何形塑和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同時還指明了社會學的使命和責任，自然受到全球社會學家們的青睐。可以說，日常生活當中，結構的力量無所不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也無處不在。一個典型的例子，發生在北大西洋的海面上。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英國白星海運公司的跨洋郵輪“泰坦尼克号”駛出南安普頓，開始了全球矚目的處女航。接下來的故事世人已經耳熟能詳。四月十四日，首航第五天，“泰坦尼克号”右側船舷水下部分撞上冰山。四月十五日淩晨兩點十八分，撞擊發生兩小時三十八分鐘之後，号稱“永不沉沒”的“泰坦尼克号”沉入冰冷的大西洋，殘骸落入近四千米深的海底。全船一共兩千兩百二十四人，其中一千五百一十四人遇難，隻有七百一十人幸存。

《泰坦尼克：告别》（Titanic-Last Farewell,by Robert Taylor）

那麼，“泰坦尼克号”船難與社會學的想象力究竟有何關系？船難的發生，又如何體現出了結構的力量？

“泰坦尼克号”船難之中，全船成員（乘客加船員）的總幸存率隻有百分之三十二。我們可以看看，究竟誰能活下來？

“卡帕斯亞号”接到其中一隻救生艇（來源：www.dailymail.co.uk）

當載着幸存者的“卡帕斯亞号”剛剛抵達紐約港時，久候的歐美媒體就立即報道了這樣一個“驚人事實”：女性乘客的幸存率遠遠超出了男性乘客，同樣也遠遠超出了船員幸存率。全船四百零二名女性乘客中，共有二百九十六人獲救，幸存率超過七成。相比之下，全船八百零五名男性乘客中，卻隻有一百四十六人獲救，幸存率甚至不足兩成。船上還有一百零九名兒童，其中的五十六人獲救，幸存率剛好超過一半。船員之中，幸存率的性别差異同樣巨大。男性船員八百八十五人，幸存一百九十二人，幸存率剛過兩成；女性乘務人員共二十三人，幸存二十人，幸存率将近九成。女性乘客的幸存率是男性乘客的四倍，女性乘務人員的幸存率也将近男性船員的四倍。

與男性相比，女性和兒童的幸存率為何如此之高？

紐約。迎接幸存者的隊伍（來源：www.dailymail.co.uk）

船難之後，美國參議院和英國貿易委員會分别組織了獨立的調查委員會，針對“泰坦尼克号”沉沒的原因和逃生的過程展開聽證調查。在英美雙方的船難調查聽證會上，多位幸存者都反複證實了在乘客登上救生艇時，負責指揮的大副默多克和二副萊托勒都一再強調“女士和兒童優先”原則。左舷的D号折疊救生艇是全船放下的最後一艘救生艇，隻有四十七個座位，而此刻船上大約還有一千五百人。據幸存者回憶，二副萊托勒和船員圍成一圈，确保隻有婦女和兒童可以登艇。

分别在右舷和左舷指揮登艇逃生的大副和二副都強調了“女士優先”，但他們對于“女士優先”的理解卻并不相同。指揮右舷的大副默多克，認為“女士優先”意味着“甲闆上的女士和兒童應當先于男性乘客登艇”。隻要甲闆上還有婦女兒童，男性乘客就不能登艇，哪怕救生艇中還有空位。而當甲闆上沒有了婦女兒童時，隻要救生艇還有位子，男性乘客也可以登艇。指揮左舷的二副萊托勒則把“女士優先”理解為“全船的女士和兒童都應當先于男性乘客登艇”。這就意味着，哪怕左舷的甲闆上已經沒有婦女兒童了，但等在那裡的男性乘客依然不能登艇，因為船上一定還有其他的婦女兒童。正是由于大副、二副理解的不同，造成了左舷和右舷男性乘客逃生機會的巨大差異。

無論如何，性别之間懸殊的幸存率，立即成為媒體報道和公衆關注的焦點。人們贊揚男性自我犧牲的高尚，歌頌維多利亞時代的偉大。甚至還有女權運動的反對者試圖借此規勸女性“放棄男女平等的要求”。

肯尼思·莫爾等主演的《冰海沉船》（ A Night to Remember，1958）

然而，在當時關于船難的報道熱潮當中，卻鮮有人注意到另外一個事實：不同等級的乘客，幸存率其實也存在巨大的差異。“泰坦尼克号”的乘客按船票一共分成三個等級。其中，參加首航的頭等艙乘客共有三百二十五人，二等艙乘客二百八十五人，三等艙乘客七百零六人。根據英國調查委員會的統計，頭等艙乘客幸存兩百零二人，幸存率為百分之六十二；二等艙乘客幸存一百一十八人，幸存率百分之四十一；三等艙乘客幸存一百七十八人，幸存率隻有百分之二十五。值得注意的是，三等艙乘客的幸存率不僅遠遠低于頭等艙和二等艙，甚至還低于百分之三十二的全船總幸存率。

區分不同等級乘客的關鍵因素，不是他們的國籍，也不是他們的信仰，而是他們的社會階層。階層決定了收入和财富，也就決定了可以買什麼艙位的船票。三等艙乘客和頭等艙乘客的購買力究竟相差多少？讓我們看看當時船票的價格。“泰坦尼克号”船票的價格系統很複雜，既分不同艙位，又分單程雙程，甚至還分單人票和集體票（比如，八位前往紐約工作的香港華人鍋爐工，就共同持有一張雇主為他們購買的集體船票）。根據後來的研究，三等艙的單程船票均價為三十二點二五美元；二等艙的單程船票，均價為六十六美元；頭等艙的單程船票又分成不同的等級，最低價格為一百二十五美元，而最貴的頭等艙船票價格則高達四千三百五十美元。也就是說，一張最貴的頭等艙船票，可以購買一百二十張三等艙船票。要知道，全球第一款大規模生産和銷售的福特T型車，一九一四年的基本型售價不過三百六十美元。而一九一二年美國東海岸的一棟前有草坪、後有樹木、上下三層的連體别墅，價格也隻是在一千美元左右。因此，不同等級的船票，意味着乘客之間巨大的購買力差距，并進一步凸顯了乘客之間的階層差異。

目前僅存的一張“泰坦尼克号”頭等艙船票（Merseyside Maritime Museum）

比較不同等級乘客之間的票價和幸存率，就會發現一個驚人的規律：二等艙票價是三等艙的一點八倍，幸存率是三等艙的一點六倍；頭等艙票價是三等艙的三點五倍，幸存率則是三等艙的二點五倍。換言之，在“泰坦尼克号”的船難中，一個乘客有着越強的購買力，買到了越貴的船票，那麼無論性别，不管宗教，這個乘客就會擁有越高的幸存率。購買力增加一倍，在船難當中的幸存率也就大緻增加一倍。

愛爾蘭科夫（Cobh）泰坦尼克體驗館中可見到的三等艙船票

簡單而又冰冷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在“泰坦尼克号”船難中，性别和階層這樣的結構性因素，對乘客的幸存率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女性乘客的幸存率是男性乘客的四倍，頭等艙乘客的幸存率是三等艙乘客的二點五倍。更進一步的分析會發現，頭等艙女性乘客的幸存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七，而三等艙男性乘客的幸存率則隻有百分之十六。這說明不同的結構力量共同發揮作用時，往往會形成一種疊加和放大的效果，更加凸顯不同位置的機會和資源分布的不平等。

這就是結構的力量。

乘客性别決定幸存率的高低，上文已述及。那麼，乘客等級又是如何決定幸存率高低的？

首先是船隻結構。“泰坦尼克号”甲闆衆多，而救生艇甲闆又在最高層。三等艙乘客的船艙和活動空間，卻集中在船隻的中下部。從三等艙到救生甲闆，中間要穿過多層甲闆。全船共有五個樓梯，頭等艙兩個，二等艙一個，前方的三等艙兩個，後方的三等艙一個。其中，隻有頭等艙和二等艙的三個樓梯可以直達救生甲闆。三等艙乘客必須進入二等艙或頭等艙，才可能登上救生甲闆。

其次是隔離制度。當時的美國移民法規定，為了防止偷渡和傳染病，三等艙乘客要全程與頭等艙和二等艙隔離。英國調查報告指出，逃生時，船員打開了三等艙通往二等艙的應急門，三等艙乘客都可以通過二等艙的樓梯登上救生甲闆。但美國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又發現，逃生時有些艙門并未及時打開，部分英國船員甚至阻礙三等艙乘客通過。這些都造成了部分三等艙乘客無法及時到達救生甲闆。

第三是逃生安排。“泰坦尼克号”缺乏足夠的救生艇，這是因為當時跨洋郵輪搭載救生艇的首要目的不是為了救生，而是作為渡船将船上的乘客更方便地轉移到其他船上。因此，郵輪并不需要準備同時坐下所有乘客的救生艇。“泰坦尼克号”的史密斯船長早在一九〇七年就說過，現代造船技術絕無沉船之虞。因此，“泰坦尼克号”啟航後，唯一的一次救生演習，也被史密斯船長認為沒有必要而取消了。

第四是文化差異。頭等艙和二等艙多為英美人士，而三等艙乘客中的許多人是希望到美國定居的歐洲移民。他們大多數不懂英語，既聽不懂船員的登艇命令，也不認識船上的路标指示，這給他們的逃生造成了巨大的困難。三等艙乘客中，講英語的愛爾蘭移民幸存率最高。這一現象絕非偶然。

“泰坦尼克号”結構圖（來源：http://www.ultimatetitanic.com）

與性别不同，階層（乘客等級）之所以能在乘客逃生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并非因為船員對不同級别乘客有着區别對待（至少英國船難調查委員會這樣宣稱，美國調查委員會對此持有異議，但兩個委員會的不同立場如何影響各自的調查結論，那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而是來自結構力量的“意外後果”。階層的結構力量，既體現在船艙分布和逃生安排，也體現在隔離制度和文化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頭等艙逃生距離最短的這種泾渭分明的艙位等級結構，首要目的并非為了便于頭等艙乘客逃生，而是因為上層甲闆更方便、更舒适，風景也更好。逃生機會隻是方便舒适的一個意外後果。隔離制度的目的，也不是為了确保頭等艙乘客更快逃生，而是為了提高政府管理移民的效率。這些看似無關的因素，彙集在一起卻導緻了可怕的“意外後果”，造成三等艙乘客極低的幸存率。與性别相比，階層的作用看起來更為意外和偶然，但正是這種表面上的意外和偶然，才更能說明社會結構所具有的“無形的力量”。

對于社會學家而言，任何一個現代社會，都在某種程度上與“泰坦尼克号”極為相似。我們甚至可以将“泰坦尼克号”當作現代社會的一個“隐喻”。現在我們知道，在“泰坦尼克号”海難中，最根本的分配機制就是性别和階層這兩個結構因素。處于特定社會位置的乘客，如頭等艙的女性乘客，就會獲得遠遠高于其他位置的幸存率。人類社會也是如此。處于不同階層的群體，就像“泰坦尼克号”上位于不同甲闆的乘客那樣，面臨着差别巨大的生存機會。有些不平等來自“有意的歧視”，但更多更大的不平等，卻是植根于制度安排和社會結構之中的“無形的力量”。哪怕大家都按章辦事、一視同仁，完全遵循程序正義，不同的群體依然會因為各自社會地位的不同而面臨着生存機會的巨大差異。隻不過，階層在“泰坦尼克号”船難中意味着生與死的不同，而在平淡無奇、年複一年的日常生活當中，階層則會帶來教育、就業、收入、健康、安全乃至婚姻等等的差異。這些差異，雖然不像你死我活那樣極端，卻同樣深遠地影響着社會成員的個人境遇和人生軌迹。結構的力量，在這一百年間從未消減。

“泰坦尼克号”沉沒一個世紀之後，大西洋的海面上，航行着一艘更加豪華的跨洋郵輪——“瑪麗女王二号”。這艘頂級郵輪自然吸取了“泰坦尼克号”的教訓，搭載着足夠乘坐所有乘客的救生艇。技術的進步，也讓逃生甲闆不再位于船隻的最上層。但是，隻要仔細觀察它的艙位分布圖，就會發現在這艘現代郵輪上，各級船艙與逃生甲闆的距離，大體上依舊與票價呈反比。票價越昂貴的船艙，逃生所需的距離也就越短。

結構的力量，依然無處不在。這也是社會學的想象力在今天依然重要的原因。

（《社會學的想象力》，C.賴特·米爾斯著，陳強、張永強譯，三聯書店二〇〇一年版）